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历三代五位君主，让境内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临终前留下十条遗嘱，首条便是“保境安民”。

对此，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曾任杭州知府的名宦赵抃有诗颂曰：“时惟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在吴越主政时期，钱镠亲自主持兴建了杭州罗城，这次筑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筑城时，罗隐曾建议“敌楼不若内向”（意谓城防的瞭望塔、防御工事若只朝外防御，不如将重点转向城内，防范内部隐患），这一提议被钱镠接受，并在之后的平定内乱中发挥了作用。

新登人罗隐，除却诗人身份，也因缘际会成为被国主钱镠信任倚重的智囊。此外，同为新登人的杜稜及其三子也在吴越国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新登这座浙西小城，在唐末五代烽烟四起的年代，有文采风流的罗隐，有忠勇传家的杜氏父子。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古城墙上，也留在了风里。

“新登”之名始于五代后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站在现在的城楼上远眺，新登城山环水绕，俨然画境。春风吹过圣园碑林边上的大树，带着几分爽利，古老的城墙上，薜荔藤盘根错节，固执地攀附。城墙下，游人如织，也是春天景象。

从空中俯视，它在群山之中，坐北朝南，背靠塔山和木噜山，有葛溪与松溪环绕，以贤明山为案山，百丈山为朝山。

自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吴大帝孙权割丹阳、吴、会稽三郡边鄙之地，建置东安郡，“析富春地置新城县”算起，新登古城的建制满1800年了。

历史上，新登经历了五次撤并，名称也在新城和新登之间反复转换。

被称为“新登”始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这一年也标志着五代的起始。太祖朱温为避其父朱诚讳，改名新登，寓“年谷丰登”之意。据《新登县志》载：“开平初，改新城为新登，按《十国春秋》云，梁避庙会敕改新登。”

到了清乾隆时期，新登诗人潘成年（1721-1784）写了一组《新登杂咏》，其中一首是：“弹丸小邑绝尘氛，一朵莲花耸碧云。短短女墙围数里，谯楼鼓点满城闻。”

这座古城，在潘成年生活的时代，城墙不高也不长，谯楼打个鼓点，全城都听见了。当然古城也有另外的景象，比如“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六月似高秋”。

和新登成为县城的时间相比，新登城的建设要晚得多。从吴黄武五年（226）置县新城到唐朝，四百多年的时间，新登一直以没有城墙的形式存在。幸运的是，这数百年间，朝代更迭的烽火对新登并没有太大波及，没有城墙也过着安稳日子的新登人似乎遗忘了一座城要有城墙这回事。

直到唐武周时期（690-705），新登城终于感受到了战火可能波及的危险，因此开启了建城的历史。但经历数次战火和水患侵袭，唐故城最终消失在大地上，连史书里都只留下语焉不详的记载。

新登古城，有实证可考的当从杜稜主持修建的东安镇罗城开始。罗城通常指外城，城外之城，是为加强防御或容纳更多居民而增建的外围城墙及所包围的区域，可以理解为城郭。

“原始股东”杜稜建东安镇罗城

唐末，天下大乱。唐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在杭州八县各招募千人，各为一都，谓之“杭州八都”，八都由钱镠统领。其中，唐广明元年（880），都将杜稜（？-900）曾招募新军千人，以卫乡里。

唐光启二年（886），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杜稜见其“每临斩绝，皆谈笑自若”，觉得他能成大事，于是率众归附，为杜家成为吴越国的“原始股东”奠定了基础。

当时，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进犯江浙，钱镠急令扩建罗城，解印归家的杜稜接令筑东安城以防守。

杜稜主持修建的这座城即东安镇罗城，之后新登人感念杜稜功绩，也称作杜稜城，并且“东安”也成为新登的代称。域内陆续形成八处景观：塔山拥翠、贤明舒啸、松葛双清、仙洞鸣泉、枫林咽泉、深浦潮生、青牛雪霁、碧沼春晴，也因此统称为“东安八景”。这些景观分布地如今为新登境内及周边的万市、洞桥、渌渚等乡镇。

八景中的“贤明舒啸”，因贤明山上的联魁塔、舒啸亭而得名。联魁塔是今天新登地区唯一幸存的一座古塔，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由当时的知县陈吾道、教谕殷见虞偕邑人徐正教、卢见尧、潘长等集资而成。因建于贤明山，俗称“贤明塔”。清道光年间，联魁塔重建，塔身由方块石砌筑，六面九层，高近七丈，到今天，隔着葛溪远眺，还是蔚为壮观。如今，虽然古“东安八景”的部分景观已消失，但其历史底蕴和杜稜城一样，仍是新登重要的文化遗产。

联魁塔

古代造城选址首选“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格局的形胜之地，东安镇罗城围山而建，以城内九凸，曰“鹁鸽、孤浦、假山、一峰、冬青、杜墓、多福、沧泉、宝珠”为基础，于唐大顺二年（891）开始修建，历时十个月于次年落成。九凸原是小山之峰尖，但高低不一，邑人方可权诗云：“九凸炊烟有短长。”意思是因为高度不一样，不同位置人家的炊烟也显得有长短高低。随着时间推移，百姓为生活方便，“隆者削之，洼者填之”，九凸逐渐消失，仅有“多福”即今天新登中学内的小黄山，尚有痕迹可寻。

在新登人尚存的记忆里，“假山”位于城墙北路彭家弄附近，凸前曾有千年银杏两株，凸因建移民房而削平。“鹁鸽”“孤浦”在城西北隅，“一峰”“宝珠”“沧泉”位于城南，“冬青、杜墓”所在已不可考。九座山尖错落城中，如莲瓣舒展，即新登城“一朵莲花耸碧云”的由来。

筑城之后，杜稜又命人环凿城河，“引新堰水注之”，加强防护功能。唐乾宁二年（895），杨行密所部大举进攻两浙，在这座新城前溃败。此役，杜稜率东安军，坚固杭州侧翼，保全余杭郡，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今分属临安、余杭、安吉、富阳）等地百姓，也都有奔逃至东安城求活命。

唐光化元年（898），时为彭城王镇海军节度钱镠掌书记的新登同乡，晚唐诗人罗隐（833-910）应邀撰文《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并由杜稜立《东安镇新筑罗城碑》纪念，文中提到了唐末江淮各地因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其或一垒之不谨，一板之不严，则刳剔之不暇。虽十室之邑，三户之乡，必壁堑以备之，篱落以抗之”。杜稜父子“相其险易”“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划惟禀”，指挥军民开始筑城。历时不足一年便完工。守军凭借城墙，“毙敌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这篇记文写得很详细，东安镇罗城因何而立项，何时选址、营造、完工都清清楚楚。同为新城人，罗隐还在这篇记文中夸赞了杜稜在建城过程中因地制宜，安排得当，调度有方，不仅很快建成了城，还没有干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

据宋《咸淳临安志》载：“（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大顺二年，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知东安城的周长约有4200米，规模为现存古城的一倍多。

如今的新登城内城隍庙正殿前左侧，仍保存有以杜稜命名的“杜公井”（又称城隍庙井）。县志记载了当年挖井的情形：“淮南将田頵、安仁义率众攻东安，稜凭城固守。会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默祷于神，泉即涌地出。”除了此井，到20世纪30年代，城内还有杜公祠接受百姓香火。

唐光化三年（900），杜稜去世，葬于城北三里的官塘。

《太平年》里的中书令杜建徽

杜稜有三子，名曰建思、建威（一名建孚）、建徽，均为吴越国大将，幼子杜建徽尤为出色。杜建徽（863－950），字延光，从小随父征战，常单衣入阵，所向披靡，有“虎子”之称。

杜建徽历仕五任吴越王，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是吴越国中书令，他的子孙和兄弟都身居高位，家中高官满门，但他生性崇尚节俭朴素，出门随从不过几个人，财物大多散发给乡里的亲戚族人。《太平年》的第一集中，他的孙子杜昭达以内牙都监使身份出场。杜昭达为人好财货，因罪被诛杀，但杜建徽并未因此被波及。

史书记载杜建徽自小便与家中兄弟不同，“少强勇，不与诸昆弟类”，曾自己署了个“军事押衙”的官职，被父亲责骂，他却对左右感叹：“大丈夫何止一军校耶！”

父亲杜稜归附钱镠后，杜建徽常年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唐昭宗乾宁（894-898）初年，他跟随军队讨伐董昌，作战时被箭射中左眉，但他仍然能继续指挥军队，没有丝毫退意。传说到了老年，他也没有放弃骑马射箭，常常在广场上击球，兴致正浓时，早年留在手臂里的箭镞竟从肉中飞出。

另有传说后梁开平年间（907-911），杜建徽与钱镠的弟弟钱铎率军驰援姑苏（今苏州），途中遭遇敌军。当时，杜建徽正行军至一处河边，前有敌军，后无退路，河上桥梁已断。在退无可退之时，杜建徽策马直冲河面强行渡河。战马在主人鞭策之下，奋力泅渡，最终载着杜建徽抵达对岸。过河之后，战马力竭，杜建徽感念战马忠勇，亲手埋葬，留下“马冢”传说。如今，“马冢”难寻，但史书记载却依然清晰。

杜稜临死时，散家财与众子，惟授建徽一笏（也有说一剑），寄予特别信任。

杜稜死后，杜建徽子承父职，继任东安都将，全力扶持吴越国的事业。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淮南降将徐绾、许再思发动叛乱，重兵围住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的王宫，意欲取代钱镠。杜建徽闻报，急率东安军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救驾。

后梁开平元年（907），罗隐、杜建徽等拥立钱镠为吴越国主，杜建徽也因此进爵为郧国公，领吴越国丞相。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任五朝，忠心一如既往，乾祐三年（950）去世，享年88岁，追赠太师，谥号“威烈”，葬于家乡新城城西十里的袁村，老百姓称之为“太师坞”。

罗隐和杜建徽是新登的两大名人。据《吴越备史》记载，“初，新城鼍江恒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相传在唐代的时候，鼍江上浮有青白二气，乡人们都说这是要出名士的征兆。后来罗隐出世的时候，白气就消掉了；再后来，杜建徽降世，青气也随之消掉了。

“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说的是罗隐和杜建徽都自带“神通”出场，注定要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钱镠对罗隐的“知遇之恩”

罗隐和杜氏父子在新登影响深远，留下许多遗迹，尤其是罗隐。这位写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人，在民间却以“讨饭骨头圣旨口”知名，至今仍有大量传说流传。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新登镇双江村）人。从小勤奋好学，鸡鸣即起，新登城东鸡鸣山由此得名。清《钱塘县志》说他“性傲睨，娴于诗词，博物饶智。讥评人物，料事多中”。

罗隐所处之时，唐王朝已走向衰亡，政治十分黑暗，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因为抨击时弊，批判社会，从20岁到50多岁，参加科举考试，“十试不中”。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以至蜀陕等大半个中国。但罗隐的晚年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钱镠，一个真正赏识他、信任他、并重用他的人。

五十多岁的罗隐，给杭州同乡钱镠寄了一首诗，内容是“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万幸，钱镠读懂了诗人的试探，“你究竟是容得下祢衡的曹操，还是容不下的黄祖？”他回信给罗隐：“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将自己比作容纳王粲的刘表，又强调了同为杭州人的情谊。于是，罗隐结束漂泊生涯，回到故土，成为钱镠的重要谋士。

罗隐在吴越国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在游历期间，罗隐一度“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不得已漂泊各地求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罗隐当官后一直关心百姓疾苦。有一次他私访民情，得知西湖里的渔民每天都要上缴“使宅鱼”数斤，如果捕上来的鱼达不到要求的数量时，只能到市场里去买鱼来充数。

罗隐见这个“使宅鱼”颇为民害，于是专门作了一幅画，并在上面题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感悟，“遂蠲其役”。

罗隐与钱镠君臣相得的故事还有很多。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并题了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开平三年（909），罗隐卒于钱塘，享年77岁，他和比他更长寿的杜建徽都亲眼见证了吴越国的建立与稳固。

坐拥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历三代五位君主，让境内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临终前留下十条遗嘱，首条便是“保境安民”。

对此，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曾任杭州知府的名宦赵抃有诗颂曰：“时惟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在吴越主政时期，钱镠亲自主持兴建了杭州罗城，这次筑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筑城时，罗隐曾建议“敌楼不若内向”（意谓城防的瞭望塔、防御工事若只朝外防御，不如将重点转向城内，防范内部隐患），这一提议被钱镠接受，并在之后的平定内乱中发挥了作用。

新登人罗隐，除却诗人身份，也因缘际会成为被国主钱镠信任倚重的智囊。此外，同为新登人的杜稜及其三子也在吴越国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新登这座浙西小城，在唐末五代烽烟四起的年代，有文采风流的罗隐，有忠勇传家的杜氏父子。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古城墙上，也留在了风里。

“新登”之名始于五代后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站在现在的城楼上远眺，新登城山环水绕，俨然画境。春风吹过圣园碑林边上的大树，带着几分爽利，古老的城墙上，薜荔藤盘根错节，固执地攀附。城墙下，游人如织，也是春天景象。

从空中俯视，它在群山之中，坐北朝南，背靠塔山和木噜山，有葛溪与松溪环绕，以贤明山为案山，百丈山为朝山。

自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吴大帝孙权割丹阳、吴、会稽三郡边鄙之地，建置东安郡，“析富春地置新城县”算起，新登古城的建制满1800年了。

历史上，新登经历了五次撤并，名称也在新城和新登之间反复转换。

被称为“新登”始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这一年也标志着五代的起始。太祖朱温为避其父朱诚讳，改名新登，寓“年谷丰登”之意。据《新登县志》载：“开平初，改新城为新登，按《十国春秋》云，梁避庙会敕改新登。”

到了清乾隆时期，新登诗人潘成年（1721-1784）写了一组《新登杂咏》，其中一首是：“弹丸小邑绝尘氛，一朵莲花耸碧云。短短女墙围数里，谯楼鼓点满城闻。”

这座古城，在潘成年生活的时代，城墙不高也不长，谯楼打个鼓点，全城都听见了。当然古城也有另外的景象，比如“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六月似高秋”。

和新登成为县城的时间相比，新登城的建设要晚得多。从吴黄武五年（226）置县新城到唐朝，四百多年的时间，新登一直以没有城墙的形式存在。幸运的是，这数百年间，朝代更迭的烽火对新登并没有太大波及，没有城墙也过着安稳日子的新登人似乎遗忘了一座城要有城墙这回事。

直到唐武周时期（690-705），新登城终于感受到了战火可能波及的危险，因此开启了建城的历史。但经历数次战火和水患侵袭，唐故城最终消失在大地上，连史书里都只留下语焉不详的记载。

新登古城，有实证可考的当从杜稜主持修建的东安镇罗城开始。罗城通常指外城，城外之城，是为加强防御或容纳更多居民而增建的外围城墙及所包围的区域，可以理解为城郭。

“原始股东”杜稜建东安镇罗城

唐末，天下大乱。唐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在杭州八县各招募千人，各为一都，谓之“杭州八都”，八都由钱镠统领。其中，唐广明元年（880），都将杜稜（？-900）曾招募新军千人，以卫乡里。

唐光启二年（886），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杜稜见其“每临斩绝，皆谈笑自若”，觉得他能成大事，于是率众归附，为杜家成为吴越国的“原始股东”奠定了基础。

当时，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进犯江浙，钱镠急令扩建罗城，解印归家的杜稜接令筑东安城以防守。

杜稜主持修建的这座城即东安镇罗城，之后新登人感念杜稜功绩，也称作杜稜城，并且“东安”也成为新登的代称。域内陆续形成八处景观：塔山拥翠、贤明舒啸、松葛双清、仙洞鸣泉、枫林咽泉、深浦潮生、青牛雪霁、碧沼春晴，也因此统称为“东安八景”。这些景观分布地如今为新登境内及周边的万市、洞桥、渌渚等乡镇。

八景中的“贤明舒啸”，因贤明山上的联魁塔、舒啸亭而得名。联魁塔是今天新登地区唯一幸存的一座古塔，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由当时的知县陈吾道、教谕殷见虞偕邑人徐正教、卢见尧、潘长等集资而成。因建于贤明山，俗称“贤明塔”。清道光年间，联魁塔重建，塔身由方块石砌筑，六面九层，高近七丈，到今天，隔着葛溪远眺，还是蔚为壮观。如今，虽然古“东安八景”的部分景观已消失，但其历史底蕴和杜稜城一样，仍是新登重要的文化遗产。

联魁塔

古代造城选址首选“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格局的形胜之地，东安镇罗城围山而建，以城内九凸，曰“鹁鸽、孤浦、假山、一峰、冬青、杜墓、多福、沧泉、宝珠”为基础，于唐大顺二年（891）开始修建，历时十个月于次年落成。九凸原是小山之峰尖，但高低不一，邑人方可权诗云：“九凸炊烟有短长。”意思是因为高度不一样，不同位置人家的炊烟也显得有长短高低。随着时间推移，百姓为生活方便，“隆者削之，洼者填之”，九凸逐渐消失，仅有“多福”即今天新登中学内的小黄山，尚有痕迹可寻。

在新登人尚存的记忆里，“假山”位于城墙北路彭家弄附近，凸前曾有千年银杏两株，凸因建移民房而削平。“鹁鸽”“孤浦”在城西北隅，“一峰”“宝珠”“沧泉”位于城南，“冬青、杜墓”所在已不可考。九座山尖错落城中，如莲瓣舒展，即新登城“一朵莲花耸碧云”的由来。

筑城之后，杜稜又命人环凿城河，“引新堰水注之”，加强防护功能。唐乾宁二年（895），杨行密所部大举进攻两浙，在这座新城前溃败。此役，杜稜率东安军，坚固杭州侧翼，保全余杭郡，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今分属临安、余杭、安吉、富阳）等地百姓，也都有奔逃至东安城求活命。

唐光化元年（898），时为彭城王镇海军节度钱镠掌书记的新登同乡，晚唐诗人罗隐（833-910）应邀撰文《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并由杜稜立《东安镇新筑罗城碑》纪念，文中提到了唐末江淮各地因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其或一垒之不谨，一板之不严，则刳剔之不暇。虽十室之邑，三户之乡，必壁堑以备之，篱落以抗之”。杜稜父子“相其险易”“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划惟禀”，指挥军民开始筑城。历时不足一年便完工。守军凭借城墙，“毙敌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这篇记文写得很详细，东安镇罗城因何而立项，何时选址、营造、完工都清清楚楚。同为新城人，罗隐还在这篇记文中夸赞了杜稜在建城过程中因地制宜，安排得当，调度有方，不仅很快建成了城，还没有干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

据宋《咸淳临安志》载：“（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大顺二年，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知东安城的周长约有4200米，规模为现存古城的一倍多。

如今的新登城内城隍庙正殿前左侧，仍保存有以杜稜命名的“杜公井”（又称城隍庙井）。县志记载了当年挖井的情形：“淮南将田頵、安仁义率众攻东安，稜凭城固守。会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默祷于神，泉即涌地出。”除了此井，到20世纪30年代，城内还有杜公祠接受百姓香火。

唐光化三年（900），杜稜去世，葬于城北三里的官塘。

《太平年》里的中书令杜建徽

杜稜有三子，名曰建思、建威（一名建孚）、建徽，均为吴越国大将，幼子杜建徽尤为出色。杜建徽（863－950），字延光，从小随父征战，常单衣入阵，所向披靡，有“虎子”之称。

杜建徽历仕五任吴越王，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是吴越国中书令，他的子孙和兄弟都身居高位，家中高官满门，但他生性崇尚节俭朴素，出门随从不过几个人，财物大多散发给乡里的亲戚族人。《太平年》的第一集中，他的孙子杜昭达以内牙都监使身份出场。杜昭达为人好财货，因罪被诛杀，但杜建徽并未因此被波及。

史书记载杜建徽自小便与家中兄弟不同，“少强勇，不与诸昆弟类”，曾自己署了个“军事押衙”的官职，被父亲责骂，他却对左右感叹：“大丈夫何止一军校耶！”

父亲杜稜归附钱镠后，杜建徽常年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唐昭宗乾宁（894-898）初年，他跟随军队讨伐董昌，作战时被箭射中左眉，但他仍然能继续指挥军队，没有丝毫退意。传说到了老年，他也没有放弃骑马射箭，常常在广场上击球，兴致正浓时，早年留在手臂里的箭镞竟从肉中飞出。

另有传说后梁开平年间（907-911），杜建徽与钱镠的弟弟钱铎率军驰援姑苏（今苏州），途中遭遇敌军。当时，杜建徽正行军至一处河边，前有敌军，后无退路，河上桥梁已断。在退无可退之时，杜建徽策马直冲河面强行渡河。战马在主人鞭策之下，奋力泅渡，最终载着杜建徽抵达对岸。过河之后，战马力竭，杜建徽感念战马忠勇，亲手埋葬，留下“马冢”传说。如今，“马冢”难寻，但史书记载却依然清晰。

杜稜临死时，散家财与众子，惟授建徽一笏（也有说一剑），寄予特别信任。

杜稜死后，杜建徽子承父职，继任东安都将，全力扶持吴越国的事业。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淮南降将徐绾、许再思发动叛乱，重兵围住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的王宫，意欲取代钱镠。杜建徽闻报，急率东安军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救驾。

后梁开平元年（907），罗隐、杜建徽等拥立钱镠为吴越国主，杜建徽也因此进爵为郧国公，领吴越国丞相。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任五朝，忠心一如既往，乾祐三年（950）去世，享年88岁，追赠太师，谥号“威烈”，葬于家乡新城城西十里的袁村，老百姓称之为“太师坞”。

罗隐和杜建徽是新登的两大名人。据《吴越备史》记载，“初，新城鼍江恒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相传在唐代的时候，鼍江上浮有青白二气，乡人们都说这是要出名士的征兆。后来罗隐出世的时候，白气就消掉了；再后来，杜建徽降世，青气也随之消掉了。

“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说的是罗隐和杜建徽都自带“神通”出场，注定要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钱镠对罗隐的“知遇之恩”

罗隐和杜氏父子在新登影响深远，留下许多遗迹，尤其是罗隐。这位写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人，在民间却以“讨饭骨头圣旨口”知名，至今仍有大量传说流传。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新登镇双江村）人。从小勤奋好学，鸡鸣即起，新登城东鸡鸣山由此得名。清《钱塘县志》说他“性傲睨，娴于诗词，博物饶智。讥评人物，料事多中”。

罗隐所处之时，唐王朝已走向衰亡，政治十分黑暗，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因为抨击时弊，批判社会，从20岁到50多岁，参加科举考试，“十试不中”。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以至蜀陕等大半个中国。但罗隐的晚年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钱镠，一个真正赏识他、信任他、并重用他的人。

五十多岁的罗隐，给杭州同乡钱镠寄了一首诗，内容是“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万幸，钱镠读懂了诗人的试探，“你究竟是容得下祢衡的曹操，还是容不下的黄祖？”他回信给罗隐：“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将自己比作容纳王粲的刘表，又强调了同为杭州人的情谊。于是，罗隐结束漂泊生涯，回到故土，成为钱镠的重要谋士。

罗隐在吴越国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在游历期间，罗隐一度“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不得已漂泊各地求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罗隐当官后一直关心百姓疾苦。有一次他私访民情，得知西湖里的渔民每天都要上缴“使宅鱼”数斤，如果捕上来的鱼达不到要求的数量时，只能到市场里去买鱼来充数。

罗隐见这个“使宅鱼”颇为民害，于是专门作了一幅画，并在上面题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感悟，“遂蠲其役”。

罗隐与钱镠君臣相得的故事还有很多。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并题了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开平三年（909），罗隐卒于钱塘，享年77岁，他和比他更长寿的杜建徽都亲眼见证了吴越国的建立与稳固。

坐拥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历三代五位君主，让境内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临终前留下十条遗嘱，首条便是“保境安民”。

对此，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曾任杭州知府的名宦赵抃有诗颂曰：“时惟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在吴越主政时期，钱镠亲自主持兴建了杭州罗城，这次筑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筑城时，罗隐曾建议“敌楼不若内向”（意谓城防的瞭望塔、防御工事若只朝外防御，不如将重点转向城内，防范内部隐患），这一提议被钱镠接受，并在之后的平定内乱中发挥了作用。

新登人罗隐，除却诗人身份，也因缘际会成为被国主钱镠信任倚重的智囊。此外，同为新登人的杜稜及其三子也在吴越国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新登这座浙西小城，在唐末五代烽烟四起的年代，有文采风流的罗隐，有忠勇传家的杜氏父子。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古城墙上，也留在了风里。

“新登”之名始于五代后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站在现在的城楼上远眺，新登城山环水绕，俨然画境。春风吹过圣园碑林边上的大树，带着几分爽利，古老的城墙上，薜荔藤盘根错节，固执地攀附。城墙下，游人如织，也是春天景象。

从空中俯视，它在群山之中，坐北朝南，背靠塔山和木噜山，有葛溪与松溪环绕，以贤明山为案山，百丈山为朝山。

自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吴大帝孙权割丹阳、吴、会稽三郡边鄙之地，建置东安郡，“析富春地置新城县”算起，新登古城的建制满1800年了。

历史上，新登经历了五次撤并，名称也在新城和新登之间反复转换。

被称为“新登”始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这一年也标志着五代的起始。太祖朱温为避其父朱诚讳，改名新登，寓“年谷丰登”之意。据《新登县志》载：“开平初，改新城为新登，按《十国春秋》云，梁避庙会敕改新登。”

到了清乾隆时期，新登诗人潘成年（1721-1784）写了一组《新登杂咏》，其中一首是：“弹丸小邑绝尘氛，一朵莲花耸碧云。短短女墙围数里，谯楼鼓点满城闻。”

这座古城，在潘成年生活的时代，城墙不高也不长，谯楼打个鼓点，全城都听见了。当然古城也有另外的景象，比如“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六月似高秋”。

和新登成为县城的时间相比，新登城的建设要晚得多。从吴黄武五年（226）置县新城到唐朝，四百多年的时间，新登一直以没有城墙的形式存在。幸运的是，这数百年间，朝代更迭的烽火对新登并没有太大波及，没有城墙也过着安稳日子的新登人似乎遗忘了一座城要有城墙这回事。

直到唐武周时期（690-705），新登城终于感受到了战火可能波及的危险，因此开启了建城的历史。但经历数次战火和水患侵袭，唐故城最终消失在大地上，连史书里都只留下语焉不详的记载。

新登古城，有实证可考的当从杜稜主持修建的东安镇罗城开始。罗城通常指外城，城外之城，是为加强防御或容纳更多居民而增建的外围城墙及所包围的区域，可以理解为城郭。

“原始股东”杜稜建东安镇罗城

唐末，天下大乱。唐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在杭州八县各招募千人，各为一都，谓之“杭州八都”，八都由钱镠统领。其中，唐广明元年（880），都将杜稜（？-900）曾招募新军千人，以卫乡里。

唐光启二年（886），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杜稜见其“每临斩绝，皆谈笑自若”，觉得他能成大事，于是率众归附，为杜家成为吴越国的“原始股东”奠定了基础。

当时，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进犯江浙，钱镠急令扩建罗城，解印归家的杜稜接令筑东安城以防守。

杜稜主持修建的这座城即东安镇罗城，之后新登人感念杜稜功绩，也称作杜稜城，并且“东安”也成为新登的代称。域内陆续形成八处景观：塔山拥翠、贤明舒啸、松葛双清、仙洞鸣泉、枫林咽泉、深浦潮生、青牛雪霁、碧沼春晴，也因此统称为“东安八景”。这些景观分布地如今为新登境内及周边的万市、洞桥、渌渚等乡镇。

八景中的“贤明舒啸”，因贤明山上的联魁塔、舒啸亭而得名。联魁塔是今天新登地区唯一幸存的一座古塔，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由当时的知县陈吾道、教谕殷见虞偕邑人徐正教、卢见尧、潘长等集资而成。因建于贤明山，俗称“贤明塔”。清道光年间，联魁塔重建，塔身由方块石砌筑，六面九层，高近七丈，到今天，隔着葛溪远眺，还是蔚为壮观。如今，虽然古“东安八景”的部分景观已消失，但其历史底蕴和杜稜城一样，仍是新登重要的文化遗产。

联魁塔

古代造城选址首选“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格局的形胜之地，东安镇罗城围山而建，以城内九凸，曰“鹁鸽、孤浦、假山、一峰、冬青、杜墓、多福、沧泉、宝珠”为基础，于唐大顺二年（891）开始修建，历时十个月于次年落成。九凸原是小山之峰尖，但高低不一，邑人方可权诗云：“九凸炊烟有短长。”意思是因为高度不一样，不同位置人家的炊烟也显得有长短高低。随着时间推移，百姓为生活方便，“隆者削之，洼者填之”，九凸逐渐消失，仅有“多福”即今天新登中学内的小黄山，尚有痕迹可寻。

在新登人尚存的记忆里，“假山”位于城墙北路彭家弄附近，凸前曾有千年银杏两株，凸因建移民房而削平。“鹁鸽”“孤浦”在城西北隅，“一峰”“宝珠”“沧泉”位于城南，“冬青、杜墓”所在已不可考。九座山尖错落城中，如莲瓣舒展，即新登城“一朵莲花耸碧云”的由来。

筑城之后，杜稜又命人环凿城河，“引新堰水注之”，加强防护功能。唐乾宁二年（895），杨行密所部大举进攻两浙，在这座新城前溃败。此役，杜稜率东安军，坚固杭州侧翼，保全余杭郡，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今分属临安、余杭、安吉、富阳）等地百姓，也都有奔逃至东安城求活命。

唐光化元年（898），时为彭城王镇海军节度钱镠掌书记的新登同乡，晚唐诗人罗隐（833-910）应邀撰文《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并由杜稜立《东安镇新筑罗城碑》纪念，文中提到了唐末江淮各地因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其或一垒之不谨，一板之不严，则刳剔之不暇。虽十室之邑，三户之乡，必壁堑以备之，篱落以抗之”。杜稜父子“相其险易”“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划惟禀”，指挥军民开始筑城。历时不足一年便完工。守军凭借城墙，“毙敌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这篇记文写得很详细，东安镇罗城因何而立项，何时选址、营造、完工都清清楚楚。同为新城人，罗隐还在这篇记文中夸赞了杜稜在建城过程中因地制宜，安排得当，调度有方，不仅很快建成了城，还没有干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

据宋《咸淳临安志》载：“（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大顺二年，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知东安城的周长约有4200米，规模为现存古城的一倍多。

如今的新登城内城隍庙正殿前左侧，仍保存有以杜稜命名的“杜公井”（又称城隍庙井）。县志记载了当年挖井的情形：“淮南将田頵、安仁义率众攻东安，稜凭城固守。会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默祷于神，泉即涌地出。”除了此井，到20世纪30年代，城内还有杜公祠接受百姓香火。

唐光化三年（900），杜稜去世，葬于城北三里的官塘。

《太平年》里的中书令杜建徽

杜稜有三子，名曰建思、建威（一名建孚）、建徽，均为吴越国大将，幼子杜建徽尤为出色。杜建徽（863－950），字延光，从小随父征战，常单衣入阵，所向披靡，有“虎子”之称。

杜建徽历仕五任吴越王，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是吴越国中书令，他的子孙和兄弟都身居高位，家中高官满门，但他生性崇尚节俭朴素，出门随从不过几个人，财物大多散发给乡里的亲戚族人。《太平年》的第一集中，他的孙子杜昭达以内牙都监使身份出场。杜昭达为人好财货，因罪被诛杀，但杜建徽并未因此被波及。

史书记载杜建徽自小便与家中兄弟不同，“少强勇，不与诸昆弟类”，曾自己署了个“军事押衙”的官职，被父亲责骂，他却对左右感叹：“大丈夫何止一军校耶！”

父亲杜稜归附钱镠后，杜建徽常年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唐昭宗乾宁（894-898）初年，他跟随军队讨伐董昌，作战时被箭射中左眉，但他仍然能继续指挥军队，没有丝毫退意。传说到了老年，他也没有放弃骑马射箭，常常在广场上击球，兴致正浓时，早年留在手臂里的箭镞竟从肉中飞出。

另有传说后梁开平年间（907-911），杜建徽与钱镠的弟弟钱铎率军驰援姑苏（今苏州），途中遭遇敌军。当时，杜建徽正行军至一处河边，前有敌军，后无退路，河上桥梁已断。在退无可退之时，杜建徽策马直冲河面强行渡河。战马在主人鞭策之下，奋力泅渡，最终载着杜建徽抵达对岸。过河之后，战马力竭，杜建徽感念战马忠勇，亲手埋葬，留下“马冢”传说。如今，“马冢”难寻，但史书记载却依然清晰。

杜稜临死时，散家财与众子，惟授建徽一笏（也有说一剑），寄予特别信任。

杜稜死后，杜建徽子承父职，继任东安都将，全力扶持吴越国的事业。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淮南降将徐绾、许再思发动叛乱，重兵围住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的王宫，意欲取代钱镠。杜建徽闻报，急率东安军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救驾。

后梁开平元年（907），罗隐、杜建徽等拥立钱镠为吴越国主，杜建徽也因此进爵为郧国公，领吴越国丞相。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任五朝，忠心一如既往，乾祐三年（950）去世，享年88岁，追赠太师，谥号“威烈”，葬于家乡新城城西十里的袁村，老百姓称之为“太师坞”。

罗隐和杜建徽是新登的两大名人。据《吴越备史》记载，“初，新城鼍江恒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相传在唐代的时候，鼍江上浮有青白二气，乡人们都说这是要出名士的征兆。后来罗隐出世的时候，白气就消掉了；再后来，杜建徽降世，青气也随之消掉了。

“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说的是罗隐和杜建徽都自带“神通”出场，注定要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钱镠对罗隐的“知遇之恩”

罗隐和杜氏父子在新登影响深远，留下许多遗迹，尤其是罗隐。这位写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人，在民间却以“讨饭骨头圣旨口”知名，至今仍有大量传说流传。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新登镇双江村）人。从小勤奋好学，鸡鸣即起，新登城东鸡鸣山由此得名。清《钱塘县志》说他“性傲睨，娴于诗词，博物饶智。讥评人物，料事多中”。

罗隐所处之时，唐王朝已走向衰亡，政治十分黑暗，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因为抨击时弊，批判社会，从20岁到50多岁，参加科举考试，“十试不中”。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以至蜀陕等大半个中国。但罗隐的晚年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钱镠，一个真正赏识他、信任他、并重用他的人。

五十多岁的罗隐，给杭州同乡钱镠寄了一首诗，内容是“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万幸，钱镠读懂了诗人的试探，“你究竟是容得下祢衡的曹操，还是容不下的黄祖？”他回信给罗隐：“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将自己比作容纳王粲的刘表，又强调了同为杭州人的情谊。于是，罗隐结束漂泊生涯，回到故土，成为钱镠的重要谋士。

罗隐在吴越国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在游历期间，罗隐一度“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不得已漂泊各地求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罗隐当官后一直关心百姓疾苦。有一次他私访民情，得知西湖里的渔民每天都要上缴“使宅鱼”数斤，如果捕上来的鱼达不到要求的数量时，只能到市场里去买鱼来充数。

罗隐见这个“使宅鱼”颇为民害，于是专门作了一幅画，并在上面题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感悟，“遂蠲其役”。

罗隐与钱镠君臣相得的故事还有很多。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并题了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开平三年（909），罗隐卒于钱塘，享年77岁，他和比他更长寿的杜建徽都亲眼见证了吴越国的建立与稳固。

坐拥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历三代五位君主，让境内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临终前留下十条遗嘱，首条便是“保境安民”。

对此，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曾任杭州知府的名宦赵抃有诗颂曰：“时惟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在吴越主政时期，钱镠亲自主持兴建了杭州罗城，这次筑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筑城时，罗隐曾建议“敌楼不若内向”（意谓城防的瞭望塔、防御工事若只朝外防御，不如将重点转向城内，防范内部隐患），这一提议被钱镠接受，并在之后的平定内乱中发挥了作用。

新登人罗隐，除却诗人身份，也因缘际会成为被国主钱镠信任倚重的智囊。此外，同为新登人的杜稜及其三子也在吴越国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新登这座浙西小城，在唐末五代烽烟四起的年代，有文采风流的罗隐，有忠勇传家的杜氏父子。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古城墙上，也留在了风里。

“新登”之名始于五代后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站在现在的城楼上远眺，新登城山环水绕，俨然画境。春风吹过圣园碑林边上的大树，带着几分爽利，古老的城墙上，薜荔藤盘根错节，固执地攀附。城墙下，游人如织，也是春天景象。

从空中俯视，它在群山之中，坐北朝南，背靠塔山和木噜山，有葛溪与松溪环绕，以贤明山为案山，百丈山为朝山。

自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吴大帝孙权割丹阳、吴、会稽三郡边鄙之地，建置东安郡，“析富春地置新城县”算起，新登古城的建制满1800年了。

历史上，新登经历了五次撤并，名称也在新城和新登之间反复转换。

被称为“新登”始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这一年也标志着五代的起始。太祖朱温为避其父朱诚讳，改名新登，寓“年谷丰登”之意。据《新登县志》载：“开平初，改新城为新登，按《十国春秋》云，梁避庙会敕改新登。”

到了清乾隆时期，新登诗人潘成年（1721-1784）写了一组《新登杂咏》，其中一首是：“弹丸小邑绝尘氛，一朵莲花耸碧云。短短女墙围数里，谯楼鼓点满城闻。”

这座古城，在潘成年生活的时代，城墙不高也不长，谯楼打个鼓点，全城都听见了。当然古城也有另外的景象，比如“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六月似高秋”。

和新登成为县城的时间相比，新登城的建设要晚得多。从吴黄武五年（226）置县新城到唐朝，四百多年的时间，新登一直以没有城墙的形式存在。幸运的是，这数百年间，朝代更迭的烽火对新登并没有太大波及，没有城墙也过着安稳日子的新登人似乎遗忘了一座城要有城墙这回事。

直到唐武周时期（690-705），新登城终于感受到了战火可能波及的危险，因此开启了建城的历史。但经历数次战火和水患侵袭，唐故城最终消失在大地上，连史书里都只留下语焉不详的记载。

新登古城，有实证可考的当从杜稜主持修建的东安镇罗城开始。罗城通常指外城，城外之城，是为加强防御或容纳更多居民而增建的外围城墙及所包围的区域，可以理解为城郭。

“原始股东”杜稜建东安镇罗城

唐末，天下大乱。唐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在杭州八县各招募千人，各为一都，谓之“杭州八都”，八都由钱镠统领。其中，唐广明元年（880），都将杜稜（？-900）曾招募新军千人，以卫乡里。

唐光启二年（886），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杜稜见其“每临斩绝，皆谈笑自若”，觉得他能成大事，于是率众归附，为杜家成为吴越国的“原始股东”奠定了基础。

当时，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进犯江浙，钱镠急令扩建罗城，解印归家的杜稜接令筑东安城以防守。

杜稜主持修建的这座城即东安镇罗城，之后新登人感念杜稜功绩，也称作杜稜城，并且“东安”也成为新登的代称。域内陆续形成八处景观：塔山拥翠、贤明舒啸、松葛双清、仙洞鸣泉、枫林咽泉、深浦潮生、青牛雪霁、碧沼春晴，也因此统称为“东安八景”。这些景观分布地如今为新登境内及周边的万市、洞桥、渌渚等乡镇。

八景中的“贤明舒啸”，因贤明山上的联魁塔、舒啸亭而得名。联魁塔是今天新登地区唯一幸存的一座古塔，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由当时的知县陈吾道、教谕殷见虞偕邑人徐正教、卢见尧、潘长等集资而成。因建于贤明山，俗称“贤明塔”。清道光年间，联魁塔重建，塔身由方块石砌筑，六面九层，高近七丈，到今天，隔着葛溪远眺，还是蔚为壮观。如今，虽然古“东安八景”的部分景观已消失，但其历史底蕴和杜稜城一样，仍是新登重要的文化遗产。

联魁塔

古代造城选址首选“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格局的形胜之地，东安镇罗城围山而建，以城内九凸，曰“鹁鸽、孤浦、假山、一峰、冬青、杜墓、多福、沧泉、宝珠”为基础，于唐大顺二年（891）开始修建，历时十个月于次年落成。九凸原是小山之峰尖，但高低不一，邑人方可权诗云：“九凸炊烟有短长。”意思是因为高度不一样，不同位置人家的炊烟也显得有长短高低。随着时间推移，百姓为生活方便，“隆者削之，洼者填之”，九凸逐渐消失，仅有“多福”即今天新登中学内的小黄山，尚有痕迹可寻。

在新登人尚存的记忆里，“假山”位于城墙北路彭家弄附近，凸前曾有千年银杏两株，凸因建移民房而削平。“鹁鸽”“孤浦”在城西北隅，“一峰”“宝珠”“沧泉”位于城南，“冬青、杜墓”所在已不可考。九座山尖错落城中，如莲瓣舒展，即新登城“一朵莲花耸碧云”的由来。

筑城之后，杜稜又命人环凿城河，“引新堰水注之”，加强防护功能。唐乾宁二年（895），杨行密所部大举进攻两浙，在这座新城前溃败。此役，杜稜率东安军，坚固杭州侧翼，保全余杭郡，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今分属临安、余杭、安吉、富阳）等地百姓，也都有奔逃至东安城求活命。

唐光化元年（898），时为彭城王镇海军节度钱镠掌书记的新登同乡，晚唐诗人罗隐（833-910）应邀撰文《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并由杜稜立《东安镇新筑罗城碑》纪念，文中提到了唐末江淮各地因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其或一垒之不谨，一板之不严，则刳剔之不暇。虽十室之邑，三户之乡，必壁堑以备之，篱落以抗之”。杜稜父子“相其险易”“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划惟禀”，指挥军民开始筑城。历时不足一年便完工。守军凭借城墙，“毙敌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这篇记文写得很详细，东安镇罗城因何而立项，何时选址、营造、完工都清清楚楚。同为新城人，罗隐还在这篇记文中夸赞了杜稜在建城过程中因地制宜，安排得当，调度有方，不仅很快建成了城，还没有干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

据宋《咸淳临安志》载：“（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大顺二年，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知东安城的周长约有4200米，规模为现存古城的一倍多。

如今的新登城内城隍庙正殿前左侧，仍保存有以杜稜命名的“杜公井”（又称城隍庙井）。县志记载了当年挖井的情形：“淮南将田頵、安仁义率众攻东安，稜凭城固守。会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默祷于神，泉即涌地出。”除了此井，到20世纪30年代，城内还有杜公祠接受百姓香火。

唐光化三年（900），杜稜去世，葬于城北三里的官塘。

《太平年》里的中书令杜建徽

杜稜有三子，名曰建思、建威（一名建孚）、建徽，均为吴越国大将，幼子杜建徽尤为出色。杜建徽（863－950），字延光，从小随父征战，常单衣入阵，所向披靡，有“虎子”之称。

杜建徽历仕五任吴越王，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是吴越国中书令，他的子孙和兄弟都身居高位，家中高官满门，但他生性崇尚节俭朴素，出门随从不过几个人，财物大多散发给乡里的亲戚族人。《太平年》的第一集中，他的孙子杜昭达以内牙都监使身份出场。杜昭达为人好财货，因罪被诛杀，但杜建徽并未因此被波及。

史书记载杜建徽自小便与家中兄弟不同，“少强勇，不与诸昆弟类”，曾自己署了个“军事押衙”的官职，被父亲责骂，他却对左右感叹：“大丈夫何止一军校耶！”

父亲杜稜归附钱镠后，杜建徽常年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唐昭宗乾宁（894-898）初年，他跟随军队讨伐董昌，作战时被箭射中左眉，但他仍然能继续指挥军队，没有丝毫退意。传说到了老年，他也没有放弃骑马射箭，常常在广场上击球，兴致正浓时，早年留在手臂里的箭镞竟从肉中飞出。

另有传说后梁开平年间（907-911），杜建徽与钱镠的弟弟钱铎率军驰援姑苏（今苏州），途中遭遇敌军。当时，杜建徽正行军至一处河边，前有敌军，后无退路，河上桥梁已断。在退无可退之时，杜建徽策马直冲河面强行渡河。战马在主人鞭策之下，奋力泅渡，最终载着杜建徽抵达对岸。过河之后，战马力竭，杜建徽感念战马忠勇，亲手埋葬，留下“马冢”传说。如今，“马冢”难寻，但史书记载却依然清晰。

杜稜临死时，散家财与众子，惟授建徽一笏（也有说一剑），寄予特别信任。

杜稜死后，杜建徽子承父职，继任东安都将，全力扶持吴越国的事业。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淮南降将徐绾、许再思发动叛乱，重兵围住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的王宫，意欲取代钱镠。杜建徽闻报，急率东安军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救驾。

后梁开平元年（907），罗隐、杜建徽等拥立钱镠为吴越国主，杜建徽也因此进爵为郧国公，领吴越国丞相。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任五朝，忠心一如既往，乾祐三年（950）去世，享年88岁，追赠太师，谥号“威烈”，葬于家乡新城城西十里的袁村，老百姓称之为“太师坞”。

罗隐和杜建徽是新登的两大名人。据《吴越备史》记载，“初，新城鼍江恒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相传在唐代的时候，鼍江上浮有青白二气，乡人们都说这是要出名士的征兆。后来罗隐出世的时候，白气就消掉了；再后来，杜建徽降世，青气也随之消掉了。

“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说的是罗隐和杜建徽都自带“神通”出场，注定要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钱镠对罗隐的“知遇之恩”

罗隐和杜氏父子在新登影响深远，留下许多遗迹，尤其是罗隐。这位写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人，在民间却以“讨饭骨头圣旨口”知名，至今仍有大量传说流传。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新登镇双江村）人。从小勤奋好学，鸡鸣即起，新登城东鸡鸣山由此得名。清《钱塘县志》说他“性傲睨，娴于诗词，博物饶智。讥评人物，料事多中”。

罗隐所处之时，唐王朝已走向衰亡，政治十分黑暗，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因为抨击时弊，批判社会，从20岁到50多岁，参加科举考试，“十试不中”。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以至蜀陕等大半个中国。但罗隐的晚年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钱镠，一个真正赏识他、信任他、并重用他的人。

五十多岁的罗隐，给杭州同乡钱镠寄了一首诗，内容是“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万幸，钱镠读懂了诗人的试探，“你究竟是容得下祢衡的曹操，还是容不下的黄祖？”他回信给罗隐：“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将自己比作容纳王粲的刘表，又强调了同为杭州人的情谊。于是，罗隐结束漂泊生涯，回到故土，成为钱镠的重要谋士。

罗隐在吴越国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在游历期间，罗隐一度“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不得已漂泊各地求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罗隐当官后一直关心百姓疾苦。有一次他私访民情，得知西湖里的渔民每天都要上缴“使宅鱼”数斤，如果捕上来的鱼达不到要求的数量时，只能到市场里去买鱼来充数。

罗隐见这个“使宅鱼”颇为民害，于是专门作了一幅画，并在上面题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感悟，“遂蠲其役”。

罗隐与钱镠君臣相得的故事还有很多。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并题了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开平三年（909），罗隐卒于钱塘，享年77岁，他和比他更长寿的杜建徽都亲眼见证了吴越国的建立与稳固。

坐拥两浙之地的吴越国，历三代五位君主，让境内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临终前留下十条遗嘱，首条便是“保境安民”。

对此，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曾任杭州知府的名宦赵抃有诗颂曰：“时惟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在吴越主政时期，钱镠亲自主持兴建了杭州罗城，这次筑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筑城时，罗隐曾建议“敌楼不若内向”（意谓城防的瞭望塔、防御工事若只朝外防御，不如将重点转向城内，防范内部隐患），这一提议被钱镠接受，并在之后的平定内乱中发挥了作用。

新登人罗隐，除却诗人身份，也因缘际会成为被国主钱镠信任倚重的智囊。此外，同为新登人的杜稜及其三子也在吴越国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新登这座浙西小城，在唐末五代烽烟四起的年代，有文采风流的罗隐，有忠勇传家的杜氏父子。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古城墙上，也留在了风里。

“新登”之名始于五代后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站在现在的城楼上远眺，新登城山环水绕，俨然画境。春风吹过圣园碑林边上的大树，带着几分爽利，古老的城墙上，薜荔藤盘根错节，固执地攀附。城墙下，游人如织，也是春天景象。

从空中俯视，它在群山之中，坐北朝南，背靠塔山和木噜山，有葛溪与松溪环绕，以贤明山为案山，百丈山为朝山。

自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吴大帝孙权割丹阳、吴、会稽三郡边鄙之地，建置东安郡，“析富春地置新城县”算起，新登古城的建制满1800年了。

历史上，新登经历了五次撤并，名称也在新城和新登之间反复转换。

被称为“新登”始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这一年也标志着五代的起始。太祖朱温为避其父朱诚讳，改名新登，寓“年谷丰登”之意。据《新登县志》载：“开平初，改新城为新登，按《十国春秋》云，梁避庙会敕改新登。”

到了清乾隆时期，新登诗人潘成年（1721-1784）写了一组《新登杂咏》，其中一首是：“弹丸小邑绝尘氛，一朵莲花耸碧云。短短女墙围数里，谯楼鼓点满城闻。”

这座古城，在潘成年生活的时代，城墙不高也不长，谯楼打个鼓点，全城都听见了。当然古城也有另外的景象，比如“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六月似高秋”。

和新登成为县城的时间相比，新登城的建设要晚得多。从吴黄武五年（226）置县新城到唐朝，四百多年的时间，新登一直以没有城墙的形式存在。幸运的是，这数百年间，朝代更迭的烽火对新登并没有太大波及，没有城墙也过着安稳日子的新登人似乎遗忘了一座城要有城墙这回事。

直到唐武周时期（690-705），新登城终于感受到了战火可能波及的危险，因此开启了建城的历史。但经历数次战火和水患侵袭，唐故城最终消失在大地上，连史书里都只留下语焉不详的记载。

新登古城，有实证可考的当从杜稜主持修建的东安镇罗城开始。罗城通常指外城，城外之城，是为加强防御或容纳更多居民而增建的外围城墙及所包围的区域，可以理解为城郭。

“原始股东”杜稜建东安镇罗城

唐末，天下大乱。唐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在杭州八县各招募千人，各为一都，谓之“杭州八都”，八都由钱镠统领。其中，唐广明元年（880），都将杜稜（？-900）曾招募新军千人，以卫乡里。

唐光启二年（886），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杜稜见其“每临斩绝，皆谈笑自若”，觉得他能成大事，于是率众归附，为杜家成为吴越国的“原始股东”奠定了基础。

当时，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进犯江浙，钱镠急令扩建罗城，解印归家的杜稜接令筑东安城以防守。

杜稜主持修建的这座城即东安镇罗城，之后新登人感念杜稜功绩，也称作杜稜城，并且“东安”也成为新登的代称。域内陆续形成八处景观：塔山拥翠、贤明舒啸、松葛双清、仙洞鸣泉、枫林咽泉、深浦潮生、青牛雪霁、碧沼春晴，也因此统称为“东安八景”。这些景观分布地如今为新登境内及周边的万市、洞桥、渌渚等乡镇。

八景中的“贤明舒啸”，因贤明山上的联魁塔、舒啸亭而得名。联魁塔是今天新登地区唯一幸存的一座古塔，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由当时的知县陈吾道、教谕殷见虞偕邑人徐正教、卢见尧、潘长等集资而成。因建于贤明山，俗称“贤明塔”。清道光年间，联魁塔重建，塔身由方块石砌筑，六面九层，高近七丈，到今天，隔着葛溪远眺，还是蔚为壮观。如今，虽然古“东安八景”的部分景观已消失，但其历史底蕴和杜稜城一样，仍是新登重要的文化遗产。

联魁塔

古代造城选址首选“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格局的形胜之地，东安镇罗城围山而建，以城内九凸，曰“鹁鸽、孤浦、假山、一峰、冬青、杜墓、多福、沧泉、宝珠”为基础，于唐大顺二年（891）开始修建，历时十个月于次年落成。九凸原是小山之峰尖，但高低不一，邑人方可权诗云：“九凸炊烟有短长。”意思是因为高度不一样，不同位置人家的炊烟也显得有长短高低。随着时间推移，百姓为生活方便，“隆者削之，洼者填之”，九凸逐渐消失，仅有“多福”即今天新登中学内的小黄山，尚有痕迹可寻。

在新登人尚存的记忆里，“假山”位于城墙北路彭家弄附近，凸前曾有千年银杏两株，凸因建移民房而削平。“鹁鸽”“孤浦”在城西北隅，“一峰”“宝珠”“沧泉”位于城南，“冬青、杜墓”所在已不可考。九座山尖错落城中，如莲瓣舒展，即新登城“一朵莲花耸碧云”的由来。

筑城之后，杜稜又命人环凿城河，“引新堰水注之”，加强防护功能。唐乾宁二年（895），杨行密所部大举进攻两浙，在这座新城前溃败。此役，杜稜率东安军，坚固杭州侧翼，保全余杭郡，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今分属临安、余杭、安吉、富阳）等地百姓，也都有奔逃至东安城求活命。

唐光化元年（898），时为彭城王镇海军节度钱镠掌书记的新登同乡，晚唐诗人罗隐（833-910）应邀撰文《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并由杜稜立《东安镇新筑罗城碑》纪念，文中提到了唐末江淮各地因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其或一垒之不谨，一板之不严，则刳剔之不暇。虽十室之邑，三户之乡，必壁堑以备之，篱落以抗之”。杜稜父子“相其险易”“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划惟禀”，指挥军民开始筑城。历时不足一年便完工。守军凭借城墙，“毙敌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这篇记文写得很详细，东安镇罗城因何而立项，何时选址、营造、完工都清清楚楚。同为新城人，罗隐还在这篇记文中夸赞了杜稜在建城过程中因地制宜，安排得当，调度有方，不仅很快建成了城，还没有干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

据宋《咸淳临安志》载：“（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大顺二年，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知东安城的周长约有4200米，规模为现存古城的一倍多。

如今的新登城内城隍庙正殿前左侧，仍保存有以杜稜命名的“杜公井”（又称城隍庙井）。县志记载了当年挖井的情形：“淮南将田頵、安仁义率众攻东安，稜凭城固守。会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默祷于神，泉即涌地出。”除了此井，到20世纪30年代，城内还有杜公祠接受百姓香火。

唐光化三年（900），杜稜去世，葬于城北三里的官塘。

《太平年》里的中书令杜建徽

杜稜有三子，名曰建思、建威（一名建孚）、建徽，均为吴越国大将，幼子杜建徽尤为出色。杜建徽（863－950），字延光，从小随父征战，常单衣入阵，所向披靡，有“虎子”之称。

杜建徽历仕五任吴越王，在电视剧《太平年》中是吴越国中书令，他的子孙和兄弟都身居高位，家中高官满门，但他生性崇尚节俭朴素，出门随从不过几个人，财物大多散发给乡里的亲戚族人。《太平年》的第一集中，他的孙子杜昭达以内牙都监使身份出场。杜昭达为人好财货，因罪被诛杀，但杜建徽并未因此被波及。

史书记载杜建徽自小便与家中兄弟不同，“少强勇，不与诸昆弟类”，曾自己署了个“军事押衙”的官职，被父亲责骂，他却对左右感叹：“大丈夫何止一军校耶！”

父亲杜稜归附钱镠后，杜建徽常年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唐昭宗乾宁（894-898）初年，他跟随军队讨伐董昌，作战时被箭射中左眉，但他仍然能继续指挥军队，没有丝毫退意。传说到了老年，他也没有放弃骑马射箭，常常在广场上击球，兴致正浓时，早年留在手臂里的箭镞竟从肉中飞出。

另有传说后梁开平年间（907-911），杜建徽与钱镠的弟弟钱铎率军驰援姑苏（今苏州），途中遭遇敌军。当时，杜建徽正行军至一处河边，前有敌军，后无退路，河上桥梁已断。在退无可退之时，杜建徽策马直冲河面强行渡河。战马在主人鞭策之下，奋力泅渡，最终载着杜建徽抵达对岸。过河之后，战马力竭，杜建徽感念战马忠勇，亲手埋葬，留下“马冢”传说。如今，“马冢”难寻，但史书记载却依然清晰。

杜稜临死时，散家财与众子，惟授建徽一笏（也有说一剑），寄予特别信任。

杜稜死后，杜建徽子承父职，继任东安都将，全力扶持吴越国的事业。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淮南降将徐绾、许再思发动叛乱，重兵围住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的王宫，意欲取代钱镠。杜建徽闻报，急率东安军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救驾。

后梁开平元年（907），罗隐、杜建徽等拥立钱镠为吴越国主，杜建徽也因此进爵为郧国公，领吴越国丞相。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任五朝，忠心一如既往，乾祐三年（950）去世，享年88岁，追赠太师，谥号“威烈”，葬于家乡新城城西十里的袁村，老百姓称之为“太师坞”。

罗隐和杜建徽是新登的两大名人。据《吴越备史》记载，“初，新城鼍江恒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相传在唐代的时候，鼍江上浮有青白二气，乡人们都说这是要出名士的征兆。后来罗隐出世的时候，白气就消掉了；再后来，杜建徽降世，青气也随之消掉了。

“独异二公生不凡，青白二气波间吐”，说的是罗隐和杜建徽都自带“神通”出场，注定要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钱镠对罗隐的“知遇之恩”

罗隐和杜氏父子在新登影响深远，留下许多遗迹，尤其是罗隐。这位写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人，在民间却以“讨饭骨头圣旨口”知名，至今仍有大量传说流传。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新登镇双江村）人。从小勤奋好学，鸡鸣即起，新登城东鸡鸣山由此得名。清《钱塘县志》说他“性傲睨，娴于诗词，博物饶智。讥评人物，料事多中”。

罗隐所处之时，唐王朝已走向衰亡，政治十分黑暗，这就注定了他乖蹇的命运，因为抨击时弊，批判社会，从20岁到50多岁，参加科举考试，“十试不中”。大半生过的是仰人鼻息的幕僚生活，足迹遍及浙苏以至蜀陕等大半个中国。但罗隐的晚年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钱镠，一个真正赏识他、信任他、并重用他的人。

五十多岁的罗隐，给杭州同乡钱镠寄了一首诗，内容是“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万幸，钱镠读懂了诗人的试探，“你究竟是容得下祢衡的曹操，还是容不下的黄祖？”他回信给罗隐：“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将自己比作容纳王粲的刘表，又强调了同为杭州人的情谊。于是，罗隐结束漂泊生涯，回到故土，成为钱镠的重要谋士。

罗隐在吴越国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在游历期间，罗隐一度“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不得已漂泊各地求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罗隐当官后一直关心百姓疾苦。有一次他私访民情，得知西湖里的渔民每天都要上缴“使宅鱼”数斤，如果捕上来的鱼达不到要求的数量时，只能到市场里去买鱼来充数。

罗隐见这个“使宅鱼”颇为民害，于是专门作了一幅画，并在上面题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镠感悟，“遂蠲其役”。

罗隐与钱镠君臣相得的故事还有很多。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并题了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开平三年（909），罗隐卒于钱塘，享年77岁，他和比他更长寿的杜建徽都亲眼见证了吴越国的建立与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