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成都漆器厂。成都漆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正在给封面新闻记者演示操作，不同于以往复杂的雕银丝光或拉刀针刻等工艺，这一次的演示颇为“简单”：她用手中的刷子，在两块“普通”的铜板上，先后均匀地铺开红漆和黑漆。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场严谨考古实验的重要步骤。

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曾介绍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往，人们通常认为成都漆艺的根源在金沙遗址，而三星堆青铜器髹（xiū）漆饰彩工艺的发现，证明了成都漆艺这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

刘百舸通过实验室模拟复原的方式，试图重现古蜀人的这一技艺，却在技术层面上犯了难。万幸的是，与成都漆艺相伴50余年的尹利萍，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手艺，让这一场“卡壳”的考古实验顺利推进。“我们基本复现了用显微分析所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原真面貌。”刘百舸这样介绍实验成果。

△尹利萍

还原古蜀手艺

再现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样貌

虽然演示的时候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却是尹利萍所经历的最严谨的髹（xiū）漆过程之一。“我们还原古代工匠的操作步骤，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刘百舸说。（注：髹漆，指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传统工艺，兼具防腐与装饰功能。）

△刘百舸

早在设计实验时，刘百舸和团队成员通过一系列科技考古分析，对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工艺特征，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出土于K8的青铜虎头龙身像上的髹漆共分为5层，采用红黑交替的排列方式，每一层厚度都在50微米左右。科技考古分析结果显示，髹漆彩绘层中没有检测到人为添加的金属元素。除了朱砂，只检测到无定形碳。“我们尽可能依据科技考古分析出来的结果，去贴合当时的工艺和面貌，制作详细的实验条件和计划。”刘百舸说。

△青铜虎头龙身像，右侧图片为彩绘样品

但在实验开始前，刘百舸心里打鼓：青铜的材质不同于传统漆艺的木胎，究竟能不能在青铜上髹漆，还真不好说。就以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从最早的、出土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漆弓，到商周时期的其他髹漆文物，大多数都是木胎。现在的成都漆艺，也以木胎为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在金属胎上髹漆的文物。“我们最初考虑，在青铜器上髹漆比较困难，”刘百舸回忆道，“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尝试了好几轮，直到终于能在青铜表面髹漆了，厚度控制方面却差强人意。”

古蜀先民的手艺，可不是后人们几次实验操作就可以达到的。虽然能够在青铜表面髹漆，但是所能达到的最薄厚度也有500微米，约是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厚度的10倍。“越薄肯定是说明技艺越精湛，”刘百舸犯了难，“考古工作者是没有这个手艺的。”髹漆、漆艺……他转念一想，成都不是有一项传承了上千年的非遗技艺吗？如果能够得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帮助，说不定能有转机。于是，2025年夏天，他拨通了尹利萍的电话。

△尹利萍的漆艺作品（局部）

借助尹利萍的手艺和经验，进展很顺利。实验准备了表面粗细程度不同的铜板，来试验大漆能否附着。为还原古蜀人的技艺，材料的选择都要求“纯天然”，例如四川周边地区当年新割的大漆，用天然朱砂和松烟调制颜色，使用头发制作的刷头……同时，严格地记录实验步骤、大漆干燥的时间，为后续的实验结论和推测提供严密的数据支撑。即便过程中遇到一些小瓶颈，比如颜色转换过快、朱砂沉淀等，也因为有老手艺人的经验得以顺利解决。

这个实验从2025年夏天一直延续到12月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证实了在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反复的、黑红交替的髹漆方式，不仅还原了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样貌，还对古代工匠的行为以及彼时髹漆工艺的水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两代“漆艺人”

跨越三千年的对话

同为漆艺人，对尹利萍来说，参与这次实验好比是在跟千年前的工匠对话。同样是两双手、一把刷子，她想体验回到古蜀时期做漆艺的感觉。在尹利萍看来，在三星堆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人为地调制颜色，因此这项工艺“应当不是萌芽状态，而是属于发展期”；在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嵌玉片漆木器、木胎虎头漆器等有着精美纹饰和镶嵌的器物，更证明了漆艺自三星堆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铜人面具上有黑色彩绘

△金沙遗址出土的嵌玉片漆木器（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博）

“成都漆艺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精华，才有今天的成就。从实验的过程来看，要在青铜器表面反复髹漆，达到50微米且厚薄基本一致的成品，一定需要大量经验。”刘百舸和团队成员的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但尹老师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的髹漆彩绘技术，仍旧处于发展期而未到成熟期的说法。”

另一方面，黑红交替的髹漆状态，也让尹利萍和刘百舸感到好奇。在现代制漆工艺里，虽然会有反复髹漆的工艺，但这种黑红依次叠加的情况，并非常态。通过操作，他们也对这种特殊情况产生了新的推测：“我们在想，工匠们是不是有一个预定的颜色目标，希望通过反复髹漆的方式，达到想要的色彩效果。”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说明了三星堆人在处理彩绘的时候，既拥有高超的髹漆技术，也掌握了复现色彩的能力。

△青铜罍附饰上的红色彩绘

那能否通过实验证明三星堆髹漆彩绘技术的来源呢？在刘百舸看来，实验结果可以为推测提供更多的事实证据，但目前并没有决定性数据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例如，大漆中有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叫做“漆酶”，它的活性会随时间流逝慢慢衰减，从而影响结膜的效果。因此，新鲜的大漆是最优质的，也是结膜效果最好的。“漆工业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有本地产漆的条件。”尹利萍和刘百舸都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应该是在本土或是邻近地区制造的。

对考古研究来说，这场实验有积极意义。“我们还原的时候，不只是要做，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湿度、温度等数据，去思考工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制作的，以及结合古代社会结构、经济文化面貌，考虑古代工匠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做彩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刘百舸说。

考古+非遗

有望还原多彩的三星堆

听闻三星堆发现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时候，尹利萍非常激动：“成都漆艺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三星堆的新发现，让成都漆艺的历史又能往前追溯，对我们这一行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鼓舞。”从考古方面来看，尹利萍是外行，她也直言对实验某些步骤“有点不太懂”。但她身上从事成都漆艺50余年的经验，是考古专业知识无法替代的。

早在2005年，尹利萍就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复刻了出土于“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的大型漆豆。此后，尹利萍又带领团队，参与了出土于同一遗址、目前国内最大的漆床，以及方型漆案、圆型漆案的复制品制作。在2025年底公布的第七批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四川青铜器修复技艺、四川古石刻修复技艺、成都平原传统建筑修复技艺等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保护专家李锦曾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提到：“这一次的评选工作，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要落实大遗产观，打通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让二者互相促进。”

在刘百舸看来，非遗的加入，也给这次实验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通常我们都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难免会有局限性。如果能够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去理解古代工匠们的想法，相信‘考古热’与‘非遗热’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只是三星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刘百舸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小众的概念”，揭示出三星堆原真的多彩样貌：“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与尹老师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说不定能让大家看到三星堆青铜器本来的样貌。”在他看来，青铜器的金、髹漆的红与黑、象牙的白、绿松石的绿、玉髓珠的红等，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的颜色：斑斓多彩，这才是三星堆的本色。

2026年2月，成都漆器厂。成都漆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正在给封面新闻记者演示操作，不同于以往复杂的雕银丝光或拉刀针刻等工艺，这一次的演示颇为“简单”：她用手中的刷子，在两块“普通”的铜板上，先后均匀地铺开红漆和黑漆。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场严谨考古实验的重要步骤。

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曾介绍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往，人们通常认为成都漆艺的根源在金沙遗址，而三星堆青铜器髹（xiū）漆饰彩工艺的发现，证明了成都漆艺这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

刘百舸通过实验室模拟复原的方式，试图重现古蜀人的这一技艺，却在技术层面上犯了难。万幸的是，与成都漆艺相伴50余年的尹利萍，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手艺，让这一场“卡壳”的考古实验顺利推进。“我们基本复现了用显微分析所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原真面貌。”刘百舸这样介绍实验成果。

△尹利萍

还原古蜀手艺

再现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样貌

虽然演示的时候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却是尹利萍所经历的最严谨的髹（xiū）漆过程之一。“我们还原古代工匠的操作步骤，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刘百舸说。（注：髹漆，指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传统工艺，兼具防腐与装饰功能。）

△刘百舸

早在设计实验时，刘百舸和团队成员通过一系列科技考古分析，对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工艺特征，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出土于K8的青铜虎头龙身像上的髹漆共分为5层，采用红黑交替的排列方式，每一层厚度都在50微米左右。科技考古分析结果显示，髹漆彩绘层中没有检测到人为添加的金属元素。除了朱砂，只检测到无定形碳。“我们尽可能依据科技考古分析出来的结果，去贴合当时的工艺和面貌，制作详细的实验条件和计划。”刘百舸说。

△青铜虎头龙身像，右侧图片为彩绘样品

但在实验开始前，刘百舸心里打鼓：青铜的材质不同于传统漆艺的木胎，究竟能不能在青铜上髹漆，还真不好说。就以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从最早的、出土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漆弓，到商周时期的其他髹漆文物，大多数都是木胎。现在的成都漆艺，也以木胎为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在金属胎上髹漆的文物。“我们最初考虑，在青铜器上髹漆比较困难，”刘百舸回忆道，“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尝试了好几轮，直到终于能在青铜表面髹漆了，厚度控制方面却差强人意。”

古蜀先民的手艺，可不是后人们几次实验操作就可以达到的。虽然能够在青铜表面髹漆，但是所能达到的最薄厚度也有500微米，约是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厚度的10倍。“越薄肯定是说明技艺越精湛，”刘百舸犯了难，“考古工作者是没有这个手艺的。”髹漆、漆艺……他转念一想，成都不是有一项传承了上千年的非遗技艺吗？如果能够得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帮助，说不定能有转机。于是，2025年夏天，他拨通了尹利萍的电话。

△尹利萍的漆艺作品（局部）

借助尹利萍的手艺和经验，进展很顺利。实验准备了表面粗细程度不同的铜板，来试验大漆能否附着。为还原古蜀人的技艺，材料的选择都要求“纯天然”，例如四川周边地区当年新割的大漆，用天然朱砂和松烟调制颜色，使用头发制作的刷头……同时，严格地记录实验步骤、大漆干燥的时间，为后续的实验结论和推测提供严密的数据支撑。即便过程中遇到一些小瓶颈，比如颜色转换过快、朱砂沉淀等，也因为有老手艺人的经验得以顺利解决。

这个实验从2025年夏天一直延续到12月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证实了在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反复的、黑红交替的髹漆方式，不仅还原了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样貌，还对古代工匠的行为以及彼时髹漆工艺的水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两代“漆艺人”

跨越三千年的对话

同为漆艺人，对尹利萍来说，参与这次实验好比是在跟千年前的工匠对话。同样是两双手、一把刷子，她想体验回到古蜀时期做漆艺的感觉。在尹利萍看来，在三星堆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人为地调制颜色，因此这项工艺“应当不是萌芽状态，而是属于发展期”；在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嵌玉片漆木器、木胎虎头漆器等有着精美纹饰和镶嵌的器物，更证明了漆艺自三星堆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铜人面具上有黑色彩绘

△金沙遗址出土的嵌玉片漆木器（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博）

“成都漆艺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精华，才有今天的成就。从实验的过程来看，要在青铜器表面反复髹漆，达到50微米且厚薄基本一致的成品，一定需要大量经验。”刘百舸和团队成员的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但尹老师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的髹漆彩绘技术，仍旧处于发展期而未到成熟期的说法。”

另一方面，黑红交替的髹漆状态，也让尹利萍和刘百舸感到好奇。在现代制漆工艺里，虽然会有反复髹漆的工艺，但这种黑红依次叠加的情况，并非常态。通过操作，他们也对这种特殊情况产生了新的推测：“我们在想，工匠们是不是有一个预定的颜色目标，希望通过反复髹漆的方式，达到想要的色彩效果。”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说明了三星堆人在处理彩绘的时候，既拥有高超的髹漆技术，也掌握了复现色彩的能力。

△青铜罍附饰上的红色彩绘

那能否通过实验证明三星堆髹漆彩绘技术的来源呢？在刘百舸看来，实验结果可以为推测提供更多的事实证据，但目前并没有决定性数据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例如，大漆中有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叫做“漆酶”，它的活性会随时间流逝慢慢衰减，从而影响结膜的效果。因此，新鲜的大漆是最优质的，也是结膜效果最好的。“漆工业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有本地产漆的条件。”尹利萍和刘百舸都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应该是在本土或是邻近地区制造的。

对考古研究来说，这场实验有积极意义。“我们还原的时候，不只是要做，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湿度、温度等数据，去思考工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制作的，以及结合古代社会结构、经济文化面貌，考虑古代工匠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做彩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刘百舸说。

考古+非遗

有望还原多彩的三星堆

听闻三星堆发现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时候，尹利萍非常激动：“成都漆艺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三星堆的新发现，让成都漆艺的历史又能往前追溯，对我们这一行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鼓舞。”从考古方面来看，尹利萍是外行，她也直言对实验某些步骤“有点不太懂”。但她身上从事成都漆艺50余年的经验，是考古专业知识无法替代的。

早在2005年，尹利萍就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复刻了出土于“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的大型漆豆。此后，尹利萍又带领团队，参与了出土于同一遗址、目前国内最大的漆床，以及方型漆案、圆型漆案的复制品制作。在2025年底公布的第七批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四川青铜器修复技艺、四川古石刻修复技艺、成都平原传统建筑修复技艺等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保护专家李锦曾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提到：“这一次的评选工作，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要落实大遗产观，打通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让二者互相促进。”

在刘百舸看来，非遗的加入，也给这次实验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通常我们都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难免会有局限性。如果能够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去理解古代工匠们的想法，相信‘考古热’与‘非遗热’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只是三星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刘百舸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小众的概念”，揭示出三星堆原真的多彩样貌：“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与尹老师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说不定能让大家看到三星堆青铜器本来的样貌。”在他看来，青铜器的金、髹漆的红与黑、象牙的白、绿松石的绿、玉髓珠的红等，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的颜色：斑斓多彩，这才是三星堆的本色。

2026年2月，成都漆器厂。成都漆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正在给封面新闻记者演示操作，不同于以往复杂的雕银丝光或拉刀针刻等工艺，这一次的演示颇为“简单”：她用手中的刷子，在两块“普通”的铜板上，先后均匀地铺开红漆和黑漆。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场严谨考古实验的重要步骤。

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曾介绍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往，人们通常认为成都漆艺的根源在金沙遗址，而三星堆青铜器髹（xiū）漆饰彩工艺的发现，证明了成都漆艺这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

刘百舸通过实验室模拟复原的方式，试图重现古蜀人的这一技艺，却在技术层面上犯了难。万幸的是，与成都漆艺相伴50余年的尹利萍，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手艺，让这一场“卡壳”的考古实验顺利推进。“我们基本复现了用显微分析所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原真面貌。”刘百舸这样介绍实验成果。

△尹利萍

还原古蜀手艺

再现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样貌

虽然演示的时候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却是尹利萍所经历的最严谨的髹（xiū）漆过程之一。“我们还原古代工匠的操作步骤，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刘百舸说。（注：髹漆，指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传统工艺，兼具防腐与装饰功能。）

△刘百舸

早在设计实验时，刘百舸和团队成员通过一系列科技考古分析，对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工艺特征，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出土于K8的青铜虎头龙身像上的髹漆共分为5层，采用红黑交替的排列方式，每一层厚度都在50微米左右。科技考古分析结果显示，髹漆彩绘层中没有检测到人为添加的金属元素。除了朱砂，只检测到无定形碳。“我们尽可能依据科技考古分析出来的结果，去贴合当时的工艺和面貌，制作详细的实验条件和计划。”刘百舸说。

△青铜虎头龙身像，右侧图片为彩绘样品

但在实验开始前，刘百舸心里打鼓：青铜的材质不同于传统漆艺的木胎，究竟能不能在青铜上髹漆，还真不好说。就以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从最早的、出土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漆弓，到商周时期的其他髹漆文物，大多数都是木胎。现在的成都漆艺，也以木胎为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在金属胎上髹漆的文物。“我们最初考虑，在青铜器上髹漆比较困难，”刘百舸回忆道，“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尝试了好几轮，直到终于能在青铜表面髹漆了，厚度控制方面却差强人意。”

古蜀先民的手艺，可不是后人们几次实验操作就可以达到的。虽然能够在青铜表面髹漆，但是所能达到的最薄厚度也有500微米，约是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厚度的10倍。“越薄肯定是说明技艺越精湛，”刘百舸犯了难，“考古工作者是没有这个手艺的。”髹漆、漆艺……他转念一想，成都不是有一项传承了上千年的非遗技艺吗？如果能够得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帮助，说不定能有转机。于是，2025年夏天，他拨通了尹利萍的电话。

△尹利萍的漆艺作品（局部）

借助尹利萍的手艺和经验，进展很顺利。实验准备了表面粗细程度不同的铜板，来试验大漆能否附着。为还原古蜀人的技艺，材料的选择都要求“纯天然”，例如四川周边地区当年新割的大漆，用天然朱砂和松烟调制颜色，使用头发制作的刷头……同时，严格地记录实验步骤、大漆干燥的时间，为后续的实验结论和推测提供严密的数据支撑。即便过程中遇到一些小瓶颈，比如颜色转换过快、朱砂沉淀等，也因为有老手艺人的经验得以顺利解决。

这个实验从2025年夏天一直延续到12月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证实了在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反复的、黑红交替的髹漆方式，不仅还原了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样貌，还对古代工匠的行为以及彼时髹漆工艺的水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两代“漆艺人”

跨越三千年的对话

同为漆艺人，对尹利萍来说，参与这次实验好比是在跟千年前的工匠对话。同样是两双手、一把刷子，她想体验回到古蜀时期做漆艺的感觉。在尹利萍看来，在三星堆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人为地调制颜色，因此这项工艺“应当不是萌芽状态，而是属于发展期”；在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嵌玉片漆木器、木胎虎头漆器等有着精美纹饰和镶嵌的器物，更证明了漆艺自三星堆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铜人面具上有黑色彩绘

△金沙遗址出土的嵌玉片漆木器（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博）

“成都漆艺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精华，才有今天的成就。从实验的过程来看，要在青铜器表面反复髹漆，达到50微米且厚薄基本一致的成品，一定需要大量经验。”刘百舸和团队成员的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但尹老师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的髹漆彩绘技术，仍旧处于发展期而未到成熟期的说法。”

另一方面，黑红交替的髹漆状态，也让尹利萍和刘百舸感到好奇。在现代制漆工艺里，虽然会有反复髹漆的工艺，但这种黑红依次叠加的情况，并非常态。通过操作，他们也对这种特殊情况产生了新的推测：“我们在想，工匠们是不是有一个预定的颜色目标，希望通过反复髹漆的方式，达到想要的色彩效果。”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说明了三星堆人在处理彩绘的时候，既拥有高超的髹漆技术，也掌握了复现色彩的能力。

△青铜罍附饰上的红色彩绘

那能否通过实验证明三星堆髹漆彩绘技术的来源呢？在刘百舸看来，实验结果可以为推测提供更多的事实证据，但目前并没有决定性数据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例如，大漆中有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叫做“漆酶”，它的活性会随时间流逝慢慢衰减，从而影响结膜的效果。因此，新鲜的大漆是最优质的，也是结膜效果最好的。“漆工业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有本地产漆的条件。”尹利萍和刘百舸都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应该是在本土或是邻近地区制造的。

对考古研究来说，这场实验有积极意义。“我们还原的时候，不只是要做，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湿度、温度等数据，去思考工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制作的，以及结合古代社会结构、经济文化面貌，考虑古代工匠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做彩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刘百舸说。

考古+非遗

有望还原多彩的三星堆

听闻三星堆发现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时候，尹利萍非常激动：“成都漆艺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三星堆的新发现，让成都漆艺的历史又能往前追溯，对我们这一行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鼓舞。”从考古方面来看，尹利萍是外行，她也直言对实验某些步骤“有点不太懂”。但她身上从事成都漆艺50余年的经验，是考古专业知识无法替代的。

早在2005年，尹利萍就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复刻了出土于“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的大型漆豆。此后，尹利萍又带领团队，参与了出土于同一遗址、目前国内最大的漆床，以及方型漆案、圆型漆案的复制品制作。在2025年底公布的第七批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四川青铜器修复技艺、四川古石刻修复技艺、成都平原传统建筑修复技艺等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保护专家李锦曾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提到：“这一次的评选工作，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要落实大遗产观，打通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让二者互相促进。”

在刘百舸看来，非遗的加入，也给这次实验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通常我们都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难免会有局限性。如果能够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去理解古代工匠们的想法，相信‘考古热’与‘非遗热’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只是三星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刘百舸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小众的概念”，揭示出三星堆原真的多彩样貌：“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与尹老师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说不定能让大家看到三星堆青铜器本来的样貌。”在他看来，青铜器的金、髹漆的红与黑、象牙的白、绿松石的绿、玉髓珠的红等，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的颜色：斑斓多彩，这才是三星堆的本色。

2026年2月，成都漆器厂。成都漆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正在给封面新闻记者演示操作，不同于以往复杂的雕银丝光或拉刀针刻等工艺，这一次的演示颇为“简单”：她用手中的刷子，在两块“普通”的铜板上，先后均匀地铺开红漆和黑漆。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场严谨考古实验的重要步骤。

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曾介绍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往，人们通常认为成都漆艺的根源在金沙遗址，而三星堆青铜器髹（xiū）漆饰彩工艺的发现，证明了成都漆艺这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

刘百舸通过实验室模拟复原的方式，试图重现古蜀人的这一技艺，却在技术层面上犯了难。万幸的是，与成都漆艺相伴50余年的尹利萍，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手艺，让这一场“卡壳”的考古实验顺利推进。“我们基本复现了用显微分析所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原真面貌。”刘百舸这样介绍实验成果。

△尹利萍

还原古蜀手艺

再现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样貌

虽然演示的时候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却是尹利萍所经历的最严谨的髹（xiū）漆过程之一。“我们还原古代工匠的操作步骤，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刘百舸说。（注：髹漆，指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传统工艺，兼具防腐与装饰功能。）

△刘百舸

早在设计实验时，刘百舸和团队成员通过一系列科技考古分析，对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工艺特征，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出土于K8的青铜虎头龙身像上的髹漆共分为5层，采用红黑交替的排列方式，每一层厚度都在50微米左右。科技考古分析结果显示，髹漆彩绘层中没有检测到人为添加的金属元素。除了朱砂，只检测到无定形碳。“我们尽可能依据科技考古分析出来的结果，去贴合当时的工艺和面貌，制作详细的实验条件和计划。”刘百舸说。

△青铜虎头龙身像，右侧图片为彩绘样品

但在实验开始前，刘百舸心里打鼓：青铜的材质不同于传统漆艺的木胎，究竟能不能在青铜上髹漆，还真不好说。就以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从最早的、出土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漆弓，到商周时期的其他髹漆文物，大多数都是木胎。现在的成都漆艺，也以木胎为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在金属胎上髹漆的文物。“我们最初考虑，在青铜器上髹漆比较困难，”刘百舸回忆道，“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尝试了好几轮，直到终于能在青铜表面髹漆了，厚度控制方面却差强人意。”

古蜀先民的手艺，可不是后人们几次实验操作就可以达到的。虽然能够在青铜表面髹漆，但是所能达到的最薄厚度也有500微米，约是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厚度的10倍。“越薄肯定是说明技艺越精湛，”刘百舸犯了难，“考古工作者是没有这个手艺的。”髹漆、漆艺……他转念一想，成都不是有一项传承了上千年的非遗技艺吗？如果能够得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帮助，说不定能有转机。于是，2025年夏天，他拨通了尹利萍的电话。

△尹利萍的漆艺作品（局部）

借助尹利萍的手艺和经验，进展很顺利。实验准备了表面粗细程度不同的铜板，来试验大漆能否附着。为还原古蜀人的技艺，材料的选择都要求“纯天然”，例如四川周边地区当年新割的大漆，用天然朱砂和松烟调制颜色，使用头发制作的刷头……同时，严格地记录实验步骤、大漆干燥的时间，为后续的实验结论和推测提供严密的数据支撑。即便过程中遇到一些小瓶颈，比如颜色转换过快、朱砂沉淀等，也因为有老手艺人的经验得以顺利解决。

这个实验从2025年夏天一直延续到12月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证实了在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反复的、黑红交替的髹漆方式，不仅还原了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样貌，还对古代工匠的行为以及彼时髹漆工艺的水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两代“漆艺人”

跨越三千年的对话

同为漆艺人，对尹利萍来说，参与这次实验好比是在跟千年前的工匠对话。同样是两双手、一把刷子，她想体验回到古蜀时期做漆艺的感觉。在尹利萍看来，在三星堆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人为地调制颜色，因此这项工艺“应当不是萌芽状态，而是属于发展期”；在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嵌玉片漆木器、木胎虎头漆器等有着精美纹饰和镶嵌的器物，更证明了漆艺自三星堆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铜人面具上有黑色彩绘

△金沙遗址出土的嵌玉片漆木器（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博）

“成都漆艺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精华，才有今天的成就。从实验的过程来看，要在青铜器表面反复髹漆，达到50微米且厚薄基本一致的成品，一定需要大量经验。”刘百舸和团队成员的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但尹老师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的髹漆彩绘技术，仍旧处于发展期而未到成熟期的说法。”

另一方面，黑红交替的髹漆状态，也让尹利萍和刘百舸感到好奇。在现代制漆工艺里，虽然会有反复髹漆的工艺，但这种黑红依次叠加的情况，并非常态。通过操作，他们也对这种特殊情况产生了新的推测：“我们在想，工匠们是不是有一个预定的颜色目标，希望通过反复髹漆的方式，达到想要的色彩效果。”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说明了三星堆人在处理彩绘的时候，既拥有高超的髹漆技术，也掌握了复现色彩的能力。

△青铜罍附饰上的红色彩绘

那能否通过实验证明三星堆髹漆彩绘技术的来源呢？在刘百舸看来，实验结果可以为推测提供更多的事实证据，但目前并没有决定性数据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例如，大漆中有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叫做“漆酶”，它的活性会随时间流逝慢慢衰减，从而影响结膜的效果。因此，新鲜的大漆是最优质的，也是结膜效果最好的。“漆工业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有本地产漆的条件。”尹利萍和刘百舸都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应该是在本土或是邻近地区制造的。

对考古研究来说，这场实验有积极意义。“我们还原的时候，不只是要做，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湿度、温度等数据，去思考工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制作的，以及结合古代社会结构、经济文化面貌，考虑古代工匠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做彩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刘百舸说。

考古+非遗

有望还原多彩的三星堆

听闻三星堆发现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时候，尹利萍非常激动：“成都漆艺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三星堆的新发现，让成都漆艺的历史又能往前追溯，对我们这一行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鼓舞。”从考古方面来看，尹利萍是外行，她也直言对实验某些步骤“有点不太懂”。但她身上从事成都漆艺50余年的经验，是考古专业知识无法替代的。

早在2005年，尹利萍就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复刻了出土于“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的大型漆豆。此后，尹利萍又带领团队，参与了出土于同一遗址、目前国内最大的漆床，以及方型漆案、圆型漆案的复制品制作。在2025年底公布的第七批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四川青铜器修复技艺、四川古石刻修复技艺、成都平原传统建筑修复技艺等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保护专家李锦曾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提到：“这一次的评选工作，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要落实大遗产观，打通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让二者互相促进。”

在刘百舸看来，非遗的加入，也给这次实验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通常我们都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难免会有局限性。如果能够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去理解古代工匠们的想法，相信‘考古热’与‘非遗热’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只是三星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刘百舸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小众的概念”，揭示出三星堆原真的多彩样貌：“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与尹老师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说不定能让大家看到三星堆青铜器本来的样貌。”在他看来，青铜器的金、髹漆的红与黑、象牙的白、绿松石的绿、玉髓珠的红等，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的颜色：斑斓多彩，这才是三星堆的本色。

2026年2月，成都漆器厂。成都漆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正在给封面新闻记者演示操作，不同于以往复杂的雕银丝光或拉刀针刻等工艺，这一次的演示颇为“简单”：她用手中的刷子，在两块“普通”的铜板上，先后均匀地铺开红漆和黑漆。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场严谨考古实验的重要步骤。

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曾介绍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往，人们通常认为成都漆艺的根源在金沙遗址，而三星堆青铜器髹（xiū）漆饰彩工艺的发现，证明了成都漆艺这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

刘百舸通过实验室模拟复原的方式，试图重现古蜀人的这一技艺，却在技术层面上犯了难。万幸的是，与成都漆艺相伴50余年的尹利萍，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手艺，让这一场“卡壳”的考古实验顺利推进。“我们基本复现了用显微分析所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彩绘的原真面貌。”刘百舸这样介绍实验成果。

△尹利萍

还原古蜀手艺

再现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样貌

虽然演示的时候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却是尹利萍所经历的最严谨的髹（xiū）漆过程之一。“我们还原古代工匠的操作步骤，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刘百舸说。（注：髹漆，指将漆涂于器物表面的传统工艺，兼具防腐与装饰功能。）

△刘百舸

早在设计实验时，刘百舸和团队成员通过一系列科技考古分析，对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工艺特征，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出土于K8的青铜虎头龙身像上的髹漆共分为5层，采用红黑交替的排列方式，每一层厚度都在50微米左右。科技考古分析结果显示，髹漆彩绘层中没有检测到人为添加的金属元素。除了朱砂，只检测到无定形碳。“我们尽可能依据科技考古分析出来的结果，去贴合当时的工艺和面貌，制作详细的实验条件和计划。”刘百舸说。

△青铜虎头龙身像，右侧图片为彩绘样品

但在实验开始前，刘百舸心里打鼓：青铜的材质不同于传统漆艺的木胎，究竟能不能在青铜上髹漆，还真不好说。就以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从最早的、出土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漆弓，到商周时期的其他髹漆文物，大多数都是木胎。现在的成都漆艺，也以木胎为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在金属胎上髹漆的文物。“我们最初考虑，在青铜器上髹漆比较困难，”刘百舸回忆道，“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尝试了好几轮，直到终于能在青铜表面髹漆了，厚度控制方面却差强人意。”

古蜀先民的手艺，可不是后人们几次实验操作就可以达到的。虽然能够在青铜表面髹漆，但是所能达到的最薄厚度也有500微米，约是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厚度的10倍。“越薄肯定是说明技艺越精湛，”刘百舸犯了难，“考古工作者是没有这个手艺的。”髹漆、漆艺……他转念一想，成都不是有一项传承了上千年的非遗技艺吗？如果能够得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帮助，说不定能有转机。于是，2025年夏天，他拨通了尹利萍的电话。

△尹利萍的漆艺作品（局部）

借助尹利萍的手艺和经验，进展很顺利。实验准备了表面粗细程度不同的铜板，来试验大漆能否附着。为还原古蜀人的技艺，材料的选择都要求“纯天然”，例如四川周边地区当年新割的大漆，用天然朱砂和松烟调制颜色，使用头发制作的刷头……同时，严格地记录实验步骤、大漆干燥的时间，为后续的实验结论和推测提供严密的数据支撑。即便过程中遇到一些小瓶颈，比如颜色转换过快、朱砂沉淀等，也因为有老手艺人的经验得以顺利解决。

这个实验从2025年夏天一直延续到12月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证实了在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反复的、黑红交替的髹漆方式，不仅还原了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样貌，还对古代工匠的行为以及彼时髹漆工艺的水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两代“漆艺人”

跨越三千年的对话

同为漆艺人，对尹利萍来说，参与这次实验好比是在跟千年前的工匠对话。同样是两双手、一把刷子，她想体验回到古蜀时期做漆艺的感觉。在尹利萍看来，在三星堆青铜器表面髹漆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人为地调制颜色，因此这项工艺“应当不是萌芽状态，而是属于发展期”；在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嵌玉片漆木器、木胎虎头漆器等有着精美纹饰和镶嵌的器物，更证明了漆艺自三星堆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铜人面具上有黑色彩绘

△金沙遗址出土的嵌玉片漆木器（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博）

“成都漆艺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精华，才有今天的成就。从实验的过程来看，要在青铜器表面反复髹漆，达到50微米且厚薄基本一致的成品，一定需要大量经验。”刘百舸和团队成员的体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但尹老师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的髹漆彩绘技术，仍旧处于发展期而未到成熟期的说法。”

另一方面，黑红交替的髹漆状态，也让尹利萍和刘百舸感到好奇。在现代制漆工艺里，虽然会有反复髹漆的工艺，但这种黑红依次叠加的情况，并非常态。通过操作，他们也对这种特殊情况产生了新的推测：“我们在想，工匠们是不是有一个预定的颜色目标，希望通过反复髹漆的方式，达到想要的色彩效果。”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说明了三星堆人在处理彩绘的时候，既拥有高超的髹漆技术，也掌握了复现色彩的能力。

△青铜罍附饰上的红色彩绘

那能否通过实验证明三星堆髹漆彩绘技术的来源呢？在刘百舸看来，实验结果可以为推测提供更多的事实证据，但目前并没有决定性数据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例如，大漆中有一种非常活跃的物质叫做“漆酶”，它的活性会随时间流逝慢慢衰减，从而影响结膜的效果。因此，新鲜的大漆是最优质的，也是结膜效果最好的。“漆工业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有本地产漆的条件。”尹利萍和刘百舸都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应该是在本土或是邻近地区制造的。

对考古研究来说，这场实验有积极意义。“我们还原的时候，不只是要做，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湿度、温度等数据，去思考工匠们是在什么环境下制作的，以及结合古代社会结构、经济文化面貌，考虑古代工匠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做彩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刘百舸说。

考古+非遗

有望还原多彩的三星堆

听闻三星堆发现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时候，尹利萍非常激动：“成都漆艺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三星堆的新发现，让成都漆艺的历史又能往前追溯，对我们这一行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鼓舞。”从考古方面来看，尹利萍是外行，她也直言对实验某些步骤“有点不太懂”。但她身上从事成都漆艺50余年的经验，是考古专业知识无法替代的。

早在2005年，尹利萍就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复刻了出土于“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的大型漆豆。此后，尹利萍又带领团队，参与了出土于同一遗址、目前国内最大的漆床，以及方型漆案、圆型漆案的复制品制作。在2025年底公布的第七批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四川青铜器修复技艺、四川古石刻修复技艺、成都平原传统建筑修复技艺等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保护专家李锦曾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提到：“这一次的评选工作，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要落实大遗产观，打通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让二者互相促进。”

在刘百舸看来，非遗的加入，也给这次实验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通常我们都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难免会有局限性。如果能够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去理解古代工匠们的想法，相信‘考古热’与‘非遗热’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只是三星堆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刘百舸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小众的概念”，揭示出三星堆原真的多彩样貌：“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与尹老师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说不定能让大家看到三星堆青铜器本来的样貌。”在他看来，青铜器的金、髹漆的红与黑、象牙的白、绿松石的绿、玉髓珠的红等，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的颜色：斑斓多彩，这才是三星堆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