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坚而不摧、稳而不摇、净而不污、久而不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稳定性、象征性与精神力量的自然物象。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体系中，“石”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吏治、监察、清廉三位一体治理理念的具象符号，形成了“石性—德性—政德”贯通一体的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以石喻政”的历史内涵、制度实践与精神价值，对于传承历史智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石之德：古代“以物比德”传统中的政治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观物取象、比德于自然”，将自然品性升华为人格追求与政治准则。“石”因其稳定、坚贞、纯粹、耐久的特质，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与治理意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底色。

《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有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石之耿介挺拔，喻君子坚守中正、临事而断、守正不移的品格。此处“介”通“砎”，即山石之坚确，强调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的重要性。《荀子·富国》写道：“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磐石，寿于旗翼。”将国家安定、政治稳固寄托于坚不可摧的制度根基与政治伦理。

古人以石喻德，本质是自然物性向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坚硬象征刚直不阿的意志品质，稳定象征公正持平的治理立场，纯粹象征清廉自守的从政底线，坚韧象征担当有为的实干精神，不朽象征政声长存的价值追求。这一转化机制，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维特质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

必须强调的是，“石德”与“玉德”构成互补的政治伦理体系。《礼记·聘义》载孔子论玉有“十一德”，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侧重君子修养的柔性一面；而石德则突出坚确、质朴、不华，强调政治品格的刚性维度。刚柔相济，方能全德。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古代“石德即政德”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为政清廉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石之治：古代吏治体系中“以石砺吏、以石正官”的治理实践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吏治是治国之本、理政之基。古人以“石”喻吏治，核心是要求官员具备坚、正、廉、勤的政治品格，形成了“以石砺吏”的治理传统。

石之坚，喻为官刚直不屈、坚守原则。历代贤吏以“金石之节”自励，面对威逼利诱不移其志，面对歪风邪气不折其腰。唐代韩愈谏迎佛骨，“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宋代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皆是以石之坚贞守护政治原则的典范。

石之稳，喻为官公道正派、不偏不倚。明代《官箴》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唯有守心如石、持法如石，方能取信于民、安定一方。此处“石”的意象，强调的是治理行为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这是政治信任的基石。

石之洁，喻为官清白干净、不贪不占。石耐贫瘠、不慕浮华、质地纯粹，恰如为官清廉自守、淡泊名利。东汉陆绩任郁林太守，罢归时行李萧然，以石压舱防轻舟倾覆，“廉石”之名流传千古，成为官员自我约束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层面，“石”直接嵌入吏治运行。从秦汉“刻石颂德”的循吏传统，到唐宋“德政碑”“去思碑”的立石纪念，再到各级官署的警示石刻，均以石之不可移易，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底线意识。古代吏治思想强调：“吏者，民之本、治之基也。”官员品行如石，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安宁。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传统吏治以石砺人、以德化人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石之法：古代监察与法度建设中“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象征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柱，“石”则是法度权威、监察公正、规矩严明的物质载体与象征符号，形成了“以石明规”的制度传统。

古代治国强调“法令如山、规矩如石”。法立于石，则不可私改；规刻于石，则不可轻弃；戒立于石，则不可妄为。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秦代刻石纪功、布告天下，开创以石明法的先河；汉代“熹平石经”刻儒家经典于石，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文本；唐宋以降，官署立“戒石铭”成为定制。

后蜀孟昶《官箴》二十四句，经宋太宗提炼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刻石立于天下衙署，成为官员日日可见、时时自省的政治规矩。此石不独是物理存在，更是权力伦理的具象化、政治规矩的仪式化、监察警示的常态化，体现了古代监察制度“寓教于物”的治理智慧。

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阐发。南宋吕本中《官箴》提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牧民忠告》强调：“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这些思想与石刻规制共同说明：监察之要在公正，法度之要在严明，用权之要在敬畏民心。石之坚硬持久，恰是法度权威性、稳定性、不可侵犯性的最佳隐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古代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以刚性约束保障权力规范运行。

石之廉：古代廉政文化中“以石喻廉、以廉固本”的精神追求

清廉，是“石”在治国理政中最鲜明、最持久、最深入人心的价值指向，构成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意象。

石不腐、不蚀、不污、不染，恰如为官清廉、一身正气；石质地朴素、甘于寂寞，恰如为官淡泊、不慕荣华。《管子·牧民》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清廉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历代清官廉吏，皆以“石”自比：东汉陆绩“廉石压舟”，以石之重彰显官之轻；北宋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以石之清昭示心之纯；明代海瑞“清贫如洗、刚直如石”，成为吏治典范。

传统廉政文化昭示一条根本规律：廉则政兴，贪则政衰；廉则民心聚，贪则民心散。“石”之所以成为清廉象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不可侵蚀、不可收买、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与金玉之华贵易诱、土木之松软易蚀相比，石之质朴坚贞，恰是清廉品格的最佳写照。

有一点很重要，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石”，不仅是道德符号，更是制度约束的隐喻。石之不可移易，对应的是廉政制度的刚性；石之经久耐久，对应的是清廉传统的延续；石之普遍存在，对应的是廉政文化的渗透。这种“软硬兼施”的治理逻辑，对当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石”的意象正在被各地创造性转化。浙江衢州以“廉石压舟”故事为依托，建立“廉石文化馆”，将陆绩“廉石”从历史典故转化为党员干部现场教学的实物载体；江西南昌在廉政教育基地复原宋代“戒石铭”碑亭，让古代监察制度“活”在当下。这些实践表明，“以石喻廉”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是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教育资源。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石以喻廉”到新时代崇廉拒腐，廉洁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底色。

石之道：从传统治理智慧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逻辑贯通

“以石喻政”之所以能成为贯穿千年的治理象征，根本在于它形成了石性—政德—治理的完整逻辑体系：以石之坚，筑牢吏治之骨；以石之正，严明监察之尺；以石之廉，涵养为政之风；以石之稳，巩固国家之基。这一体系将自然品格、人格修养、政治伦理、国家治理融为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辨析“石德”与“玉德”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玉主“温润”，代表教化、感召、涵容的治理柔性；石主“坚确”，代表规矩、底线、刚正的治理刚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治理既需如玉之温润以凝聚人心，也需如石之坚确以确立规矩。正如《礼记》所言“温而理，刚而无虐”，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方为善治之道。这一辩证关系启示我们：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靠思想教育的“润物无声”，也要靠制度约束的“铁规生威”。

新时代传承“以石喻政”的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像石一样坚定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党员干部当如磐石之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像石一样坚守正道，严守纪律规矩。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当如介石之坚，把纪律和规矩刻于心、践于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像石一样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面对各种“围猎”腐蚀，当如廉石之重，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慎独慎微慎初，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像石一样沉稳担当，忠诚履职尽责。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当如柱石之稳，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石，坚而不摧、稳而不摇、净而不污、久而不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稳定性、象征性与精神力量的自然物象。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体系中，“石”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吏治、监察、清廉三位一体治理理念的具象符号，形成了“石性—德性—政德”贯通一体的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以石喻政”的历史内涵、制度实践与精神价值，对于传承历史智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石之德：古代“以物比德”传统中的政治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观物取象、比德于自然”，将自然品性升华为人格追求与政治准则。“石”因其稳定、坚贞、纯粹、耐久的特质，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与治理意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底色。

《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有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石之耿介挺拔，喻君子坚守中正、临事而断、守正不移的品格。此处“介”通“砎”，即山石之坚确，强调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的重要性。《荀子·富国》写道：“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磐石，寿于旗翼。”将国家安定、政治稳固寄托于坚不可摧的制度根基与政治伦理。

古人以石喻德，本质是自然物性向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坚硬象征刚直不阿的意志品质，稳定象征公正持平的治理立场，纯粹象征清廉自守的从政底线，坚韧象征担当有为的实干精神，不朽象征政声长存的价值追求。这一转化机制，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维特质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

必须强调的是，“石德”与“玉德”构成互补的政治伦理体系。《礼记·聘义》载孔子论玉有“十一德”，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侧重君子修养的柔性一面；而石德则突出坚确、质朴、不华，强调政治品格的刚性维度。刚柔相济，方能全德。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古代“石德即政德”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为政清廉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石之治：古代吏治体系中“以石砺吏、以石正官”的治理实践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吏治是治国之本、理政之基。古人以“石”喻吏治，核心是要求官员具备坚、正、廉、勤的政治品格，形成了“以石砺吏”的治理传统。

石之坚，喻为官刚直不屈、坚守原则。历代贤吏以“金石之节”自励，面对威逼利诱不移其志，面对歪风邪气不折其腰。唐代韩愈谏迎佛骨，“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宋代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皆是以石之坚贞守护政治原则的典范。

石之稳，喻为官公道正派、不偏不倚。明代《官箴》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唯有守心如石、持法如石，方能取信于民、安定一方。此处“石”的意象，强调的是治理行为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这是政治信任的基石。

石之洁，喻为官清白干净、不贪不占。石耐贫瘠、不慕浮华、质地纯粹，恰如为官清廉自守、淡泊名利。东汉陆绩任郁林太守，罢归时行李萧然，以石压舱防轻舟倾覆，“廉石”之名流传千古，成为官员自我约束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层面，“石”直接嵌入吏治运行。从秦汉“刻石颂德”的循吏传统，到唐宋“德政碑”“去思碑”的立石纪念，再到各级官署的警示石刻，均以石之不可移易，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底线意识。古代吏治思想强调：“吏者，民之本、治之基也。”官员品行如石，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安宁。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传统吏治以石砺人、以德化人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石之法：古代监察与法度建设中“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象征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柱，“石”则是法度权威、监察公正、规矩严明的物质载体与象征符号，形成了“以石明规”的制度传统。

古代治国强调“法令如山、规矩如石”。法立于石，则不可私改；规刻于石，则不可轻弃；戒立于石，则不可妄为。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秦代刻石纪功、布告天下，开创以石明法的先河；汉代“熹平石经”刻儒家经典于石，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文本；唐宋以降，官署立“戒石铭”成为定制。

后蜀孟昶《官箴》二十四句，经宋太宗提炼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刻石立于天下衙署，成为官员日日可见、时时自省的政治规矩。此石不独是物理存在，更是权力伦理的具象化、政治规矩的仪式化、监察警示的常态化，体现了古代监察制度“寓教于物”的治理智慧。

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阐发。南宋吕本中《官箴》提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牧民忠告》强调：“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这些思想与石刻规制共同说明：监察之要在公正，法度之要在严明，用权之要在敬畏民心。石之坚硬持久，恰是法度权威性、稳定性、不可侵犯性的最佳隐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古代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以刚性约束保障权力规范运行。

石之廉：古代廉政文化中“以石喻廉、以廉固本”的精神追求

清廉，是“石”在治国理政中最鲜明、最持久、最深入人心的价值指向，构成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意象。

石不腐、不蚀、不污、不染，恰如为官清廉、一身正气；石质地朴素、甘于寂寞，恰如为官淡泊、不慕荣华。《管子·牧民》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清廉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历代清官廉吏，皆以“石”自比：东汉陆绩“廉石压舟”，以石之重彰显官之轻；北宋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以石之清昭示心之纯；明代海瑞“清贫如洗、刚直如石”，成为吏治典范。

传统廉政文化昭示一条根本规律：廉则政兴，贪则政衰；廉则民心聚，贪则民心散。“石”之所以成为清廉象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不可侵蚀、不可收买、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与金玉之华贵易诱、土木之松软易蚀相比，石之质朴坚贞，恰是清廉品格的最佳写照。

有一点很重要，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石”，不仅是道德符号，更是制度约束的隐喻。石之不可移易，对应的是廉政制度的刚性；石之经久耐久，对应的是清廉传统的延续；石之普遍存在，对应的是廉政文化的渗透。这种“软硬兼施”的治理逻辑，对当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石”的意象正在被各地创造性转化。浙江衢州以“廉石压舟”故事为依托，建立“廉石文化馆”，将陆绩“廉石”从历史典故转化为党员干部现场教学的实物载体；江西南昌在廉政教育基地复原宋代“戒石铭”碑亭，让古代监察制度“活”在当下。这些实践表明，“以石喻廉”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是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教育资源。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石以喻廉”到新时代崇廉拒腐，廉洁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底色。

石之道：从传统治理智慧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逻辑贯通

“以石喻政”之所以能成为贯穿千年的治理象征，根本在于它形成了石性—政德—治理的完整逻辑体系：以石之坚，筑牢吏治之骨；以石之正，严明监察之尺；以石之廉，涵养为政之风；以石之稳，巩固国家之基。这一体系将自然品格、人格修养、政治伦理、国家治理融为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辨析“石德”与“玉德”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玉主“温润”，代表教化、感召、涵容的治理柔性；石主“坚确”，代表规矩、底线、刚正的治理刚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治理既需如玉之温润以凝聚人心，也需如石之坚确以确立规矩。正如《礼记》所言“温而理，刚而无虐”，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方为善治之道。这一辩证关系启示我们：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靠思想教育的“润物无声”，也要靠制度约束的“铁规生威”。

新时代传承“以石喻政”的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像石一样坚定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党员干部当如磐石之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像石一样坚守正道，严守纪律规矩。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当如介石之坚，把纪律和规矩刻于心、践于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像石一样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面对各种“围猎”腐蚀，当如廉石之重，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慎独慎微慎初，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像石一样沉稳担当，忠诚履职尽责。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当如柱石之稳，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石，坚而不摧、稳而不摇、净而不污、久而不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稳定性、象征性与精神力量的自然物象。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体系中，“石”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吏治、监察、清廉三位一体治理理念的具象符号，形成了“石性—德性—政德”贯通一体的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以石喻政”的历史内涵、制度实践与精神价值，对于传承历史智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石之德：古代“以物比德”传统中的政治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观物取象、比德于自然”，将自然品性升华为人格追求与政治准则。“石”因其稳定、坚贞、纯粹、耐久的特质，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与治理意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底色。

《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有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石之耿介挺拔，喻君子坚守中正、临事而断、守正不移的品格。此处“介”通“砎”，即山石之坚确，强调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的重要性。《荀子·富国》写道：“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磐石，寿于旗翼。”将国家安定、政治稳固寄托于坚不可摧的制度根基与政治伦理。

古人以石喻德，本质是自然物性向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坚硬象征刚直不阿的意志品质，稳定象征公正持平的治理立场，纯粹象征清廉自守的从政底线，坚韧象征担当有为的实干精神，不朽象征政声长存的价值追求。这一转化机制，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维特质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

必须强调的是，“石德”与“玉德”构成互补的政治伦理体系。《礼记·聘义》载孔子论玉有“十一德”，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侧重君子修养的柔性一面；而石德则突出坚确、质朴、不华，强调政治品格的刚性维度。刚柔相济，方能全德。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古代“石德即政德”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为政清廉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石之治：古代吏治体系中“以石砺吏、以石正官”的治理实践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吏治是治国之本、理政之基。古人以“石”喻吏治，核心是要求官员具备坚、正、廉、勤的政治品格，形成了“以石砺吏”的治理传统。

石之坚，喻为官刚直不屈、坚守原则。历代贤吏以“金石之节”自励，面对威逼利诱不移其志，面对歪风邪气不折其腰。唐代韩愈谏迎佛骨，“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宋代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皆是以石之坚贞守护政治原则的典范。

石之稳，喻为官公道正派、不偏不倚。明代《官箴》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唯有守心如石、持法如石，方能取信于民、安定一方。此处“石”的意象，强调的是治理行为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这是政治信任的基石。

石之洁，喻为官清白干净、不贪不占。石耐贫瘠、不慕浮华、质地纯粹，恰如为官清廉自守、淡泊名利。东汉陆绩任郁林太守，罢归时行李萧然，以石压舱防轻舟倾覆，“廉石”之名流传千古，成为官员自我约束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层面，“石”直接嵌入吏治运行。从秦汉“刻石颂德”的循吏传统，到唐宋“德政碑”“去思碑”的立石纪念，再到各级官署的警示石刻，均以石之不可移易，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底线意识。古代吏治思想强调：“吏者，民之本、治之基也。”官员品行如石，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安宁。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传统吏治以石砺人、以德化人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石之法：古代监察与法度建设中“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象征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柱，“石”则是法度权威、监察公正、规矩严明的物质载体与象征符号，形成了“以石明规”的制度传统。

古代治国强调“法令如山、规矩如石”。法立于石，则不可私改；规刻于石，则不可轻弃；戒立于石，则不可妄为。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秦代刻石纪功、布告天下，开创以石明法的先河；汉代“熹平石经”刻儒家经典于石，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文本；唐宋以降，官署立“戒石铭”成为定制。

后蜀孟昶《官箴》二十四句，经宋太宗提炼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刻石立于天下衙署，成为官员日日可见、时时自省的政治规矩。此石不独是物理存在，更是权力伦理的具象化、政治规矩的仪式化、监察警示的常态化，体现了古代监察制度“寓教于物”的治理智慧。

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阐发。南宋吕本中《官箴》提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牧民忠告》强调：“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这些思想与石刻规制共同说明：监察之要在公正，法度之要在严明，用权之要在敬畏民心。石之坚硬持久，恰是法度权威性、稳定性、不可侵犯性的最佳隐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古代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以刚性约束保障权力规范运行。

石之廉：古代廉政文化中“以石喻廉、以廉固本”的精神追求

清廉，是“石”在治国理政中最鲜明、最持久、最深入人心的价值指向，构成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意象。

石不腐、不蚀、不污、不染，恰如为官清廉、一身正气；石质地朴素、甘于寂寞，恰如为官淡泊、不慕荣华。《管子·牧民》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清廉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历代清官廉吏，皆以“石”自比：东汉陆绩“廉石压舟”，以石之重彰显官之轻；北宋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以石之清昭示心之纯；明代海瑞“清贫如洗、刚直如石”，成为吏治典范。

传统廉政文化昭示一条根本规律：廉则政兴，贪则政衰；廉则民心聚，贪则民心散。“石”之所以成为清廉象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不可侵蚀、不可收买、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与金玉之华贵易诱、土木之松软易蚀相比，石之质朴坚贞，恰是清廉品格的最佳写照。

有一点很重要，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石”，不仅是道德符号，更是制度约束的隐喻。石之不可移易，对应的是廉政制度的刚性；石之经久耐久，对应的是清廉传统的延续；石之普遍存在，对应的是廉政文化的渗透。这种“软硬兼施”的治理逻辑，对当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石”的意象正在被各地创造性转化。浙江衢州以“廉石压舟”故事为依托，建立“廉石文化馆”，将陆绩“廉石”从历史典故转化为党员干部现场教学的实物载体；江西南昌在廉政教育基地复原宋代“戒石铭”碑亭，让古代监察制度“活”在当下。这些实践表明，“以石喻廉”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是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教育资源。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石以喻廉”到新时代崇廉拒腐，廉洁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底色。

石之道：从传统治理智慧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逻辑贯通

“以石喻政”之所以能成为贯穿千年的治理象征，根本在于它形成了石性—政德—治理的完整逻辑体系：以石之坚，筑牢吏治之骨；以石之正，严明监察之尺；以石之廉，涵养为政之风；以石之稳，巩固国家之基。这一体系将自然品格、人格修养、政治伦理、国家治理融为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辨析“石德”与“玉德”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玉主“温润”，代表教化、感召、涵容的治理柔性；石主“坚确”，代表规矩、底线、刚正的治理刚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治理既需如玉之温润以凝聚人心，也需如石之坚确以确立规矩。正如《礼记》所言“温而理，刚而无虐”，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方为善治之道。这一辩证关系启示我们：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靠思想教育的“润物无声”，也要靠制度约束的“铁规生威”。

新时代传承“以石喻政”的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像石一样坚定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党员干部当如磐石之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像石一样坚守正道，严守纪律规矩。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当如介石之坚，把纪律和规矩刻于心、践于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像石一样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面对各种“围猎”腐蚀，当如廉石之重，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慎独慎微慎初，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像石一样沉稳担当，忠诚履职尽责。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当如柱石之稳，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石，坚而不摧、稳而不摇、净而不污、久而不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稳定性、象征性与精神力量的自然物象。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体系中，“石”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吏治、监察、清廉三位一体治理理念的具象符号，形成了“石性—德性—政德”贯通一体的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以石喻政”的历史内涵、制度实践与精神价值，对于传承历史智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石之德：古代“以物比德”传统中的政治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观物取象、比德于自然”，将自然品性升华为人格追求与政治准则。“石”因其稳定、坚贞、纯粹、耐久的特质，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与治理意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底色。

《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有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石之耿介挺拔，喻君子坚守中正、临事而断、守正不移的品格。此处“介”通“砎”，即山石之坚确，强调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的重要性。《荀子·富国》写道：“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磐石，寿于旗翼。”将国家安定、政治稳固寄托于坚不可摧的制度根基与政治伦理。

古人以石喻德，本质是自然物性向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坚硬象征刚直不阿的意志品质，稳定象征公正持平的治理立场，纯粹象征清廉自守的从政底线，坚韧象征担当有为的实干精神，不朽象征政声长存的价值追求。这一转化机制，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维特质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

必须强调的是，“石德”与“玉德”构成互补的政治伦理体系。《礼记·聘义》载孔子论玉有“十一德”，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侧重君子修养的柔性一面；而石德则突出坚确、质朴、不华，强调政治品格的刚性维度。刚柔相济，方能全德。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古代“石德即政德”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为政清廉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石之治：古代吏治体系中“以石砺吏、以石正官”的治理实践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吏治是治国之本、理政之基。古人以“石”喻吏治，核心是要求官员具备坚、正、廉、勤的政治品格，形成了“以石砺吏”的治理传统。

石之坚，喻为官刚直不屈、坚守原则。历代贤吏以“金石之节”自励，面对威逼利诱不移其志，面对歪风邪气不折其腰。唐代韩愈谏迎佛骨，“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宋代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皆是以石之坚贞守护政治原则的典范。

石之稳，喻为官公道正派、不偏不倚。明代《官箴》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唯有守心如石、持法如石，方能取信于民、安定一方。此处“石”的意象，强调的是治理行为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这是政治信任的基石。

石之洁，喻为官清白干净、不贪不占。石耐贫瘠、不慕浮华、质地纯粹，恰如为官清廉自守、淡泊名利。东汉陆绩任郁林太守，罢归时行李萧然，以石压舱防轻舟倾覆，“廉石”之名流传千古，成为官员自我约束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层面，“石”直接嵌入吏治运行。从秦汉“刻石颂德”的循吏传统，到唐宋“德政碑”“去思碑”的立石纪念，再到各级官署的警示石刻，均以石之不可移易，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底线意识。古代吏治思想强调：“吏者，民之本、治之基也。”官员品行如石，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安宁。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传统吏治以石砺人、以德化人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石之法：古代监察与法度建设中“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象征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柱，“石”则是法度权威、监察公正、规矩严明的物质载体与象征符号，形成了“以石明规”的制度传统。

古代治国强调“法令如山、规矩如石”。法立于石，则不可私改；规刻于石，则不可轻弃；戒立于石，则不可妄为。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秦代刻石纪功、布告天下，开创以石明法的先河；汉代“熹平石经”刻儒家经典于石，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文本；唐宋以降，官署立“戒石铭”成为定制。

后蜀孟昶《官箴》二十四句，经宋太宗提炼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刻石立于天下衙署，成为官员日日可见、时时自省的政治规矩。此石不独是物理存在，更是权力伦理的具象化、政治规矩的仪式化、监察警示的常态化，体现了古代监察制度“寓教于物”的治理智慧。

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阐发。南宋吕本中《官箴》提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牧民忠告》强调：“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这些思想与石刻规制共同说明：监察之要在公正，法度之要在严明，用权之要在敬畏民心。石之坚硬持久，恰是法度权威性、稳定性、不可侵犯性的最佳隐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古代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以刚性约束保障权力规范运行。

石之廉：古代廉政文化中“以石喻廉、以廉固本”的精神追求

清廉，是“石”在治国理政中最鲜明、最持久、最深入人心的价值指向，构成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意象。

石不腐、不蚀、不污、不染，恰如为官清廉、一身正气；石质地朴素、甘于寂寞，恰如为官淡泊、不慕荣华。《管子·牧民》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清廉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历代清官廉吏，皆以“石”自比：东汉陆绩“廉石压舟”，以石之重彰显官之轻；北宋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以石之清昭示心之纯；明代海瑞“清贫如洗、刚直如石”，成为吏治典范。

传统廉政文化昭示一条根本规律：廉则政兴，贪则政衰；廉则民心聚，贪则民心散。“石”之所以成为清廉象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不可侵蚀、不可收买、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与金玉之华贵易诱、土木之松软易蚀相比，石之质朴坚贞，恰是清廉品格的最佳写照。

有一点很重要，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石”，不仅是道德符号，更是制度约束的隐喻。石之不可移易，对应的是廉政制度的刚性；石之经久耐久，对应的是清廉传统的延续；石之普遍存在，对应的是廉政文化的渗透。这种“软硬兼施”的治理逻辑，对当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石”的意象正在被各地创造性转化。浙江衢州以“廉石压舟”故事为依托，建立“廉石文化馆”，将陆绩“廉石”从历史典故转化为党员干部现场教学的实物载体；江西南昌在廉政教育基地复原宋代“戒石铭”碑亭，让古代监察制度“活”在当下。这些实践表明，“以石喻廉”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是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教育资源。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石以喻廉”到新时代崇廉拒腐，廉洁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底色。

石之道：从传统治理智慧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逻辑贯通

“以石喻政”之所以能成为贯穿千年的治理象征，根本在于它形成了石性—政德—治理的完整逻辑体系：以石之坚，筑牢吏治之骨；以石之正，严明监察之尺；以石之廉，涵养为政之风；以石之稳，巩固国家之基。这一体系将自然品格、人格修养、政治伦理、国家治理融为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辨析“石德”与“玉德”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玉主“温润”，代表教化、感召、涵容的治理柔性；石主“坚确”，代表规矩、底线、刚正的治理刚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治理既需如玉之温润以凝聚人心，也需如石之坚确以确立规矩。正如《礼记》所言“温而理，刚而无虐”，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方为善治之道。这一辩证关系启示我们：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靠思想教育的“润物无声”，也要靠制度约束的“铁规生威”。

新时代传承“以石喻政”的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像石一样坚定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党员干部当如磐石之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像石一样坚守正道，严守纪律规矩。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当如介石之坚，把纪律和规矩刻于心、践于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像石一样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面对各种“围猎”腐蚀，当如廉石之重，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慎独慎微慎初，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像石一样沉稳担当，忠诚履职尽责。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当如柱石之稳，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石，坚而不摧、稳而不摇、净而不污、久而不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稳定性、象征性与精神力量的自然物象。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体系中，“石”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吏治、监察、清廉三位一体治理理念的具象符号，形成了“石性—德性—政德”贯通一体的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以石喻政”的历史内涵、制度实践与精神价值，对于传承历史智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石之德：古代“以物比德”传统中的政治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观物取象、比德于自然”，将自然品性升华为人格追求与政治准则。“石”因其稳定、坚贞、纯粹、耐久的特质，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与治理意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底色。

《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有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石之耿介挺拔，喻君子坚守中正、临事而断、守正不移的品格。此处“介”通“砎”，即山石之坚确，强调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的重要性。《荀子·富国》写道：“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磐石，寿于旗翼。”将国家安定、政治稳固寄托于坚不可摧的制度根基与政治伦理。

古人以石喻德，本质是自然物性向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坚硬象征刚直不阿的意志品质，稳定象征公正持平的治理立场，纯粹象征清廉自守的从政底线，坚韧象征担当有为的实干精神，不朽象征政声长存的价值追求。这一转化机制，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维特质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

必须强调的是，“石德”与“玉德”构成互补的政治伦理体系。《礼记·聘义》载孔子论玉有“十一德”，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侧重君子修养的柔性一面；而石德则突出坚确、质朴、不华，强调政治品格的刚性维度。刚柔相济，方能全德。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古代“石德即政德”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为政清廉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石之治：古代吏治体系中“以石砺吏、以石正官”的治理实践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吏治是治国之本、理政之基。古人以“石”喻吏治，核心是要求官员具备坚、正、廉、勤的政治品格，形成了“以石砺吏”的治理传统。

石之坚，喻为官刚直不屈、坚守原则。历代贤吏以“金石之节”自励，面对威逼利诱不移其志，面对歪风邪气不折其腰。唐代韩愈谏迎佛骨，“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宋代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皆是以石之坚贞守护政治原则的典范。

石之稳，喻为官公道正派、不偏不倚。明代《官箴》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唯有守心如石、持法如石，方能取信于民、安定一方。此处“石”的意象，强调的是治理行为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这是政治信任的基石。

石之洁，喻为官清白干净、不贪不占。石耐贫瘠、不慕浮华、质地纯粹，恰如为官清廉自守、淡泊名利。东汉陆绩任郁林太守，罢归时行李萧然，以石压舱防轻舟倾覆，“廉石”之名流传千古，成为官员自我约束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层面，“石”直接嵌入吏治运行。从秦汉“刻石颂德”的循吏传统，到唐宋“德政碑”“去思碑”的立石纪念，再到各级官署的警示石刻，均以石之不可移易，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底线意识。古代吏治思想强调：“吏者，民之本、治之基也。”官员品行如石，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安宁。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传统吏治以石砺人、以德化人的治理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石之法：古代监察与法度建设中“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象征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支柱，“石”则是法度权威、监察公正、规矩严明的物质载体与象征符号，形成了“以石明规”的制度传统。

古代治国强调“法令如山、规矩如石”。法立于石，则不可私改；规刻于石，则不可轻弃；戒立于石，则不可妄为。这一传统源远流长：秦代刻石纪功、布告天下，开创以石明法的先河；汉代“熹平石经”刻儒家经典于石，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文本；唐宋以降，官署立“戒石铭”成为定制。

后蜀孟昶《官箴》二十四句，经宋太宗提炼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刻石立于天下衙署，成为官员日日可见、时时自省的政治规矩。此石不独是物理存在，更是权力伦理的具象化、政治规矩的仪式化、监察警示的常态化，体现了古代监察制度“寓教于物”的治理智慧。

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阐发。南宋吕本中《官箴》提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牧民忠告》强调：“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这些思想与石刻规制共同说明：监察之要在公正，法度之要在严明，用权之要在敬畏民心。石之坚硬持久，恰是法度权威性、稳定性、不可侵犯性的最佳隐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古代以石明规、以石护法的制度实践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以刚性约束保障权力规范运行。

石之廉：古代廉政文化中“以石喻廉、以廉固本”的精神追求

清廉，是“石”在治国理政中最鲜明、最持久、最深入人心的价值指向，构成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意象。

石不腐、不蚀、不污、不染，恰如为官清廉、一身正气；石质地朴素、甘于寂寞，恰如为官淡泊、不慕荣华。《管子·牧民》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清廉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历代清官廉吏，皆以“石”自比：东汉陆绩“廉石压舟”，以石之重彰显官之轻；北宋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以石之清昭示心之纯；明代海瑞“清贫如洗、刚直如石”，成为吏治典范。

传统廉政文化昭示一条根本规律：廉则政兴，贪则政衰；廉则民心聚，贪则民心散。“石”之所以成为清廉象征，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不可侵蚀、不可收买、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与金玉之华贵易诱、土木之松软易蚀相比，石之质朴坚贞，恰是清廉品格的最佳写照。

有一点很重要，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石”，不仅是道德符号，更是制度约束的隐喻。石之不可移易，对应的是廉政制度的刚性；石之经久耐久，对应的是清廉传统的延续；石之普遍存在，对应的是廉政文化的渗透。这种“软硬兼施”的治理逻辑，对当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石”的意象正在被各地创造性转化。浙江衢州以“廉石压舟”故事为依托，建立“廉石文化馆”，将陆绩“廉石”从历史典故转化为党员干部现场教学的实物载体；江西南昌在廉政教育基地复原宋代“戒石铭”碑亭，让古代监察制度“活”在当下。这些实践表明，“以石喻廉”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是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教育资源。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石以喻廉”到新时代崇廉拒腐，廉洁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明底色。

石之道：从传统治理智慧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逻辑贯通

“以石喻政”之所以能成为贯穿千年的治理象征，根本在于它形成了石性—政德—治理的完整逻辑体系：以石之坚，筑牢吏治之骨；以石之正，严明监察之尺；以石之廉，涵养为政之风；以石之稳，巩固国家之基。这一体系将自然品格、人格修养、政治伦理、国家治理融为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辨析“石德”与“玉德”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玉主“温润”，代表教化、感召、涵容的治理柔性；石主“坚确”，代表规矩、底线、刚正的治理刚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治理既需如玉之温润以凝聚人心，也需如石之坚确以确立规矩。正如《礼记》所言“温而理，刚而无虐”，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方为善治之道。这一辩证关系启示我们：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靠思想教育的“润物无声”，也要靠制度约束的“铁规生威”。

新时代传承“以石喻政”的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像石一样坚定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党员干部当如磐石之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像石一样坚守正道，严守纪律规矩。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当如介石之坚，把纪律和规矩刻于心、践于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像石一样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面对各种“围猎”腐蚀，当如廉石之重，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慎独慎微慎初，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像石一样沉稳担当，忠诚履职尽责。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繁重任务，当如柱石之稳，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