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石经幢佛雕像（辽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视觉中国

北京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等佛教文献遗产，目前正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即“世界记忆遗产”）。北京云居寺享誉天下，尤以僧人静琬主持的石经刻造工程著称。这项工程始于隋，绵延至清，千余年从未中断，为后世留下了号称“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经珍贵遗产。对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世人大多关注于石佛经的刻造，却忽略了寺庙本身的发展变迁。北京云居寺的源起与发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刻经建寺的传奇经历

人们普遍认为，云居寺的石佛经刻造，缘起于隋代僧人静琬。而在静琬刻造石佛经时，相关记载多聚焦于石经山建造的寺庙。唐人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山曾用名）石经堂记》碑文中提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内容与刘济碑文大体一致，仅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叙述文本当源自刘济的碑文。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隋炀帝的萧皇后捐资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吗？据有关文献记载，为静琬刻造石经提供大规模赞助的人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国舅萧瑀。唐代故事集《冥报记》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法苑珠林》卷十八）这一大笔钱财，是在隋炀帝幸涿郡时所施。

我们查到隋炀帝到涿郡的时间，是在隋大业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三《炀帝纪》）及翌年七月，“癸卯，班师”。（《隋书》卷四《炀帝纪》）故而隋炀帝的萧皇后赞助静琬刻造石佛经的时间也只能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隋大业七年到唐贞观五年（631年），其间相隔了二十年，静琬不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没有建造寺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云居寺的建造地点和时间。按照上述两种文献记载，云居寺的建造地点是在石经山（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时间是在唐贞观五年（631年）。而据《冥报记》所载，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程，是在隋炀帝临幸涿郡之前，而寺庙的建造，则是在萧皇后等人捐助之后。这应该是事实，如果没有这一大笔捐助，不仅无法建寺，就连刻经工程也会难以为继。

《大藏经》第五十三册（《法苑珠林》卷十八）记载了《冥报记》中萧皇后捐助后的一个细节：静琬因役匠众多、往来人员繁杂，本想在山岩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寝室，却因木料、砖瓦难以筹办，又担心耗费刻经的物资，迟迟未能动工。一夜暴雨突降，雷声震动山体，次日天晴后，众人发现山下有数千株松柏大木随洪水漂流而来，堆积在路旁。石经山以东地区素来缺少木材，松柏更是罕见，僧俗众人见此景象都大为惊骇，不知木材从何而来。后经查探踪迹，发现这些木材是从西山的崩崖处被洪水冲来。此事让远近之人皆叹服不已，认为若非佛法福力，绝难引来这样的神助。随后，静琬命工匠挑选可用的木材，将其余的分给乡里，乡里百姓既感激又愧疚，纷纷出力协助建造堂宇，不久后便按静琬的心愿建成了相关建筑。而这段记载，与刘济碑文中所记贞观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实为同一桩。

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

笔者再查相关文献，清雍正时期《畿辅通志》记载：“云居寺：在（涿）州东北隅，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余步。”又称：“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步。又一台高二丈，广百五十步，唐时建，碑刻尚存。”当时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两座寺院，各有一座高塔，而且“双塔”还是著名的“涿州八景”之一。

此后不久，清乾隆时期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引用《日下旧闻》中的《名胜志》称：“智度寺在城东北隅，创自唐时，有旧碑刻，其后即云居寺。俱有石基浮图。”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涿州的双寺、双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两寺中有一寺明确是云居寺；其二，这两个寺庙都是在唐代已经建造了的。

我们再查，又有一清人相关记载称：“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供养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鼓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应为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涿州双塔诸碑记》）吴庆坻是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此可见，涿州的双塔在光绪年间尚完好，而寺废弃很久了。

至此，史料中出现了两座云居寺，一个在河北涿州，另一个在北京房山石经山。这两个云居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石经山的一处碑刻给我们揭开了谜底。该碑文称：“琬公故涿人，于涿建二寺，一名智度，一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级，云居塔高七级，皆虚敞玲珑，户牖洞达，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无名氏《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拓片）原来静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经山再建新寺。

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辽清宁四年（1058年）由赵遵仁撰写的《涿州白带山（即石经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其中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即“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全辽文》卷八）在这里，赵遵仁实际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经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说的云居寺，是静琬在涿州城建造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东峰”，则是石经山的云居寺了。通过他的碑文可以证明，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建造的，此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命名。

辽代及后世诸多人士常将涿州与石经山的两座云居寺混为一谈，这一方面是因两寺同名，致使未亲临此地者极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两座寺庙在当时联系极为紧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视作一体。

由此可见，在涿州城内的“双寺”“双塔”，是静琬建造的第一批寺庙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经费，应该就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国舅萧瑀等人的捐助。

石经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如何兴建的？随着刻经工程的持续推进，静琬着手营建第二批寺庙，此次建寺地点不再是涿州城内，而是选在了石经山。这时建造寺庙的规模颇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东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称为中云居寺、东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间则习惯以“三峪寺”相称。而真正的云居寺，则是在涿州城里。

石经山的这三座新寺，依地理方位分为中、东、西三座，又因地处山谷，结合地形特点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东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献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形成了中域寺、东域寺及西域寺的称谓。在中国古代，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相关史料中“峪”与“域”二字常混用，实则所指的都是石经山上的这三座寺院。

第一批建成的两座寺庙，获官方正式定名云居寺与智度寺，寺名因此带有鲜明的官方属性。而第二批营建的三座寺庙，被称作中峪寺、东峪寺、西峪寺，显然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依地域特征形成的俗称。后世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

因为这两处云居寺的同时存在，重名的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在创作诗文的时候，用“云居寺”这个名称就会产生歧义，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还是石经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时使用两个寺名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清乾隆帝在游览了石经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韵》《御制游云居寺即景杂咏》等诗，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诗》。虽然描写的是同一处寺庙，却给人是两处寺庙的感觉。

正是由于寺名的无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称谓。

其一是“云居上寺”，见唐代吉逾、吉播、王潜、王益等人的诗作。而他们在诗中所描述的，除了寺庙之外，也有其他相关的景致。

其二是“西峪寺”，这是专门的寺庙称谓，如果用这个称谓，就不会引起其他的歧义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峪寺”。如明朝人朱宗吉写有两首诗，一为《西峪寺》，另一为《小西天登雷音寺阁》，这里的雷音寺，实际上指的就是“东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写有一首《东峪寺》，又写有一首《西峪寺》。但是，这个称谓对许多人而言，并不知道在写云居寺。

其三是“西峪云居寺”。这是两个名称叠加的称谓。如清代定亲王绵恩，即写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诗。而恭亲王奕，则写有《西峪云居寺对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诗。其实两首诗作的题目，也都可以写为“西峪寺”或者“云居寺”。但是，这两个名称在叠加之后，就更加准确了。

其四是“石经寺”。这一称谓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且并非静琬所建五座寺庙中的任一名称。但是，这个称谓又很准确，是特指石经山上的寺庙。如明朝人张循占（有的文献称之为张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经寺》一诗。虽然究竟是指石经山上三座寺庙中的哪一座没有讲清楚，但是肯定不会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

静琬建寺为何选址京西南

随着历史变迁，涿州城内的云居寺与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废毁，石经山的中峪寺、东峪寺不久后也相继湮没，唯有西峪寺留存下来，且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经。这里也最终成为“云居寺”称谓的唯一传承者，如今人们所说的云居寺，只能是当年的西峪寺了。

通过解读无名氏的碑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碑文称“琬公故涿人”，这表明，静琬法师的故乡就是涿州。这个发现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往的疑问。

其一，静琬把隋代萧皇后捐助建造的寺庙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因为他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涿州的情况非常熟悉，才会有这个决定。

其二，静琬选择石经山作为刻造石佛经的地点，也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他对这里早有了解，才会在此举行刻经工程——一来便于获取刻经的石材，二来便于将刻好的石佛经藏到山洞之中。至于石经山上的石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熔）铁锢之”。（见《冥报记》）这些举措的背后，皆与静琬的涿州籍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静琬圆寂后，萧皇后资助的费用应该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带来了一大批佛经和田产，才使得刻造石佛经的工程得以延续。

从静琬建造寺庙、刻造石佛经的史事可以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京冀间的文化融合就有着深厚基础，且这种融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从唐代到元代一直隶属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称范阳县，金代称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到了明清时期，云居寺随涿州一起隶属于顺天府。如今，房山归属于北京市，涿州为河北省涿州市。

而谈及云居寺的佛教文化传承，自当将涿州云居寺与房山云居寺一脉相连。这项肇始于隋、绵延千余年的刻经工程，最初便与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随石经山三座寺院的营建不断拓展、薪火相传，成就了这一不朽的文化瑰宝。

云居寺石经幢佛雕像（辽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视觉中国

北京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等佛教文献遗产，目前正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即“世界记忆遗产”）。北京云居寺享誉天下，尤以僧人静琬主持的石经刻造工程著称。这项工程始于隋，绵延至清，千余年从未中断，为后世留下了号称“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经珍贵遗产。对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世人大多关注于石佛经的刻造，却忽略了寺庙本身的发展变迁。北京云居寺的源起与发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刻经建寺的传奇经历

人们普遍认为，云居寺的石佛经刻造，缘起于隋代僧人静琬。而在静琬刻造石佛经时，相关记载多聚焦于石经山建造的寺庙。唐人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山曾用名）石经堂记》碑文中提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内容与刘济碑文大体一致，仅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叙述文本当源自刘济的碑文。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隋炀帝的萧皇后捐资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吗？据有关文献记载，为静琬刻造石经提供大规模赞助的人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国舅萧瑀。唐代故事集《冥报记》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法苑珠林》卷十八）这一大笔钱财，是在隋炀帝幸涿郡时所施。

我们查到隋炀帝到涿郡的时间，是在隋大业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三《炀帝纪》）及翌年七月，“癸卯，班师”。（《隋书》卷四《炀帝纪》）故而隋炀帝的萧皇后赞助静琬刻造石佛经的时间也只能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隋大业七年到唐贞观五年（631年），其间相隔了二十年，静琬不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没有建造寺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云居寺的建造地点和时间。按照上述两种文献记载，云居寺的建造地点是在石经山（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时间是在唐贞观五年（631年）。而据《冥报记》所载，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程，是在隋炀帝临幸涿郡之前，而寺庙的建造，则是在萧皇后等人捐助之后。这应该是事实，如果没有这一大笔捐助，不仅无法建寺，就连刻经工程也会难以为继。

《大藏经》第五十三册（《法苑珠林》卷十八）记载了《冥报记》中萧皇后捐助后的一个细节：静琬因役匠众多、往来人员繁杂，本想在山岩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寝室，却因木料、砖瓦难以筹办，又担心耗费刻经的物资，迟迟未能动工。一夜暴雨突降，雷声震动山体，次日天晴后，众人发现山下有数千株松柏大木随洪水漂流而来，堆积在路旁。石经山以东地区素来缺少木材，松柏更是罕见，僧俗众人见此景象都大为惊骇，不知木材从何而来。后经查探踪迹，发现这些木材是从西山的崩崖处被洪水冲来。此事让远近之人皆叹服不已，认为若非佛法福力，绝难引来这样的神助。随后，静琬命工匠挑选可用的木材，将其余的分给乡里，乡里百姓既感激又愧疚，纷纷出力协助建造堂宇，不久后便按静琬的心愿建成了相关建筑。而这段记载，与刘济碑文中所记贞观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实为同一桩。

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

笔者再查相关文献，清雍正时期《畿辅通志》记载：“云居寺：在（涿）州东北隅，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余步。”又称：“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步。又一台高二丈，广百五十步，唐时建，碑刻尚存。”当时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两座寺院，各有一座高塔，而且“双塔”还是著名的“涿州八景”之一。

此后不久，清乾隆时期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引用《日下旧闻》中的《名胜志》称：“智度寺在城东北隅，创自唐时，有旧碑刻，其后即云居寺。俱有石基浮图。”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涿州的双寺、双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两寺中有一寺明确是云居寺；其二，这两个寺庙都是在唐代已经建造了的。

我们再查，又有一清人相关记载称：“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供养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鼓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应为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涿州双塔诸碑记》）吴庆坻是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此可见，涿州的双塔在光绪年间尚完好，而寺废弃很久了。

至此，史料中出现了两座云居寺，一个在河北涿州，另一个在北京房山石经山。这两个云居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石经山的一处碑刻给我们揭开了谜底。该碑文称：“琬公故涿人，于涿建二寺，一名智度，一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级，云居塔高七级，皆虚敞玲珑，户牖洞达，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无名氏《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拓片）原来静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经山再建新寺。

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辽清宁四年（1058年）由赵遵仁撰写的《涿州白带山（即石经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其中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即“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全辽文》卷八）在这里，赵遵仁实际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经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说的云居寺，是静琬在涿州城建造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东峰”，则是石经山的云居寺了。通过他的碑文可以证明，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建造的，此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命名。

辽代及后世诸多人士常将涿州与石经山的两座云居寺混为一谈，这一方面是因两寺同名，致使未亲临此地者极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两座寺庙在当时联系极为紧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视作一体。

由此可见，在涿州城内的“双寺”“双塔”，是静琬建造的第一批寺庙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经费，应该就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国舅萧瑀等人的捐助。

石经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如何兴建的？随着刻经工程的持续推进，静琬着手营建第二批寺庙，此次建寺地点不再是涿州城内，而是选在了石经山。这时建造寺庙的规模颇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东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称为中云居寺、东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间则习惯以“三峪寺”相称。而真正的云居寺，则是在涿州城里。

石经山的这三座新寺，依地理方位分为中、东、西三座，又因地处山谷，结合地形特点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东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献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形成了中域寺、东域寺及西域寺的称谓。在中国古代，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相关史料中“峪”与“域”二字常混用，实则所指的都是石经山上的这三座寺院。

第一批建成的两座寺庙，获官方正式定名云居寺与智度寺，寺名因此带有鲜明的官方属性。而第二批营建的三座寺庙，被称作中峪寺、东峪寺、西峪寺，显然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依地域特征形成的俗称。后世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

因为这两处云居寺的同时存在，重名的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在创作诗文的时候，用“云居寺”这个名称就会产生歧义，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还是石经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时使用两个寺名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清乾隆帝在游览了石经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韵》《御制游云居寺即景杂咏》等诗，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诗》。虽然描写的是同一处寺庙，却给人是两处寺庙的感觉。

正是由于寺名的无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称谓。

其一是“云居上寺”，见唐代吉逾、吉播、王潜、王益等人的诗作。而他们在诗中所描述的，除了寺庙之外，也有其他相关的景致。

其二是“西峪寺”，这是专门的寺庙称谓，如果用这个称谓，就不会引起其他的歧义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峪寺”。如明朝人朱宗吉写有两首诗，一为《西峪寺》，另一为《小西天登雷音寺阁》，这里的雷音寺，实际上指的就是“东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写有一首《东峪寺》，又写有一首《西峪寺》。但是，这个称谓对许多人而言，并不知道在写云居寺。

其三是“西峪云居寺”。这是两个名称叠加的称谓。如清代定亲王绵恩，即写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诗。而恭亲王奕，则写有《西峪云居寺对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诗。其实两首诗作的题目，也都可以写为“西峪寺”或者“云居寺”。但是，这两个名称在叠加之后，就更加准确了。

其四是“石经寺”。这一称谓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且并非静琬所建五座寺庙中的任一名称。但是，这个称谓又很准确，是特指石经山上的寺庙。如明朝人张循占（有的文献称之为张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经寺》一诗。虽然究竟是指石经山上三座寺庙中的哪一座没有讲清楚，但是肯定不会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

静琬建寺为何选址京西南

随着历史变迁，涿州城内的云居寺与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废毁，石经山的中峪寺、东峪寺不久后也相继湮没，唯有西峪寺留存下来，且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经。这里也最终成为“云居寺”称谓的唯一传承者，如今人们所说的云居寺，只能是当年的西峪寺了。

通过解读无名氏的碑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碑文称“琬公故涿人”，这表明，静琬法师的故乡就是涿州。这个发现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往的疑问。

其一，静琬把隋代萧皇后捐助建造的寺庙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因为他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涿州的情况非常熟悉，才会有这个决定。

其二，静琬选择石经山作为刻造石佛经的地点，也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他对这里早有了解，才会在此举行刻经工程——一来便于获取刻经的石材，二来便于将刻好的石佛经藏到山洞之中。至于石经山上的石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熔）铁锢之”。（见《冥报记》）这些举措的背后，皆与静琬的涿州籍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静琬圆寂后，萧皇后资助的费用应该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带来了一大批佛经和田产，才使得刻造石佛经的工程得以延续。

从静琬建造寺庙、刻造石佛经的史事可以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京冀间的文化融合就有着深厚基础，且这种融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从唐代到元代一直隶属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称范阳县，金代称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到了明清时期，云居寺随涿州一起隶属于顺天府。如今，房山归属于北京市，涿州为河北省涿州市。

而谈及云居寺的佛教文化传承，自当将涿州云居寺与房山云居寺一脉相连。这项肇始于隋、绵延千余年的刻经工程，最初便与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随石经山三座寺院的营建不断拓展、薪火相传，成就了这一不朽的文化瑰宝。

云居寺石经幢佛雕像（辽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视觉中国

北京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等佛教文献遗产，目前正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即“世界记忆遗产”）。北京云居寺享誉天下，尤以僧人静琬主持的石经刻造工程著称。这项工程始于隋，绵延至清，千余年从未中断，为后世留下了号称“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经珍贵遗产。对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世人大多关注于石佛经的刻造，却忽略了寺庙本身的发展变迁。北京云居寺的源起与发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刻经建寺的传奇经历

人们普遍认为，云居寺的石佛经刻造，缘起于隋代僧人静琬。而在静琬刻造石佛经时，相关记载多聚焦于石经山建造的寺庙。唐人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山曾用名）石经堂记》碑文中提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内容与刘济碑文大体一致，仅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叙述文本当源自刘济的碑文。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隋炀帝的萧皇后捐资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吗？据有关文献记载，为静琬刻造石经提供大规模赞助的人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国舅萧瑀。唐代故事集《冥报记》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法苑珠林》卷十八）这一大笔钱财，是在隋炀帝幸涿郡时所施。

我们查到隋炀帝到涿郡的时间，是在隋大业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三《炀帝纪》）及翌年七月，“癸卯，班师”。（《隋书》卷四《炀帝纪》）故而隋炀帝的萧皇后赞助静琬刻造石佛经的时间也只能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隋大业七年到唐贞观五年（631年），其间相隔了二十年，静琬不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没有建造寺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云居寺的建造地点和时间。按照上述两种文献记载，云居寺的建造地点是在石经山（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时间是在唐贞观五年（631年）。而据《冥报记》所载，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程，是在隋炀帝临幸涿郡之前，而寺庙的建造，则是在萧皇后等人捐助之后。这应该是事实，如果没有这一大笔捐助，不仅无法建寺，就连刻经工程也会难以为继。

《大藏经》第五十三册（《法苑珠林》卷十八）记载了《冥报记》中萧皇后捐助后的一个细节：静琬因役匠众多、往来人员繁杂，本想在山岩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寝室，却因木料、砖瓦难以筹办，又担心耗费刻经的物资，迟迟未能动工。一夜暴雨突降，雷声震动山体，次日天晴后，众人发现山下有数千株松柏大木随洪水漂流而来，堆积在路旁。石经山以东地区素来缺少木材，松柏更是罕见，僧俗众人见此景象都大为惊骇，不知木材从何而来。后经查探踪迹，发现这些木材是从西山的崩崖处被洪水冲来。此事让远近之人皆叹服不已，认为若非佛法福力，绝难引来这样的神助。随后，静琬命工匠挑选可用的木材，将其余的分给乡里，乡里百姓既感激又愧疚，纷纷出力协助建造堂宇，不久后便按静琬的心愿建成了相关建筑。而这段记载，与刘济碑文中所记贞观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实为同一桩。

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

笔者再查相关文献，清雍正时期《畿辅通志》记载：“云居寺：在（涿）州东北隅，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余步。”又称：“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步。又一台高二丈，广百五十步，唐时建，碑刻尚存。”当时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两座寺院，各有一座高塔，而且“双塔”还是著名的“涿州八景”之一。

此后不久，清乾隆时期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引用《日下旧闻》中的《名胜志》称：“智度寺在城东北隅，创自唐时，有旧碑刻，其后即云居寺。俱有石基浮图。”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涿州的双寺、双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两寺中有一寺明确是云居寺；其二，这两个寺庙都是在唐代已经建造了的。

我们再查，又有一清人相关记载称：“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供养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鼓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应为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涿州双塔诸碑记》）吴庆坻是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此可见，涿州的双塔在光绪年间尚完好，而寺废弃很久了。

至此，史料中出现了两座云居寺，一个在河北涿州，另一个在北京房山石经山。这两个云居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石经山的一处碑刻给我们揭开了谜底。该碑文称：“琬公故涿人，于涿建二寺，一名智度，一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级，云居塔高七级，皆虚敞玲珑，户牖洞达，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无名氏《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拓片）原来静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经山再建新寺。

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辽清宁四年（1058年）由赵遵仁撰写的《涿州白带山（即石经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其中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即“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全辽文》卷八）在这里，赵遵仁实际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经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说的云居寺，是静琬在涿州城建造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东峰”，则是石经山的云居寺了。通过他的碑文可以证明，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建造的，此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命名。

辽代及后世诸多人士常将涿州与石经山的两座云居寺混为一谈，这一方面是因两寺同名，致使未亲临此地者极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两座寺庙在当时联系极为紧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视作一体。

由此可见，在涿州城内的“双寺”“双塔”，是静琬建造的第一批寺庙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经费，应该就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国舅萧瑀等人的捐助。

石经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如何兴建的？随着刻经工程的持续推进，静琬着手营建第二批寺庙，此次建寺地点不再是涿州城内，而是选在了石经山。这时建造寺庙的规模颇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东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称为中云居寺、东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间则习惯以“三峪寺”相称。而真正的云居寺，则是在涿州城里。

石经山的这三座新寺，依地理方位分为中、东、西三座，又因地处山谷，结合地形特点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东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献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形成了中域寺、东域寺及西域寺的称谓。在中国古代，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相关史料中“峪”与“域”二字常混用，实则所指的都是石经山上的这三座寺院。

第一批建成的两座寺庙，获官方正式定名云居寺与智度寺，寺名因此带有鲜明的官方属性。而第二批营建的三座寺庙，被称作中峪寺、东峪寺、西峪寺，显然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依地域特征形成的俗称。后世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

因为这两处云居寺的同时存在，重名的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在创作诗文的时候，用“云居寺”这个名称就会产生歧义，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还是石经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时使用两个寺名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清乾隆帝在游览了石经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韵》《御制游云居寺即景杂咏》等诗，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诗》。虽然描写的是同一处寺庙，却给人是两处寺庙的感觉。

正是由于寺名的无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称谓。

其一是“云居上寺”，见唐代吉逾、吉播、王潜、王益等人的诗作。而他们在诗中所描述的，除了寺庙之外，也有其他相关的景致。

其二是“西峪寺”，这是专门的寺庙称谓，如果用这个称谓，就不会引起其他的歧义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峪寺”。如明朝人朱宗吉写有两首诗，一为《西峪寺》，另一为《小西天登雷音寺阁》，这里的雷音寺，实际上指的就是“东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写有一首《东峪寺》，又写有一首《西峪寺》。但是，这个称谓对许多人而言，并不知道在写云居寺。

其三是“西峪云居寺”。这是两个名称叠加的称谓。如清代定亲王绵恩，即写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诗。而恭亲王奕，则写有《西峪云居寺对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诗。其实两首诗作的题目，也都可以写为“西峪寺”或者“云居寺”。但是，这两个名称在叠加之后，就更加准确了。

其四是“石经寺”。这一称谓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且并非静琬所建五座寺庙中的任一名称。但是，这个称谓又很准确，是特指石经山上的寺庙。如明朝人张循占（有的文献称之为张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经寺》一诗。虽然究竟是指石经山上三座寺庙中的哪一座没有讲清楚，但是肯定不会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

静琬建寺为何选址京西南

随着历史变迁，涿州城内的云居寺与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废毁，石经山的中峪寺、东峪寺不久后也相继湮没，唯有西峪寺留存下来，且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经。这里也最终成为“云居寺”称谓的唯一传承者，如今人们所说的云居寺，只能是当年的西峪寺了。

通过解读无名氏的碑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碑文称“琬公故涿人”，这表明，静琬法师的故乡就是涿州。这个发现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往的疑问。

其一，静琬把隋代萧皇后捐助建造的寺庙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因为他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涿州的情况非常熟悉，才会有这个决定。

其二，静琬选择石经山作为刻造石佛经的地点，也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他对这里早有了解，才会在此举行刻经工程——一来便于获取刻经的石材，二来便于将刻好的石佛经藏到山洞之中。至于石经山上的石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熔）铁锢之”。（见《冥报记》）这些举措的背后，皆与静琬的涿州籍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静琬圆寂后，萧皇后资助的费用应该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带来了一大批佛经和田产，才使得刻造石佛经的工程得以延续。

从静琬建造寺庙、刻造石佛经的史事可以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京冀间的文化融合就有着深厚基础，且这种融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从唐代到元代一直隶属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称范阳县，金代称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到了明清时期，云居寺随涿州一起隶属于顺天府。如今，房山归属于北京市，涿州为河北省涿州市。

而谈及云居寺的佛教文化传承，自当将涿州云居寺与房山云居寺一脉相连。这项肇始于隋、绵延千余年的刻经工程，最初便与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随石经山三座寺院的营建不断拓展、薪火相传，成就了这一不朽的文化瑰宝。

云居寺石经幢佛雕像（辽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视觉中国

北京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等佛教文献遗产，目前正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即“世界记忆遗产”）。北京云居寺享誉天下，尤以僧人静琬主持的石经刻造工程著称。这项工程始于隋，绵延至清，千余年从未中断，为后世留下了号称“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经珍贵遗产。对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世人大多关注于石佛经的刻造，却忽略了寺庙本身的发展变迁。北京云居寺的源起与发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刻经建寺的传奇经历

人们普遍认为，云居寺的石佛经刻造，缘起于隋代僧人静琬。而在静琬刻造石佛经时，相关记载多聚焦于石经山建造的寺庙。唐人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山曾用名）石经堂记》碑文中提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内容与刘济碑文大体一致，仅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叙述文本当源自刘济的碑文。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隋炀帝的萧皇后捐资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吗？据有关文献记载，为静琬刻造石经提供大规模赞助的人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国舅萧瑀。唐代故事集《冥报记》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法苑珠林》卷十八）这一大笔钱财，是在隋炀帝幸涿郡时所施。

我们查到隋炀帝到涿郡的时间，是在隋大业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三《炀帝纪》）及翌年七月，“癸卯，班师”。（《隋书》卷四《炀帝纪》）故而隋炀帝的萧皇后赞助静琬刻造石佛经的时间也只能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隋大业七年到唐贞观五年（631年），其间相隔了二十年，静琬不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没有建造寺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云居寺的建造地点和时间。按照上述两种文献记载，云居寺的建造地点是在石经山（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时间是在唐贞观五年（631年）。而据《冥报记》所载，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程，是在隋炀帝临幸涿郡之前，而寺庙的建造，则是在萧皇后等人捐助之后。这应该是事实，如果没有这一大笔捐助，不仅无法建寺，就连刻经工程也会难以为继。

《大藏经》第五十三册（《法苑珠林》卷十八）记载了《冥报记》中萧皇后捐助后的一个细节：静琬因役匠众多、往来人员繁杂，本想在山岩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寝室，却因木料、砖瓦难以筹办，又担心耗费刻经的物资，迟迟未能动工。一夜暴雨突降，雷声震动山体，次日天晴后，众人发现山下有数千株松柏大木随洪水漂流而来，堆积在路旁。石经山以东地区素来缺少木材，松柏更是罕见，僧俗众人见此景象都大为惊骇，不知木材从何而来。后经查探踪迹，发现这些木材是从西山的崩崖处被洪水冲来。此事让远近之人皆叹服不已，认为若非佛法福力，绝难引来这样的神助。随后，静琬命工匠挑选可用的木材，将其余的分给乡里，乡里百姓既感激又愧疚，纷纷出力协助建造堂宇，不久后便按静琬的心愿建成了相关建筑。而这段记载，与刘济碑文中所记贞观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实为同一桩。

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

笔者再查相关文献，清雍正时期《畿辅通志》记载：“云居寺：在（涿）州东北隅，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余步。”又称：“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步。又一台高二丈，广百五十步，唐时建，碑刻尚存。”当时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两座寺院，各有一座高塔，而且“双塔”还是著名的“涿州八景”之一。

此后不久，清乾隆时期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引用《日下旧闻》中的《名胜志》称：“智度寺在城东北隅，创自唐时，有旧碑刻，其后即云居寺。俱有石基浮图。”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涿州的双寺、双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两寺中有一寺明确是云居寺；其二，这两个寺庙都是在唐代已经建造了的。

我们再查，又有一清人相关记载称：“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供养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鼓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应为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涿州双塔诸碑记》）吴庆坻是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此可见，涿州的双塔在光绪年间尚完好，而寺废弃很久了。

至此，史料中出现了两座云居寺，一个在河北涿州，另一个在北京房山石经山。这两个云居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石经山的一处碑刻给我们揭开了谜底。该碑文称：“琬公故涿人，于涿建二寺，一名智度，一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级，云居塔高七级，皆虚敞玲珑，户牖洞达，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无名氏《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拓片）原来静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经山再建新寺。

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辽清宁四年（1058年）由赵遵仁撰写的《涿州白带山（即石经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其中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即“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全辽文》卷八）在这里，赵遵仁实际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经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说的云居寺，是静琬在涿州城建造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东峰”，则是石经山的云居寺了。通过他的碑文可以证明，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建造的，此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命名。

辽代及后世诸多人士常将涿州与石经山的两座云居寺混为一谈，这一方面是因两寺同名，致使未亲临此地者极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两座寺庙在当时联系极为紧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视作一体。

由此可见，在涿州城内的“双寺”“双塔”，是静琬建造的第一批寺庙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经费，应该就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国舅萧瑀等人的捐助。

石经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如何兴建的？随着刻经工程的持续推进，静琬着手营建第二批寺庙，此次建寺地点不再是涿州城内，而是选在了石经山。这时建造寺庙的规模颇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东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称为中云居寺、东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间则习惯以“三峪寺”相称。而真正的云居寺，则是在涿州城里。

石经山的这三座新寺，依地理方位分为中、东、西三座，又因地处山谷，结合地形特点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东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献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形成了中域寺、东域寺及西域寺的称谓。在中国古代，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相关史料中“峪”与“域”二字常混用，实则所指的都是石经山上的这三座寺院。

第一批建成的两座寺庙，获官方正式定名云居寺与智度寺，寺名因此带有鲜明的官方属性。而第二批营建的三座寺庙，被称作中峪寺、东峪寺、西峪寺，显然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依地域特征形成的俗称。后世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

因为这两处云居寺的同时存在，重名的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在创作诗文的时候，用“云居寺”这个名称就会产生歧义，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还是石经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时使用两个寺名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清乾隆帝在游览了石经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韵》《御制游云居寺即景杂咏》等诗，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诗》。虽然描写的是同一处寺庙，却给人是两处寺庙的感觉。

正是由于寺名的无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称谓。

其一是“云居上寺”，见唐代吉逾、吉播、王潜、王益等人的诗作。而他们在诗中所描述的，除了寺庙之外，也有其他相关的景致。

其二是“西峪寺”，这是专门的寺庙称谓，如果用这个称谓，就不会引起其他的歧义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峪寺”。如明朝人朱宗吉写有两首诗，一为《西峪寺》，另一为《小西天登雷音寺阁》，这里的雷音寺，实际上指的就是“东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写有一首《东峪寺》，又写有一首《西峪寺》。但是，这个称谓对许多人而言，并不知道在写云居寺。

其三是“西峪云居寺”。这是两个名称叠加的称谓。如清代定亲王绵恩，即写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诗。而恭亲王奕，则写有《西峪云居寺对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诗。其实两首诗作的题目，也都可以写为“西峪寺”或者“云居寺”。但是，这两个名称在叠加之后，就更加准确了。

其四是“石经寺”。这一称谓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且并非静琬所建五座寺庙中的任一名称。但是，这个称谓又很准确，是特指石经山上的寺庙。如明朝人张循占（有的文献称之为张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经寺》一诗。虽然究竟是指石经山上三座寺庙中的哪一座没有讲清楚，但是肯定不会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

静琬建寺为何选址京西南

随着历史变迁，涿州城内的云居寺与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废毁，石经山的中峪寺、东峪寺不久后也相继湮没，唯有西峪寺留存下来，且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经。这里也最终成为“云居寺”称谓的唯一传承者，如今人们所说的云居寺，只能是当年的西峪寺了。

通过解读无名氏的碑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碑文称“琬公故涿人”，这表明，静琬法师的故乡就是涿州。这个发现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往的疑问。

其一，静琬把隋代萧皇后捐助建造的寺庙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因为他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涿州的情况非常熟悉，才会有这个决定。

其二，静琬选择石经山作为刻造石佛经的地点，也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他对这里早有了解，才会在此举行刻经工程——一来便于获取刻经的石材，二来便于将刻好的石佛经藏到山洞之中。至于石经山上的石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熔）铁锢之”。（见《冥报记》）这些举措的背后，皆与静琬的涿州籍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静琬圆寂后，萧皇后资助的费用应该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带来了一大批佛经和田产，才使得刻造石佛经的工程得以延续。

从静琬建造寺庙、刻造石佛经的史事可以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京冀间的文化融合就有着深厚基础，且这种融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从唐代到元代一直隶属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称范阳县，金代称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到了明清时期，云居寺随涿州一起隶属于顺天府。如今，房山归属于北京市，涿州为河北省涿州市。

而谈及云居寺的佛教文化传承，自当将涿州云居寺与房山云居寺一脉相连。这项肇始于隋、绵延千余年的刻经工程，最初便与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随石经山三座寺院的营建不断拓展、薪火相传，成就了这一不朽的文化瑰宝。

云居寺石经幢佛雕像（辽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视觉中国

北京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等佛教文献遗产，目前正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即“世界记忆遗产”）。北京云居寺享誉天下，尤以僧人静琬主持的石经刻造工程著称。这项工程始于隋，绵延至清，千余年从未中断，为后世留下了号称“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经珍贵遗产。对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世人大多关注于石佛经的刻造，却忽略了寺庙本身的发展变迁。北京云居寺的源起与发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刻经建寺的传奇经历

人们普遍认为，云居寺的石佛经刻造，缘起于隋代僧人静琬。而在静琬刻造石佛经时，相关记载多聚焦于石经山建造的寺庙。唐人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山曾用名）石经堂记》碑文中提到，“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内容与刘济碑文大体一致，仅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叙述文本当源自刘济的碑文。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隋炀帝的萧皇后捐资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吗？据有关文献记载，为静琬刻造石经提供大规模赞助的人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国舅萧瑀。唐代故事集《冥报记》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法苑珠林》卷十八）这一大笔钱财，是在隋炀帝幸涿郡时所施。

我们查到隋炀帝到涿郡的时间，是在隋大业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三《炀帝纪》）及翌年七月，“癸卯，班师”。（《隋书》卷四《炀帝纪》）故而隋炀帝的萧皇后赞助静琬刻造石佛经的时间也只能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隋大业七年到唐贞观五年（631年），其间相隔了二十年，静琬不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没有建造寺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云居寺的建造地点和时间。按照上述两种文献记载，云居寺的建造地点是在石经山（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时间是在唐贞观五年（631年）。而据《冥报记》所载，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程，是在隋炀帝临幸涿郡之前，而寺庙的建造，则是在萧皇后等人捐助之后。这应该是事实，如果没有这一大笔捐助，不仅无法建寺，就连刻经工程也会难以为继。

《大藏经》第五十三册（《法苑珠林》卷十八）记载了《冥报记》中萧皇后捐助后的一个细节：静琬因役匠众多、往来人员繁杂，本想在山岩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寝室，却因木料、砖瓦难以筹办，又担心耗费刻经的物资，迟迟未能动工。一夜暴雨突降，雷声震动山体，次日天晴后，众人发现山下有数千株松柏大木随洪水漂流而来，堆积在路旁。石经山以东地区素来缺少木材，松柏更是罕见，僧俗众人见此景象都大为惊骇，不知木材从何而来。后经查探踪迹，发现这些木材是从西山的崩崖处被洪水冲来。此事让远近之人皆叹服不已，认为若非佛法福力，绝难引来这样的神助。随后，静琬命工匠挑选可用的木材，将其余的分给乡里，乡里百姓既感激又愧疚，纷纷出力协助建造堂宇，不久后便按静琬的心愿建成了相关建筑。而这段记载，与刘济碑文中所记贞观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实为同一桩。

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

笔者再查相关文献，清雍正时期《畿辅通志》记载：“云居寺：在（涿）州东北隅，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余步。”又称：“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内有浮图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步。又一台高二丈，广百五十步，唐时建，碑刻尚存。”当时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两座寺院，各有一座高塔，而且“双塔”还是著名的“涿州八景”之一。

此后不久，清乾隆时期纂修的《日下旧闻考》，引用《日下旧闻》中的《名胜志》称：“智度寺在城东北隅，创自唐时，有旧碑刻，其后即云居寺。俱有石基浮图。”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涿州的双寺、双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两寺中有一寺明确是云居寺；其二，这两个寺庙都是在唐代已经建造了的。

我们再查，又有一清人相关记载称：“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供养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鼓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应为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涿州双塔诸碑记》）吴庆坻是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此可见，涿州的双塔在光绪年间尚完好，而寺废弃很久了。

至此，史料中出现了两座云居寺，一个在河北涿州，另一个在北京房山石经山。这两个云居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石经山的一处碑刻给我们揭开了谜底。该碑文称：“琬公故涿人，于涿建二寺，一名智度，一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级，云居塔高七级，皆虚敞玲珑，户牖洞达，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无名氏《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拓片）原来静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经山再建新寺。

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辽清宁四年（1058年）由赵遵仁撰写的《涿州白带山（即石经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其中的两句话非常重要，即“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全辽文》卷八）在这里，赵遵仁实际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经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说的云居寺，是静琬在涿州城建造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东峰”，则是石经山的云居寺了。通过他的碑文可以证明，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建造的，此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命名。

辽代及后世诸多人士常将涿州与石经山的两座云居寺混为一谈，这一方面是因两寺同名，致使未亲临此地者极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两座寺庙在当时联系极为紧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视作一体。

由此可见，在涿州城内的“双寺”“双塔”，是静琬建造的第一批寺庙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经费，应该就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国舅萧瑀等人的捐助。

石经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如何兴建的？随着刻经工程的持续推进，静琬着手营建第二批寺庙，此次建寺地点不再是涿州城内，而是选在了石经山。这时建造寺庙的规模颇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东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称为中云居寺、东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间则习惯以“三峪寺”相称。而真正的云居寺，则是在涿州城里。

石经山的这三座新寺，依地理方位分为中、东、西三座，又因地处山谷，结合地形特点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东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献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形成了中域寺、东域寺及西域寺的称谓。在中国古代，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相关史料中“峪”与“域”二字常混用，实则所指的都是石经山上的这三座寺院。

第一批建成的两座寺庙，获官方正式定名云居寺与智度寺，寺名因此带有鲜明的官方属性。而第二批营建的三座寺庙，被称作中峪寺、东峪寺、西峪寺，显然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依地域特征形成的俗称。后世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

因为这两处云居寺的同时存在，重名的问题就出现了。人们在创作诗文的时候，用“云居寺”这个名称就会产生歧义，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还是石经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时使用两个寺名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清乾隆帝在游览了石经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韵》《御制游云居寺即景杂咏》等诗，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诗》。虽然描写的是同一处寺庙，却给人是两处寺庙的感觉。

正是由于寺名的无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称谓。

其一是“云居上寺”，见唐代吉逾、吉播、王潜、王益等人的诗作。而他们在诗中所描述的，除了寺庙之外，也有其他相关的景致。

其二是“西峪寺”，这是专门的寺庙称谓，如果用这个称谓，就不会引起其他的歧义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峪寺”。如明朝人朱宗吉写有两首诗，一为《西峪寺》，另一为《小西天登雷音寺阁》，这里的雷音寺，实际上指的就是“东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写有一首《东峪寺》，又写有一首《西峪寺》。但是，这个称谓对许多人而言，并不知道在写云居寺。

其三是“西峪云居寺”。这是两个名称叠加的称谓。如清代定亲王绵恩，即写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诗。而恭亲王奕，则写有《西峪云居寺对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诗。其实两首诗作的题目，也都可以写为“西峪寺”或者“云居寺”。但是，这两个名称在叠加之后，就更加准确了。

其四是“石经寺”。这一称谓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少，且并非静琬所建五座寺庙中的任一名称。但是，这个称谓又很准确，是特指石经山上的寺庙。如明朝人张循占（有的文献称之为张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经寺》一诗。虽然究竟是指石经山上三座寺庙中的哪一座没有讲清楚，但是肯定不会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

静琬建寺为何选址京西南

随着历史变迁，涿州城内的云居寺与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废毁，石经山的中峪寺、东峪寺不久后也相继湮没，唯有西峪寺留存下来，且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经。这里也最终成为“云居寺”称谓的唯一传承者，如今人们所说的云居寺，只能是当年的西峪寺了。

通过解读无名氏的碑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碑文称“琬公故涿人”，这表明，静琬法师的故乡就是涿州。这个发现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以往的疑问。

其一，静琬把隋代萧皇后捐助建造的寺庙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因为他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涿州的情况非常熟悉，才会有这个决定。

其二，静琬选择石经山作为刻造石佛经的地点，也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他对这里早有了解，才会在此举行刻经工程——一来便于获取刻经的石材，二来便于将刻好的石佛经藏到山洞之中。至于石经山上的石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熔）铁锢之”。（见《冥报记》）这些举措的背后，皆与静琬的涿州籍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静琬圆寂后，萧皇后资助的费用应该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带来了一大批佛经和田产，才使得刻造石佛经的工程得以延续。

从静琬建造寺庙、刻造石佛经的史事可以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京冀间的文化融合就有着深厚基础，且这种融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从唐代到元代一直隶属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称范阳县，金代称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到了明清时期，云居寺随涿州一起隶属于顺天府。如今，房山归属于北京市，涿州为河北省涿州市。

而谈及云居寺的佛教文化传承，自当将涿州云居寺与房山云居寺一脉相连。这项肇始于隋、绵延千余年的刻经工程，最初便与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随石经山三座寺院的营建不断拓展、薪火相传，成就了这一不朽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