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潘淘洁，是贵州民族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水族文化的守护者与研究者。父亲潘朝霖致力于研究水族古文字“水书”，我从小就在水语的韵律和水书的神秘符号中耳濡目染。那些来自家乡的色彩——布料上深浅不一的蓝、衣饰上内敛的玄黑、水书页间跳跃的朱红——不仅是颜色，更是浸润在水族人日常的一部分，是祖先与山水共生的记忆。

2025年8月，当“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准备从民族色彩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族。水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水书”，有丰富且传承良好的手工技艺，这无疑是解开一个民族色彩基因的理想样本。我想做的，不仅是记录几种颜色，更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翻译和留存这份来自山野的、活生生的民族智慧。

我和团队回到了黔南的水族村寨，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塘州乡和九阡镇。那里像是两个色彩的“活态博物馆”。

马蓝—蓝靛泥原材料

水族的妇女们始终保持着种植马蓝、制靛染布的传统，塘州妇女衣裙上的蓝，会随着岁月和年龄流转，从清新的浅蓝过渡到沉稳的深青。

而在九阡，深邃的“尚黑”哲学震撼了我们。在这里，为了追求黑，人们将已染青的布料浸入化香树叶汁，再埋入稻田泥中，利用铁离子与单宁反应实现“媒染”。这套工艺需每年重复、持续三年，每重复一次，布料就愈显柔韧幽黑光亮。九阡的妇女能准确分辨自己的布料染了几年几遍。

那抹水书上的朱红，则承载着另一层文明记忆。作为文字“活化石”，水书用赤铁矿石研磨制成红色颜料进行批注或重点提示，形成了“青红相映”的文化符号特征。

水书页面局部（复原）

最难的，或许不是寻找，而是“定义”。究竟哪几种颜色，才是水族色彩的“基因”？

我们反复论证，最终梳理出四种核心色彩：以马蓝制靛为染料、两次浸染而得的清新自然的浅蓝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帕）；继续靛蓝染逐层加深、再浸泡牛皮熬胶、蒸煮捶打而得的青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再浸染化香树叶汁并经泥染工艺制成的深沉黑色（汉语谐音：色弄）；以及取自赭石矿物、用于水书批注的红色（汉语谐音：色罕）。

每一种色彩背后，都蕴含着水族的技艺传承、自然观与历史记忆。它们不仅是视觉表达，更是水族与自然、历史对话的媒介。在东方色彩计划的帮助下，通过科学记录与系统整理，这些色彩更能在当代设计、教育与文创中焕发新生，实现文化基因的活化与赋能。

水族布贴绣背带

如何将这份色彩经验，转化为精准的现代标准？清华青岛艺科院色彩实验室、清华大学艺科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文雯及其团队，为“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运用国际领先的超光谱分光测色设备，根据我收藏的水族服饰和水书样品进行数据检测，将4种色彩转化为RGB、CMYK、Lab等颜色标准的数据化色值。

贵州水族四种代表性色彩

至此，《贵州水族色卡》作为一项系统性研究成果正式面世。通过构建“科学测色——数字转化——语言归纳”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我们成功将水族传统色彩从口耳相传的经验认知，转化为可量化、可存储、可跨媒介应用的数字文化资产。

这项工作的意义超越了色卡本身。在方法论层面，它首次将民族色彩作为独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突破了以往依附于服饰或文化研究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从田野调查、技艺记录、科学测色到文化阐释的完整工作范式，为其他少数民族色彩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这不仅是一套色卡，更代表着传统色彩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主观的“经验描述”，迈入了客观、精准的“数据表达”新阶段。

潘淘洁：“东方传统色彩计划”项目专家，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副教授。

我是潘淘洁，是贵州民族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水族文化的守护者与研究者。父亲潘朝霖致力于研究水族古文字“水书”，我从小就在水语的韵律和水书的神秘符号中耳濡目染。那些来自家乡的色彩——布料上深浅不一的蓝、衣饰上内敛的玄黑、水书页间跳跃的朱红——不仅是颜色，更是浸润在水族人日常的一部分，是祖先与山水共生的记忆。

2025年8月，当“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准备从民族色彩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族。水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水书”，有丰富且传承良好的手工技艺，这无疑是解开一个民族色彩基因的理想样本。我想做的，不仅是记录几种颜色，更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翻译和留存这份来自山野的、活生生的民族智慧。

我和团队回到了黔南的水族村寨，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塘州乡和九阡镇。那里像是两个色彩的“活态博物馆”。

马蓝—蓝靛泥原材料

水族的妇女们始终保持着种植马蓝、制靛染布的传统，塘州妇女衣裙上的蓝，会随着岁月和年龄流转，从清新的浅蓝过渡到沉稳的深青。

而在九阡，深邃的“尚黑”哲学震撼了我们。在这里，为了追求黑，人们将已染青的布料浸入化香树叶汁，再埋入稻田泥中，利用铁离子与单宁反应实现“媒染”。这套工艺需每年重复、持续三年，每重复一次，布料就愈显柔韧幽黑光亮。九阡的妇女能准确分辨自己的布料染了几年几遍。

那抹水书上的朱红，则承载着另一层文明记忆。作为文字“活化石”，水书用赤铁矿石研磨制成红色颜料进行批注或重点提示，形成了“青红相映”的文化符号特征。

水书页面局部（复原）

最难的，或许不是寻找，而是“定义”。究竟哪几种颜色，才是水族色彩的“基因”？

我们反复论证，最终梳理出四种核心色彩：以马蓝制靛为染料、两次浸染而得的清新自然的浅蓝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帕）；继续靛蓝染逐层加深、再浸泡牛皮熬胶、蒸煮捶打而得的青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再浸染化香树叶汁并经泥染工艺制成的深沉黑色（汉语谐音：色弄）；以及取自赭石矿物、用于水书批注的红色（汉语谐音：色罕）。

每一种色彩背后，都蕴含着水族的技艺传承、自然观与历史记忆。它们不仅是视觉表达，更是水族与自然、历史对话的媒介。在东方色彩计划的帮助下，通过科学记录与系统整理，这些色彩更能在当代设计、教育与文创中焕发新生，实现文化基因的活化与赋能。

水族布贴绣背带

如何将这份色彩经验，转化为精准的现代标准？清华青岛艺科院色彩实验室、清华大学艺科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文雯及其团队，为“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运用国际领先的超光谱分光测色设备，根据我收藏的水族服饰和水书样品进行数据检测，将4种色彩转化为RGB、CMYK、Lab等颜色标准的数据化色值。

贵州水族四种代表性色彩

至此，《贵州水族色卡》作为一项系统性研究成果正式面世。通过构建“科学测色——数字转化——语言归纳”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我们成功将水族传统色彩从口耳相传的经验认知，转化为可量化、可存储、可跨媒介应用的数字文化资产。

这项工作的意义超越了色卡本身。在方法论层面，它首次将民族色彩作为独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突破了以往依附于服饰或文化研究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从田野调查、技艺记录、科学测色到文化阐释的完整工作范式，为其他少数民族色彩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这不仅是一套色卡，更代表着传统色彩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主观的“经验描述”，迈入了客观、精准的“数据表达”新阶段。

潘淘洁：“东方传统色彩计划”项目专家，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副教授。

我是潘淘洁，是贵州民族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水族文化的守护者与研究者。父亲潘朝霖致力于研究水族古文字“水书”，我从小就在水语的韵律和水书的神秘符号中耳濡目染。那些来自家乡的色彩——布料上深浅不一的蓝、衣饰上内敛的玄黑、水书页间跳跃的朱红——不仅是颜色，更是浸润在水族人日常的一部分，是祖先与山水共生的记忆。

2025年8月，当“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准备从民族色彩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族。水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水书”，有丰富且传承良好的手工技艺，这无疑是解开一个民族色彩基因的理想样本。我想做的，不仅是记录几种颜色，更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翻译和留存这份来自山野的、活生生的民族智慧。

我和团队回到了黔南的水族村寨，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塘州乡和九阡镇。那里像是两个色彩的“活态博物馆”。

马蓝—蓝靛泥原材料

水族的妇女们始终保持着种植马蓝、制靛染布的传统，塘州妇女衣裙上的蓝，会随着岁月和年龄流转，从清新的浅蓝过渡到沉稳的深青。

而在九阡，深邃的“尚黑”哲学震撼了我们。在这里，为了追求黑，人们将已染青的布料浸入化香树叶汁，再埋入稻田泥中，利用铁离子与单宁反应实现“媒染”。这套工艺需每年重复、持续三年，每重复一次，布料就愈显柔韧幽黑光亮。九阡的妇女能准确分辨自己的布料染了几年几遍。

那抹水书上的朱红，则承载着另一层文明记忆。作为文字“活化石”，水书用赤铁矿石研磨制成红色颜料进行批注或重点提示，形成了“青红相映”的文化符号特征。

水书页面局部（复原）

最难的，或许不是寻找，而是“定义”。究竟哪几种颜色，才是水族色彩的“基因”？

我们反复论证，最终梳理出四种核心色彩：以马蓝制靛为染料、两次浸染而得的清新自然的浅蓝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帕）；继续靛蓝染逐层加深、再浸泡牛皮熬胶、蒸煮捶打而得的青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再浸染化香树叶汁并经泥染工艺制成的深沉黑色（汉语谐音：色弄）；以及取自赭石矿物、用于水书批注的红色（汉语谐音：色罕）。

每一种色彩背后，都蕴含着水族的技艺传承、自然观与历史记忆。它们不仅是视觉表达，更是水族与自然、历史对话的媒介。在东方色彩计划的帮助下，通过科学记录与系统整理，这些色彩更能在当代设计、教育与文创中焕发新生，实现文化基因的活化与赋能。

水族布贴绣背带

如何将这份色彩经验，转化为精准的现代标准？清华青岛艺科院色彩实验室、清华大学艺科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文雯及其团队，为“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运用国际领先的超光谱分光测色设备，根据我收藏的水族服饰和水书样品进行数据检测，将4种色彩转化为RGB、CMYK、Lab等颜色标准的数据化色值。

贵州水族四种代表性色彩

至此，《贵州水族色卡》作为一项系统性研究成果正式面世。通过构建“科学测色——数字转化——语言归纳”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我们成功将水族传统色彩从口耳相传的经验认知，转化为可量化、可存储、可跨媒介应用的数字文化资产。

这项工作的意义超越了色卡本身。在方法论层面，它首次将民族色彩作为独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突破了以往依附于服饰或文化研究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从田野调查、技艺记录、科学测色到文化阐释的完整工作范式，为其他少数民族色彩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这不仅是一套色卡，更代表着传统色彩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主观的“经验描述”，迈入了客观、精准的“数据表达”新阶段。

潘淘洁：“东方传统色彩计划”项目专家，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副教授。

我是潘淘洁，是贵州民族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水族文化的守护者与研究者。父亲潘朝霖致力于研究水族古文字“水书”，我从小就在水语的韵律和水书的神秘符号中耳濡目染。那些来自家乡的色彩——布料上深浅不一的蓝、衣饰上内敛的玄黑、水书页间跳跃的朱红——不仅是颜色，更是浸润在水族人日常的一部分，是祖先与山水共生的记忆。

2025年8月，当“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准备从民族色彩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族。水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水书”，有丰富且传承良好的手工技艺，这无疑是解开一个民族色彩基因的理想样本。我想做的，不仅是记录几种颜色，更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翻译和留存这份来自山野的、活生生的民族智慧。

我和团队回到了黔南的水族村寨，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塘州乡和九阡镇。那里像是两个色彩的“活态博物馆”。

马蓝—蓝靛泥原材料

水族的妇女们始终保持着种植马蓝、制靛染布的传统，塘州妇女衣裙上的蓝，会随着岁月和年龄流转，从清新的浅蓝过渡到沉稳的深青。

而在九阡，深邃的“尚黑”哲学震撼了我们。在这里，为了追求黑，人们将已染青的布料浸入化香树叶汁，再埋入稻田泥中，利用铁离子与单宁反应实现“媒染”。这套工艺需每年重复、持续三年，每重复一次，布料就愈显柔韧幽黑光亮。九阡的妇女能准确分辨自己的布料染了几年几遍。

那抹水书上的朱红，则承载着另一层文明记忆。作为文字“活化石”，水书用赤铁矿石研磨制成红色颜料进行批注或重点提示，形成了“青红相映”的文化符号特征。

水书页面局部（复原）

最难的，或许不是寻找，而是“定义”。究竟哪几种颜色，才是水族色彩的“基因”？

我们反复论证，最终梳理出四种核心色彩：以马蓝制靛为染料、两次浸染而得的清新自然的浅蓝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帕）；继续靛蓝染逐层加深、再浸泡牛皮熬胶、蒸煮捶打而得的青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再浸染化香树叶汁并经泥染工艺制成的深沉黑色（汉语谐音：色弄）；以及取自赭石矿物、用于水书批注的红色（汉语谐音：色罕）。

每一种色彩背后，都蕴含着水族的技艺传承、自然观与历史记忆。它们不仅是视觉表达，更是水族与自然、历史对话的媒介。在东方色彩计划的帮助下，通过科学记录与系统整理，这些色彩更能在当代设计、教育与文创中焕发新生，实现文化基因的活化与赋能。

水族布贴绣背带

如何将这份色彩经验，转化为精准的现代标准？清华青岛艺科院色彩实验室、清华大学艺科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文雯及其团队，为“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运用国际领先的超光谱分光测色设备，根据我收藏的水族服饰和水书样品进行数据检测，将4种色彩转化为RGB、CMYK、Lab等颜色标准的数据化色值。

贵州水族四种代表性色彩

至此，《贵州水族色卡》作为一项系统性研究成果正式面世。通过构建“科学测色——数字转化——语言归纳”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我们成功将水族传统色彩从口耳相传的经验认知，转化为可量化、可存储、可跨媒介应用的数字文化资产。

这项工作的意义超越了色卡本身。在方法论层面，它首次将民族色彩作为独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突破了以往依附于服饰或文化研究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从田野调查、技艺记录、科学测色到文化阐释的完整工作范式，为其他少数民族色彩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这不仅是一套色卡，更代表着传统色彩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主观的“经验描述”，迈入了客观、精准的“数据表达”新阶段。

潘淘洁：“东方传统色彩计划”项目专家，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副教授。

我是潘淘洁，是贵州民族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水族文化的守护者与研究者。父亲潘朝霖致力于研究水族古文字“水书”，我从小就在水语的韵律和水书的神秘符号中耳濡目染。那些来自家乡的色彩——布料上深浅不一的蓝、衣饰上内敛的玄黑、水书页间跳跃的朱红——不仅是颜色，更是浸润在水族人日常的一部分，是祖先与山水共生的记忆。

2025年8月，当“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准备从民族色彩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族。水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水书”，有丰富且传承良好的手工技艺，这无疑是解开一个民族色彩基因的理想样本。我想做的，不仅是记录几种颜色，更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翻译和留存这份来自山野的、活生生的民族智慧。

我和团队回到了黔南的水族村寨，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塘州乡和九阡镇。那里像是两个色彩的“活态博物馆”。

马蓝—蓝靛泥原材料

水族的妇女们始终保持着种植马蓝、制靛染布的传统，塘州妇女衣裙上的蓝，会随着岁月和年龄流转，从清新的浅蓝过渡到沉稳的深青。

而在九阡，深邃的“尚黑”哲学震撼了我们。在这里，为了追求黑，人们将已染青的布料浸入化香树叶汁，再埋入稻田泥中，利用铁离子与单宁反应实现“媒染”。这套工艺需每年重复、持续三年，每重复一次，布料就愈显柔韧幽黑光亮。九阡的妇女能准确分辨自己的布料染了几年几遍。

那抹水书上的朱红，则承载着另一层文明记忆。作为文字“活化石”，水书用赤铁矿石研磨制成红色颜料进行批注或重点提示，形成了“青红相映”的文化符号特征。

水书页面局部（复原）

最难的，或许不是寻找，而是“定义”。究竟哪几种颜色，才是水族色彩的“基因”？

我们反复论证，最终梳理出四种核心色彩：以马蓝制靛为染料、两次浸染而得的清新自然的浅蓝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帕）；继续靛蓝染逐层加深、再浸泡牛皮熬胶、蒸煮捶打而得的青色（汉语谐音：色敢秀）；再浸染化香树叶汁并经泥染工艺制成的深沉黑色（汉语谐音：色弄）；以及取自赭石矿物、用于水书批注的红色（汉语谐音：色罕）。

每一种色彩背后，都蕴含着水族的技艺传承、自然观与历史记忆。它们不仅是视觉表达，更是水族与自然、历史对话的媒介。在东方色彩计划的帮助下，通过科学记录与系统整理，这些色彩更能在当代设计、教育与文创中焕发新生，实现文化基因的活化与赋能。

水族布贴绣背带

如何将这份色彩经验，转化为精准的现代标准？清华青岛艺科院色彩实验室、清华大学艺科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文雯及其团队，为“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运用国际领先的超光谱分光测色设备，根据我收藏的水族服饰和水书样品进行数据检测，将4种色彩转化为RGB、CMYK、Lab等颜色标准的数据化色值。

贵州水族四种代表性色彩

至此，《贵州水族色卡》作为一项系统性研究成果正式面世。通过构建“科学测色——数字转化——语言归纳”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我们成功将水族传统色彩从口耳相传的经验认知，转化为可量化、可存储、可跨媒介应用的数字文化资产。

这项工作的意义超越了色卡本身。在方法论层面，它首次将民族色彩作为独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突破了以往依附于服饰或文化研究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从田野调查、技艺记录、科学测色到文化阐释的完整工作范式，为其他少数民族色彩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这不仅是一套色卡，更代表着传统色彩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主观的“经验描述”，迈入了客观、精准的“数据表达”新阶段。

潘淘洁：“东方传统色彩计划”项目专家，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