作者：左丹（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副教授）；王伟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会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从云贵高原的苗绣工坊到青藏高原的织毯合作社，从壮族织锦的电商直播间到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时尚秀场，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幅深沉而绚丽的画卷。它是国家战略引领、地方行动衔接与个体参与实践协同塑造的有机过程。其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政策执行的内化、文化资源的转化以及社区网络的赋能，不仅推动妇女实现从受助者到行动者的身份跃迁，更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政策内化：

从文本执行到主体性参与

国家帮扶政策为民族地区妇女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政策能否真正见效不在于文件条文是否完备，而在于它是否进入具体生活，能否被理解、被使用，并转化为持续行动。在基层实践中，建档立卡、大数据动态监测等机制，使政策对象更加清晰，帮扶资源能够对准家庭结构、劳动力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与妇联组织协同推进，将政策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进行对接，依托合作社设立妇女创业服务站，集中提供信贷咨询、税费指导、销售对接等服务，把抽象条款拆解为可操作步骤。例如，贵州兴义市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同步安排家政技能培训和社区岗位对接，使搬迁妇女不仅“住得下”，也能“干得了”，从改善居住条件延伸到提升就业能力，政策由此落到生活层面。又如，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妇女潘大姐，申请到3万元无息贷款后，没有用于建房或储蓄，而是买牛、购草、备种子，并种植30多亩板蓝根。养牛、养蜂、种植相互支撑，形成稳定的家庭经营结构，四个孩子也陆续进入大学。“要脱贫就得做出样子来”，在她看来，政策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依赖的理由。

在这些过程中，妇女并非单向接受者，而是逐步成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国家帮扶政策的真正贯通不只是资源到位，也包括在执行中培育基层民众的能力与信心，使外部支持转化为内在动力。

文化赋能：

从技艺持有者跃升为产业共建者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不在于简单贴上“非遗”标签，而在于把技艺、组织和市场真正衔接起来，使掌握技艺的妇女能够参与经营、参与定价、参与品牌塑造，在产业链条中站稳位置。

实践中，探索“非遗工坊+居家就业”的模式并非出于概念创新，而是出于现实需要。民族地区许多妇女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长期外出务工。非遗工坊统一提供原材料、图样和质量标准，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销售。刺绣、蜡染不再只是逢年过节的手艺，而是成为可计算收入的劳动。例如，贵州台江县的李大姐原本只在家中接零散绣活，收入不稳。加入“锦绣计划”后，她需要按统一规格完成图样，每周由工坊负责人上门验收。起初她不习惯标准化尺寸，常常返工，但几个月后她就熟练掌握了针法和配色节奏，月收入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主动和设计人员讨论图案改良，而不再只是“照样绣”。

在价值实现环节，“电商直播+品牌叙事”构成了关键突破。妇女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展示技艺并讲述背后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活。一些妇女开始尝试常态化直播，在直播中与全国观众连线、介绍苗族蜡染技艺。起初面对镜头时，她们不善表达，只是低头操作。后来在电商平台培训中学会介绍纹样来历，讲述图案与节庆、婚俗的关系。直播间里不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讲解一针一线背后的生活经验。

在更长远层面，技能认定机制正在改变妇女对自身技艺的理解。贵州台江县的刘姐拿到“非遗传承人”证书后，特意拍照发给在外务工的女儿。她说，以前只是“会做点手工”，现在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被认可的职业，陆续有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始邀请刘姐前去授课。技能身份的确认，提升了她们参与市场谈判和合作的底气，也为她们的产品进入文创和收藏领域创造了条件。

社区扎根：

妇女发展的持续性，离不开社区这一现实土壤。对许多民族地区妇女而言，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一次培训或一笔贷款，而是一个可以反复进入、反复支持的组织网络。妇女合作社、互助小组、社区平台，正是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促进了个体发展。贵州兴义市的布依族妇女赵大姐，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随家人搬迁至兴义市安置点。房子分到了，但新的生活如何开始，她心里没有底。于是，她报名参加社区和家政公司联合举办的月嫂培训。她在访谈中回忆：“那天是我自己来的，可心里发虚，怕人笑我这个年纪还来学，怕学不会，更怕白忙一场。”培训负责人走进教室，逐个询问大家的情况，讲起自己创业初期的经历并鼓励她，“慢慢来，没啥大不了的”。那一刻，她感到“不是一个人在硬撑”。培训并不轻松，她回家反复练习包尿布、冲奶粉，拿家里的盆模拟给婴儿洗澡，在厨房里练习端水、换水的动作。最初她只想“考个证”，后来才明白，培训真正改变的是她对自己的看法。易地搬迁提供了新的生活场景，而社区平台把培训、岗位对接和后续跟踪连在一起，让她从家庭主妇转变为家政员。她不是突然“变强”的，而是在社区组织的托举下，原有的勤快和细致被接住、被放大了。

此外，小组合作生产带来技术交流，也形成情感支持。订单多时相互帮工，遇到困难一起商量。贵州龙里县的合作社中妇女在集体议事中发言的频率增加，角色从家庭收入补充者转向社区事务参与者。孙大姐主动放弃低保，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出“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方式。她挨家挨户动员，带人到地里看效果，讲清播种时节和管理要点。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姐的话语权在供货协调与价格谈判两个环节逐渐形成。辣椒销售季，她统筹全村种植户的供货规模，合理分配供货量，避免集中上市压低行情；在与收购商对接时，由她统一议价，防止个别农户因议价能力不足而被压价，从而影响整体收益。通过对“数量”与“价格”的协调，她掌握了影响村庄收益分配的重要节点。在持续的生产组织与市场博弈中，她的协调能力与风险判断能力逐渐获得乡人认可。村民评价她不是“喊口号”的人，而是能够“一起下地、一起算账”的人。

故事仍在继续，但路径已经清晰。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既依靠政策支持，也依托文化资源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吸纳妇女的实践经验，将外部扶持转化为持续能力。文化资源开发坚持妇女主体参与，保障她们在设计、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核心地位，实现技艺传承与经济增收的有机结合。合作社和互助组等社区组织为妇女提供经验交流、互助支持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使个体成长与社区治理紧密联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这一模式彰显了妇女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作者：左丹（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副教授）；王伟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会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从云贵高原的苗绣工坊到青藏高原的织毯合作社，从壮族织锦的电商直播间到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时尚秀场，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幅深沉而绚丽的画卷。它是国家战略引领、地方行动衔接与个体参与实践协同塑造的有机过程。其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政策执行的内化、文化资源的转化以及社区网络的赋能，不仅推动妇女实现从受助者到行动者的身份跃迁，更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政策内化：

从文本执行到主体性参与

国家帮扶政策为民族地区妇女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政策能否真正见效不在于文件条文是否完备，而在于它是否进入具体生活，能否被理解、被使用，并转化为持续行动。在基层实践中，建档立卡、大数据动态监测等机制，使政策对象更加清晰，帮扶资源能够对准家庭结构、劳动力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与妇联组织协同推进，将政策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进行对接，依托合作社设立妇女创业服务站，集中提供信贷咨询、税费指导、销售对接等服务，把抽象条款拆解为可操作步骤。例如，贵州兴义市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同步安排家政技能培训和社区岗位对接，使搬迁妇女不仅“住得下”，也能“干得了”，从改善居住条件延伸到提升就业能力，政策由此落到生活层面。又如，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妇女潘大姐，申请到3万元无息贷款后，没有用于建房或储蓄，而是买牛、购草、备种子，并种植30多亩板蓝根。养牛、养蜂、种植相互支撑，形成稳定的家庭经营结构，四个孩子也陆续进入大学。“要脱贫就得做出样子来”，在她看来，政策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依赖的理由。

在这些过程中，妇女并非单向接受者，而是逐步成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国家帮扶政策的真正贯通不只是资源到位，也包括在执行中培育基层民众的能力与信心，使外部支持转化为内在动力。

文化赋能：

从技艺持有者跃升为产业共建者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不在于简单贴上“非遗”标签，而在于把技艺、组织和市场真正衔接起来，使掌握技艺的妇女能够参与经营、参与定价、参与品牌塑造，在产业链条中站稳位置。

实践中，探索“非遗工坊+居家就业”的模式并非出于概念创新，而是出于现实需要。民族地区许多妇女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长期外出务工。非遗工坊统一提供原材料、图样和质量标准，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销售。刺绣、蜡染不再只是逢年过节的手艺，而是成为可计算收入的劳动。例如，贵州台江县的李大姐原本只在家中接零散绣活，收入不稳。加入“锦绣计划”后，她需要按统一规格完成图样，每周由工坊负责人上门验收。起初她不习惯标准化尺寸，常常返工，但几个月后她就熟练掌握了针法和配色节奏，月收入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主动和设计人员讨论图案改良，而不再只是“照样绣”。

在价值实现环节，“电商直播+品牌叙事”构成了关键突破。妇女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展示技艺并讲述背后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活。一些妇女开始尝试常态化直播，在直播中与全国观众连线、介绍苗族蜡染技艺。起初面对镜头时，她们不善表达，只是低头操作。后来在电商平台培训中学会介绍纹样来历，讲述图案与节庆、婚俗的关系。直播间里不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讲解一针一线背后的生活经验。

在更长远层面，技能认定机制正在改变妇女对自身技艺的理解。贵州台江县的刘姐拿到“非遗传承人”证书后，特意拍照发给在外务工的女儿。她说，以前只是“会做点手工”，现在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被认可的职业，陆续有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始邀请刘姐前去授课。技能身份的确认，提升了她们参与市场谈判和合作的底气，也为她们的产品进入文创和收藏领域创造了条件。

社区扎根：

妇女发展的持续性，离不开社区这一现实土壤。对许多民族地区妇女而言，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一次培训或一笔贷款，而是一个可以反复进入、反复支持的组织网络。妇女合作社、互助小组、社区平台，正是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促进了个体发展。贵州兴义市的布依族妇女赵大姐，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随家人搬迁至兴义市安置点。房子分到了，但新的生活如何开始，她心里没有底。于是，她报名参加社区和家政公司联合举办的月嫂培训。她在访谈中回忆：“那天是我自己来的，可心里发虚，怕人笑我这个年纪还来学，怕学不会，更怕白忙一场。”培训负责人走进教室，逐个询问大家的情况，讲起自己创业初期的经历并鼓励她，“慢慢来，没啥大不了的”。那一刻，她感到“不是一个人在硬撑”。培训并不轻松，她回家反复练习包尿布、冲奶粉，拿家里的盆模拟给婴儿洗澡，在厨房里练习端水、换水的动作。最初她只想“考个证”，后来才明白，培训真正改变的是她对自己的看法。易地搬迁提供了新的生活场景，而社区平台把培训、岗位对接和后续跟踪连在一起，让她从家庭主妇转变为家政员。她不是突然“变强”的，而是在社区组织的托举下，原有的勤快和细致被接住、被放大了。

此外，小组合作生产带来技术交流，也形成情感支持。订单多时相互帮工，遇到困难一起商量。贵州龙里县的合作社中妇女在集体议事中发言的频率增加，角色从家庭收入补充者转向社区事务参与者。孙大姐主动放弃低保，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出“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方式。她挨家挨户动员，带人到地里看效果，讲清播种时节和管理要点。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姐的话语权在供货协调与价格谈判两个环节逐渐形成。辣椒销售季，她统筹全村种植户的供货规模，合理分配供货量，避免集中上市压低行情；在与收购商对接时，由她统一议价，防止个别农户因议价能力不足而被压价，从而影响整体收益。通过对“数量”与“价格”的协调，她掌握了影响村庄收益分配的重要节点。在持续的生产组织与市场博弈中，她的协调能力与风险判断能力逐渐获得乡人认可。村民评价她不是“喊口号”的人，而是能够“一起下地、一起算账”的人。

故事仍在继续，但路径已经清晰。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既依靠政策支持，也依托文化资源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吸纳妇女的实践经验，将外部扶持转化为持续能力。文化资源开发坚持妇女主体参与，保障她们在设计、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核心地位，实现技艺传承与经济增收的有机结合。合作社和互助组等社区组织为妇女提供经验交流、互助支持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使个体成长与社区治理紧密联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这一模式彰显了妇女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作者：左丹（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副教授）；王伟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会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从云贵高原的苗绣工坊到青藏高原的织毯合作社，从壮族织锦的电商直播间到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时尚秀场，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幅深沉而绚丽的画卷。它是国家战略引领、地方行动衔接与个体参与实践协同塑造的有机过程。其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政策执行的内化、文化资源的转化以及社区网络的赋能，不仅推动妇女实现从受助者到行动者的身份跃迁，更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政策内化：

从文本执行到主体性参与

国家帮扶政策为民族地区妇女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政策能否真正见效不在于文件条文是否完备，而在于它是否进入具体生活，能否被理解、被使用，并转化为持续行动。在基层实践中，建档立卡、大数据动态监测等机制，使政策对象更加清晰，帮扶资源能够对准家庭结构、劳动力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与妇联组织协同推进，将政策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进行对接，依托合作社设立妇女创业服务站，集中提供信贷咨询、税费指导、销售对接等服务，把抽象条款拆解为可操作步骤。例如，贵州兴义市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同步安排家政技能培训和社区岗位对接，使搬迁妇女不仅“住得下”，也能“干得了”，从改善居住条件延伸到提升就业能力，政策由此落到生活层面。又如，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妇女潘大姐，申请到3万元无息贷款后，没有用于建房或储蓄，而是买牛、购草、备种子，并种植30多亩板蓝根。养牛、养蜂、种植相互支撑，形成稳定的家庭经营结构，四个孩子也陆续进入大学。“要脱贫就得做出样子来”，在她看来，政策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依赖的理由。

在这些过程中，妇女并非单向接受者，而是逐步成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国家帮扶政策的真正贯通不只是资源到位，也包括在执行中培育基层民众的能力与信心，使外部支持转化为内在动力。

文化赋能：

从技艺持有者跃升为产业共建者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不在于简单贴上“非遗”标签，而在于把技艺、组织和市场真正衔接起来，使掌握技艺的妇女能够参与经营、参与定价、参与品牌塑造，在产业链条中站稳位置。

实践中，探索“非遗工坊+居家就业”的模式并非出于概念创新，而是出于现实需要。民族地区许多妇女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长期外出务工。非遗工坊统一提供原材料、图样和质量标准，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销售。刺绣、蜡染不再只是逢年过节的手艺，而是成为可计算收入的劳动。例如，贵州台江县的李大姐原本只在家中接零散绣活，收入不稳。加入“锦绣计划”后，她需要按统一规格完成图样，每周由工坊负责人上门验收。起初她不习惯标准化尺寸，常常返工，但几个月后她就熟练掌握了针法和配色节奏，月收入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主动和设计人员讨论图案改良，而不再只是“照样绣”。

在价值实现环节，“电商直播+品牌叙事”构成了关键突破。妇女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展示技艺并讲述背后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活。一些妇女开始尝试常态化直播，在直播中与全国观众连线、介绍苗族蜡染技艺。起初面对镜头时，她们不善表达，只是低头操作。后来在电商平台培训中学会介绍纹样来历，讲述图案与节庆、婚俗的关系。直播间里不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讲解一针一线背后的生活经验。

在更长远层面，技能认定机制正在改变妇女对自身技艺的理解。贵州台江县的刘姐拿到“非遗传承人”证书后，特意拍照发给在外务工的女儿。她说，以前只是“会做点手工”，现在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被认可的职业，陆续有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始邀请刘姐前去授课。技能身份的确认，提升了她们参与市场谈判和合作的底气，也为她们的产品进入文创和收藏领域创造了条件。

社区扎根：

妇女发展的持续性，离不开社区这一现实土壤。对许多民族地区妇女而言，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一次培训或一笔贷款，而是一个可以反复进入、反复支持的组织网络。妇女合作社、互助小组、社区平台，正是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促进了个体发展。贵州兴义市的布依族妇女赵大姐，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随家人搬迁至兴义市安置点。房子分到了，但新的生活如何开始，她心里没有底。于是，她报名参加社区和家政公司联合举办的月嫂培训。她在访谈中回忆：“那天是我自己来的，可心里发虚，怕人笑我这个年纪还来学，怕学不会，更怕白忙一场。”培训负责人走进教室，逐个询问大家的情况，讲起自己创业初期的经历并鼓励她，“慢慢来，没啥大不了的”。那一刻，她感到“不是一个人在硬撑”。培训并不轻松，她回家反复练习包尿布、冲奶粉，拿家里的盆模拟给婴儿洗澡，在厨房里练习端水、换水的动作。最初她只想“考个证”，后来才明白，培训真正改变的是她对自己的看法。易地搬迁提供了新的生活场景，而社区平台把培训、岗位对接和后续跟踪连在一起，让她从家庭主妇转变为家政员。她不是突然“变强”的，而是在社区组织的托举下，原有的勤快和细致被接住、被放大了。

此外，小组合作生产带来技术交流，也形成情感支持。订单多时相互帮工，遇到困难一起商量。贵州龙里县的合作社中妇女在集体议事中发言的频率增加，角色从家庭收入补充者转向社区事务参与者。孙大姐主动放弃低保，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出“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方式。她挨家挨户动员，带人到地里看效果，讲清播种时节和管理要点。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姐的话语权在供货协调与价格谈判两个环节逐渐形成。辣椒销售季，她统筹全村种植户的供货规模，合理分配供货量，避免集中上市压低行情；在与收购商对接时，由她统一议价，防止个别农户因议价能力不足而被压价，从而影响整体收益。通过对“数量”与“价格”的协调，她掌握了影响村庄收益分配的重要节点。在持续的生产组织与市场博弈中，她的协调能力与风险判断能力逐渐获得乡人认可。村民评价她不是“喊口号”的人，而是能够“一起下地、一起算账”的人。

故事仍在继续，但路径已经清晰。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既依靠政策支持，也依托文化资源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吸纳妇女的实践经验，将外部扶持转化为持续能力。文化资源开发坚持妇女主体参与，保障她们在设计、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核心地位，实现技艺传承与经济增收的有机结合。合作社和互助组等社区组织为妇女提供经验交流、互助支持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使个体成长与社区治理紧密联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这一模式彰显了妇女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作者：左丹（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副教授）；王伟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会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从云贵高原的苗绣工坊到青藏高原的织毯合作社，从壮族织锦的电商直播间到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时尚秀场，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幅深沉而绚丽的画卷。它是国家战略引领、地方行动衔接与个体参与实践协同塑造的有机过程。其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政策执行的内化、文化资源的转化以及社区网络的赋能，不仅推动妇女实现从受助者到行动者的身份跃迁，更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政策内化：

从文本执行到主体性参与

国家帮扶政策为民族地区妇女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政策能否真正见效不在于文件条文是否完备，而在于它是否进入具体生活，能否被理解、被使用，并转化为持续行动。在基层实践中，建档立卡、大数据动态监测等机制，使政策对象更加清晰，帮扶资源能够对准家庭结构、劳动力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与妇联组织协同推进，将政策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进行对接，依托合作社设立妇女创业服务站，集中提供信贷咨询、税费指导、销售对接等服务，把抽象条款拆解为可操作步骤。例如，贵州兴义市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同步安排家政技能培训和社区岗位对接，使搬迁妇女不仅“住得下”，也能“干得了”，从改善居住条件延伸到提升就业能力，政策由此落到生活层面。又如，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妇女潘大姐，申请到3万元无息贷款后，没有用于建房或储蓄，而是买牛、购草、备种子，并种植30多亩板蓝根。养牛、养蜂、种植相互支撑，形成稳定的家庭经营结构，四个孩子也陆续进入大学。“要脱贫就得做出样子来”，在她看来，政策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依赖的理由。

在这些过程中，妇女并非单向接受者，而是逐步成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国家帮扶政策的真正贯通不只是资源到位，也包括在执行中培育基层民众的能力与信心，使外部支持转化为内在动力。

文化赋能：

从技艺持有者跃升为产业共建者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不在于简单贴上“非遗”标签，而在于把技艺、组织和市场真正衔接起来，使掌握技艺的妇女能够参与经营、参与定价、参与品牌塑造，在产业链条中站稳位置。

实践中，探索“非遗工坊+居家就业”的模式并非出于概念创新，而是出于现实需要。民族地区许多妇女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长期外出务工。非遗工坊统一提供原材料、图样和质量标准，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销售。刺绣、蜡染不再只是逢年过节的手艺，而是成为可计算收入的劳动。例如，贵州台江县的李大姐原本只在家中接零散绣活，收入不稳。加入“锦绣计划”后，她需要按统一规格完成图样，每周由工坊负责人上门验收。起初她不习惯标准化尺寸，常常返工，但几个月后她就熟练掌握了针法和配色节奏，月收入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主动和设计人员讨论图案改良，而不再只是“照样绣”。

在价值实现环节，“电商直播+品牌叙事”构成了关键突破。妇女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展示技艺并讲述背后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活。一些妇女开始尝试常态化直播，在直播中与全国观众连线、介绍苗族蜡染技艺。起初面对镜头时，她们不善表达，只是低头操作。后来在电商平台培训中学会介绍纹样来历，讲述图案与节庆、婚俗的关系。直播间里不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讲解一针一线背后的生活经验。

在更长远层面，技能认定机制正在改变妇女对自身技艺的理解。贵州台江县的刘姐拿到“非遗传承人”证书后，特意拍照发给在外务工的女儿。她说，以前只是“会做点手工”，现在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被认可的职业，陆续有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始邀请刘姐前去授课。技能身份的确认，提升了她们参与市场谈判和合作的底气，也为她们的产品进入文创和收藏领域创造了条件。

社区扎根：

妇女发展的持续性，离不开社区这一现实土壤。对许多民族地区妇女而言，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一次培训或一笔贷款，而是一个可以反复进入、反复支持的组织网络。妇女合作社、互助小组、社区平台，正是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促进了个体发展。贵州兴义市的布依族妇女赵大姐，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随家人搬迁至兴义市安置点。房子分到了，但新的生活如何开始，她心里没有底。于是，她报名参加社区和家政公司联合举办的月嫂培训。她在访谈中回忆：“那天是我自己来的，可心里发虚，怕人笑我这个年纪还来学，怕学不会，更怕白忙一场。”培训负责人走进教室，逐个询问大家的情况，讲起自己创业初期的经历并鼓励她，“慢慢来，没啥大不了的”。那一刻，她感到“不是一个人在硬撑”。培训并不轻松，她回家反复练习包尿布、冲奶粉，拿家里的盆模拟给婴儿洗澡，在厨房里练习端水、换水的动作。最初她只想“考个证”，后来才明白，培训真正改变的是她对自己的看法。易地搬迁提供了新的生活场景，而社区平台把培训、岗位对接和后续跟踪连在一起，让她从家庭主妇转变为家政员。她不是突然“变强”的，而是在社区组织的托举下，原有的勤快和细致被接住、被放大了。

此外，小组合作生产带来技术交流，也形成情感支持。订单多时相互帮工，遇到困难一起商量。贵州龙里县的合作社中妇女在集体议事中发言的频率增加，角色从家庭收入补充者转向社区事务参与者。孙大姐主动放弃低保，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出“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方式。她挨家挨户动员，带人到地里看效果，讲清播种时节和管理要点。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姐的话语权在供货协调与价格谈判两个环节逐渐形成。辣椒销售季，她统筹全村种植户的供货规模，合理分配供货量，避免集中上市压低行情；在与收购商对接时，由她统一议价，防止个别农户因议价能力不足而被压价，从而影响整体收益。通过对“数量”与“价格”的协调，她掌握了影响村庄收益分配的重要节点。在持续的生产组织与市场博弈中，她的协调能力与风险判断能力逐渐获得乡人认可。村民评价她不是“喊口号”的人，而是能够“一起下地、一起算账”的人。

故事仍在继续，但路径已经清晰。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既依靠政策支持，也依托文化资源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吸纳妇女的实践经验，将外部扶持转化为持续能力。文化资源开发坚持妇女主体参与，保障她们在设计、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核心地位，实现技艺传承与经济增收的有机结合。合作社和互助组等社区组织为妇女提供经验交流、互助支持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使个体成长与社区治理紧密联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这一模式彰显了妇女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作者：左丹（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副教授）；王伟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会会（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从云贵高原的苗绣工坊到青藏高原的织毯合作社，从壮族织锦的电商直播间到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时尚秀场，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幅深沉而绚丽的画卷。它是国家战略引领、地方行动衔接与个体参与实践协同塑造的有机过程。其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政策执行的内化、文化资源的转化以及社区网络的赋能，不仅推动妇女实现从受助者到行动者的身份跃迁，更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政策内化：

从文本执行到主体性参与

国家帮扶政策为民族地区妇女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政策能否真正见效不在于文件条文是否完备，而在于它是否进入具体生活，能否被理解、被使用，并转化为持续行动。在基层实践中，建档立卡、大数据动态监测等机制，使政策对象更加清晰，帮扶资源能够对准家庭结构、劳动力状况和子女教育需求。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与妇联组织协同推进，将政策清单、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进行对接，依托合作社设立妇女创业服务站，集中提供信贷咨询、税费指导、销售对接等服务，把抽象条款拆解为可操作步骤。例如，贵州兴义市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同步安排家政技能培训和社区岗位对接，使搬迁妇女不仅“住得下”，也能“干得了”，从改善居住条件延伸到提升就业能力，政策由此落到生活层面。又如，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妇女潘大姐，申请到3万元无息贷款后，没有用于建房或储蓄，而是买牛、购草、备种子，并种植30多亩板蓝根。养牛、养蜂、种植相互支撑，形成稳定的家庭经营结构，四个孩子也陆续进入大学。“要脱贫就得做出样子来”，在她看来，政策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依赖的理由。

在这些过程中，妇女并非单向接受者，而是逐步成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国家帮扶政策的真正贯通不只是资源到位，也包括在执行中培育基层民众的能力与信心，使外部支持转化为内在动力。

文化赋能：

从技艺持有者跃升为产业共建者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不在于简单贴上“非遗”标签，而在于把技艺、组织和市场真正衔接起来，使掌握技艺的妇女能够参与经营、参与定价、参与品牌塑造，在产业链条中站稳位置。

实践中，探索“非遗工坊+居家就业”的模式并非出于概念创新，而是出于现实需要。民族地区许多妇女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长期外出务工。非遗工坊统一提供原材料、图样和质量标准，成品再集中回收、统一销售。刺绣、蜡染不再只是逢年过节的手艺，而是成为可计算收入的劳动。例如，贵州台江县的李大姐原本只在家中接零散绣活，收入不稳。加入“锦绣计划”后，她需要按统一规格完成图样，每周由工坊负责人上门验收。起初她不习惯标准化尺寸，常常返工，但几个月后她就熟练掌握了针法和配色节奏，月收入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主动和设计人员讨论图案改良，而不再只是“照样绣”。

在价值实现环节，“电商直播+品牌叙事”构成了关键突破。妇女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展示技艺并讲述背后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活。一些妇女开始尝试常态化直播，在直播中与全国观众连线、介绍苗族蜡染技艺。起初面对镜头时，她们不善表达，只是低头操作。后来在电商平台培训中学会介绍纹样来历，讲述图案与节庆、婚俗的关系。直播间里不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讲解一针一线背后的生活经验。

在更长远层面，技能认定机制正在改变妇女对自身技艺的理解。贵州台江县的刘姐拿到“非遗传承人”证书后，特意拍照发给在外务工的女儿。她说，以前只是“会做点手工”，现在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被认可的职业，陆续有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始邀请刘姐前去授课。技能身份的确认，提升了她们参与市场谈判和合作的底气，也为她们的产品进入文创和收藏领域创造了条件。

社区扎根：

妇女发展的持续性，离不开社区这一现实土壤。对许多民族地区妇女而言，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只是一次培训或一笔贷款，而是一个可以反复进入、反复支持的组织网络。妇女合作社、互助小组、社区平台，正是在这些日常互动中，促进了个体发展。贵州兴义市的布依族妇女赵大姐，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7年随家人搬迁至兴义市安置点。房子分到了，但新的生活如何开始，她心里没有底。于是，她报名参加社区和家政公司联合举办的月嫂培训。她在访谈中回忆：“那天是我自己来的，可心里发虚，怕人笑我这个年纪还来学，怕学不会，更怕白忙一场。”培训负责人走进教室，逐个询问大家的情况，讲起自己创业初期的经历并鼓励她，“慢慢来，没啥大不了的”。那一刻，她感到“不是一个人在硬撑”。培训并不轻松，她回家反复练习包尿布、冲奶粉，拿家里的盆模拟给婴儿洗澡，在厨房里练习端水、换水的动作。最初她只想“考个证”，后来才明白，培训真正改变的是她对自己的看法。易地搬迁提供了新的生活场景，而社区平台把培训、岗位对接和后续跟踪连在一起，让她从家庭主妇转变为家政员。她不是突然“变强”的，而是在社区组织的托举下，原有的勤快和细致被接住、被放大了。

此外，小组合作生产带来技术交流，也形成情感支持。订单多时相互帮工，遇到困难一起商量。贵州龙里县的合作社中妇女在集体议事中发言的频率增加，角色从家庭收入补充者转向社区事务参与者。孙大姐主动放弃低保，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出“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方式。她挨家挨户动员，带人到地里看效果，讲清播种时节和管理要点。更为关键的是，孙大姐的话语权在供货协调与价格谈判两个环节逐渐形成。辣椒销售季，她统筹全村种植户的供货规模，合理分配供货量，避免集中上市压低行情；在与收购商对接时，由她统一议价，防止个别农户因议价能力不足而被压价，从而影响整体收益。通过对“数量”与“价格”的协调，她掌握了影响村庄收益分配的重要节点。在持续的生产组织与市场博弈中，她的协调能力与风险判断能力逐渐获得乡人认可。村民评价她不是“喊口号”的人，而是能够“一起下地、一起算账”的人。

故事仍在继续，但路径已经清晰。民族地区妇女的发展，既依靠政策支持，也依托文化资源和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吸纳妇女的实践经验，将外部扶持转化为持续能力。文化资源开发坚持妇女主体参与，保障她们在设计、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核心地位，实现技艺传承与经济增收的有机结合。合作社和互助组等社区组织为妇女提供经验交流、互助支持和公共参与的平台，使个体成长与社区治理紧密联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这一模式彰显了妇女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