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三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国的各个“属国”向唐太宗“称臣纳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这句写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用在唐肃宗的朝堂上总归是差点意思，还是用来形容他老祖宗的贞观年间更合适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贡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产的异国风物。于是，太宗皇帝“诏所司详录”其中“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唐代的外来物种的珍贵资料。

《职贡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来朝的诸国中，地处中亚费尔纳干盆地的康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漂亮的桃子想必极为珍贵，因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国已经贡献过一次“金桃、银桃”了，且当时唐太宗就命人将其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中国本就是桃子的原产地，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印度，梵语称之为“至那你（唐言：汉持来）”，为何撒马尔罕的黄桃、白桃会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贡录，又能移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影视剧中的康国金桃

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这种水果究竟什么样，它是如何历经长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来到唐朝境内，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虽已无从推测，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金桃”由此成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他研究唐代舶来品的著作的标题。

“金桃”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难以尝到它的滋味，它在历史上的出场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但这场发生于公元7世纪的朝贡还有很多别的贡品，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比如，当时的“泥婆罗国”为唐太宗献上了各种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尼婆罗国”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其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给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篮子的“菜”。这着实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这些蔬菜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极为新奇的，甚至可能对尼布尔人来说都并不常见，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些蔬菜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新鲜的，且附带了种子——贡录上精确记载了它们叶片和种子的形态，还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菠菜的最早记载。“波棱”一词描绘了菠菜叶片的形态，颇为精准，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产地——波斯。

《本草图谱》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汉字“菠薐”

虽然贡录上写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蔬菜接受它，而认为它是一种草药。初唐的医学家孟诜认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许是中国气候有利于菠菜的种植，又也许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显然成了一种寻常的本土蔬菜，几乎没有人记得它曾是异域的贡品了，著名诗人刘禹锡就在《嘉话录》里，因时人“多不知”而强调，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样，都是自“西国”而来的域外植物。

不过，作为同一批贡品的“酢菜”“胡芹”“浑提葱”就没有菠菜这样被顺利普及。劳费尔猜测“酢菜”可能是某种莴苣属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现在的荷兰芹，“浑提葱”则可能是青蒜或冬葱。他认为由于中国有这几种蔬菜的原生品种，因此这些外来品种因气候或口味无法同化而被放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命名的关系，这几种蔬菜被冠之以别的名称在中国普及开来，使得人们无法追溯其最初的来源。

在这篇“贡录”结尾，负责著录的官员笔锋一转，从记录“贡物”转向了记录“技术”：有一种神奇的调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贡物，但中国人学习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产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晒而成，但这种自产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们更喜欢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西蕃胡国”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该国擅长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扬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国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国又称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国广布佛教遗迹，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专门用了两卷的篇幅来介绍它。摩揭陀国曾极为强盛，阿育王就是从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统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个时代，统治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旧是印度半岛上的强国，对外贸易维持着其国力，除了糖以外，它还有另一项获利丰厚的出口特产——胡椒。

《大唐西域记》残卷部分文字。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懂飞摄

中国人自古以来用“椒”来表示一种辛辣的调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花椒，它最早是作为一味药物来使用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椒）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另外，从汉朝以来，“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为一种尊贵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贵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开始可能并不作为一种完全陌生新奇的调味品输入中国的，它作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这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胡椒”的来源，还说明了唐人已经使用胡椒来搭配肉类食用了。诗僧寒山曾在谴责俗人满足口服之欲时写道：“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韩愈在抵达潮州，第一次品尝到岭南的奇异食物时也写道：“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尽管胡椒在唐代已经得到了相对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贵的。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因贪贿被革职，查抄他家发现了“胡椒八百担”，数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终下诏赐他自尽。

唐朝的百姓也许无法尝到“金桃”的滋味，他们在日常也不会频繁使用“糖”与“胡椒”来调味，但是他们肯定对异域的食物并不陌生。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麦……北人之食麦者，多以之作饼。”中原地区“食饼”的历史悠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我们后世熟知的包括馒头、馄饨、面条在内的各种米面制品，均归入“饼类”。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饼”被独立出来，与“蒸饼”“汤饼”之列分流，自成一属，正是由于唐代“胡饼”的盛行。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胡饼

《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主要指饼类。当时长安及周边城市已经有专门售卖胡饼的店铺了，《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出长安，西行至咸阳时饥肠辘辘，宰相杨国忠还买了胡饼呈上供其果腹。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圆仁法师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入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中记载当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唐代，胡饼还流传至南方。唐德宗时期著名的高僧崇信，其父就是江陵城的胡饼师。白居易谪居忠州（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忠县），还亲自制作胡饼，并赋诗询问好友口感如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亲出炉。相赠好友杨万洲，尝看得似辅兴无？”此时，胡饼已然从西域美食成为长安辅兴坊的特产了，可见其“本地化”程度之高。

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唐代胡饼的实物。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个直径19.5厘米的薄饼， 呈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这种面饼与今天新疆少数民族日常食用的馕相似，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于阗某寺支用簿》的“雇李□伍 半麺胡饼脚八十文” 的记载相印证，应为风靡中原地区的“胡饼”的实物。

还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91号墓地，还发现了一枚唐代小油馕，其直径仅3.9厘米，以小麦为原料，手工捏制，呈圆形，土黄色，其中心薄，边缘厚，表面黏附芝麻，做工细致，经馕坑烘烤而成。考古工作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显得十分娇小，直径只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芝麻，保存得相当完好，已经和现在人们经常吃的“牛奶馕”没有什么区别。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各类花式点心

当时还盛行一种名叫“饆饠”的美食，从这两字复杂的字形和读音就可猜出，它也是源于西域的美食之一。与现存实物的胡饼相比，后人对“饆饠”的考证就颇为吃力了：著名的中西交流史学者向达认为这两字源于波斯语中“抓饭”（Pilaw）一词，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同；但清人翟灏所编的《通俗编》中却明文记载：“饆饠今北人呼为饽饽”，因此，除了“抓饭”，“饆饠”又有饽饽一说。

不过，从唐、宋、元人留下的关于“蟹饆饠”“羊肾饆饠”“水晶饆饠”以及“饆饠角儿”的做法来看，“饆饠”应该是一种以面粉擀制成皮，然后内里包馅的面食。其馅的种类很多，可是羊肉、蟹肉等荤食，也可以放素食，甚至水果。段成式也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位擅长制作“饆饠”的名士，唐文宗时期的左金吾卫将军韩约会做“樱桃饆饠”，其不仅以唐人素以为珍贵的樱桃为馅，且能做到“其色不变”，与当时的萧家馄饨、庾家粽子齐名，成为衣冠名食。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樱桃饆饠”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次突破在于“面食的输入”，古代中国人的主食以黍、粟为主，是“粒食文化”，正是从中亚传入的“面”“饼”使中国人进入了“粉食文化”，麦代替了黍、粟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因为麦是一种更适合磨成粉食用的农作物。而这一转变过程，上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全面完成于约9世纪上半叶，整个唐代恰是其重要的一大阶段。这些曾经被冠以各种奇异名称的“胡食”，最终还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中国的标志性美食。

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既然有输入的美食，自然也有“走出去”的至味。唐朝作为中国中古时代长期动乱后的第一个持续稳定的王朝，为食物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

来自岭南的热带水果会作为珍贵的贡品献给帝王，这当中不仅仅有世人熟知的荔枝。杜甫曾有《病橘》一诗，将玄宗皇帝时蓬莱殿的贡橘同“南海使”进献荔枝相提并论，抨击贡赋制度使民不聊生，政局败坏。

实际上，在杜甫那个时代，原生岭南的柑橘已经大量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洞庭湖周边种植，并产生了许多特有品种。中文中名目繁多的柑橘类水果：例如“柑”“橘”“橙”“柚”也大致在那时开始固定对应某一类品种。

在这些南方的柑橘中，最早“走出去”的当属 “广柑”，又叫酸橙（Citrus aurantium），在中国南方，它长期作为一种调味品来使用。其口感偏酸的变种于9至10世纪即阿拉伯人统治西亚时期传入地中海地区，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塞维利亚橙——这是顶级柑橘酱的原料；其口感偏甜变种则随十字军于14世纪传入欧洲，最终培育出了瓦伦西亚橙与脐橙。

而另一些中国本土更珍视的柑橘类水果，口感更好却具有药用价值：盛产于长江中游的“朱橘”（Citrus deliciosa）与岭南地区的“沙柑”（Citrus nobilis）。药用价值极高的朱橘品类繁多，包括朱红橘、乳橘、山橘，尤以岭南深冬成熟的金橘为贵。金橘琥珀色的果皮经蜂蜜浸渍后，在岭南被视为珍品。沙柑的分布范围则主要在今天的广西地区，品类有朱柑、黄柑、乳柑、石柑等，其中乳柑品质最佳。

这些广义上被叫作橘子的水果也在15-16世纪传入了欧洲，欧洲人将其称作mandarine，暗示了它的中国原产地，其转播路线可能是由东南亚经中东转入地中海地区，再由地中海地区进入西欧地区。这一路线也解释了为什么还有一种橘子被称为“tangerine”，这个词来自摩洛哥著名的港口城市丹吉尔，从其特殊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确是漫长的橘子贸易中的重要一站。

除了西去，中国橘子也在东邻日本大放异彩。自唐代起，浙东沿海种植的柑橘也曾被列为贡品，南宋淳熙年间，陈彦直任温州知州时，专门撰写了《橘录》来总结了当地的柑橘品种和种植方式。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柑橘引入日本，后经改良成为皮薄无核、味甜如蜜的温州蜜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又研发出了以温州蜜柑为母本的“南香”，之后，爱媛县的农业技术人员研发出了著名的橘橙杂交品种“爱媛38号”，以及近年来又引种回浙东地区的“象山红美人”。试想如果苏轼尝过“红美人”的话，《食柑》一诗的“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恐怕就要该作“清泉漉漉盈唇齿，蜜雾霏霏欲醉人”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三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国的各个“属国”向唐太宗“称臣纳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这句写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用在唐肃宗的朝堂上总归是差点意思，还是用来形容他老祖宗的贞观年间更合适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贡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产的异国风物。于是，太宗皇帝“诏所司详录”其中“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唐代的外来物种的珍贵资料。

《职贡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来朝的诸国中，地处中亚费尔纳干盆地的康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漂亮的桃子想必极为珍贵，因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国已经贡献过一次“金桃、银桃”了，且当时唐太宗就命人将其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中国本就是桃子的原产地，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印度，梵语称之为“至那你（唐言：汉持来）”，为何撒马尔罕的黄桃、白桃会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贡录，又能移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影视剧中的康国金桃

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这种水果究竟什么样，它是如何历经长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来到唐朝境内，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虽已无从推测，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金桃”由此成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他研究唐代舶来品的著作的标题。

“金桃”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难以尝到它的滋味，它在历史上的出场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但这场发生于公元7世纪的朝贡还有很多别的贡品，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比如，当时的“泥婆罗国”为唐太宗献上了各种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尼婆罗国”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其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给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篮子的“菜”。这着实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这些蔬菜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极为新奇的，甚至可能对尼布尔人来说都并不常见，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些蔬菜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新鲜的，且附带了种子——贡录上精确记载了它们叶片和种子的形态，还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菠菜的最早记载。“波棱”一词描绘了菠菜叶片的形态，颇为精准，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产地——波斯。

《本草图谱》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汉字“菠薐”

虽然贡录上写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蔬菜接受它，而认为它是一种草药。初唐的医学家孟诜认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许是中国气候有利于菠菜的种植，又也许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显然成了一种寻常的本土蔬菜，几乎没有人记得它曾是异域的贡品了，著名诗人刘禹锡就在《嘉话录》里，因时人“多不知”而强调，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样，都是自“西国”而来的域外植物。

不过，作为同一批贡品的“酢菜”“胡芹”“浑提葱”就没有菠菜这样被顺利普及。劳费尔猜测“酢菜”可能是某种莴苣属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现在的荷兰芹，“浑提葱”则可能是青蒜或冬葱。他认为由于中国有这几种蔬菜的原生品种，因此这些外来品种因气候或口味无法同化而被放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命名的关系，这几种蔬菜被冠之以别的名称在中国普及开来，使得人们无法追溯其最初的来源。

在这篇“贡录”结尾，负责著录的官员笔锋一转，从记录“贡物”转向了记录“技术”：有一种神奇的调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贡物，但中国人学习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产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晒而成，但这种自产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们更喜欢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西蕃胡国”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该国擅长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扬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国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国又称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国广布佛教遗迹，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专门用了两卷的篇幅来介绍它。摩揭陀国曾极为强盛，阿育王就是从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统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个时代，统治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旧是印度半岛上的强国，对外贸易维持着其国力，除了糖以外，它还有另一项获利丰厚的出口特产——胡椒。

《大唐西域记》残卷部分文字。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懂飞摄

中国人自古以来用“椒”来表示一种辛辣的调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花椒，它最早是作为一味药物来使用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椒）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另外，从汉朝以来，“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为一种尊贵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贵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开始可能并不作为一种完全陌生新奇的调味品输入中国的，它作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这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胡椒”的来源，还说明了唐人已经使用胡椒来搭配肉类食用了。诗僧寒山曾在谴责俗人满足口服之欲时写道：“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韩愈在抵达潮州，第一次品尝到岭南的奇异食物时也写道：“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尽管胡椒在唐代已经得到了相对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贵的。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因贪贿被革职，查抄他家发现了“胡椒八百担”，数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终下诏赐他自尽。

唐朝的百姓也许无法尝到“金桃”的滋味，他们在日常也不会频繁使用“糖”与“胡椒”来调味，但是他们肯定对异域的食物并不陌生。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麦……北人之食麦者，多以之作饼。”中原地区“食饼”的历史悠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我们后世熟知的包括馒头、馄饨、面条在内的各种米面制品，均归入“饼类”。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饼”被独立出来，与“蒸饼”“汤饼”之列分流，自成一属，正是由于唐代“胡饼”的盛行。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胡饼

《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主要指饼类。当时长安及周边城市已经有专门售卖胡饼的店铺了，《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出长安，西行至咸阳时饥肠辘辘，宰相杨国忠还买了胡饼呈上供其果腹。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圆仁法师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入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中记载当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唐代，胡饼还流传至南方。唐德宗时期著名的高僧崇信，其父就是江陵城的胡饼师。白居易谪居忠州（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忠县），还亲自制作胡饼，并赋诗询问好友口感如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亲出炉。相赠好友杨万洲，尝看得似辅兴无？”此时，胡饼已然从西域美食成为长安辅兴坊的特产了，可见其“本地化”程度之高。

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唐代胡饼的实物。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个直径19.5厘米的薄饼， 呈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这种面饼与今天新疆少数民族日常食用的馕相似，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于阗某寺支用簿》的“雇李□伍 半麺胡饼脚八十文” 的记载相印证，应为风靡中原地区的“胡饼”的实物。

还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91号墓地，还发现了一枚唐代小油馕，其直径仅3.9厘米，以小麦为原料，手工捏制，呈圆形，土黄色，其中心薄，边缘厚，表面黏附芝麻，做工细致，经馕坑烘烤而成。考古工作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显得十分娇小，直径只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芝麻，保存得相当完好，已经和现在人们经常吃的“牛奶馕”没有什么区别。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各类花式点心

当时还盛行一种名叫“饆饠”的美食，从这两字复杂的字形和读音就可猜出，它也是源于西域的美食之一。与现存实物的胡饼相比，后人对“饆饠”的考证就颇为吃力了：著名的中西交流史学者向达认为这两字源于波斯语中“抓饭”（Pilaw）一词，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同；但清人翟灏所编的《通俗编》中却明文记载：“饆饠今北人呼为饽饽”，因此，除了“抓饭”，“饆饠”又有饽饽一说。

不过，从唐、宋、元人留下的关于“蟹饆饠”“羊肾饆饠”“水晶饆饠”以及“饆饠角儿”的做法来看，“饆饠”应该是一种以面粉擀制成皮，然后内里包馅的面食。其馅的种类很多，可是羊肉、蟹肉等荤食，也可以放素食，甚至水果。段成式也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位擅长制作“饆饠”的名士，唐文宗时期的左金吾卫将军韩约会做“樱桃饆饠”，其不仅以唐人素以为珍贵的樱桃为馅，且能做到“其色不变”，与当时的萧家馄饨、庾家粽子齐名，成为衣冠名食。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樱桃饆饠”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次突破在于“面食的输入”，古代中国人的主食以黍、粟为主，是“粒食文化”，正是从中亚传入的“面”“饼”使中国人进入了“粉食文化”，麦代替了黍、粟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因为麦是一种更适合磨成粉食用的农作物。而这一转变过程，上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全面完成于约9世纪上半叶，整个唐代恰是其重要的一大阶段。这些曾经被冠以各种奇异名称的“胡食”，最终还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中国的标志性美食。

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既然有输入的美食，自然也有“走出去”的至味。唐朝作为中国中古时代长期动乱后的第一个持续稳定的王朝，为食物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

来自岭南的热带水果会作为珍贵的贡品献给帝王，这当中不仅仅有世人熟知的荔枝。杜甫曾有《病橘》一诗，将玄宗皇帝时蓬莱殿的贡橘同“南海使”进献荔枝相提并论，抨击贡赋制度使民不聊生，政局败坏。

实际上，在杜甫那个时代，原生岭南的柑橘已经大量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洞庭湖周边种植，并产生了许多特有品种。中文中名目繁多的柑橘类水果：例如“柑”“橘”“橙”“柚”也大致在那时开始固定对应某一类品种。

在这些南方的柑橘中，最早“走出去”的当属 “广柑”，又叫酸橙（Citrus aurantium），在中国南方，它长期作为一种调味品来使用。其口感偏酸的变种于9至10世纪即阿拉伯人统治西亚时期传入地中海地区，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塞维利亚橙——这是顶级柑橘酱的原料；其口感偏甜变种则随十字军于14世纪传入欧洲，最终培育出了瓦伦西亚橙与脐橙。

而另一些中国本土更珍视的柑橘类水果，口感更好却具有药用价值：盛产于长江中游的“朱橘”（Citrus deliciosa）与岭南地区的“沙柑”（Citrus nobilis）。药用价值极高的朱橘品类繁多，包括朱红橘、乳橘、山橘，尤以岭南深冬成熟的金橘为贵。金橘琥珀色的果皮经蜂蜜浸渍后，在岭南被视为珍品。沙柑的分布范围则主要在今天的广西地区，品类有朱柑、黄柑、乳柑、石柑等，其中乳柑品质最佳。

这些广义上被叫作橘子的水果也在15-16世纪传入了欧洲，欧洲人将其称作mandarine，暗示了它的中国原产地，其转播路线可能是由东南亚经中东转入地中海地区，再由地中海地区进入西欧地区。这一路线也解释了为什么还有一种橘子被称为“tangerine”，这个词来自摩洛哥著名的港口城市丹吉尔，从其特殊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确是漫长的橘子贸易中的重要一站。

除了西去，中国橘子也在东邻日本大放异彩。自唐代起，浙东沿海种植的柑橘也曾被列为贡品，南宋淳熙年间，陈彦直任温州知州时，专门撰写了《橘录》来总结了当地的柑橘品种和种植方式。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柑橘引入日本，后经改良成为皮薄无核、味甜如蜜的温州蜜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又研发出了以温州蜜柑为母本的“南香”，之后，爱媛县的农业技术人员研发出了著名的橘橙杂交品种“爱媛38号”，以及近年来又引种回浙东地区的“象山红美人”。试想如果苏轼尝过“红美人”的话，《食柑》一诗的“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恐怕就要该作“清泉漉漉盈唇齿，蜜雾霏霏欲醉人”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三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国的各个“属国”向唐太宗“称臣纳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这句写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用在唐肃宗的朝堂上总归是差点意思，还是用来形容他老祖宗的贞观年间更合适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贡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产的异国风物。于是，太宗皇帝“诏所司详录”其中“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唐代的外来物种的珍贵资料。

《职贡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来朝的诸国中，地处中亚费尔纳干盆地的康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漂亮的桃子想必极为珍贵，因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国已经贡献过一次“金桃、银桃”了，且当时唐太宗就命人将其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中国本就是桃子的原产地，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印度，梵语称之为“至那你（唐言：汉持来）”，为何撒马尔罕的黄桃、白桃会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贡录，又能移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影视剧中的康国金桃

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这种水果究竟什么样，它是如何历经长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来到唐朝境内，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虽已无从推测，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金桃”由此成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他研究唐代舶来品的著作的标题。

“金桃”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难以尝到它的滋味，它在历史上的出场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但这场发生于公元7世纪的朝贡还有很多别的贡品，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比如，当时的“泥婆罗国”为唐太宗献上了各种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尼婆罗国”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其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给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篮子的“菜”。这着实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这些蔬菜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极为新奇的，甚至可能对尼布尔人来说都并不常见，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些蔬菜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新鲜的，且附带了种子——贡录上精确记载了它们叶片和种子的形态，还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菠菜的最早记载。“波棱”一词描绘了菠菜叶片的形态，颇为精准，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产地——波斯。

《本草图谱》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汉字“菠薐”

虽然贡录上写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蔬菜接受它，而认为它是一种草药。初唐的医学家孟诜认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许是中国气候有利于菠菜的种植，又也许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显然成了一种寻常的本土蔬菜，几乎没有人记得它曾是异域的贡品了，著名诗人刘禹锡就在《嘉话录》里，因时人“多不知”而强调，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样，都是自“西国”而来的域外植物。

不过，作为同一批贡品的“酢菜”“胡芹”“浑提葱”就没有菠菜这样被顺利普及。劳费尔猜测“酢菜”可能是某种莴苣属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现在的荷兰芹，“浑提葱”则可能是青蒜或冬葱。他认为由于中国有这几种蔬菜的原生品种，因此这些外来品种因气候或口味无法同化而被放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命名的关系，这几种蔬菜被冠之以别的名称在中国普及开来，使得人们无法追溯其最初的来源。

在这篇“贡录”结尾，负责著录的官员笔锋一转，从记录“贡物”转向了记录“技术”：有一种神奇的调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贡物，但中国人学习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产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晒而成，但这种自产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们更喜欢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西蕃胡国”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该国擅长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扬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国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国又称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国广布佛教遗迹，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专门用了两卷的篇幅来介绍它。摩揭陀国曾极为强盛，阿育王就是从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统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个时代，统治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旧是印度半岛上的强国，对外贸易维持着其国力，除了糖以外，它还有另一项获利丰厚的出口特产——胡椒。

《大唐西域记》残卷部分文字。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懂飞摄

中国人自古以来用“椒”来表示一种辛辣的调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花椒，它最早是作为一味药物来使用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椒）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另外，从汉朝以来，“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为一种尊贵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贵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开始可能并不作为一种完全陌生新奇的调味品输入中国的，它作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这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胡椒”的来源，还说明了唐人已经使用胡椒来搭配肉类食用了。诗僧寒山曾在谴责俗人满足口服之欲时写道：“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韩愈在抵达潮州，第一次品尝到岭南的奇异食物时也写道：“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尽管胡椒在唐代已经得到了相对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贵的。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因贪贿被革职，查抄他家发现了“胡椒八百担”，数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终下诏赐他自尽。

唐朝的百姓也许无法尝到“金桃”的滋味，他们在日常也不会频繁使用“糖”与“胡椒”来调味，但是他们肯定对异域的食物并不陌生。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麦……北人之食麦者，多以之作饼。”中原地区“食饼”的历史悠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我们后世熟知的包括馒头、馄饨、面条在内的各种米面制品，均归入“饼类”。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饼”被独立出来，与“蒸饼”“汤饼”之列分流，自成一属，正是由于唐代“胡饼”的盛行。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胡饼

《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主要指饼类。当时长安及周边城市已经有专门售卖胡饼的店铺了，《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出长安，西行至咸阳时饥肠辘辘，宰相杨国忠还买了胡饼呈上供其果腹。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圆仁法师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入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中记载当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唐代，胡饼还流传至南方。唐德宗时期著名的高僧崇信，其父就是江陵城的胡饼师。白居易谪居忠州（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忠县），还亲自制作胡饼，并赋诗询问好友口感如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亲出炉。相赠好友杨万洲，尝看得似辅兴无？”此时，胡饼已然从西域美食成为长安辅兴坊的特产了，可见其“本地化”程度之高。

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唐代胡饼的实物。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个直径19.5厘米的薄饼， 呈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这种面饼与今天新疆少数民族日常食用的馕相似，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于阗某寺支用簿》的“雇李□伍 半麺胡饼脚八十文” 的记载相印证，应为风靡中原地区的“胡饼”的实物。

还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91号墓地，还发现了一枚唐代小油馕，其直径仅3.9厘米，以小麦为原料，手工捏制，呈圆形，土黄色，其中心薄，边缘厚，表面黏附芝麻，做工细致，经馕坑烘烤而成。考古工作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显得十分娇小，直径只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芝麻，保存得相当完好，已经和现在人们经常吃的“牛奶馕”没有什么区别。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各类花式点心

当时还盛行一种名叫“饆饠”的美食，从这两字复杂的字形和读音就可猜出，它也是源于西域的美食之一。与现存实物的胡饼相比，后人对“饆饠”的考证就颇为吃力了：著名的中西交流史学者向达认为这两字源于波斯语中“抓饭”（Pilaw）一词，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同；但清人翟灏所编的《通俗编》中却明文记载：“饆饠今北人呼为饽饽”，因此，除了“抓饭”，“饆饠”又有饽饽一说。

不过，从唐、宋、元人留下的关于“蟹饆饠”“羊肾饆饠”“水晶饆饠”以及“饆饠角儿”的做法来看，“饆饠”应该是一种以面粉擀制成皮，然后内里包馅的面食。其馅的种类很多，可是羊肉、蟹肉等荤食，也可以放素食，甚至水果。段成式也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位擅长制作“饆饠”的名士，唐文宗时期的左金吾卫将军韩约会做“樱桃饆饠”，其不仅以唐人素以为珍贵的樱桃为馅，且能做到“其色不变”，与当时的萧家馄饨、庾家粽子齐名，成为衣冠名食。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樱桃饆饠”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次突破在于“面食的输入”，古代中国人的主食以黍、粟为主，是“粒食文化”，正是从中亚传入的“面”“饼”使中国人进入了“粉食文化”，麦代替了黍、粟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因为麦是一种更适合磨成粉食用的农作物。而这一转变过程，上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全面完成于约9世纪上半叶，整个唐代恰是其重要的一大阶段。这些曾经被冠以各种奇异名称的“胡食”，最终还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中国的标志性美食。

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既然有输入的美食，自然也有“走出去”的至味。唐朝作为中国中古时代长期动乱后的第一个持续稳定的王朝，为食物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

来自岭南的热带水果会作为珍贵的贡品献给帝王，这当中不仅仅有世人熟知的荔枝。杜甫曾有《病橘》一诗，将玄宗皇帝时蓬莱殿的贡橘同“南海使”进献荔枝相提并论，抨击贡赋制度使民不聊生，政局败坏。

实际上，在杜甫那个时代，原生岭南的柑橘已经大量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洞庭湖周边种植，并产生了许多特有品种。中文中名目繁多的柑橘类水果：例如“柑”“橘”“橙”“柚”也大致在那时开始固定对应某一类品种。

在这些南方的柑橘中，最早“走出去”的当属 “广柑”，又叫酸橙（Citrus aurantium），在中国南方，它长期作为一种调味品来使用。其口感偏酸的变种于9至10世纪即阿拉伯人统治西亚时期传入地中海地区，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塞维利亚橙——这是顶级柑橘酱的原料；其口感偏甜变种则随十字军于14世纪传入欧洲，最终培育出了瓦伦西亚橙与脐橙。

而另一些中国本土更珍视的柑橘类水果，口感更好却具有药用价值：盛产于长江中游的“朱橘”（Citrus deliciosa）与岭南地区的“沙柑”（Citrus nobilis）。药用价值极高的朱橘品类繁多，包括朱红橘、乳橘、山橘，尤以岭南深冬成熟的金橘为贵。金橘琥珀色的果皮经蜂蜜浸渍后，在岭南被视为珍品。沙柑的分布范围则主要在今天的广西地区，品类有朱柑、黄柑、乳柑、石柑等，其中乳柑品质最佳。

这些广义上被叫作橘子的水果也在15-16世纪传入了欧洲，欧洲人将其称作mandarine，暗示了它的中国原产地，其转播路线可能是由东南亚经中东转入地中海地区，再由地中海地区进入西欧地区。这一路线也解释了为什么还有一种橘子被称为“tangerine”，这个词来自摩洛哥著名的港口城市丹吉尔，从其特殊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确是漫长的橘子贸易中的重要一站。

除了西去，中国橘子也在东邻日本大放异彩。自唐代起，浙东沿海种植的柑橘也曾被列为贡品，南宋淳熙年间，陈彦直任温州知州时，专门撰写了《橘录》来总结了当地的柑橘品种和种植方式。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柑橘引入日本，后经改良成为皮薄无核、味甜如蜜的温州蜜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又研发出了以温州蜜柑为母本的“南香”，之后，爱媛县的农业技术人员研发出了著名的橘橙杂交品种“爱媛38号”，以及近年来又引种回浙东地区的“象山红美人”。试想如果苏轼尝过“红美人”的话，《食柑》一诗的“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恐怕就要该作“清泉漉漉盈唇齿，蜜雾霏霏欲醉人”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三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国的各个“属国”向唐太宗“称臣纳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这句写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用在唐肃宗的朝堂上总归是差点意思，还是用来形容他老祖宗的贞观年间更合适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贡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产的异国风物。于是，太宗皇帝“诏所司详录”其中“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唐代的外来物种的珍贵资料。

《职贡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来朝的诸国中，地处中亚费尔纳干盆地的康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漂亮的桃子想必极为珍贵，因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国已经贡献过一次“金桃、银桃”了，且当时唐太宗就命人将其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中国本就是桃子的原产地，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印度，梵语称之为“至那你（唐言：汉持来）”，为何撒马尔罕的黄桃、白桃会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贡录，又能移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影视剧中的康国金桃

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这种水果究竟什么样，它是如何历经长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来到唐朝境内，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虽已无从推测，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金桃”由此成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他研究唐代舶来品的著作的标题。

“金桃”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难以尝到它的滋味，它在历史上的出场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但这场发生于公元7世纪的朝贡还有很多别的贡品，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比如，当时的“泥婆罗国”为唐太宗献上了各种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尼婆罗国”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其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给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篮子的“菜”。这着实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这些蔬菜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极为新奇的，甚至可能对尼布尔人来说都并不常见，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些蔬菜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新鲜的，且附带了种子——贡录上精确记载了它们叶片和种子的形态，还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菠菜的最早记载。“波棱”一词描绘了菠菜叶片的形态，颇为精准，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产地——波斯。

《本草图谱》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汉字“菠薐”

虽然贡录上写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蔬菜接受它，而认为它是一种草药。初唐的医学家孟诜认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许是中国气候有利于菠菜的种植，又也许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显然成了一种寻常的本土蔬菜，几乎没有人记得它曾是异域的贡品了，著名诗人刘禹锡就在《嘉话录》里，因时人“多不知”而强调，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样，都是自“西国”而来的域外植物。

不过，作为同一批贡品的“酢菜”“胡芹”“浑提葱”就没有菠菜这样被顺利普及。劳费尔猜测“酢菜”可能是某种莴苣属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现在的荷兰芹，“浑提葱”则可能是青蒜或冬葱。他认为由于中国有这几种蔬菜的原生品种，因此这些外来品种因气候或口味无法同化而被放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命名的关系，这几种蔬菜被冠之以别的名称在中国普及开来，使得人们无法追溯其最初的来源。

在这篇“贡录”结尾，负责著录的官员笔锋一转，从记录“贡物”转向了记录“技术”：有一种神奇的调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贡物，但中国人学习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产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晒而成，但这种自产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们更喜欢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西蕃胡国”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该国擅长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扬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国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国又称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国广布佛教遗迹，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专门用了两卷的篇幅来介绍它。摩揭陀国曾极为强盛，阿育王就是从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统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个时代，统治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旧是印度半岛上的强国，对外贸易维持着其国力，除了糖以外，它还有另一项获利丰厚的出口特产——胡椒。

《大唐西域记》残卷部分文字。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懂飞摄

中国人自古以来用“椒”来表示一种辛辣的调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花椒，它最早是作为一味药物来使用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椒）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另外，从汉朝以来，“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为一种尊贵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贵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开始可能并不作为一种完全陌生新奇的调味品输入中国的，它作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这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胡椒”的来源，还说明了唐人已经使用胡椒来搭配肉类食用了。诗僧寒山曾在谴责俗人满足口服之欲时写道：“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韩愈在抵达潮州，第一次品尝到岭南的奇异食物时也写道：“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尽管胡椒在唐代已经得到了相对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贵的。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因贪贿被革职，查抄他家发现了“胡椒八百担”，数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终下诏赐他自尽。

唐朝的百姓也许无法尝到“金桃”的滋味，他们在日常也不会频繁使用“糖”与“胡椒”来调味，但是他们肯定对异域的食物并不陌生。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麦……北人之食麦者，多以之作饼。”中原地区“食饼”的历史悠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我们后世熟知的包括馒头、馄饨、面条在内的各种米面制品，均归入“饼类”。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饼”被独立出来，与“蒸饼”“汤饼”之列分流，自成一属，正是由于唐代“胡饼”的盛行。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胡饼

《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主要指饼类。当时长安及周边城市已经有专门售卖胡饼的店铺了，《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出长安，西行至咸阳时饥肠辘辘，宰相杨国忠还买了胡饼呈上供其果腹。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圆仁法师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入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中记载当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唐代，胡饼还流传至南方。唐德宗时期著名的高僧崇信，其父就是江陵城的胡饼师。白居易谪居忠州（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忠县），还亲自制作胡饼，并赋诗询问好友口感如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亲出炉。相赠好友杨万洲，尝看得似辅兴无？”此时，胡饼已然从西域美食成为长安辅兴坊的特产了，可见其“本地化”程度之高。

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唐代胡饼的实物。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个直径19.5厘米的薄饼， 呈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这种面饼与今天新疆少数民族日常食用的馕相似，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于阗某寺支用簿》的“雇李□伍 半麺胡饼脚八十文” 的记载相印证，应为风靡中原地区的“胡饼”的实物。

还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91号墓地，还发现了一枚唐代小油馕，其直径仅3.9厘米，以小麦为原料，手工捏制，呈圆形，土黄色，其中心薄，边缘厚，表面黏附芝麻，做工细致，经馕坑烘烤而成。考古工作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显得十分娇小，直径只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芝麻，保存得相当完好，已经和现在人们经常吃的“牛奶馕”没有什么区别。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各类花式点心

当时还盛行一种名叫“饆饠”的美食，从这两字复杂的字形和读音就可猜出，它也是源于西域的美食之一。与现存实物的胡饼相比，后人对“饆饠”的考证就颇为吃力了：著名的中西交流史学者向达认为这两字源于波斯语中“抓饭”（Pilaw）一词，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同；但清人翟灏所编的《通俗编》中却明文记载：“饆饠今北人呼为饽饽”，因此，除了“抓饭”，“饆饠”又有饽饽一说。

不过，从唐、宋、元人留下的关于“蟹饆饠”“羊肾饆饠”“水晶饆饠”以及“饆饠角儿”的做法来看，“饆饠”应该是一种以面粉擀制成皮，然后内里包馅的面食。其馅的种类很多，可是羊肉、蟹肉等荤食，也可以放素食，甚至水果。段成式也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位擅长制作“饆饠”的名士，唐文宗时期的左金吾卫将军韩约会做“樱桃饆饠”，其不仅以唐人素以为珍贵的樱桃为馅，且能做到“其色不变”，与当时的萧家馄饨、庾家粽子齐名，成为衣冠名食。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樱桃饆饠”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次突破在于“面食的输入”，古代中国人的主食以黍、粟为主，是“粒食文化”，正是从中亚传入的“面”“饼”使中国人进入了“粉食文化”，麦代替了黍、粟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因为麦是一种更适合磨成粉食用的农作物。而这一转变过程，上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全面完成于约9世纪上半叶，整个唐代恰是其重要的一大阶段。这些曾经被冠以各种奇异名称的“胡食”，最终还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中国的标志性美食。

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既然有输入的美食，自然也有“走出去”的至味。唐朝作为中国中古时代长期动乱后的第一个持续稳定的王朝，为食物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

来自岭南的热带水果会作为珍贵的贡品献给帝王，这当中不仅仅有世人熟知的荔枝。杜甫曾有《病橘》一诗，将玄宗皇帝时蓬莱殿的贡橘同“南海使”进献荔枝相提并论，抨击贡赋制度使民不聊生，政局败坏。

实际上，在杜甫那个时代，原生岭南的柑橘已经大量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洞庭湖周边种植，并产生了许多特有品种。中文中名目繁多的柑橘类水果：例如“柑”“橘”“橙”“柚”也大致在那时开始固定对应某一类品种。

在这些南方的柑橘中，最早“走出去”的当属 “广柑”，又叫酸橙（Citrus aurantium），在中国南方，它长期作为一种调味品来使用。其口感偏酸的变种于9至10世纪即阿拉伯人统治西亚时期传入地中海地区，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塞维利亚橙——这是顶级柑橘酱的原料；其口感偏甜变种则随十字军于14世纪传入欧洲，最终培育出了瓦伦西亚橙与脐橙。

而另一些中国本土更珍视的柑橘类水果，口感更好却具有药用价值：盛产于长江中游的“朱橘”（Citrus deliciosa）与岭南地区的“沙柑”（Citrus nobilis）。药用价值极高的朱橘品类繁多，包括朱红橘、乳橘、山橘，尤以岭南深冬成熟的金橘为贵。金橘琥珀色的果皮经蜂蜜浸渍后，在岭南被视为珍品。沙柑的分布范围则主要在今天的广西地区，品类有朱柑、黄柑、乳柑、石柑等，其中乳柑品质最佳。

这些广义上被叫作橘子的水果也在15-16世纪传入了欧洲，欧洲人将其称作mandarine，暗示了它的中国原产地，其转播路线可能是由东南亚经中东转入地中海地区，再由地中海地区进入西欧地区。这一路线也解释了为什么还有一种橘子被称为“tangerine”，这个词来自摩洛哥著名的港口城市丹吉尔，从其特殊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确是漫长的橘子贸易中的重要一站。

除了西去，中国橘子也在东邻日本大放异彩。自唐代起，浙东沿海种植的柑橘也曾被列为贡品，南宋淳熙年间，陈彦直任温州知州时，专门撰写了《橘录》来总结了当地的柑橘品种和种植方式。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柑橘引入日本，后经改良成为皮薄无核、味甜如蜜的温州蜜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又研发出了以温州蜜柑为母本的“南香”，之后，爱媛县的农业技术人员研发出了著名的橘橙杂交品种“爱媛38号”，以及近年来又引种回浙东地区的“象山红美人”。试想如果苏轼尝过“红美人”的话，《食柑》一诗的“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恐怕就要该作“清泉漉漉盈唇齿，蜜雾霏霏欲醉人”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三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国的各个“属国”向唐太宗“称臣纳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这句写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诗用在唐肃宗的朝堂上总归是差点意思，还是用来形容他老祖宗的贞观年间更合适些。

面对琳琅满目的贡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产的异国风物。于是，太宗皇帝“诏所司详录”其中“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唐代的外来物种的珍贵资料。

《职贡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来朝的诸国中，地处中亚费尔纳干盆地的康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种漂亮的桃子想必极为珍贵，因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国已经贡献过一次“金桃、银桃”了，且当时唐太宗就命人将其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中国本就是桃子的原产地，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印度，梵语称之为“至那你（唐言：汉持来）”，为何撒马尔罕的黄桃、白桃会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贡录，又能移植于皇家园囿之中？

影视剧中的康国金桃

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这种水果究竟什么样，它是如何历经长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来到唐朝境内，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虽已无从推测，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金桃”由此成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他研究唐代舶来品的著作的标题。

“金桃”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难以尝到它的滋味，它在历史上的出场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但这场发生于公元7世纪的朝贡还有很多别的贡品，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比如，当时的“泥婆罗国”为唐太宗献上了各种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尼婆罗国”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其使者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给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篮子的“菜”。这着实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认为，这些蔬菜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极为新奇的，甚至可能对尼布尔人来说都并不常见，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些蔬菜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为这些蔬菜都是新鲜的，且附带了种子——贡录上精确记载了它们叶片和种子的形态，还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菠菜的最早记载。“波棱”一词描绘了菠菜叶片的形态，颇为精准，但也有人认为这两个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产地——波斯。

《本草图谱》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汉字“菠薐”

虽然贡录上写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蔬菜接受它，而认为它是一种草药。初唐的医学家孟诜认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许是中国气候有利于菠菜的种植，又也许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显然成了一种寻常的本土蔬菜，几乎没有人记得它曾是异域的贡品了，著名诗人刘禹锡就在《嘉话录》里，因时人“多不知”而强调，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样，都是自“西国”而来的域外植物。

不过，作为同一批贡品的“酢菜”“胡芹”“浑提葱”就没有菠菜这样被顺利普及。劳费尔猜测“酢菜”可能是某种莴苣属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现在的荷兰芹，“浑提葱”则可能是青蒜或冬葱。他认为由于中国有这几种蔬菜的原生品种，因此这些外来品种因气候或口味无法同化而被放弃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命名的关系，这几种蔬菜被冠之以别的名称在中国普及开来，使得人们无法追溯其最初的来源。

在这篇“贡录”结尾，负责著录的官员笔锋一转，从记录“贡物”转向了记录“技术”：有一种神奇的调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贡物，但中国人学习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产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晒而成，但这种自产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们更喜欢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西蕃胡国”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该国擅长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扬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国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国又称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其国广布佛教遗迹，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专门用了两卷的篇幅来介绍它。摩揭陀国曾极为强盛，阿育王就是从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统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个时代，统治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旧是印度半岛上的强国，对外贸易维持着其国力，除了糖以外，它还有另一项获利丰厚的出口特产——胡椒。

《大唐西域记》残卷部分文字。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懂飞摄

中国人自古以来用“椒”来表示一种辛辣的调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们现在所谓的花椒，它最早是作为一味药物来使用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椒）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发，明目”。另外，从汉朝以来，“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为一种尊贵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贵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开始可能并不作为一种完全陌生新奇的调味品输入中国的，它作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这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胡椒”的来源，还说明了唐人已经使用胡椒来搭配肉类食用了。诗僧寒山曾在谴责俗人满足口服之欲时写道：“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韩愈在抵达潮州，第一次品尝到岭南的奇异食物时也写道：“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尽管胡椒在唐代已经得到了相对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贵的。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因贪贿被革职，查抄他家发现了“胡椒八百担”，数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终下诏赐他自尽。

唐朝的百姓也许无法尝到“金桃”的滋味，他们在日常也不会频繁使用“糖”与“胡椒”来调味，但是他们肯定对异域的食物并不陌生。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麦……北人之食麦者，多以之作饼。”中原地区“食饼”的历史悠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我们后世熟知的包括馒头、馄饨、面条在内的各种米面制品，均归入“饼类”。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饼”被独立出来，与“蒸饼”“汤饼”之列分流，自成一属，正是由于唐代“胡饼”的盛行。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胡饼

《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主要指饼类。当时长安及周边城市已经有专门售卖胡饼的店铺了，《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出长安，西行至咸阳时饥肠辘辘，宰相杨国忠还买了胡饼呈上供其果腹。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圆仁法师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入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中记载当时“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唐代，胡饼还流传至南方。唐德宗时期著名的高僧崇信，其父就是江陵城的胡饼师。白居易谪居忠州（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忠县），还亲自制作胡饼，并赋诗询问好友口感如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亲出炉。相赠好友杨万洲，尝看得似辅兴无？”此时，胡饼已然从西域美食成为长安辅兴坊的特产了，可见其“本地化”程度之高。

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唐代胡饼的实物。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个直径19.5厘米的薄饼， 呈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这种面饼与今天新疆少数民族日常食用的馕相似，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于阗某寺支用簿》的“雇李□伍 半麺胡饼脚八十文” 的记载相印证，应为风靡中原地区的“胡饼”的实物。

还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91号墓地，还发现了一枚唐代小油馕，其直径仅3.9厘米，以小麦为原料，手工捏制，呈圆形，土黄色，其中心薄，边缘厚，表面黏附芝麻，做工细致，经馕坑烘烤而成。考古工作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显得十分娇小，直径只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芝麻，保存得相当完好，已经和现在人们经常吃的“牛奶馕”没有什么区别。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各类花式点心

当时还盛行一种名叫“饆饠”的美食，从这两字复杂的字形和读音就可猜出，它也是源于西域的美食之一。与现存实物的胡饼相比，后人对“饆饠”的考证就颇为吃力了：著名的中西交流史学者向达认为这两字源于波斯语中“抓饭”（Pilaw）一词，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同；但清人翟灏所编的《通俗编》中却明文记载：“饆饠今北人呼为饽饽”，因此，除了“抓饭”，“饆饠”又有饽饽一说。

不过，从唐、宋、元人留下的关于“蟹饆饠”“羊肾饆饠”“水晶饆饠”以及“饆饠角儿”的做法来看，“饆饠”应该是一种以面粉擀制成皮，然后内里包馅的面食。其馅的种类很多，可是羊肉、蟹肉等荤食，也可以放素食，甚至水果。段成式也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一位擅长制作“饆饠”的名士，唐文宗时期的左金吾卫将军韩约会做“樱桃饆饠”，其不仅以唐人素以为珍贵的樱桃为馅，且能做到“其色不变”，与当时的萧家馄饨、庾家粽子齐名，成为衣冠名食。

影视剧《唐朝诡事录》中的“樱桃饆饠”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次突破在于“面食的输入”，古代中国人的主食以黍、粟为主，是“粒食文化”，正是从中亚传入的“面”“饼”使中国人进入了“粉食文化”，麦代替了黍、粟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因为麦是一种更适合磨成粉食用的农作物。而这一转变过程，上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全面完成于约9世纪上半叶，整个唐代恰是其重要的一大阶段。这些曾经被冠以各种奇异名称的“胡食”，最终还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中国的标志性美食。

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既然有输入的美食，自然也有“走出去”的至味。唐朝作为中国中古时代长期动乱后的第一个持续稳定的王朝，为食物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

来自岭南的热带水果会作为珍贵的贡品献给帝王，这当中不仅仅有世人熟知的荔枝。杜甫曾有《病橘》一诗，将玄宗皇帝时蓬莱殿的贡橘同“南海使”进献荔枝相提并论，抨击贡赋制度使民不聊生，政局败坏。

实际上，在杜甫那个时代，原生岭南的柑橘已经大量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洞庭湖周边种植，并产生了许多特有品种。中文中名目繁多的柑橘类水果：例如“柑”“橘”“橙”“柚”也大致在那时开始固定对应某一类品种。

在这些南方的柑橘中，最早“走出去”的当属 “广柑”，又叫酸橙（Citrus aurantium），在中国南方，它长期作为一种调味品来使用。其口感偏酸的变种于9至10世纪即阿拉伯人统治西亚时期传入地中海地区，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塞维利亚橙——这是顶级柑橘酱的原料；其口感偏甜变种则随十字军于14世纪传入欧洲，最终培育出了瓦伦西亚橙与脐橙。

而另一些中国本土更珍视的柑橘类水果，口感更好却具有药用价值：盛产于长江中游的“朱橘”（Citrus deliciosa）与岭南地区的“沙柑”（Citrus nobilis）。药用价值极高的朱橘品类繁多，包括朱红橘、乳橘、山橘，尤以岭南深冬成熟的金橘为贵。金橘琥珀色的果皮经蜂蜜浸渍后，在岭南被视为珍品。沙柑的分布范围则主要在今天的广西地区，品类有朱柑、黄柑、乳柑、石柑等，其中乳柑品质最佳。

这些广义上被叫作橘子的水果也在15-16世纪传入了欧洲，欧洲人将其称作mandarine，暗示了它的中国原产地，其转播路线可能是由东南亚经中东转入地中海地区，再由地中海地区进入西欧地区。这一路线也解释了为什么还有一种橘子被称为“tangerine”，这个词来自摩洛哥著名的港口城市丹吉尔，从其特殊的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确是漫长的橘子贸易中的重要一站。

除了西去，中国橘子也在东邻日本大放异彩。自唐代起，浙东沿海种植的柑橘也曾被列为贡品，南宋淳熙年间，陈彦直任温州知州时，专门撰写了《橘录》来总结了当地的柑橘品种和种植方式。明代，日本高僧智慧从天台国清寺取经回国，途经温州江心寺，把温州柑橘引入日本，后经改良成为皮薄无核、味甜如蜜的温州蜜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又研发出了以温州蜜柑为母本的“南香”，之后，爱媛县的农业技术人员研发出了著名的橘橙杂交品种“爱媛38号”，以及近年来又引种回浙东地区的“象山红美人”。试想如果苏轼尝过“红美人”的话，《食柑》一诗的“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恐怕就要该作“清泉漉漉盈唇齿，蜜雾霏霏欲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