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弹是真名，读音就是‘原子弹’。我妈妈起的名字，她希望不会重名、一鸣惊人。”袁子弹笑着说，“后来做了编剧，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为都以为是笔名。”

电话那头，袁子弹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在事业上，她是编剧、作家，有着《欢乐颂》《山花烂漫时》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长在非常幸福的家庭，也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多年创作，袁子弹以亲身经历见证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松绑”，也始终以笔为刃，描摹着真实、立体、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袁子弹，听她聊“大女主”的内核，聊女性创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与成长，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笃定与坚守。

袁子弹

“大女主”没有模版 张桂梅当之无愧

近年来，“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的高频词。提起这个词，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优渥的条件或强大的气场，仿佛堆砌起这些符号，就足以定义一个独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弹看来，这些元素更多只能称为外在的“姿态”，而非一种“态度”。她认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对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许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鲜，是否传递给人一种高知的、时髦的感觉。但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个很普通的妈妈，也可能是个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强势，也可以温柔但坚定。”

在袁子弹眼中，大女主从没有标准模板，决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动力，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个辅助岗。有很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她作为故事的中心，却不是事情的主要解决者，所以才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弹直言，塑造大女主，重点是要展现她的能力，而非单纯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这对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个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别人来解决问题，那她的‘大女主’是有侥幸性、随机性的，她最强的能力，一定得是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事实上，‘大女主’这个词的泛滥，现在也常常引起部分人的反感。袁子弹笑着说：“我也担心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刻板的词，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创作还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为本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视角，我挺喜欢。”

袁子弹与张桂梅

《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是袁子弹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无数山区女孩的人生。创作这个角色时，袁子弹做了大量的功课，将笔墨聚焦于她如何“让山区女孩上学”这件事。“我们不是写张老师的全传，而是集中描写她做这件事的过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终怎么做成。但我们也没有回避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感对她的影响，她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张老师。”

在创作过程中，袁子弹不仅被张桂梅的坚韧与执着打动，更被她的“平凡”与“伟大”所打动。“张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做着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跟闺蜜相处很可爱、随口聊起老公时也非常可爱。心里盛放着珍贵的情感，却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业，有情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平凡的温暖。”

袁子弹与宋佳

社会越来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绑”

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2024年的《山花烂漫时》，袁子弹亲身经历了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不断突破、不断被“松绑”的八年。回忆起《欢乐颂》的创作，袁子弹坦言，彼时的创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观念、婚恋价值和社会舆论。“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社会给到女性的机会、个性的范围，都比现在窄得多。好像不得已要给女性角色加一些恋爱上的讨论，市场和舆论都有这样的期待。”

《欢乐颂》中的安迪，曾因理性处理弟弟的问题被质疑“人设崩塌”，大家觉得安迪不够仁慈、不够善良，没有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弹看来，一个女性能够不那么情绪用事，用理智选择问题的“最优解”，本就是一种强大。

袁子弹切身体会到，如今社会在不断给女性松绑，大家对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个女生的故事里没有男生的参与，不以婚恋为主体，甚至不以婚恋为结果。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能共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袁子弹说，这种松绑，让女性角色终于回归了“人”的本质，“现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可以不遵循主流道德，因为主流道德的范围本身也在变大。我们允许女性角色有弱点，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袁子弹认为，国产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国人的生活走在影视剧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松弛得多了，影视剧里却还有很多美化和掩饰。好在我们现在慢慢跟上了，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女性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袁子弹

真正的女性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及当下被频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强调“女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拥有力量的话，女性最好能尽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这个点。”

袁子弹认为，女性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是独有的优势，却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张桂梅老师，她搞教育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领导、学生、家长、小商业主，不分男女，这就是她的力量。但说到底，这还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女性力量单拎出来讨论，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她说。

对于当下热议的“服美役”“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话题，袁子弹的态度格外松弛：追求美，从来都不是错。“追求谈恋爱、追求美都没问题，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人爱工作，有人爱美，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问题？”袁子弹觉得，“服美役”这个词本身就很过分。“如果单纯变美就很高兴，那‘服美役’又怎样？维持长期的美丽需要意志力，需要锻炼、节食、忌口，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没问题，只要想清楚代价，愿意付出，又不影响别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弹看来，女性的自在，莫过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绝不责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觉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捍卫别人打扮的权利，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让每个女性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就够了。

对于外界总向女性抛出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袁子弹直言，“哪有什么平衡，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无非就是牺牲什么，把哪个事情排在前面。这个世界上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于袁子弹而言，人生的排序始终清晰：先做自己，再谈其他。“我的排序里，工作永远在前，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和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的人生和家人至少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也只有一辈子。我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如果我的戏演不好，整个戏都会一塌糊涂。”

通常来讲，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弹选择牺牲的是娱乐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体的舒适，精神的亢奋对她而言更重要。同时，她也强调，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为一个从容的母亲，一个能在家人需要时冷静处理问题的人。工作中获取的能力、毅力和社会关系，都在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

袁子弹

从小被爱滋养 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袁子弹的性格里，有着一股不受束缚的劲儿和笃定的自信，而这份特质，源于父母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包容。她坦言，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觉”：“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值得被爱，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设定特殊的要求，“身边很多女孩会被要求听话、做家务，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让我自由竞争、自由发挥。我从小话多、爱讲道理、爱顶撞，他们也没有指责，反而纵容了我的天性。”

袁子弹分享了父亲的一句话，让她非常感动：“我父亲说，从你长大成人开始，我就尽量在每一次争吵中让着你，因为我必须要培养你的气焰，让你能以能量饱满、斗志昂扬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每次都输，不然你去到这个世界上还怎么赢。”

这份“甘愿培养气焰”的爱，让袁子弹在成长中始终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也让她坚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爱，让我一方面没有约束，一方面充满自信，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爱我，这种底气，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袁子弹也成为了母亲，被爱滋养的成长经历，让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儿观。她坦言，成为母亲后，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我极力告诉自己，他们不是100分的孩子，我也不必做100分的妈妈。我希望我能理解他们，不因为自己长成了大人，就忘记小孩的痛苦，能和他们感同身受。”

在她的理念里，“快乐”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生就几十年，我和孩子相处的一切，都是奔着快乐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要求，但那是为了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而且没有一个要求是强制的，做不到也没关系。”她不焦虑孩子的“起跑线”，也不要求孩子竭尽全力地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更健康、更快乐地生活，如果现在就能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我希望他们有什么问题会第一时间找我，在我面前永远不觉得羞愧，就像我当年在父母面前一样，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

想写尽女性百态 愿她们都是人生主角

从《欢乐颂》到《山花烂漫时》，再到以杨妞花为原型的“选择不原谅的普通女性”，袁子弹的笔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她说，自己并非刻意选择女性题材，而是作为女性，更容易对女性的故事产生共鸣，“身边接触到的女性最多，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困境、她们的成长，总能让我有创作的欲望。”

袁子弹与杨妞花

未来，袁子弹仍想写尽女性百态，因为在她看来，女性的形象本就该是多元的——先进的，老派的，强大的，平凡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的人生都自有其理由。只要挖掘到她们真正的情感动机和生存的理由，她们就都值得被观众看见和理解。而创作的关键，在于“理解”：“不管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都要先发掘Ta作为人的逻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尽全力去理解Ta的人生，才能写好Ta。”

袁子弹说：“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欣赏自己，因为美是多元化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你一定拥有某种力量，只是你有没有充分的使用和开发它。”

“袁子弹是真名，读音就是‘原子弹’。我妈妈起的名字，她希望不会重名、一鸣惊人。”袁子弹笑着说，“后来做了编剧，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为都以为是笔名。”

电话那头，袁子弹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在事业上，她是编剧、作家，有着《欢乐颂》《山花烂漫时》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长在非常幸福的家庭，也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多年创作，袁子弹以亲身经历见证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松绑”，也始终以笔为刃，描摹着真实、立体、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袁子弹，听她聊“大女主”的内核，聊女性创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与成长，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笃定与坚守。

袁子弹

“大女主”没有模版 张桂梅当之无愧

近年来，“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的高频词。提起这个词，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优渥的条件或强大的气场，仿佛堆砌起这些符号，就足以定义一个独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弹看来，这些元素更多只能称为外在的“姿态”，而非一种“态度”。她认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对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许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鲜，是否传递给人一种高知的、时髦的感觉。但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个很普通的妈妈，也可能是个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强势，也可以温柔但坚定。”

在袁子弹眼中，大女主从没有标准模板，决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动力，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个辅助岗。有很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她作为故事的中心，却不是事情的主要解决者，所以才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弹直言，塑造大女主，重点是要展现她的能力，而非单纯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这对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个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别人来解决问题，那她的‘大女主’是有侥幸性、随机性的，她最强的能力，一定得是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事实上，‘大女主’这个词的泛滥，现在也常常引起部分人的反感。袁子弹笑着说：“我也担心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刻板的词，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创作还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为本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视角，我挺喜欢。”

袁子弹与张桂梅

《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是袁子弹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无数山区女孩的人生。创作这个角色时，袁子弹做了大量的功课，将笔墨聚焦于她如何“让山区女孩上学”这件事。“我们不是写张老师的全传，而是集中描写她做这件事的过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终怎么做成。但我们也没有回避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感对她的影响，她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张老师。”

在创作过程中，袁子弹不仅被张桂梅的坚韧与执着打动，更被她的“平凡”与“伟大”所打动。“张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做着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跟闺蜜相处很可爱、随口聊起老公时也非常可爱。心里盛放着珍贵的情感，却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业，有情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平凡的温暖。”

袁子弹与宋佳

社会越来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绑”

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2024年的《山花烂漫时》，袁子弹亲身经历了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不断突破、不断被“松绑”的八年。回忆起《欢乐颂》的创作，袁子弹坦言，彼时的创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观念、婚恋价值和社会舆论。“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社会给到女性的机会、个性的范围，都比现在窄得多。好像不得已要给女性角色加一些恋爱上的讨论，市场和舆论都有这样的期待。”

《欢乐颂》中的安迪，曾因理性处理弟弟的问题被质疑“人设崩塌”，大家觉得安迪不够仁慈、不够善良，没有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弹看来，一个女性能够不那么情绪用事，用理智选择问题的“最优解”，本就是一种强大。

袁子弹切身体会到，如今社会在不断给女性松绑，大家对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个女生的故事里没有男生的参与，不以婚恋为主体，甚至不以婚恋为结果。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能共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袁子弹说，这种松绑，让女性角色终于回归了“人”的本质，“现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可以不遵循主流道德，因为主流道德的范围本身也在变大。我们允许女性角色有弱点，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袁子弹认为，国产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国人的生活走在影视剧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松弛得多了，影视剧里却还有很多美化和掩饰。好在我们现在慢慢跟上了，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女性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袁子弹

真正的女性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及当下被频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强调“女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拥有力量的话，女性最好能尽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这个点。”

袁子弹认为，女性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是独有的优势，却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张桂梅老师，她搞教育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领导、学生、家长、小商业主，不分男女，这就是她的力量。但说到底，这还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女性力量单拎出来讨论，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她说。

对于当下热议的“服美役”“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话题，袁子弹的态度格外松弛：追求美，从来都不是错。“追求谈恋爱、追求美都没问题，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人爱工作，有人爱美，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问题？”袁子弹觉得，“服美役”这个词本身就很过分。“如果单纯变美就很高兴，那‘服美役’又怎样？维持长期的美丽需要意志力，需要锻炼、节食、忌口，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没问题，只要想清楚代价，愿意付出，又不影响别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弹看来，女性的自在，莫过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绝不责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觉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捍卫别人打扮的权利，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让每个女性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就够了。

对于外界总向女性抛出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袁子弹直言，“哪有什么平衡，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无非就是牺牲什么，把哪个事情排在前面。这个世界上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于袁子弹而言，人生的排序始终清晰：先做自己，再谈其他。“我的排序里，工作永远在前，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和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的人生和家人至少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也只有一辈子。我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如果我的戏演不好，整个戏都会一塌糊涂。”

通常来讲，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弹选择牺牲的是娱乐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体的舒适，精神的亢奋对她而言更重要。同时，她也强调，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为一个从容的母亲，一个能在家人需要时冷静处理问题的人。工作中获取的能力、毅力和社会关系，都在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

袁子弹

从小被爱滋养 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袁子弹的性格里，有着一股不受束缚的劲儿和笃定的自信，而这份特质，源于父母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包容。她坦言，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觉”：“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值得被爱，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设定特殊的要求，“身边很多女孩会被要求听话、做家务，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让我自由竞争、自由发挥。我从小话多、爱讲道理、爱顶撞，他们也没有指责，反而纵容了我的天性。”

袁子弹分享了父亲的一句话，让她非常感动：“我父亲说，从你长大成人开始，我就尽量在每一次争吵中让着你，因为我必须要培养你的气焰，让你能以能量饱满、斗志昂扬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每次都输，不然你去到这个世界上还怎么赢。”

这份“甘愿培养气焰”的爱，让袁子弹在成长中始终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也让她坚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爱，让我一方面没有约束，一方面充满自信，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爱我，这种底气，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袁子弹也成为了母亲，被爱滋养的成长经历，让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儿观。她坦言，成为母亲后，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我极力告诉自己，他们不是100分的孩子，我也不必做100分的妈妈。我希望我能理解他们，不因为自己长成了大人，就忘记小孩的痛苦，能和他们感同身受。”

在她的理念里，“快乐”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生就几十年，我和孩子相处的一切，都是奔着快乐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要求，但那是为了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而且没有一个要求是强制的，做不到也没关系。”她不焦虑孩子的“起跑线”，也不要求孩子竭尽全力地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更健康、更快乐地生活，如果现在就能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我希望他们有什么问题会第一时间找我，在我面前永远不觉得羞愧，就像我当年在父母面前一样，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

想写尽女性百态 愿她们都是人生主角

从《欢乐颂》到《山花烂漫时》，再到以杨妞花为原型的“选择不原谅的普通女性”，袁子弹的笔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她说，自己并非刻意选择女性题材，而是作为女性，更容易对女性的故事产生共鸣，“身边接触到的女性最多，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困境、她们的成长，总能让我有创作的欲望。”

袁子弹与杨妞花

未来，袁子弹仍想写尽女性百态，因为在她看来，女性的形象本就该是多元的——先进的，老派的，强大的，平凡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的人生都自有其理由。只要挖掘到她们真正的情感动机和生存的理由，她们就都值得被观众看见和理解。而创作的关键，在于“理解”：“不管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都要先发掘Ta作为人的逻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尽全力去理解Ta的人生，才能写好Ta。”

袁子弹说：“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欣赏自己，因为美是多元化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你一定拥有某种力量，只是你有没有充分的使用和开发它。”

“袁子弹是真名，读音就是‘原子弹’。我妈妈起的名字，她希望不会重名、一鸣惊人。”袁子弹笑着说，“后来做了编剧，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为都以为是笔名。”

电话那头，袁子弹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在事业上，她是编剧、作家，有着《欢乐颂》《山花烂漫时》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长在非常幸福的家庭，也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多年创作，袁子弹以亲身经历见证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松绑”，也始终以笔为刃，描摹着真实、立体、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袁子弹，听她聊“大女主”的内核，聊女性创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与成长，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笃定与坚守。

袁子弹

“大女主”没有模版 张桂梅当之无愧

近年来，“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的高频词。提起这个词，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优渥的条件或强大的气场，仿佛堆砌起这些符号，就足以定义一个独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弹看来，这些元素更多只能称为外在的“姿态”，而非一种“态度”。她认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对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许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鲜，是否传递给人一种高知的、时髦的感觉。但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个很普通的妈妈，也可能是个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强势，也可以温柔但坚定。”

在袁子弹眼中，大女主从没有标准模板，决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动力，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个辅助岗。有很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她作为故事的中心，却不是事情的主要解决者，所以才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弹直言，塑造大女主，重点是要展现她的能力，而非单纯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这对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个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别人来解决问题，那她的‘大女主’是有侥幸性、随机性的，她最强的能力，一定得是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事实上，‘大女主’这个词的泛滥，现在也常常引起部分人的反感。袁子弹笑着说：“我也担心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刻板的词，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创作还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为本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视角，我挺喜欢。”

袁子弹与张桂梅

《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是袁子弹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无数山区女孩的人生。创作这个角色时，袁子弹做了大量的功课，将笔墨聚焦于她如何“让山区女孩上学”这件事。“我们不是写张老师的全传，而是集中描写她做这件事的过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终怎么做成。但我们也没有回避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感对她的影响，她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张老师。”

在创作过程中，袁子弹不仅被张桂梅的坚韧与执着打动，更被她的“平凡”与“伟大”所打动。“张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做着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跟闺蜜相处很可爱、随口聊起老公时也非常可爱。心里盛放着珍贵的情感，却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业，有情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平凡的温暖。”

袁子弹与宋佳

社会越来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绑”

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2024年的《山花烂漫时》，袁子弹亲身经历了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不断突破、不断被“松绑”的八年。回忆起《欢乐颂》的创作，袁子弹坦言，彼时的创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观念、婚恋价值和社会舆论。“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社会给到女性的机会、个性的范围，都比现在窄得多。好像不得已要给女性角色加一些恋爱上的讨论，市场和舆论都有这样的期待。”

《欢乐颂》中的安迪，曾因理性处理弟弟的问题被质疑“人设崩塌”，大家觉得安迪不够仁慈、不够善良，没有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弹看来，一个女性能够不那么情绪用事，用理智选择问题的“最优解”，本就是一种强大。

袁子弹切身体会到，如今社会在不断给女性松绑，大家对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个女生的故事里没有男生的参与，不以婚恋为主体，甚至不以婚恋为结果。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能共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袁子弹说，这种松绑，让女性角色终于回归了“人”的本质，“现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可以不遵循主流道德，因为主流道德的范围本身也在变大。我们允许女性角色有弱点，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袁子弹认为，国产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国人的生活走在影视剧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松弛得多了，影视剧里却还有很多美化和掩饰。好在我们现在慢慢跟上了，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女性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袁子弹

真正的女性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及当下被频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强调“女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拥有力量的话，女性最好能尽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这个点。”

袁子弹认为，女性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是独有的优势，却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张桂梅老师，她搞教育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领导、学生、家长、小商业主，不分男女，这就是她的力量。但说到底，这还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女性力量单拎出来讨论，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她说。

对于当下热议的“服美役”“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话题，袁子弹的态度格外松弛：追求美，从来都不是错。“追求谈恋爱、追求美都没问题，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人爱工作，有人爱美，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问题？”袁子弹觉得，“服美役”这个词本身就很过分。“如果单纯变美就很高兴，那‘服美役’又怎样？维持长期的美丽需要意志力，需要锻炼、节食、忌口，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没问题，只要想清楚代价，愿意付出，又不影响别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弹看来，女性的自在，莫过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绝不责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觉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捍卫别人打扮的权利，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让每个女性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就够了。

对于外界总向女性抛出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袁子弹直言，“哪有什么平衡，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无非就是牺牲什么，把哪个事情排在前面。这个世界上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于袁子弹而言，人生的排序始终清晰：先做自己，再谈其他。“我的排序里，工作永远在前，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和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的人生和家人至少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也只有一辈子。我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如果我的戏演不好，整个戏都会一塌糊涂。”

通常来讲，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弹选择牺牲的是娱乐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体的舒适，精神的亢奋对她而言更重要。同时，她也强调，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为一个从容的母亲，一个能在家人需要时冷静处理问题的人。工作中获取的能力、毅力和社会关系，都在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

袁子弹

从小被爱滋养 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袁子弹的性格里，有着一股不受束缚的劲儿和笃定的自信，而这份特质，源于父母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包容。她坦言，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觉”：“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值得被爱，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设定特殊的要求，“身边很多女孩会被要求听话、做家务，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让我自由竞争、自由发挥。我从小话多、爱讲道理、爱顶撞，他们也没有指责，反而纵容了我的天性。”

袁子弹分享了父亲的一句话，让她非常感动：“我父亲说，从你长大成人开始，我就尽量在每一次争吵中让着你，因为我必须要培养你的气焰，让你能以能量饱满、斗志昂扬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每次都输，不然你去到这个世界上还怎么赢。”

这份“甘愿培养气焰”的爱，让袁子弹在成长中始终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也让她坚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爱，让我一方面没有约束，一方面充满自信，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爱我，这种底气，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袁子弹也成为了母亲，被爱滋养的成长经历，让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儿观。她坦言，成为母亲后，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我极力告诉自己，他们不是100分的孩子，我也不必做100分的妈妈。我希望我能理解他们，不因为自己长成了大人，就忘记小孩的痛苦，能和他们感同身受。”

在她的理念里，“快乐”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生就几十年，我和孩子相处的一切，都是奔着快乐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要求，但那是为了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而且没有一个要求是强制的，做不到也没关系。”她不焦虑孩子的“起跑线”，也不要求孩子竭尽全力地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更健康、更快乐地生活，如果现在就能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我希望他们有什么问题会第一时间找我，在我面前永远不觉得羞愧，就像我当年在父母面前一样，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

想写尽女性百态 愿她们都是人生主角

从《欢乐颂》到《山花烂漫时》，再到以杨妞花为原型的“选择不原谅的普通女性”，袁子弹的笔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她说，自己并非刻意选择女性题材，而是作为女性，更容易对女性的故事产生共鸣，“身边接触到的女性最多，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困境、她们的成长，总能让我有创作的欲望。”

袁子弹与杨妞花

未来，袁子弹仍想写尽女性百态，因为在她看来，女性的形象本就该是多元的——先进的，老派的，强大的，平凡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的人生都自有其理由。只要挖掘到她们真正的情感动机和生存的理由，她们就都值得被观众看见和理解。而创作的关键，在于“理解”：“不管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都要先发掘Ta作为人的逻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尽全力去理解Ta的人生，才能写好Ta。”

袁子弹说：“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欣赏自己，因为美是多元化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你一定拥有某种力量，只是你有没有充分的使用和开发它。”

“袁子弹是真名，读音就是‘原子弹’。我妈妈起的名字，她希望不会重名、一鸣惊人。”袁子弹笑着说，“后来做了编剧，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为都以为是笔名。”

电话那头，袁子弹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在事业上，她是编剧、作家，有着《欢乐颂》《山花烂漫时》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长在非常幸福的家庭，也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多年创作，袁子弹以亲身经历见证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松绑”，也始终以笔为刃，描摹着真实、立体、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袁子弹，听她聊“大女主”的内核，聊女性创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与成长，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笃定与坚守。

袁子弹

“大女主”没有模版 张桂梅当之无愧

近年来，“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的高频词。提起这个词，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优渥的条件或强大的气场，仿佛堆砌起这些符号，就足以定义一个独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弹看来，这些元素更多只能称为外在的“姿态”，而非一种“态度”。她认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对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许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鲜，是否传递给人一种高知的、时髦的感觉。但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个很普通的妈妈，也可能是个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强势，也可以温柔但坚定。”

在袁子弹眼中，大女主从没有标准模板，决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动力，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个辅助岗。有很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她作为故事的中心，却不是事情的主要解决者，所以才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弹直言，塑造大女主，重点是要展现她的能力，而非单纯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这对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个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别人来解决问题，那她的‘大女主’是有侥幸性、随机性的，她最强的能力，一定得是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事实上，‘大女主’这个词的泛滥，现在也常常引起部分人的反感。袁子弹笑着说：“我也担心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刻板的词，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创作还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为本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视角，我挺喜欢。”

袁子弹与张桂梅

《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是袁子弹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无数山区女孩的人生。创作这个角色时，袁子弹做了大量的功课，将笔墨聚焦于她如何“让山区女孩上学”这件事。“我们不是写张老师的全传，而是集中描写她做这件事的过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终怎么做成。但我们也没有回避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感对她的影响，她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张老师。”

在创作过程中，袁子弹不仅被张桂梅的坚韧与执着打动，更被她的“平凡”与“伟大”所打动。“张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做着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跟闺蜜相处很可爱、随口聊起老公时也非常可爱。心里盛放着珍贵的情感，却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业，有情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平凡的温暖。”

袁子弹与宋佳

社会越来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绑”

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2024年的《山花烂漫时》，袁子弹亲身经历了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不断突破、不断被“松绑”的八年。回忆起《欢乐颂》的创作，袁子弹坦言，彼时的创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观念、婚恋价值和社会舆论。“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社会给到女性的机会、个性的范围，都比现在窄得多。好像不得已要给女性角色加一些恋爱上的讨论，市场和舆论都有这样的期待。”

《欢乐颂》中的安迪，曾因理性处理弟弟的问题被质疑“人设崩塌”，大家觉得安迪不够仁慈、不够善良，没有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弹看来，一个女性能够不那么情绪用事，用理智选择问题的“最优解”，本就是一种强大。

袁子弹切身体会到，如今社会在不断给女性松绑，大家对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个女生的故事里没有男生的参与，不以婚恋为主体，甚至不以婚恋为结果。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能共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袁子弹说，这种松绑，让女性角色终于回归了“人”的本质，“现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可以不遵循主流道德，因为主流道德的范围本身也在变大。我们允许女性角色有弱点，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袁子弹认为，国产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国人的生活走在影视剧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松弛得多了，影视剧里却还有很多美化和掩饰。好在我们现在慢慢跟上了，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女性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袁子弹

真正的女性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及当下被频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强调“女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拥有力量的话，女性最好能尽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这个点。”

袁子弹认为，女性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是独有的优势，却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张桂梅老师，她搞教育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领导、学生、家长、小商业主，不分男女，这就是她的力量。但说到底，这还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女性力量单拎出来讨论，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她说。

对于当下热议的“服美役”“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话题，袁子弹的态度格外松弛：追求美，从来都不是错。“追求谈恋爱、追求美都没问题，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人爱工作，有人爱美，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问题？”袁子弹觉得，“服美役”这个词本身就很过分。“如果单纯变美就很高兴，那‘服美役’又怎样？维持长期的美丽需要意志力，需要锻炼、节食、忌口，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没问题，只要想清楚代价，愿意付出，又不影响别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弹看来，女性的自在，莫过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绝不责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觉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捍卫别人打扮的权利，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让每个女性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就够了。

对于外界总向女性抛出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袁子弹直言，“哪有什么平衡，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无非就是牺牲什么，把哪个事情排在前面。这个世界上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于袁子弹而言，人生的排序始终清晰：先做自己，再谈其他。“我的排序里，工作永远在前，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和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的人生和家人至少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也只有一辈子。我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如果我的戏演不好，整个戏都会一塌糊涂。”

通常来讲，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弹选择牺牲的是娱乐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体的舒适，精神的亢奋对她而言更重要。同时，她也强调，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为一个从容的母亲，一个能在家人需要时冷静处理问题的人。工作中获取的能力、毅力和社会关系，都在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

袁子弹

从小被爱滋养 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袁子弹的性格里，有着一股不受束缚的劲儿和笃定的自信，而这份特质，源于父母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包容。她坦言，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觉”：“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值得被爱，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设定特殊的要求，“身边很多女孩会被要求听话、做家务，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让我自由竞争、自由发挥。我从小话多、爱讲道理、爱顶撞，他们也没有指责，反而纵容了我的天性。”

袁子弹分享了父亲的一句话，让她非常感动：“我父亲说，从你长大成人开始，我就尽量在每一次争吵中让着你，因为我必须要培养你的气焰，让你能以能量饱满、斗志昂扬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每次都输，不然你去到这个世界上还怎么赢。”

这份“甘愿培养气焰”的爱，让袁子弹在成长中始终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也让她坚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爱，让我一方面没有约束，一方面充满自信，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爱我，这种底气，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袁子弹也成为了母亲，被爱滋养的成长经历，让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儿观。她坦言，成为母亲后，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我极力告诉自己，他们不是100分的孩子，我也不必做100分的妈妈。我希望我能理解他们，不因为自己长成了大人，就忘记小孩的痛苦，能和他们感同身受。”

在她的理念里，“快乐”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生就几十年，我和孩子相处的一切，都是奔着快乐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要求，但那是为了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而且没有一个要求是强制的，做不到也没关系。”她不焦虑孩子的“起跑线”，也不要求孩子竭尽全力地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更健康、更快乐地生活，如果现在就能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我希望他们有什么问题会第一时间找我，在我面前永远不觉得羞愧，就像我当年在父母面前一样，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

想写尽女性百态 愿她们都是人生主角

从《欢乐颂》到《山花烂漫时》，再到以杨妞花为原型的“选择不原谅的普通女性”，袁子弹的笔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她说，自己并非刻意选择女性题材，而是作为女性，更容易对女性的故事产生共鸣，“身边接触到的女性最多，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困境、她们的成长，总能让我有创作的欲望。”

袁子弹与杨妞花

未来，袁子弹仍想写尽女性百态，因为在她看来，女性的形象本就该是多元的——先进的，老派的，强大的，平凡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的人生都自有其理由。只要挖掘到她们真正的情感动机和生存的理由，她们就都值得被观众看见和理解。而创作的关键，在于“理解”：“不管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都要先发掘Ta作为人的逻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尽全力去理解Ta的人生，才能写好Ta。”

袁子弹说：“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欣赏自己，因为美是多元化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你一定拥有某种力量，只是你有没有充分的使用和开发它。”

“袁子弹是真名，读音就是‘原子弹’。我妈妈起的名字，她希望不会重名、一鸣惊人。”袁子弹笑着说，“后来做了编剧，大家就不再感到奇怪了，因为都以为是笔名。”

电话那头，袁子弹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在事业上，她是编剧、作家，有着《欢乐颂》《山花烂漫时》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生活中，她成长在非常幸福的家庭，也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多年创作，袁子弹以亲身经历见证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松绑”，也始终以笔为刃，描摹着真实、立体、有力量的女性形象。今年三八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袁子弹，听她聊“大女主”的内核，聊女性创作的困境，聊人生的取舍与成长，字字句句，皆是她的笃定与坚守。

袁子弹

“大女主”没有模版 张桂梅当之无愧

近年来，“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的高频词。提起这个词，大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精致的外表、优渥的条件或强大的气场，仿佛堆砌起这些符号，就足以定义一个独立的女性角色。但在袁子弹看来，这些元素更多只能称为外在的“姿态”，而非一种“态度”。她认为，真正的大女主，需要有态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对于‘大女主’，之前大家也许更在意她的形象是否光鲜，是否传递给人一种高知的、时髦的感觉。但事实上，生活中的大女主可能是个很普通的妈妈，也可能是个不那么亮眼的人，她可以非常强势，也可以温柔但坚定。”

在袁子弹眼中，大女主从没有标准模板，决定一切的，是她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大女主’首先要有行动力，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她的故事里，她一定不能只是一个辅助岗。有很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她作为故事的中心，却不是事情的主要解决者，所以才带给大家很多关于‘大女主’的刻板印象。”

袁子弹直言，塑造大女主，重点是要展现她的能力，而非单纯的魅力。“魅力肯定是能力的一部分，有魅力的人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这对男女都成立，但不能把魅力作为女性唯一的能力。如果一个女性只能靠魅力征服别人来解决问题，那她的‘大女主’是有侥幸性、随机性的，她最强的能力，一定得是解决这件事的能力。”

事实上，‘大女主’这个词的泛滥，现在也常常引起部分人的反感。袁子弹笑着说：“我也担心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刻板的词，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创作还是生活，能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是非常好的，女性以自我为本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视角，我挺喜欢。”

袁子弹与张桂梅

《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是袁子弹心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她以一己之力，撬动了无数山区女孩的人生。创作这个角色时，袁子弹做了大量的功课，将笔墨聚焦于她如何“让山区女孩上学”这件事。“我们不是写张老师的全传，而是集中描写她做这件事的过程，怎么想、怎么做、最终怎么做成。但我们也没有回避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感对她的影响，她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也是有魅力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张老师。”

在创作过程中，袁子弹不仅被张桂梅的坚韧与执着打动，更被她的“平凡”与“伟大”所打动。“张老师最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做着崇高的事，就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位置。她有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跟闺蜜相处很可爱、随口聊起老公时也非常可爱。心里盛放着珍贵的情感，却不必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女性，她的人生里，有事业，有情感，有自己的坚守，也有平凡的温暖。”

袁子弹与宋佳

社会越来越包容 女性角色正被“松绑”

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2024年的《山花烂漫时》，袁子弹亲身经历了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不断突破、不断被“松绑”的八年。回忆起《欢乐颂》的创作，袁子弹坦言，彼时的创作，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观念、婚恋价值和社会舆论。“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女性的要求，还是社会给到女性的机会、个性的范围，都比现在窄得多。好像不得已要给女性角色加一些恋爱上的讨论，市场和舆论都有这样的期待。”

《欢乐颂》中的安迪，曾因理性处理弟弟的问题被质疑“人设崩塌”，大家觉得安迪不够仁慈、不够善良，没有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但在袁子弹看来，一个女性能够不那么情绪用事，用理智选择问题的“最优解”，本就是一种强大。

袁子弹切身体会到，如今社会在不断给女性松绑，大家对女性角色的包容度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一个女生的故事里没有男生的参与，不以婚恋为主体，甚至不以婚恋为结果。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大家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能共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袁子弹说，这种松绑，让女性角色终于回归了“人”的本质，“现在的女性角色，可以有自己的欲望、野心、反骨，可以不遵循主流道德，因为主流道德的范围本身也在变大。我们允许女性角色有弱点，有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袁子弹认为，国产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落后于生活中的女性，“中国人的生活走在影视剧前面，大家在生活中已经松弛得多了，影视剧里却还有很多美化和掩饰。好在我们现在慢慢跟上了，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女性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男性的支持。”

袁子弹

真正的女性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及当下被频繁提及的“女性力量”，袁子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并不想刻意强调“女性力量”，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人的力量”。“如果你想拥有力量的话，女性最好能尽可能忽略掉自己是女性这个点。”

袁子弹认为，女性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是独有的优势，却不是“女性力量”的全部，比如张桂梅老师，她搞教育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领导、学生、家长、小商业主，不分男女，这就是她的力量。但说到底，这还是做人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不把女性力量单拎出来讨论，那才是女性真的有力量。”她说。

对于当下热议的“服美役”“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话题，袁子弹的态度格外松弛：追求美，从来都不是错。“追求谈恋爱、追求美都没问题，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人爱工作，有人爱美，这是她的人生信仰，有什么问题？”袁子弹觉得，“服美役”这个词本身就很过分。“如果单纯变美就很高兴，那‘服美役’又怎样？维持长期的美丽需要意志力，需要锻炼、节食、忌口，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就算是为了更好的婚姻去打扮自己，也没问题，只要想清楚代价，愿意付出，又不影响别人，就值得被尊重。”

在袁子弹看来，女性的自在，莫过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穿高跟鞋就穿，但也绝不责怪那些不穿的人；打扮精致的女生不觉得不打扮的人潦草，不打扮的人也捍卫别人打扮的权利，这才是最好的状态。让每个女性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就够了。

对于外界总向女性抛出的“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问题，袁子弹直言，“哪有什么平衡，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无非就是牺牲什么，把哪个事情排在前面。这个世界上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于袁子弹而言，人生的排序始终清晰：先做自己，再谈其他。“我的排序里，工作永远在前，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和成就感。我始终觉得，我的人生和家人至少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也只有一辈子。我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如果我的戏演不好，整个戏都会一塌糊涂。”

通常来讲，在人生排序里，袁子弹选择牺牲的是娱乐和睡眠，她不太在意肉体的舒适，精神的亢奋对她而言更重要。同时，她也强调，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扮演其他角色。“只有我把自己的身份做好了，才能成为一个从容的母亲，一个能在家人需要时冷静处理问题的人。工作中获取的能力、毅力和社会关系，都在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

袁子弹

从小被爱滋养 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袁子弹的性格里，有着一股不受束缚的劲儿和笃定的自信，而这份特质，源于父母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包容。她坦言，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被纯粹的爱包围的感觉”：“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值得被爱，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设定特殊的要求，“身边很多女孩会被要求听话、做家务，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让我自由竞争、自由发挥。我从小话多、爱讲道理、爱顶撞，他们也没有指责，反而纵容了我的天性。”

袁子弹分享了父亲的一句话，让她非常感动：“我父亲说，从你长大成人开始，我就尽量在每一次争吵中让着你，因为我必须要培养你的气焰，让你能以能量饱满、斗志昂扬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每次都输，不然你去到这个世界上还怎么赢。”

这份“甘愿培养气焰”的爱，让袁子弹在成长中始终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也让她坚信，自己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去追求想要的生活。“父母的爱，让我一方面没有约束，一方面充满自信，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爱我，这种底气，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袁子弹也成为了母亲，被爱滋养的成长经历，让她形成了自己的育儿观。她坦言，成为母亲后，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但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孩子的“朋友”，而非“掌控者”，“我极力告诉自己，他们不是100分的孩子，我也不必做100分的妈妈。我希望我能理解他们，不因为自己长成了大人，就忘记小孩的痛苦，能和他们感同身受。”

在她的理念里，“快乐”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生就几十年，我和孩子相处的一切，都是奔着快乐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要求，但那是为了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而且没有一个要求是强制的，做不到也没关系。”她不焦虑孩子的“起跑线”，也不要求孩子竭尽全力地学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更健康、更快乐地生活，如果现在就能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呢？我希望他们有什么问题会第一时间找我，在我面前永远不觉得羞愧，就像我当年在父母面前一样，拥有自由生长的底气。”

想写尽女性百态 愿她们都是人生主角

从《欢乐颂》到《山花烂漫时》，再到以杨妞花为原型的“选择不原谅的普通女性”，袁子弹的笔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她说，自己并非刻意选择女性题材，而是作为女性，更容易对女性的故事产生共鸣，“身边接触到的女性最多，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困境、她们的成长，总能让我有创作的欲望。”

袁子弹与杨妞花

未来，袁子弹仍想写尽女性百态，因为在她看来，女性的形象本就该是多元的——先进的，老派的，强大的，平凡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的人生都自有其理由。只要挖掘到她们真正的情感动机和生存的理由，她们就都值得被观众看见和理解。而创作的关键，在于“理解”：“不管是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都要先发掘Ta作为人的逻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尽全力去理解Ta的人生，才能写好Ta。”

袁子弹说：“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欣赏自己，因为美是多元化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你一定拥有某种力量，只是你有没有充分的使用和开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