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王 晋（西北大学教授）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给伊朗方面造成了重大人员与设施损失，事实上也中断了此前美国与伊朗在阿曼以及日内瓦围绕核问题所展开的对话进程。在外交沟通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军事行动使原本脆弱的谈判被迫中止，同时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中东局势进一步滑向更加紧张与危险的状态。

美以策略逐渐趋同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深感不满。然而，围绕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始终存在明显分歧。美国方面倾向于在保持沟通与接触的前提下通过持续对话与谈判向伊朗施压，促使其在核问题上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则认为伊朗缺乏可信度，与其进行反复磋商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成果，反而可能为其争取时间，因此主张通过强化军事威慑乃至直接军事打击，对伊朗施加决定性的压力。此前一段时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还是美国高层官员的多次公开表态，都显示出美方更倾向于在谈判框架内与伊朗达成某种阶段性或过渡性的核问题协议，而非立即诉诸全面军事行动。

尽管在策略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在伊朗核问题的核心关切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交集。美国方面强调应当将伊朗的核能力“清零”，不仅反对其继续保留核研发能力，更坚决反对伊朗持有或储存已经生产出的高浓缩铀；以色列虽然不赞成单纯依靠对话方式与伊朗展开沟通，但同样主张最大限度压缩伊朗的核能力，并进一步要求将伊朗的导弹技术发展以及地区政策行为纳入整体谈判之中。在这一共同关切的基础上，美以双方逐渐形成某种策略趋同，即在维持政治对话空间的同时强化军事与战略施压，通过“谈判框架下的高压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这种政治对话与军事威慑并行的方式，也成为当前围绕伊朗核问题博弈的重要特征。

此前，无论是在阿曼展开的接触，还是在日内瓦进行的对话，美伊双方都试图通过相互让步来促成共识，以期最终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美国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例如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中，已不再坚持将伊朗导弹能力及其地区政策与核问题捆绑讨论，而是将议题集中于核问题本身；同时，美方还提出可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允许伊朗保留极少量、低浓度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以作为过渡性安排的一部分。伊朗方面也释放出一定的妥协信号，包括重申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愿意稀释和降低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并考虑将部分已获得的高浓度浓缩铀转移至其他国家或相关国际行为体监管之下。然而，在是否应当将伊朗核能力“彻底清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美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结构性分歧也成为谈判难以突破的关键障碍。

各自的政治动机

随着美国在过去近两个月内持续向伊朗周边地区调集兵力，尤其是在最近一周显著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地区紧张局势迅速升温。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谈判姿态与美国达成某种共识，以避免冲突升级，并在此前主动提交了一份建议文件。然而，当该文件被带至日内瓦与美方展开磋商时，美国谈判代表——包括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以及贾里德·库什纳——均表达了明显失望。在美方看来，伊朗的立场基本延续既有框架，即不放弃核能力发展，在高浓度浓缩铀转移、核能力潜力压缩等关键问题上缺乏实质性让步，同时仍拒绝将导弹技术及地区政策纳入谈判议程。这一评估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取向由强调对话逐步转向更为强硬的施压策略。随后，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抵达海法港口，完成了在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部署；与此同时，大批军机进驻伊朗周边军事基地，显示美国与以色列已在事实上做好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准备。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样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考量。就美国而言，2026年即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伊朗问题在外交与国家安全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还是在高压态势下迫使伊朗在政治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都可能被视为强化执政当局外交形象与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筹码。因此，在选举周期临近的背景下，如何在“遏制伊朗”问题上展现强势姿态，成为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因素。对于以色列而言，2026年同样面临新一轮选举周期，伊朗核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安全议题之一。通过对伊朗实施强力军事打击，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向国内社会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也有助于巩固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尤其是为内塔尼亚胡争取更有利的选民结构。同时，在其面临贪腐案件等政治压力的背景下，外部安全议题的强化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政治焦点。总体而言，在地区安全博弈之外，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明显交织着各自的国内政治动机。

深远而复杂的后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已造成深远而复杂的后果。首先，此次行动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基本放弃了此前强调对话与谈判的政策路径，转而在立场上更加贴近以色列的强硬主张。美以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伊朗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在伊朗国内短期内已难以形成支持继续同美国对话的政治与舆论氛围。在这种背景下，美伊关系很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长期对峙。

其次，此次军事行动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对话机制。经过多轮艰难斡旋，美国与伊朗才于今年1月先在阿曼接触，随后在日内瓦展开正式对话，其中来自阿曼等地区国家的调停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在内的多国均对军事升级持反对态度。随着打击行动的发生，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裂痕将进一步扩大。

最后，伊朗势必采取反制措施，这将推动地区安全形势进入螺旋式升级的紧张状态。伊朗拥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力量，既可能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部署于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等国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也可能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同时，伊朗还可能动员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盟友，对美国及以色列相关目标展开攻击。随着反击与再反击的循环展开，中东地区或将重新陷入新一轮战争边缘状态，此前由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的对话与缓和氛围，也将面临被全面打破的风险。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对立结构更加固化。与此同时，冲突所波及的地理范围极具战略敏感性，不仅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与航运通道之一，也将影响伊朗及周边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安全与生产稳定，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等国家。能源运输与生产的不确定性将直接推动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而在冲突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与投资领域亦可能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资本避险需求上升，全球及地区经济因此面临显著冲击。总体而言，冲突的升级不仅是单一军事层面的对抗，更可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多个层面产生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其外溢效应将远超当事国本身。

【国际观察】

作者：王 晋（西北大学教授）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给伊朗方面造成了重大人员与设施损失，事实上也中断了此前美国与伊朗在阿曼以及日内瓦围绕核问题所展开的对话进程。在外交沟通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军事行动使原本脆弱的谈判被迫中止，同时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中东局势进一步滑向更加紧张与危险的状态。

美以策略逐渐趋同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深感不满。然而，围绕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始终存在明显分歧。美国方面倾向于在保持沟通与接触的前提下通过持续对话与谈判向伊朗施压，促使其在核问题上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则认为伊朗缺乏可信度，与其进行反复磋商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成果，反而可能为其争取时间，因此主张通过强化军事威慑乃至直接军事打击，对伊朗施加决定性的压力。此前一段时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还是美国高层官员的多次公开表态，都显示出美方更倾向于在谈判框架内与伊朗达成某种阶段性或过渡性的核问题协议，而非立即诉诸全面军事行动。

尽管在策略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在伊朗核问题的核心关切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交集。美国方面强调应当将伊朗的核能力“清零”，不仅反对其继续保留核研发能力，更坚决反对伊朗持有或储存已经生产出的高浓缩铀；以色列虽然不赞成单纯依靠对话方式与伊朗展开沟通，但同样主张最大限度压缩伊朗的核能力，并进一步要求将伊朗的导弹技术发展以及地区政策行为纳入整体谈判之中。在这一共同关切的基础上，美以双方逐渐形成某种策略趋同，即在维持政治对话空间的同时强化军事与战略施压，通过“谈判框架下的高压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这种政治对话与军事威慑并行的方式，也成为当前围绕伊朗核问题博弈的重要特征。

此前，无论是在阿曼展开的接触，还是在日内瓦进行的对话，美伊双方都试图通过相互让步来促成共识，以期最终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美国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例如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中，已不再坚持将伊朗导弹能力及其地区政策与核问题捆绑讨论，而是将议题集中于核问题本身；同时，美方还提出可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允许伊朗保留极少量、低浓度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以作为过渡性安排的一部分。伊朗方面也释放出一定的妥协信号，包括重申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愿意稀释和降低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并考虑将部分已获得的高浓度浓缩铀转移至其他国家或相关国际行为体监管之下。然而，在是否应当将伊朗核能力“彻底清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美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结构性分歧也成为谈判难以突破的关键障碍。

各自的政治动机

随着美国在过去近两个月内持续向伊朗周边地区调集兵力，尤其是在最近一周显著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地区紧张局势迅速升温。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谈判姿态与美国达成某种共识，以避免冲突升级，并在此前主动提交了一份建议文件。然而，当该文件被带至日内瓦与美方展开磋商时，美国谈判代表——包括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以及贾里德·库什纳——均表达了明显失望。在美方看来，伊朗的立场基本延续既有框架，即不放弃核能力发展，在高浓度浓缩铀转移、核能力潜力压缩等关键问题上缺乏实质性让步，同时仍拒绝将导弹技术及地区政策纳入谈判议程。这一评估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取向由强调对话逐步转向更为强硬的施压策略。随后，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抵达海法港口，完成了在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部署；与此同时，大批军机进驻伊朗周边军事基地，显示美国与以色列已在事实上做好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准备。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样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考量。就美国而言，2026年即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伊朗问题在外交与国家安全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还是在高压态势下迫使伊朗在政治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都可能被视为强化执政当局外交形象与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筹码。因此，在选举周期临近的背景下，如何在“遏制伊朗”问题上展现强势姿态，成为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因素。对于以色列而言，2026年同样面临新一轮选举周期，伊朗核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安全议题之一。通过对伊朗实施强力军事打击，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向国内社会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也有助于巩固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尤其是为内塔尼亚胡争取更有利的选民结构。同时，在其面临贪腐案件等政治压力的背景下，外部安全议题的强化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政治焦点。总体而言，在地区安全博弈之外，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明显交织着各自的国内政治动机。

深远而复杂的后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已造成深远而复杂的后果。首先，此次行动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基本放弃了此前强调对话与谈判的政策路径，转而在立场上更加贴近以色列的强硬主张。美以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伊朗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在伊朗国内短期内已难以形成支持继续同美国对话的政治与舆论氛围。在这种背景下，美伊关系很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长期对峙。

其次，此次军事行动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对话机制。经过多轮艰难斡旋，美国与伊朗才于今年1月先在阿曼接触，随后在日内瓦展开正式对话，其中来自阿曼等地区国家的调停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在内的多国均对军事升级持反对态度。随着打击行动的发生，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裂痕将进一步扩大。

最后，伊朗势必采取反制措施，这将推动地区安全形势进入螺旋式升级的紧张状态。伊朗拥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力量，既可能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部署于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等国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也可能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同时，伊朗还可能动员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盟友，对美国及以色列相关目标展开攻击。随着反击与再反击的循环展开，中东地区或将重新陷入新一轮战争边缘状态，此前由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的对话与缓和氛围，也将面临被全面打破的风险。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对立结构更加固化。与此同时，冲突所波及的地理范围极具战略敏感性，不仅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与航运通道之一，也将影响伊朗及周边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安全与生产稳定，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等国家。能源运输与生产的不确定性将直接推动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而在冲突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与投资领域亦可能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资本避险需求上升，全球及地区经济因此面临显著冲击。总体而言，冲突的升级不仅是单一军事层面的对抗，更可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多个层面产生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其外溢效应将远超当事国本身。

【国际观察】

作者：王 晋（西北大学教授）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给伊朗方面造成了重大人员与设施损失，事实上也中断了此前美国与伊朗在阿曼以及日内瓦围绕核问题所展开的对话进程。在外交沟通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军事行动使原本脆弱的谈判被迫中止，同时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中东局势进一步滑向更加紧张与危险的状态。

美以策略逐渐趋同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深感不满。然而，围绕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始终存在明显分歧。美国方面倾向于在保持沟通与接触的前提下通过持续对话与谈判向伊朗施压，促使其在核问题上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则认为伊朗缺乏可信度，与其进行反复磋商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成果，反而可能为其争取时间，因此主张通过强化军事威慑乃至直接军事打击，对伊朗施加决定性的压力。此前一段时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还是美国高层官员的多次公开表态，都显示出美方更倾向于在谈判框架内与伊朗达成某种阶段性或过渡性的核问题协议，而非立即诉诸全面军事行动。

尽管在策略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在伊朗核问题的核心关切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交集。美国方面强调应当将伊朗的核能力“清零”，不仅反对其继续保留核研发能力，更坚决反对伊朗持有或储存已经生产出的高浓缩铀；以色列虽然不赞成单纯依靠对话方式与伊朗展开沟通，但同样主张最大限度压缩伊朗的核能力，并进一步要求将伊朗的导弹技术发展以及地区政策行为纳入整体谈判之中。在这一共同关切的基础上，美以双方逐渐形成某种策略趋同，即在维持政治对话空间的同时强化军事与战略施压，通过“谈判框架下的高压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这种政治对话与军事威慑并行的方式，也成为当前围绕伊朗核问题博弈的重要特征。

此前，无论是在阿曼展开的接触，还是在日内瓦进行的对话，美伊双方都试图通过相互让步来促成共识，以期最终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美国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例如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中，已不再坚持将伊朗导弹能力及其地区政策与核问题捆绑讨论，而是将议题集中于核问题本身；同时，美方还提出可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允许伊朗保留极少量、低浓度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以作为过渡性安排的一部分。伊朗方面也释放出一定的妥协信号，包括重申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愿意稀释和降低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并考虑将部分已获得的高浓度浓缩铀转移至其他国家或相关国际行为体监管之下。然而，在是否应当将伊朗核能力“彻底清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美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结构性分歧也成为谈判难以突破的关键障碍。

各自的政治动机

随着美国在过去近两个月内持续向伊朗周边地区调集兵力，尤其是在最近一周显著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地区紧张局势迅速升温。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谈判姿态与美国达成某种共识，以避免冲突升级，并在此前主动提交了一份建议文件。然而，当该文件被带至日内瓦与美方展开磋商时，美国谈判代表——包括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以及贾里德·库什纳——均表达了明显失望。在美方看来，伊朗的立场基本延续既有框架，即不放弃核能力发展，在高浓度浓缩铀转移、核能力潜力压缩等关键问题上缺乏实质性让步，同时仍拒绝将导弹技术及地区政策纳入谈判议程。这一评估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取向由强调对话逐步转向更为强硬的施压策略。随后，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抵达海法港口，完成了在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部署；与此同时，大批军机进驻伊朗周边军事基地，显示美国与以色列已在事实上做好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准备。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样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考量。就美国而言，2026年即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伊朗问题在外交与国家安全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还是在高压态势下迫使伊朗在政治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都可能被视为强化执政当局外交形象与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筹码。因此，在选举周期临近的背景下，如何在“遏制伊朗”问题上展现强势姿态，成为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因素。对于以色列而言，2026年同样面临新一轮选举周期，伊朗核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安全议题之一。通过对伊朗实施强力军事打击，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向国内社会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也有助于巩固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尤其是为内塔尼亚胡争取更有利的选民结构。同时，在其面临贪腐案件等政治压力的背景下，外部安全议题的强化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政治焦点。总体而言，在地区安全博弈之外，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明显交织着各自的国内政治动机。

深远而复杂的后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已造成深远而复杂的后果。首先，此次行动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基本放弃了此前强调对话与谈判的政策路径，转而在立场上更加贴近以色列的强硬主张。美以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伊朗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在伊朗国内短期内已难以形成支持继续同美国对话的政治与舆论氛围。在这种背景下，美伊关系很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长期对峙。

其次，此次军事行动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对话机制。经过多轮艰难斡旋，美国与伊朗才于今年1月先在阿曼接触，随后在日内瓦展开正式对话，其中来自阿曼等地区国家的调停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在内的多国均对军事升级持反对态度。随着打击行动的发生，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裂痕将进一步扩大。

最后，伊朗势必采取反制措施，这将推动地区安全形势进入螺旋式升级的紧张状态。伊朗拥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力量，既可能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部署于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等国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也可能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同时，伊朗还可能动员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盟友，对美国及以色列相关目标展开攻击。随着反击与再反击的循环展开，中东地区或将重新陷入新一轮战争边缘状态，此前由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的对话与缓和氛围，也将面临被全面打破的风险。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对立结构更加固化。与此同时，冲突所波及的地理范围极具战略敏感性，不仅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与航运通道之一，也将影响伊朗及周边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安全与生产稳定，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等国家。能源运输与生产的不确定性将直接推动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而在冲突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与投资领域亦可能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资本避险需求上升，全球及地区经济因此面临显著冲击。总体而言，冲突的升级不仅是单一军事层面的对抗，更可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多个层面产生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其外溢效应将远超当事国本身。

【国际观察】

作者：王 晋（西北大学教授）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给伊朗方面造成了重大人员与设施损失，事实上也中断了此前美国与伊朗在阿曼以及日内瓦围绕核问题所展开的对话进程。在外交沟通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军事行动使原本脆弱的谈判被迫中止，同时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中东局势进一步滑向更加紧张与危险的状态。

美以策略逐渐趋同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深感不满。然而，围绕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始终存在明显分歧。美国方面倾向于在保持沟通与接触的前提下通过持续对话与谈判向伊朗施压，促使其在核问题上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则认为伊朗缺乏可信度，与其进行反复磋商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成果，反而可能为其争取时间，因此主张通过强化军事威慑乃至直接军事打击，对伊朗施加决定性的压力。此前一段时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还是美国高层官员的多次公开表态，都显示出美方更倾向于在谈判框架内与伊朗达成某种阶段性或过渡性的核问题协议，而非立即诉诸全面军事行动。

尽管在策略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在伊朗核问题的核心关切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交集。美国方面强调应当将伊朗的核能力“清零”，不仅反对其继续保留核研发能力，更坚决反对伊朗持有或储存已经生产出的高浓缩铀；以色列虽然不赞成单纯依靠对话方式与伊朗展开沟通，但同样主张最大限度压缩伊朗的核能力，并进一步要求将伊朗的导弹技术发展以及地区政策行为纳入整体谈判之中。在这一共同关切的基础上，美以双方逐渐形成某种策略趋同，即在维持政治对话空间的同时强化军事与战略施压，通过“谈判框架下的高压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这种政治对话与军事威慑并行的方式，也成为当前围绕伊朗核问题博弈的重要特征。

此前，无论是在阿曼展开的接触，还是在日内瓦进行的对话，美伊双方都试图通过相互让步来促成共识，以期最终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美国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例如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中，已不再坚持将伊朗导弹能力及其地区政策与核问题捆绑讨论，而是将议题集中于核问题本身；同时，美方还提出可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允许伊朗保留极少量、低浓度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以作为过渡性安排的一部分。伊朗方面也释放出一定的妥协信号，包括重申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愿意稀释和降低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并考虑将部分已获得的高浓度浓缩铀转移至其他国家或相关国际行为体监管之下。然而，在是否应当将伊朗核能力“彻底清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美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结构性分歧也成为谈判难以突破的关键障碍。

各自的政治动机

随着美国在过去近两个月内持续向伊朗周边地区调集兵力，尤其是在最近一周显著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地区紧张局势迅速升温。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谈判姿态与美国达成某种共识，以避免冲突升级，并在此前主动提交了一份建议文件。然而，当该文件被带至日内瓦与美方展开磋商时，美国谈判代表——包括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以及贾里德·库什纳——均表达了明显失望。在美方看来，伊朗的立场基本延续既有框架，即不放弃核能力发展，在高浓度浓缩铀转移、核能力潜力压缩等关键问题上缺乏实质性让步，同时仍拒绝将导弹技术及地区政策纳入谈判议程。这一评估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取向由强调对话逐步转向更为强硬的施压策略。随后，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抵达海法港口，完成了在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部署；与此同时，大批军机进驻伊朗周边军事基地，显示美国与以色列已在事实上做好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准备。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样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考量。就美国而言，2026年即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伊朗问题在外交与国家安全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还是在高压态势下迫使伊朗在政治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都可能被视为强化执政当局外交形象与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筹码。因此，在选举周期临近的背景下，如何在“遏制伊朗”问题上展现强势姿态，成为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因素。对于以色列而言，2026年同样面临新一轮选举周期，伊朗核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安全议题之一。通过对伊朗实施强力军事打击，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向国内社会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也有助于巩固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尤其是为内塔尼亚胡争取更有利的选民结构。同时，在其面临贪腐案件等政治压力的背景下，外部安全议题的强化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政治焦点。总体而言，在地区安全博弈之外，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明显交织着各自的国内政治动机。

深远而复杂的后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已造成深远而复杂的后果。首先，此次行动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基本放弃了此前强调对话与谈判的政策路径，转而在立场上更加贴近以色列的强硬主张。美以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伊朗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在伊朗国内短期内已难以形成支持继续同美国对话的政治与舆论氛围。在这种背景下，美伊关系很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长期对峙。

其次，此次军事行动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对话机制。经过多轮艰难斡旋，美国与伊朗才于今年1月先在阿曼接触，随后在日内瓦展开正式对话，其中来自阿曼等地区国家的调停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在内的多国均对军事升级持反对态度。随着打击行动的发生，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裂痕将进一步扩大。

最后，伊朗势必采取反制措施，这将推动地区安全形势进入螺旋式升级的紧张状态。伊朗拥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力量，既可能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部署于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等国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也可能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同时，伊朗还可能动员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盟友，对美国及以色列相关目标展开攻击。随着反击与再反击的循环展开，中东地区或将重新陷入新一轮战争边缘状态，此前由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的对话与缓和氛围，也将面临被全面打破的风险。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对立结构更加固化。与此同时，冲突所波及的地理范围极具战略敏感性，不仅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与航运通道之一，也将影响伊朗及周边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安全与生产稳定，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等国家。能源运输与生产的不确定性将直接推动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而在冲突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与投资领域亦可能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资本避险需求上升，全球及地区经济因此面临显著冲击。总体而言，冲突的升级不仅是单一军事层面的对抗，更可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多个层面产生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其外溢效应将远超当事国本身。

【国际观察】

作者：王 晋（西北大学教授）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给伊朗方面造成了重大人员与设施损失，事实上也中断了此前美国与伊朗在阿曼以及日内瓦围绕核问题所展开的对话进程。在外交沟通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军事行动使原本脆弱的谈判被迫中止，同时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整个中东局势进一步滑向更加紧张与危险的状态。

美以策略逐渐趋同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深感不满。然而，围绕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始终存在明显分歧。美国方面倾向于在保持沟通与接触的前提下通过持续对话与谈判向伊朗施压，促使其在核问题上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则认为伊朗缺乏可信度，与其进行反复磋商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成果，反而可能为其争取时间，因此主张通过强化军事威慑乃至直接军事打击，对伊朗施加决定性的压力。此前一段时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还是美国高层官员的多次公开表态，都显示出美方更倾向于在谈判框架内与伊朗达成某种阶段性或过渡性的核问题协议，而非立即诉诸全面军事行动。

尽管在策略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在伊朗核问题的核心关切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交集。美国方面强调应当将伊朗的核能力“清零”，不仅反对其继续保留核研发能力，更坚决反对伊朗持有或储存已经生产出的高浓缩铀；以色列虽然不赞成单纯依靠对话方式与伊朗展开沟通，但同样主张最大限度压缩伊朗的核能力，并进一步要求将伊朗的导弹技术发展以及地区政策行为纳入整体谈判之中。在这一共同关切的基础上，美以双方逐渐形成某种策略趋同，即在维持政治对话空间的同时强化军事与战略施压，通过“谈判框架下的高压手段”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这种政治对话与军事威慑并行的方式，也成为当前围绕伊朗核问题博弈的重要特征。

此前，无论是在阿曼展开的接触，还是在日内瓦进行的对话，美伊双方都试图通过相互让步来促成共识，以期最终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美国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例如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中，已不再坚持将伊朗导弹能力及其地区政策与核问题捆绑讨论，而是将议题集中于核问题本身；同时，美方还提出可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允许伊朗保留极少量、低浓度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以作为过渡性安排的一部分。伊朗方面也释放出一定的妥协信号，包括重申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愿意稀释和降低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并考虑将部分已获得的高浓度浓缩铀转移至其他国家或相关国际行为体监管之下。然而，在是否应当将伊朗核能力“彻底清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美伊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结构性分歧也成为谈判难以突破的关键障碍。

各自的政治动机

随着美国在过去近两个月内持续向伊朗周边地区调集兵力，尤其是在最近一周显著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地区紧张局势迅速升温。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更为积极主动的谈判姿态与美国达成某种共识，以避免冲突升级，并在此前主动提交了一份建议文件。然而，当该文件被带至日内瓦与美方展开磋商时，美国谈判代表——包括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以及贾里德·库什纳——均表达了明显失望。在美方看来，伊朗的立场基本延续既有框架，即不放弃核能力发展，在高浓度浓缩铀转移、核能力潜力压缩等关键问题上缺乏实质性让步，同时仍拒绝将导弹技术及地区政策纳入谈判议程。这一评估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取向由强调对话逐步转向更为强硬的施压策略。随后，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抵达海法港口，完成了在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部署；与此同时，大批军机进驻伊朗周边军事基地，显示美国与以色列已在事实上做好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准备。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而言，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样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考量。就美国而言，2026年即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伊朗问题在外交与国家安全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削弱伊朗的战略能力，还是在高压态势下迫使伊朗在政治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都可能被视为强化执政当局外交形象与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筹码。因此，在选举周期临近的背景下，如何在“遏制伊朗”问题上展现强势姿态，成为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因素。对于以色列而言，2026年同样面临新一轮选举周期，伊朗核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安全议题之一。通过对伊朗实施强力军事打击，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向国内社会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也有助于巩固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尤其是为内塔尼亚胡争取更有利的选民结构。同时，在其面临贪腐案件等政治压力的背景下，外部安全议题的强化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政治焦点。总体而言，在地区安全博弈之外，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明显交织着各自的国内政治动机。

深远而复杂的后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已造成深远而复杂的后果。首先，此次行动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基本放弃了此前强调对话与谈判的政策路径，转而在立场上更加贴近以色列的强硬主张。美以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伊朗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几乎彻底崩塌，在伊朗国内短期内已难以形成支持继续同美国对话的政治与舆论氛围。在这种背景下，美伊关系很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长期对峙。

其次，此次军事行动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对话机制。经过多轮艰难斡旋，美国与伊朗才于今年1月先在阿曼接触，随后在日内瓦展开正式对话，其中来自阿曼等地区国家的调停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在内的多国均对军事升级持反对态度。随着打击行动的发生，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裂痕将进一步扩大。

最后，伊朗势必采取反制措施，这将推动地区安全形势进入螺旋式升级的紧张状态。伊朗拥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力量，既可能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部署于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等国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也可能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同时，伊朗还可能动员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地区盟友，对美国及以色列相关目标展开攻击。随着反击与再反击的循环展开，中东地区或将重新陷入新一轮战争边缘状态，此前由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的对话与缓和氛围，也将面临被全面打破的风险。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阵营化趋势更加明显，对立结构更加固化。与此同时，冲突所波及的地理范围极具战略敏感性，不仅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与航运通道之一，也将影响伊朗及周边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安全与生产稳定，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等国家。能源运输与生产的不确定性将直接推动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而在冲突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与投资领域亦可能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资本避险需求上升，全球及地区经济因此面临显著冲击。总体而言，冲突的升级不仅是单一军事层面的对抗，更可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多个层面产生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其外溢效应将远超当事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