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小Y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有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4张写有职业、兴趣爱好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描述的是她自己。她早早来到餐厅等待。餐厅位于新天地B1层，左右两个入口，透明玻璃。她看着每一个经过的身影，每一个，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一起吃饭的陌生人。会是谁？会聊些什么？吃完这顿饭，这些人还会再见吗？

小Y所参加的，是正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悄然流行的“盲盒饭局”。以目前的头部平台“薯岛”为例，参与者购买体验后，通常需要先填写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而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组，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上海单次卡59元，记者体验的饭局人均消费73元。

“薯岛”主理人卢铭告诉记者，截至2026年3月，参与者总计已超过16000人，用户以20-30岁年轻人为主，也不乏40岁以上群体，年龄最高者达60岁。记者发现，京沪多所高校中，也出现了相关创业团队。

人们为何愿意花钱买和陌生人吃饭的机会？开出的“盲盒”满足了怎样的诉求？“盲盒饭局”的兴起得益于哪些条件？又为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近日，记者体验了一场盲盒饭局，尝试寻找答案。

社交变得比美食稀缺

和小Y同组的Emma回忆，和陌生人吃饭并非近年才有的新鲜事。大约10年前，她曾通过“我有饭”平台参加过陌生人饭局。

“我有饭”App是一个私厨共享平台，成立于2015年。饭局通常由擅长烹饪的私厨发起，食客自行报名参加。2016年，“我有饭”CEO冯铮曾基于一周年的经验和观察，在《我有饭CEO：一年了，有些话想对大家说》中写道，他关注到无论是食客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犹豫。为此，平台特意在首页增加了“与亲友上门吃饭”的选项。

Emma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她表示，当时和陌生人社交并非饭局的主要目的，“那时候主要是冲着私房菜去的，社交是顺便的事情。”

十年后，记者发现，受访者在回忆盲盒饭局印象时都未提及菜品味道，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和陌生人的互动。

从被动地与陌生人社交吃饭，到开始主动为“和陌生人吃饭”本身付费，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

2011年，Emma离开香港来到上海，老朋友去了不同的城市、国家，也有的结婚生子，连一起吃饭、看电影、压马路，都变得难以实现。她笑称，自己从前参加社交活动的“wingman”（僚机）都不在身边了。

逐渐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脱口秀的她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她表示，“有的人可以把演唱会的搭子也叫作朋友，我不行，我需要深度对话，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不过，她也恰恰缺时间。这一天，她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加班儿了”。

对于Emma来说，贯穿美食消费全链路的数智技术大大降低了寻觅美食的难度。但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更为稀缺。

暂时放下自我管理，一切交给盲盒

从机场下了班开车一小时赶到饭店的Jane每周按照精密的计划生活，这天，她计划九点左右离场。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上班时，她在意自己是否能体会下属的难处，在家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家人。三年前的她，曾经为了给儿子陪考，几乎重学了一遍初中历史，“真的，我都能去考了”。如今，她决定放手，是为了亲子关系。

相信“自己好了，身边的人才会好”的她，把周末留给了孩子，周中的业余时间则给自己安排了盲盒饭局、普拉提、沙龙等活动。饭桌上，她依然会下意识询问两三句他人的升学背景，询问难度。

而伴随着主动的自我管理而来的，则是责任和风险带来的压力。27岁的小Y从事市场营销，一周前刚被辞退，如今处于gap期，“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有人提着公文包回家，我都会觉得很羡慕——他们有班上，我没有”。失业以后，小Y打了电话问一位“特别擅长把自己的时间填满”的朋友，请教方法——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生活填“满”，这原本被工作填满、如今闲置起来、似乎并没有产出什么价值的时间，空得让她难受。她表示，她希望能够在“盲盒饭局”中交换行业信息。

她旋即表示，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总想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当它没有带给我价值的时候，我会更痛苦，我会很内疚，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希望学着把责任和风险让渡给盲盒，学着不抱期待。她收藏了一张图，图里写道“没有期待就一定不会失望，能得到的就当惊喜，得不到的也是常态，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的伤害和否定，而否定自己的未来。”

对于Jane和小Y来说，开一个盲盒，把时间、选择都交给未知，是对抗自我管理的方式。

从“赋魅”到“去魅”，还剩下可能性

许多社媒笔记中的“盲盒饭局”，“一顿饭认识N个新朋友”，“注定会发生故事”。然而，饭局结束后，Emma、小Y和记者在地铁站道别，说着“有缘再见”。

许多受访者发现，事实上，他们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日抛”的结局。

此外，许多社媒笔记表示，参加盲盒饭局可以“破圈”社交，听到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并从中获得启发。曾经参加三次盲盒饭局的陈陈，原本就抱着这样的期待，但她很快发现，“破圈社交”未必如同设想那般“破圈”，“大家其实很像，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

某盲盒饭局的前实习生告诉记者，该平台“邀请了很多KOL在社交平台做引导，我本人就接到任务去过”，因此，真实体验往往不如描述。另一方面，即便笔记是真实用户发表的，算法偏见会导致开出“特别款”盲盒的笔记获得更多曝光度，造成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那么，没有加持的普通用户，打开盲盒时真正能得到什么？

或许正是因为“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多位受访者发现，他们了解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信息。连盲盒饭局的合作商家下酒All Day安店长都表示，自己多次听到盲盒饭局的客人们谈论创业。对于Jane来说，从多重角色中抽离并非易事，但饭局意外地帮助她打破了部分边界——当她听到年轻的职场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压力时，她意识到这些是自己的下属不会同自己沟通的，她告诉自己，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去理解他们的难处；没有给周五安排任何社交活动的Emma回忆，之所以在周三安排了盲盒饭局，是因为那是她一周中最难熬的一天。或许那天她没有“一顿饭认识N个朋友”，但短暂地逃离了“工作综合征”。此外，情感互动也是多位受访者提及的收获，“人的沟通里其实单纯的语言是很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表情、情绪的传递和流动”，“线上聊天，感觉在和电脑聊天”。Jane和陈陈表示，吃饭，作为所有人共同的需求，使得活动得以去除知识、行业的门槛，消除了自己在行业沙龙等其他场合由于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紧张、顾虑。

预想的结果未必能实现，但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

小Y告诉记者，自己已经购买了月卡，Emma也表示会继续参加。

或许，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需求，而是提供未知和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继续保持期待的可能。

盲盒虽好，加强安全感也重要

并不小众的需求、充足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及消费场景，以及活跃的创业环境、公众基础，使得“盲盒饭局”这一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记者发现，在北京的一场黑客松比赛上，已有大学生团队将“盲盒饭局”作为创业目标，上海的多家餐厅负责人也透露，他们在与上海高校的盲盒饭局团队合作。这在催生了机会的同时，也对创业者以及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盲盒饭局头部平台薯岛主理人卢铭为例，创业的过程也像在开盲盒，如今已经开出了同他最初的设想不同的样子。

2022年，卢铭在公众号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文章《从这里开始，线下见面吧》，探讨如何通过线下活动让“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壁垒松动一些”。他列出了逛动物园、PPT大乱斗、城市寻宝等一系列想法，最后一行写道，“等等吧，各种各样”，最后在文末附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卢铭确实等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在薯岛成立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形成社群，反哺着平台的发展。“这个盲盒饭局的名字都是用户想出来的，我们的LOGO，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还有一位用户帮忙设计了小程序，我们在小程序里留下了他的生日作纪念。”和起步时一样，他不知道未来薯岛会迎来什么。

傍晚，小Y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有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4张写有职业、兴趣爱好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描述的是她自己。她早早来到餐厅等待。餐厅位于新天地B1层，左右两个入口，透明玻璃。她看着每一个经过的身影，每一个，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一起吃饭的陌生人。会是谁？会聊些什么？吃完这顿饭，这些人还会再见吗？

小Y所参加的，是正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悄然流行的“盲盒饭局”。以目前的头部平台“薯岛”为例，参与者购买体验后，通常需要先填写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而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组，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上海单次卡59元，记者体验的饭局人均消费73元。

“薯岛”主理人卢铭告诉记者，截至2026年3月，参与者总计已超过16000人，用户以20-30岁年轻人为主，也不乏40岁以上群体，年龄最高者达60岁。记者发现，京沪多所高校中，也出现了相关创业团队。

人们为何愿意花钱买和陌生人吃饭的机会？开出的“盲盒”满足了怎样的诉求？“盲盒饭局”的兴起得益于哪些条件？又为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近日，记者体验了一场盲盒饭局，尝试寻找答案。

社交变得比美食稀缺

和小Y同组的Emma回忆，和陌生人吃饭并非近年才有的新鲜事。大约10年前，她曾通过“我有饭”平台参加过陌生人饭局。

“我有饭”App是一个私厨共享平台，成立于2015年。饭局通常由擅长烹饪的私厨发起，食客自行报名参加。2016年，“我有饭”CEO冯铮曾基于一周年的经验和观察，在《我有饭CEO：一年了，有些话想对大家说》中写道，他关注到无论是食客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犹豫。为此，平台特意在首页增加了“与亲友上门吃饭”的选项。

Emma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她表示，当时和陌生人社交并非饭局的主要目的，“那时候主要是冲着私房菜去的，社交是顺便的事情。”

十年后，记者发现，受访者在回忆盲盒饭局印象时都未提及菜品味道，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和陌生人的互动。

从被动地与陌生人社交吃饭，到开始主动为“和陌生人吃饭”本身付费，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

2011年，Emma离开香港来到上海，老朋友去了不同的城市、国家，也有的结婚生子，连一起吃饭、看电影、压马路，都变得难以实现。她笑称，自己从前参加社交活动的“wingman”（僚机）都不在身边了。

逐渐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脱口秀的她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她表示，“有的人可以把演唱会的搭子也叫作朋友，我不行，我需要深度对话，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不过，她也恰恰缺时间。这一天，她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加班儿了”。

对于Emma来说，贯穿美食消费全链路的数智技术大大降低了寻觅美食的难度。但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更为稀缺。

暂时放下自我管理，一切交给盲盒

从机场下了班开车一小时赶到饭店的Jane每周按照精密的计划生活，这天，她计划九点左右离场。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上班时，她在意自己是否能体会下属的难处，在家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家人。三年前的她，曾经为了给儿子陪考，几乎重学了一遍初中历史，“真的，我都能去考了”。如今，她决定放手，是为了亲子关系。

相信“自己好了，身边的人才会好”的她，把周末留给了孩子，周中的业余时间则给自己安排了盲盒饭局、普拉提、沙龙等活动。饭桌上，她依然会下意识询问两三句他人的升学背景，询问难度。

而伴随着主动的自我管理而来的，则是责任和风险带来的压力。27岁的小Y从事市场营销，一周前刚被辞退，如今处于gap期，“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有人提着公文包回家，我都会觉得很羡慕——他们有班上，我没有”。失业以后，小Y打了电话问一位“特别擅长把自己的时间填满”的朋友，请教方法——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生活填“满”，这原本被工作填满、如今闲置起来、似乎并没有产出什么价值的时间，空得让她难受。她表示，她希望能够在“盲盒饭局”中交换行业信息。

她旋即表示，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总想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当它没有带给我价值的时候，我会更痛苦，我会很内疚，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希望学着把责任和风险让渡给盲盒，学着不抱期待。她收藏了一张图，图里写道“没有期待就一定不会失望，能得到的就当惊喜，得不到的也是常态，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的伤害和否定，而否定自己的未来。”

对于Jane和小Y来说，开一个盲盒，把时间、选择都交给未知，是对抗自我管理的方式。

从“赋魅”到“去魅”，还剩下可能性

许多社媒笔记中的“盲盒饭局”，“一顿饭认识N个新朋友”，“注定会发生故事”。然而，饭局结束后，Emma、小Y和记者在地铁站道别，说着“有缘再见”。

许多受访者发现，事实上，他们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日抛”的结局。

此外，许多社媒笔记表示，参加盲盒饭局可以“破圈”社交，听到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并从中获得启发。曾经参加三次盲盒饭局的陈陈，原本就抱着这样的期待，但她很快发现，“破圈社交”未必如同设想那般“破圈”，“大家其实很像，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

某盲盒饭局的前实习生告诉记者，该平台“邀请了很多KOL在社交平台做引导，我本人就接到任务去过”，因此，真实体验往往不如描述。另一方面，即便笔记是真实用户发表的，算法偏见会导致开出“特别款”盲盒的笔记获得更多曝光度，造成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那么，没有加持的普通用户，打开盲盒时真正能得到什么？

或许正是因为“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多位受访者发现，他们了解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信息。连盲盒饭局的合作商家下酒All Day安店长都表示，自己多次听到盲盒饭局的客人们谈论创业。对于Jane来说，从多重角色中抽离并非易事，但饭局意外地帮助她打破了部分边界——当她听到年轻的职场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压力时，她意识到这些是自己的下属不会同自己沟通的，她告诉自己，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去理解他们的难处；没有给周五安排任何社交活动的Emma回忆，之所以在周三安排了盲盒饭局，是因为那是她一周中最难熬的一天。或许那天她没有“一顿饭认识N个朋友”，但短暂地逃离了“工作综合征”。此外，情感互动也是多位受访者提及的收获，“人的沟通里其实单纯的语言是很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表情、情绪的传递和流动”，“线上聊天，感觉在和电脑聊天”。Jane和陈陈表示，吃饭，作为所有人共同的需求，使得活动得以去除知识、行业的门槛，消除了自己在行业沙龙等其他场合由于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紧张、顾虑。

预想的结果未必能实现，但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

小Y告诉记者，自己已经购买了月卡，Emma也表示会继续参加。

或许，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需求，而是提供未知和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继续保持期待的可能。

盲盒虽好，加强安全感也重要

并不小众的需求、充足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及消费场景，以及活跃的创业环境、公众基础，使得“盲盒饭局”这一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记者发现，在北京的一场黑客松比赛上，已有大学生团队将“盲盒饭局”作为创业目标，上海的多家餐厅负责人也透露，他们在与上海高校的盲盒饭局团队合作。这在催生了机会的同时，也对创业者以及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盲盒饭局头部平台薯岛主理人卢铭为例，创业的过程也像在开盲盒，如今已经开出了同他最初的设想不同的样子。

2022年，卢铭在公众号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文章《从这里开始，线下见面吧》，探讨如何通过线下活动让“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壁垒松动一些”。他列出了逛动物园、PPT大乱斗、城市寻宝等一系列想法，最后一行写道，“等等吧，各种各样”，最后在文末附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卢铭确实等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在薯岛成立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形成社群，反哺着平台的发展。“这个盲盒饭局的名字都是用户想出来的，我们的LOGO，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还有一位用户帮忙设计了小程序，我们在小程序里留下了他的生日作纪念。”和起步时一样，他不知道未来薯岛会迎来什么。

傍晚，小Y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有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4张写有职业、兴趣爱好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描述的是她自己。她早早来到餐厅等待。餐厅位于新天地B1层，左右两个入口，透明玻璃。她看着每一个经过的身影，每一个，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一起吃饭的陌生人。会是谁？会聊些什么？吃完这顿饭，这些人还会再见吗？

小Y所参加的，是正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悄然流行的“盲盒饭局”。以目前的头部平台“薯岛”为例，参与者购买体验后，通常需要先填写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而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组，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上海单次卡59元，记者体验的饭局人均消费73元。

“薯岛”主理人卢铭告诉记者，截至2026年3月，参与者总计已超过16000人，用户以20-30岁年轻人为主，也不乏40岁以上群体，年龄最高者达60岁。记者发现，京沪多所高校中，也出现了相关创业团队。

人们为何愿意花钱买和陌生人吃饭的机会？开出的“盲盒”满足了怎样的诉求？“盲盒饭局”的兴起得益于哪些条件？又为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近日，记者体验了一场盲盒饭局，尝试寻找答案。

社交变得比美食稀缺

和小Y同组的Emma回忆，和陌生人吃饭并非近年才有的新鲜事。大约10年前，她曾通过“我有饭”平台参加过陌生人饭局。

“我有饭”App是一个私厨共享平台，成立于2015年。饭局通常由擅长烹饪的私厨发起，食客自行报名参加。2016年，“我有饭”CEO冯铮曾基于一周年的经验和观察，在《我有饭CEO：一年了，有些话想对大家说》中写道，他关注到无论是食客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犹豫。为此，平台特意在首页增加了“与亲友上门吃饭”的选项。

Emma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她表示，当时和陌生人社交并非饭局的主要目的，“那时候主要是冲着私房菜去的，社交是顺便的事情。”

十年后，记者发现，受访者在回忆盲盒饭局印象时都未提及菜品味道，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和陌生人的互动。

从被动地与陌生人社交吃饭，到开始主动为“和陌生人吃饭”本身付费，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

2011年，Emma离开香港来到上海，老朋友去了不同的城市、国家，也有的结婚生子，连一起吃饭、看电影、压马路，都变得难以实现。她笑称，自己从前参加社交活动的“wingman”（僚机）都不在身边了。

逐渐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脱口秀的她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她表示，“有的人可以把演唱会的搭子也叫作朋友，我不行，我需要深度对话，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不过，她也恰恰缺时间。这一天，她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加班儿了”。

对于Emma来说，贯穿美食消费全链路的数智技术大大降低了寻觅美食的难度。但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更为稀缺。

暂时放下自我管理，一切交给盲盒

从机场下了班开车一小时赶到饭店的Jane每周按照精密的计划生活，这天，她计划九点左右离场。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上班时，她在意自己是否能体会下属的难处，在家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家人。三年前的她，曾经为了给儿子陪考，几乎重学了一遍初中历史，“真的，我都能去考了”。如今，她决定放手，是为了亲子关系。

相信“自己好了，身边的人才会好”的她，把周末留给了孩子，周中的业余时间则给自己安排了盲盒饭局、普拉提、沙龙等活动。饭桌上，她依然会下意识询问两三句他人的升学背景，询问难度。

而伴随着主动的自我管理而来的，则是责任和风险带来的压力。27岁的小Y从事市场营销，一周前刚被辞退，如今处于gap期，“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有人提着公文包回家，我都会觉得很羡慕——他们有班上，我没有”。失业以后，小Y打了电话问一位“特别擅长把自己的时间填满”的朋友，请教方法——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生活填“满”，这原本被工作填满、如今闲置起来、似乎并没有产出什么价值的时间，空得让她难受。她表示，她希望能够在“盲盒饭局”中交换行业信息。

她旋即表示，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总想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当它没有带给我价值的时候，我会更痛苦，我会很内疚，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希望学着把责任和风险让渡给盲盒，学着不抱期待。她收藏了一张图，图里写道“没有期待就一定不会失望，能得到的就当惊喜，得不到的也是常态，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的伤害和否定，而否定自己的未来。”

对于Jane和小Y来说，开一个盲盒，把时间、选择都交给未知，是对抗自我管理的方式。

从“赋魅”到“去魅”，还剩下可能性

许多社媒笔记中的“盲盒饭局”，“一顿饭认识N个新朋友”，“注定会发生故事”。然而，饭局结束后，Emma、小Y和记者在地铁站道别，说着“有缘再见”。

许多受访者发现，事实上，他们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日抛”的结局。

此外，许多社媒笔记表示，参加盲盒饭局可以“破圈”社交，听到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并从中获得启发。曾经参加三次盲盒饭局的陈陈，原本就抱着这样的期待，但她很快发现，“破圈社交”未必如同设想那般“破圈”，“大家其实很像，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

某盲盒饭局的前实习生告诉记者，该平台“邀请了很多KOL在社交平台做引导，我本人就接到任务去过”，因此，真实体验往往不如描述。另一方面，即便笔记是真实用户发表的，算法偏见会导致开出“特别款”盲盒的笔记获得更多曝光度，造成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那么，没有加持的普通用户，打开盲盒时真正能得到什么？

或许正是因为“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多位受访者发现，他们了解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信息。连盲盒饭局的合作商家下酒All Day安店长都表示，自己多次听到盲盒饭局的客人们谈论创业。对于Jane来说，从多重角色中抽离并非易事，但饭局意外地帮助她打破了部分边界——当她听到年轻的职场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压力时，她意识到这些是自己的下属不会同自己沟通的，她告诉自己，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去理解他们的难处；没有给周五安排任何社交活动的Emma回忆，之所以在周三安排了盲盒饭局，是因为那是她一周中最难熬的一天。或许那天她没有“一顿饭认识N个朋友”，但短暂地逃离了“工作综合征”。此外，情感互动也是多位受访者提及的收获，“人的沟通里其实单纯的语言是很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表情、情绪的传递和流动”，“线上聊天，感觉在和电脑聊天”。Jane和陈陈表示，吃饭，作为所有人共同的需求，使得活动得以去除知识、行业的门槛，消除了自己在行业沙龙等其他场合由于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紧张、顾虑。

预想的结果未必能实现，但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

小Y告诉记者，自己已经购买了月卡，Emma也表示会继续参加。

或许，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需求，而是提供未知和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继续保持期待的可能。

盲盒虽好，加强安全感也重要

并不小众的需求、充足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及消费场景，以及活跃的创业环境、公众基础，使得“盲盒饭局”这一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记者发现，在北京的一场黑客松比赛上，已有大学生团队将“盲盒饭局”作为创业目标，上海的多家餐厅负责人也透露，他们在与上海高校的盲盒饭局团队合作。这在催生了机会的同时，也对创业者以及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盲盒饭局头部平台薯岛主理人卢铭为例，创业的过程也像在开盲盒，如今已经开出了同他最初的设想不同的样子。

2022年，卢铭在公众号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文章《从这里开始，线下见面吧》，探讨如何通过线下活动让“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壁垒松动一些”。他列出了逛动物园、PPT大乱斗、城市寻宝等一系列想法，最后一行写道，“等等吧，各种各样”，最后在文末附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卢铭确实等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在薯岛成立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形成社群，反哺着平台的发展。“这个盲盒饭局的名字都是用户想出来的，我们的LOGO，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还有一位用户帮忙设计了小程序，我们在小程序里留下了他的生日作纪念。”和起步时一样，他不知道未来薯岛会迎来什么。

傍晚，小Y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有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4张写有职业、兴趣爱好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描述的是她自己。她早早来到餐厅等待。餐厅位于新天地B1层，左右两个入口，透明玻璃。她看着每一个经过的身影，每一个，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一起吃饭的陌生人。会是谁？会聊些什么？吃完这顿饭，这些人还会再见吗？

小Y所参加的，是正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悄然流行的“盲盒饭局”。以目前的头部平台“薯岛”为例，参与者购买体验后，通常需要先填写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而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组，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上海单次卡59元，记者体验的饭局人均消费73元。

“薯岛”主理人卢铭告诉记者，截至2026年3月，参与者总计已超过16000人，用户以20-30岁年轻人为主，也不乏40岁以上群体，年龄最高者达60岁。记者发现，京沪多所高校中，也出现了相关创业团队。

人们为何愿意花钱买和陌生人吃饭的机会？开出的“盲盒”满足了怎样的诉求？“盲盒饭局”的兴起得益于哪些条件？又为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近日，记者体验了一场盲盒饭局，尝试寻找答案。

社交变得比美食稀缺

和小Y同组的Emma回忆，和陌生人吃饭并非近年才有的新鲜事。大约10年前，她曾通过“我有饭”平台参加过陌生人饭局。

“我有饭”App是一个私厨共享平台，成立于2015年。饭局通常由擅长烹饪的私厨发起，食客自行报名参加。2016年，“我有饭”CEO冯铮曾基于一周年的经验和观察，在《我有饭CEO：一年了，有些话想对大家说》中写道，他关注到无论是食客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犹豫。为此，平台特意在首页增加了“与亲友上门吃饭”的选项。

Emma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她表示，当时和陌生人社交并非饭局的主要目的，“那时候主要是冲着私房菜去的，社交是顺便的事情。”

十年后，记者发现，受访者在回忆盲盒饭局印象时都未提及菜品味道，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和陌生人的互动。

从被动地与陌生人社交吃饭，到开始主动为“和陌生人吃饭”本身付费，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

2011年，Emma离开香港来到上海，老朋友去了不同的城市、国家，也有的结婚生子，连一起吃饭、看电影、压马路，都变得难以实现。她笑称，自己从前参加社交活动的“wingman”（僚机）都不在身边了。

逐渐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脱口秀的她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她表示，“有的人可以把演唱会的搭子也叫作朋友，我不行，我需要深度对话，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不过，她也恰恰缺时间。这一天，她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加班儿了”。

对于Emma来说，贯穿美食消费全链路的数智技术大大降低了寻觅美食的难度。但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更为稀缺。

暂时放下自我管理，一切交给盲盒

从机场下了班开车一小时赶到饭店的Jane每周按照精密的计划生活，这天，她计划九点左右离场。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上班时，她在意自己是否能体会下属的难处，在家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家人。三年前的她，曾经为了给儿子陪考，几乎重学了一遍初中历史，“真的，我都能去考了”。如今，她决定放手，是为了亲子关系。

相信“自己好了，身边的人才会好”的她，把周末留给了孩子，周中的业余时间则给自己安排了盲盒饭局、普拉提、沙龙等活动。饭桌上，她依然会下意识询问两三句他人的升学背景，询问难度。

而伴随着主动的自我管理而来的，则是责任和风险带来的压力。27岁的小Y从事市场营销，一周前刚被辞退，如今处于gap期，“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有人提着公文包回家，我都会觉得很羡慕——他们有班上，我没有”。失业以后，小Y打了电话问一位“特别擅长把自己的时间填满”的朋友，请教方法——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生活填“满”，这原本被工作填满、如今闲置起来、似乎并没有产出什么价值的时间，空得让她难受。她表示，她希望能够在“盲盒饭局”中交换行业信息。

她旋即表示，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总想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当它没有带给我价值的时候，我会更痛苦，我会很内疚，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希望学着把责任和风险让渡给盲盒，学着不抱期待。她收藏了一张图，图里写道“没有期待就一定不会失望，能得到的就当惊喜，得不到的也是常态，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的伤害和否定，而否定自己的未来。”

对于Jane和小Y来说，开一个盲盒，把时间、选择都交给未知，是对抗自我管理的方式。

从“赋魅”到“去魅”，还剩下可能性

许多社媒笔记中的“盲盒饭局”，“一顿饭认识N个新朋友”，“注定会发生故事”。然而，饭局结束后，Emma、小Y和记者在地铁站道别，说着“有缘再见”。

许多受访者发现，事实上，他们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日抛”的结局。

此外，许多社媒笔记表示，参加盲盒饭局可以“破圈”社交，听到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并从中获得启发。曾经参加三次盲盒饭局的陈陈，原本就抱着这样的期待，但她很快发现，“破圈社交”未必如同设想那般“破圈”，“大家其实很像，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

某盲盒饭局的前实习生告诉记者，该平台“邀请了很多KOL在社交平台做引导，我本人就接到任务去过”，因此，真实体验往往不如描述。另一方面，即便笔记是真实用户发表的，算法偏见会导致开出“特别款”盲盒的笔记获得更多曝光度，造成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那么，没有加持的普通用户，打开盲盒时真正能得到什么？

或许正是因为“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多位受访者发现，他们了解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信息。连盲盒饭局的合作商家下酒All Day安店长都表示，自己多次听到盲盒饭局的客人们谈论创业。对于Jane来说，从多重角色中抽离并非易事，但饭局意外地帮助她打破了部分边界——当她听到年轻的职场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压力时，她意识到这些是自己的下属不会同自己沟通的，她告诉自己，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去理解他们的难处；没有给周五安排任何社交活动的Emma回忆，之所以在周三安排了盲盒饭局，是因为那是她一周中最难熬的一天。或许那天她没有“一顿饭认识N个朋友”，但短暂地逃离了“工作综合征”。此外，情感互动也是多位受访者提及的收获，“人的沟通里其实单纯的语言是很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表情、情绪的传递和流动”，“线上聊天，感觉在和电脑聊天”。Jane和陈陈表示，吃饭，作为所有人共同的需求，使得活动得以去除知识、行业的门槛，消除了自己在行业沙龙等其他场合由于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紧张、顾虑。

预想的结果未必能实现，但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

小Y告诉记者，自己已经购买了月卡，Emma也表示会继续参加。

或许，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需求，而是提供未知和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继续保持期待的可能。

盲盒虽好，加强安全感也重要

并不小众的需求、充足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及消费场景，以及活跃的创业环境、公众基础，使得“盲盒饭局”这一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记者发现，在北京的一场黑客松比赛上，已有大学生团队将“盲盒饭局”作为创业目标，上海的多家餐厅负责人也透露，他们在与上海高校的盲盒饭局团队合作。这在催生了机会的同时，也对创业者以及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盲盒饭局头部平台薯岛主理人卢铭为例，创业的过程也像在开盲盒，如今已经开出了同他最初的设想不同的样子。

2022年，卢铭在公众号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文章《从这里开始，线下见面吧》，探讨如何通过线下活动让“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壁垒松动一些”。他列出了逛动物园、PPT大乱斗、城市寻宝等一系列想法，最后一行写道，“等等吧，各种各样”，最后在文末附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卢铭确实等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在薯岛成立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形成社群，反哺着平台的发展。“这个盲盒饭局的名字都是用户想出来的，我们的LOGO，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还有一位用户帮忙设计了小程序，我们在小程序里留下了他的生日作纪念。”和起步时一样，他不知道未来薯岛会迎来什么。

傍晚，小Y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有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4张写有职业、兴趣爱好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描述的是她自己。她早早来到餐厅等待。餐厅位于新天地B1层，左右两个入口，透明玻璃。她看着每一个经过的身影，每一个，都有可能是下一个一起吃饭的陌生人。会是谁？会聊些什么？吃完这顿饭，这些人还会再见吗？

小Y所参加的，是正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悄然流行的“盲盒饭局”。以目前的头部平台“薯岛”为例，参与者购买体验后，通常需要先填写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而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组，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上海单次卡59元，记者体验的饭局人均消费73元。

“薯岛”主理人卢铭告诉记者，截至2026年3月，参与者总计已超过16000人，用户以20-30岁年轻人为主，也不乏40岁以上群体，年龄最高者达60岁。记者发现，京沪多所高校中，也出现了相关创业团队。

人们为何愿意花钱买和陌生人吃饭的机会？开出的“盲盒”满足了怎样的诉求？“盲盒饭局”的兴起得益于哪些条件？又为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近日，记者体验了一场盲盒饭局，尝试寻找答案。

社交变得比美食稀缺

和小Y同组的Emma回忆，和陌生人吃饭并非近年才有的新鲜事。大约10年前，她曾通过“我有饭”平台参加过陌生人饭局。

“我有饭”App是一个私厨共享平台，成立于2015年。饭局通常由擅长烹饪的私厨发起，食客自行报名参加。2016年，“我有饭”CEO冯铮曾基于一周年的经验和观察，在《我有饭CEO：一年了，有些话想对大家说》中写道，他关注到无论是食客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犹豫。为此，平台特意在首页增加了“与亲友上门吃饭”的选项。

Emma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她表示，当时和陌生人社交并非饭局的主要目的，“那时候主要是冲着私房菜去的，社交是顺便的事情。”

十年后，记者发现，受访者在回忆盲盒饭局印象时都未提及菜品味道，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和陌生人的互动。

从被动地与陌生人社交吃饭，到开始主动为“和陌生人吃饭”本身付费，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

2011年，Emma离开香港来到上海，老朋友去了不同的城市、国家，也有的结婚生子，连一起吃饭、看电影、压马路，都变得难以实现。她笑称，自己从前参加社交活动的“wingman”（僚机）都不在身边了。

逐渐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脱口秀的她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她表示，“有的人可以把演唱会的搭子也叫作朋友，我不行，我需要深度对话，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不过，她也恰恰缺时间。这一天，她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加班儿了”。

对于Emma来说，贯穿美食消费全链路的数智技术大大降低了寻觅美食的难度。但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更为稀缺。

暂时放下自我管理，一切交给盲盒

从机场下了班开车一小时赶到饭店的Jane每周按照精密的计划生活，这天，她计划九点左右离场。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上班时，她在意自己是否能体会下属的难处，在家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家人。三年前的她，曾经为了给儿子陪考，几乎重学了一遍初中历史，“真的，我都能去考了”。如今，她决定放手，是为了亲子关系。

相信“自己好了，身边的人才会好”的她，把周末留给了孩子，周中的业余时间则给自己安排了盲盒饭局、普拉提、沙龙等活动。饭桌上，她依然会下意识询问两三句他人的升学背景，询问难度。

而伴随着主动的自我管理而来的，则是责任和风险带来的压力。27岁的小Y从事市场营销，一周前刚被辞退，如今处于gap期，“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有人提着公文包回家，我都会觉得很羡慕——他们有班上，我没有”。失业以后，小Y打了电话问一位“特别擅长把自己的时间填满”的朋友，请教方法——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生活填“满”，这原本被工作填满、如今闲置起来、似乎并没有产出什么价值的时间，空得让她难受。她表示，她希望能够在“盲盒饭局”中交换行业信息。

她旋即表示，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总想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当它没有带给我价值的时候，我会更痛苦，我会很内疚，很自责，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希望学着把责任和风险让渡给盲盒，学着不抱期待。她收藏了一张图，图里写道“没有期待就一定不会失望，能得到的就当惊喜，得不到的也是常态，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的伤害和否定，而否定自己的未来。”

对于Jane和小Y来说，开一个盲盒，把时间、选择都交给未知，是对抗自我管理的方式。

从“赋魅”到“去魅”，还剩下可能性

许多社媒笔记中的“盲盒饭局”，“一顿饭认识N个新朋友”，“注定会发生故事”。然而，饭局结束后，Emma、小Y和记者在地铁站道别，说着“有缘再见”。

许多受访者发现，事实上，他们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日抛”的结局。

此外，许多社媒笔记表示，参加盲盒饭局可以“破圈”社交，听到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并从中获得启发。曾经参加三次盲盒饭局的陈陈，原本就抱着这样的期待，但她很快发现，“破圈社交”未必如同设想那般“破圈”，“大家其实很像，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

某盲盒饭局的前实习生告诉记者，该平台“邀请了很多KOL在社交平台做引导，我本人就接到任务去过”，因此，真实体验往往不如描述。另一方面，即便笔记是真实用户发表的，算法偏见会导致开出“特别款”盲盒的笔记获得更多曝光度，造成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那么，没有加持的普通用户，打开盲盒时真正能得到什么？

或许正是因为“很多时间在聊工作压力”，多位受访者发现，他们了解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信息。连盲盒饭局的合作商家下酒All Day安店长都表示，自己多次听到盲盒饭局的客人们谈论创业。对于Jane来说，从多重角色中抽离并非易事，但饭局意外地帮助她打破了部分边界——当她听到年轻的职场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压力时，她意识到这些是自己的下属不会同自己沟通的，她告诉自己，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去理解他们的难处；没有给周五安排任何社交活动的Emma回忆，之所以在周三安排了盲盒饭局，是因为那是她一周中最难熬的一天。或许那天她没有“一顿饭认识N个朋友”，但短暂地逃离了“工作综合征”。此外，情感互动也是多位受访者提及的收获，“人的沟通里其实单纯的语言是很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表情、情绪的传递和流动”，“线上聊天，感觉在和电脑聊天”。Jane和陈陈表示，吃饭，作为所有人共同的需求，使得活动得以去除知识、行业的门槛，消除了自己在行业沙龙等其他场合由于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紧张、顾虑。

预想的结果未必能实现，但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

小Y告诉记者，自己已经购买了月卡，Emma也表示会继续参加。

或许，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需求，而是提供未知和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继续保持期待的可能。

盲盒虽好，加强安全感也重要

并不小众的需求、充足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及消费场景，以及活跃的创业环境、公众基础，使得“盲盒饭局”这一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记者发现，在北京的一场黑客松比赛上，已有大学生团队将“盲盒饭局”作为创业目标，上海的多家餐厅负责人也透露，他们在与上海高校的盲盒饭局团队合作。这在催生了机会的同时，也对创业者以及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盲盒饭局头部平台薯岛主理人卢铭为例，创业的过程也像在开盲盒，如今已经开出了同他最初的设想不同的样子。

2022年，卢铭在公众号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文章《从这里开始，线下见面吧》，探讨如何通过线下活动让“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壁垒松动一些”。他列出了逛动物园、PPT大乱斗、城市寻宝等一系列想法，最后一行写道，“等等吧，各种各样”，最后在文末附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卢铭确实等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在薯岛成立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形成社群，反哺着平台的发展。“这个盲盒饭局的名字都是用户想出来的，我们的LOGO，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还有一位用户帮忙设计了小程序，我们在小程序里留下了他的生日作纪念。”和起步时一样，他不知道未来薯岛会迎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