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中，华夏腹地，孕育出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

眼下，“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约400件（组）精选文物亮相，将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脉络汇聚于一馆之内。展览由清华大学和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贾湖骨笛、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兽面纹提梁铜卣等河南省的众多重磅文物进京参展，呈现史前至宋明时期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观展·亮点

刻纹骨笛

中国最早吹奏乐器具备七声音阶

走进展厅，观众仿佛穿梭至古代中原文明的时空走廊。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居九州之中，历代王朝在此建都兴业。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已点燃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出现在约公元前6700年至前4800年，以河南省中部的新郑为中心，遍布全省。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由此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

在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贾湖遗址出土了40余支骨笛，就展现了先民早期的聚落生活。本次展览以其中一支刻纹骨笛为起点，奏响了中原大地文明的初声。“这支骨笛用丹顶鹤的尺骨所制，七孔骨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能吹奏七声音阶，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吹奏乐器。”展览策展助理蒋瑞霞介绍，展出的这件笛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三角与菱形纹为主体，构成富有节奏感的神秘图案，“这些纹饰并非随意刻画，很可能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规律、时空秩序的初始理解与虔诚表达。”

展览上，刻纹骨笛的“邻居”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局部经打磨，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温润的光泽。甲腔内装有几粒石子，摇动时可发出声响。蒋瑞霞说，这件展品推测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贾湖人视龟为通灵之物，龟甲内放置的石子，或用于占卜，体现出先民试图通过物象探寻天意的精神活动。”

“司母辛”四足铜觥

“前兽后鸟”足见商人想象力

商周时期是中原文明的“高光时刻”，青铜铸造技艺达到顶峰。展览上，多件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占据“C位”。

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司母辛”四足铜觥融合走兽、飞鸟、神龙于一体，正面看像一只类牛的站立小兽，后面看却像四爪抓地的鸟。这种“前兽后鸟”的混合形态，足见商人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巧妙的是，器盖和器身扣合处正位于兽口部位，闭合时宛若兽唇微合，面带神秘笑意。仔细观察，这件四足铜觥的器身与盖内均铸有“司母辛”铭文。“辛”是商王武丁配偶、女将妇好的庙号，此器当为祭祀她而铸。

另一件于1965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的祖辛卣为商代晚期青铜酒器，盖内和器内底有对铭“祖辛”二字。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多简朴，而此件青铜器通体满饰细云雷纹、凤鸟纹、夔龙纹等花纹，所有纹饰均以浮雕结合阴线刻成，展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极高水平。

西周时期的“长子口”铜簋形觥，则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在展厅里尤其瞩目。蒋瑞霞介绍，觥是古代饮酒器具的一种。最吸睛的是其龙头形器盖：双角挺立，圆目微凸，表情竟有几分萌态。这件青铜器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镇长子口墓，盖内与器底均铸有铭文“长子口”。

“都市别墅”

汉代“拼接积木”展现庄园烟火气

展览用时间轴串联起中原文明的发展脉络。两汉魏晋与唐宋时期，中原在全国依然举足轻重。

展厅里，一件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静静矗立，再现了汉代复合建筑的形制与规模，让观众感受汉代庄园的烟火气。这件约两千年前的“都市别墅”有多达26个构件，可拆卸组装，设计精妙。凑近细看，楼体通体施彩，纹饰虽经岁月剥蚀，仍可见当年的明丽色彩：一层门扉半掩，兽衔门环犹在，院外一只陶狗趴地，静守门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蒋瑞霞说，汉代信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作为建筑明器而被随葬的陶仓楼，融汇了神话传说、抽象艺术和市井生活，是研究汉代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的重要实物。

展柜中还有一根长条形银铤，其上刻字揭开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一角——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则清楚说明该银铤为郭子昂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献，为唐玄宗晚年大量收敛金银、地方竞相进奉的实物见证。蒋瑞霞介绍，这件银铤并非直接呈献皇帝，而是先经权臣杨国忠之手再向上进献，实证其把持贡赋、牟取权力的事实。此类财物在安史之乱中多遭焚毁、流散或掩埋，使这件出土银铤尤显珍贵。

一块来自开封博物馆的长方形酱釉砖则尘封了北宋汴京城的一段梦华记忆。这块方砖形制规整，砖面以模塑与手刻相结合的技艺，浮雕出五位姿态各异的伎乐人物，有的吹奏，有的持器，衣袂翩然，神情专注。

观展·解码

这双“眼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在伊洛河畔，深厚的史前文化历经融合与升华，最终孕育出二里头文化。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存，它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由此揭开了夏、商、周“三代之居”的文明序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本次展览的“封面款”，是迄今所见中国早期复合材质礼器的重要实物。薄至毫米级的绿松石片，拼成它的“脸”；青铜质地的圆弧形框架，塑成它的“身”；光润的绿松石珠和灵动的青铜质地线条，勾勒成“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这样的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仅出土3枚。点点灯光下，铜牌泛着幽微的蓝绿光泽。“这是因为它身上嵌入几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构成一幅完整而神秘的兽面图像。”蒋瑞霞说。据考古学家推算，打磨一片绿松石，都至少花费一个小时，几百枚绿松石片被精密地计算与打磨呈几何形，严丝合缝拼合镶嵌，历经几千年也不脱落，令人惊叹。其原材料之珍贵、工艺之复杂、用工量之大，以及色彩表现力之绝妙，无不彰显使用者身份的高贵。这类复合材质器物制作精细，原料需跨区域调配，显现出早期国家已有的组织能力。关于此铜牌用途，学界说法不一，目前多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宗教祭祀或身份标识功能的礼仪用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爵，泥质灰陶胎，器表经打磨，呈青灰色，质地坚实朴厚。前有上扬的长流，后带翘起的尖尾，中部束腰，下承三只细锥形足，侧面设半环形鋬，整体均匀挺拔。整器虽无繁缛装饰，却在比例与线条中透出早期礼器的庄重与节制。专家介绍，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陶爵常与尊、平底盆、三足盘等酒器、食器组合出现，共同构成一套具有礼仪功能的器物群。

罕见文物“出库”讲述历史小细节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件深藏库房多年、平日难得一见的文物等，这些展品不以体量取胜，却充满细节趣味，为观众讲述具体而微的历史。

一件隋代俯首俑，其蜷坐在地、头埋于膝的姿势让那些常被宏大历史叙事淹没的普通人形象浮凸而出。器物通体无釉、无衣纹雕饰，简单弯曲的脊背，将一名仆役、劳者或侍从的疲惫、恭顺凝固其中，仿佛讲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历史中无名群体的故事。

还有一件西晋时期的“铜熨斗支架”，让观众发出惊叹：原来古人早已懂得熨烫衣物？据介绍，熨斗最初可追溯至商代“炮烙”刑具，至战国、汉代，随着纺织业发展，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器具，成为宫廷与贵族注重仪容、追求精致生活的象征。这件支架为熨斗长柄部分，柄首雕一蹲踞瑞兽，下方穿孔用于悬挂熨斗，让人联想到魏晋时期衣冠考究、礼俗分明的日常图景。

中国之中，华夏腹地，孕育出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

眼下，“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约400件（组）精选文物亮相，将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脉络汇聚于一馆之内。展览由清华大学和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贾湖骨笛、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兽面纹提梁铜卣等河南省的众多重磅文物进京参展，呈现史前至宋明时期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观展·亮点

刻纹骨笛

中国最早吹奏乐器具备七声音阶

走进展厅，观众仿佛穿梭至古代中原文明的时空走廊。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居九州之中，历代王朝在此建都兴业。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已点燃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出现在约公元前6700年至前4800年，以河南省中部的新郑为中心，遍布全省。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由此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

在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贾湖遗址出土了40余支骨笛，就展现了先民早期的聚落生活。本次展览以其中一支刻纹骨笛为起点，奏响了中原大地文明的初声。“这支骨笛用丹顶鹤的尺骨所制，七孔骨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能吹奏七声音阶，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吹奏乐器。”展览策展助理蒋瑞霞介绍，展出的这件笛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三角与菱形纹为主体，构成富有节奏感的神秘图案，“这些纹饰并非随意刻画，很可能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规律、时空秩序的初始理解与虔诚表达。”

展览上，刻纹骨笛的“邻居”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局部经打磨，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温润的光泽。甲腔内装有几粒石子，摇动时可发出声响。蒋瑞霞说，这件展品推测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贾湖人视龟为通灵之物，龟甲内放置的石子，或用于占卜，体现出先民试图通过物象探寻天意的精神活动。”

“司母辛”四足铜觥

“前兽后鸟”足见商人想象力

商周时期是中原文明的“高光时刻”，青铜铸造技艺达到顶峰。展览上，多件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占据“C位”。

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司母辛”四足铜觥融合走兽、飞鸟、神龙于一体，正面看像一只类牛的站立小兽，后面看却像四爪抓地的鸟。这种“前兽后鸟”的混合形态，足见商人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巧妙的是，器盖和器身扣合处正位于兽口部位，闭合时宛若兽唇微合，面带神秘笑意。仔细观察，这件四足铜觥的器身与盖内均铸有“司母辛”铭文。“辛”是商王武丁配偶、女将妇好的庙号，此器当为祭祀她而铸。

另一件于1965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的祖辛卣为商代晚期青铜酒器，盖内和器内底有对铭“祖辛”二字。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多简朴，而此件青铜器通体满饰细云雷纹、凤鸟纹、夔龙纹等花纹，所有纹饰均以浮雕结合阴线刻成，展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极高水平。

西周时期的“长子口”铜簋形觥，则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在展厅里尤其瞩目。蒋瑞霞介绍，觥是古代饮酒器具的一种。最吸睛的是其龙头形器盖：双角挺立，圆目微凸，表情竟有几分萌态。这件青铜器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镇长子口墓，盖内与器底均铸有铭文“长子口”。

“都市别墅”

汉代“拼接积木”展现庄园烟火气

展览用时间轴串联起中原文明的发展脉络。两汉魏晋与唐宋时期，中原在全国依然举足轻重。

展厅里，一件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静静矗立，再现了汉代复合建筑的形制与规模，让观众感受汉代庄园的烟火气。这件约两千年前的“都市别墅”有多达26个构件，可拆卸组装，设计精妙。凑近细看，楼体通体施彩，纹饰虽经岁月剥蚀，仍可见当年的明丽色彩：一层门扉半掩，兽衔门环犹在，院外一只陶狗趴地，静守门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蒋瑞霞说，汉代信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作为建筑明器而被随葬的陶仓楼，融汇了神话传说、抽象艺术和市井生活，是研究汉代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的重要实物。

展柜中还有一根长条形银铤，其上刻字揭开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一角——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则清楚说明该银铤为郭子昂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献，为唐玄宗晚年大量收敛金银、地方竞相进奉的实物见证。蒋瑞霞介绍，这件银铤并非直接呈献皇帝，而是先经权臣杨国忠之手再向上进献，实证其把持贡赋、牟取权力的事实。此类财物在安史之乱中多遭焚毁、流散或掩埋，使这件出土银铤尤显珍贵。

一块来自开封博物馆的长方形酱釉砖则尘封了北宋汴京城的一段梦华记忆。这块方砖形制规整，砖面以模塑与手刻相结合的技艺，浮雕出五位姿态各异的伎乐人物，有的吹奏，有的持器，衣袂翩然，神情专注。

观展·解码

这双“眼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在伊洛河畔，深厚的史前文化历经融合与升华，最终孕育出二里头文化。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存，它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由此揭开了夏、商、周“三代之居”的文明序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本次展览的“封面款”，是迄今所见中国早期复合材质礼器的重要实物。薄至毫米级的绿松石片，拼成它的“脸”；青铜质地的圆弧形框架，塑成它的“身”；光润的绿松石珠和灵动的青铜质地线条，勾勒成“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这样的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仅出土3枚。点点灯光下，铜牌泛着幽微的蓝绿光泽。“这是因为它身上嵌入几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构成一幅完整而神秘的兽面图像。”蒋瑞霞说。据考古学家推算，打磨一片绿松石，都至少花费一个小时，几百枚绿松石片被精密地计算与打磨呈几何形，严丝合缝拼合镶嵌，历经几千年也不脱落，令人惊叹。其原材料之珍贵、工艺之复杂、用工量之大，以及色彩表现力之绝妙，无不彰显使用者身份的高贵。这类复合材质器物制作精细，原料需跨区域调配，显现出早期国家已有的组织能力。关于此铜牌用途，学界说法不一，目前多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宗教祭祀或身份标识功能的礼仪用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爵，泥质灰陶胎，器表经打磨，呈青灰色，质地坚实朴厚。前有上扬的长流，后带翘起的尖尾，中部束腰，下承三只细锥形足，侧面设半环形鋬，整体均匀挺拔。整器虽无繁缛装饰，却在比例与线条中透出早期礼器的庄重与节制。专家介绍，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陶爵常与尊、平底盆、三足盘等酒器、食器组合出现，共同构成一套具有礼仪功能的器物群。

罕见文物“出库”讲述历史小细节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件深藏库房多年、平日难得一见的文物等，这些展品不以体量取胜，却充满细节趣味，为观众讲述具体而微的历史。

一件隋代俯首俑，其蜷坐在地、头埋于膝的姿势让那些常被宏大历史叙事淹没的普通人形象浮凸而出。器物通体无釉、无衣纹雕饰，简单弯曲的脊背，将一名仆役、劳者或侍从的疲惫、恭顺凝固其中，仿佛讲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历史中无名群体的故事。

还有一件西晋时期的“铜熨斗支架”，让观众发出惊叹：原来古人早已懂得熨烫衣物？据介绍，熨斗最初可追溯至商代“炮烙”刑具，至战国、汉代，随着纺织业发展，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器具，成为宫廷与贵族注重仪容、追求精致生活的象征。这件支架为熨斗长柄部分，柄首雕一蹲踞瑞兽，下方穿孔用于悬挂熨斗，让人联想到魏晋时期衣冠考究、礼俗分明的日常图景。

中国之中，华夏腹地，孕育出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

眼下，“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约400件（组）精选文物亮相，将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脉络汇聚于一馆之内。展览由清华大学和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贾湖骨笛、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兽面纹提梁铜卣等河南省的众多重磅文物进京参展，呈现史前至宋明时期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观展·亮点

刻纹骨笛

中国最早吹奏乐器具备七声音阶

走进展厅，观众仿佛穿梭至古代中原文明的时空走廊。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居九州之中，历代王朝在此建都兴业。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已点燃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出现在约公元前6700年至前4800年，以河南省中部的新郑为中心，遍布全省。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由此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

在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贾湖遗址出土了40余支骨笛，就展现了先民早期的聚落生活。本次展览以其中一支刻纹骨笛为起点，奏响了中原大地文明的初声。“这支骨笛用丹顶鹤的尺骨所制，七孔骨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能吹奏七声音阶，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吹奏乐器。”展览策展助理蒋瑞霞介绍，展出的这件笛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三角与菱形纹为主体，构成富有节奏感的神秘图案，“这些纹饰并非随意刻画，很可能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规律、时空秩序的初始理解与虔诚表达。”

展览上，刻纹骨笛的“邻居”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局部经打磨，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温润的光泽。甲腔内装有几粒石子，摇动时可发出声响。蒋瑞霞说，这件展品推测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贾湖人视龟为通灵之物，龟甲内放置的石子，或用于占卜，体现出先民试图通过物象探寻天意的精神活动。”

“司母辛”四足铜觥

“前兽后鸟”足见商人想象力

商周时期是中原文明的“高光时刻”，青铜铸造技艺达到顶峰。展览上，多件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占据“C位”。

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司母辛”四足铜觥融合走兽、飞鸟、神龙于一体，正面看像一只类牛的站立小兽，后面看却像四爪抓地的鸟。这种“前兽后鸟”的混合形态，足见商人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巧妙的是，器盖和器身扣合处正位于兽口部位，闭合时宛若兽唇微合，面带神秘笑意。仔细观察，这件四足铜觥的器身与盖内均铸有“司母辛”铭文。“辛”是商王武丁配偶、女将妇好的庙号，此器当为祭祀她而铸。

另一件于1965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的祖辛卣为商代晚期青铜酒器，盖内和器内底有对铭“祖辛”二字。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多简朴，而此件青铜器通体满饰细云雷纹、凤鸟纹、夔龙纹等花纹，所有纹饰均以浮雕结合阴线刻成，展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极高水平。

西周时期的“长子口”铜簋形觥，则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在展厅里尤其瞩目。蒋瑞霞介绍，觥是古代饮酒器具的一种。最吸睛的是其龙头形器盖：双角挺立，圆目微凸，表情竟有几分萌态。这件青铜器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镇长子口墓，盖内与器底均铸有铭文“长子口”。

“都市别墅”

汉代“拼接积木”展现庄园烟火气

展览用时间轴串联起中原文明的发展脉络。两汉魏晋与唐宋时期，中原在全国依然举足轻重。

展厅里，一件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静静矗立，再现了汉代复合建筑的形制与规模，让观众感受汉代庄园的烟火气。这件约两千年前的“都市别墅”有多达26个构件，可拆卸组装，设计精妙。凑近细看，楼体通体施彩，纹饰虽经岁月剥蚀，仍可见当年的明丽色彩：一层门扉半掩，兽衔门环犹在，院外一只陶狗趴地，静守门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蒋瑞霞说，汉代信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作为建筑明器而被随葬的陶仓楼，融汇了神话传说、抽象艺术和市井生活，是研究汉代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的重要实物。

展柜中还有一根长条形银铤，其上刻字揭开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一角——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则清楚说明该银铤为郭子昂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献，为唐玄宗晚年大量收敛金银、地方竞相进奉的实物见证。蒋瑞霞介绍，这件银铤并非直接呈献皇帝，而是先经权臣杨国忠之手再向上进献，实证其把持贡赋、牟取权力的事实。此类财物在安史之乱中多遭焚毁、流散或掩埋，使这件出土银铤尤显珍贵。

一块来自开封博物馆的长方形酱釉砖则尘封了北宋汴京城的一段梦华记忆。这块方砖形制规整，砖面以模塑与手刻相结合的技艺，浮雕出五位姿态各异的伎乐人物，有的吹奏，有的持器，衣袂翩然，神情专注。

观展·解码

这双“眼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在伊洛河畔，深厚的史前文化历经融合与升华，最终孕育出二里头文化。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存，它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由此揭开了夏、商、周“三代之居”的文明序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本次展览的“封面款”，是迄今所见中国早期复合材质礼器的重要实物。薄至毫米级的绿松石片，拼成它的“脸”；青铜质地的圆弧形框架，塑成它的“身”；光润的绿松石珠和灵动的青铜质地线条，勾勒成“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这样的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仅出土3枚。点点灯光下，铜牌泛着幽微的蓝绿光泽。“这是因为它身上嵌入几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构成一幅完整而神秘的兽面图像。”蒋瑞霞说。据考古学家推算，打磨一片绿松石，都至少花费一个小时，几百枚绿松石片被精密地计算与打磨呈几何形，严丝合缝拼合镶嵌，历经几千年也不脱落，令人惊叹。其原材料之珍贵、工艺之复杂、用工量之大，以及色彩表现力之绝妙，无不彰显使用者身份的高贵。这类复合材质器物制作精细，原料需跨区域调配，显现出早期国家已有的组织能力。关于此铜牌用途，学界说法不一，目前多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宗教祭祀或身份标识功能的礼仪用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爵，泥质灰陶胎，器表经打磨，呈青灰色，质地坚实朴厚。前有上扬的长流，后带翘起的尖尾，中部束腰，下承三只细锥形足，侧面设半环形鋬，整体均匀挺拔。整器虽无繁缛装饰，却在比例与线条中透出早期礼器的庄重与节制。专家介绍，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陶爵常与尊、平底盆、三足盘等酒器、食器组合出现，共同构成一套具有礼仪功能的器物群。

罕见文物“出库”讲述历史小细节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件深藏库房多年、平日难得一见的文物等，这些展品不以体量取胜，却充满细节趣味，为观众讲述具体而微的历史。

一件隋代俯首俑，其蜷坐在地、头埋于膝的姿势让那些常被宏大历史叙事淹没的普通人形象浮凸而出。器物通体无釉、无衣纹雕饰，简单弯曲的脊背，将一名仆役、劳者或侍从的疲惫、恭顺凝固其中，仿佛讲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历史中无名群体的故事。

还有一件西晋时期的“铜熨斗支架”，让观众发出惊叹：原来古人早已懂得熨烫衣物？据介绍，熨斗最初可追溯至商代“炮烙”刑具，至战国、汉代，随着纺织业发展，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器具，成为宫廷与贵族注重仪容、追求精致生活的象征。这件支架为熨斗长柄部分，柄首雕一蹲踞瑞兽，下方穿孔用于悬挂熨斗，让人联想到魏晋时期衣冠考究、礼俗分明的日常图景。

中国之中，华夏腹地，孕育出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

眼下，“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约400件（组）精选文物亮相，将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脉络汇聚于一馆之内。展览由清华大学和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贾湖骨笛、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兽面纹提梁铜卣等河南省的众多重磅文物进京参展，呈现史前至宋明时期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观展·亮点

刻纹骨笛

中国最早吹奏乐器具备七声音阶

走进展厅，观众仿佛穿梭至古代中原文明的时空走廊。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居九州之中，历代王朝在此建都兴业。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已点燃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出现在约公元前6700年至前4800年，以河南省中部的新郑为中心，遍布全省。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由此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

在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贾湖遗址出土了40余支骨笛，就展现了先民早期的聚落生活。本次展览以其中一支刻纹骨笛为起点，奏响了中原大地文明的初声。“这支骨笛用丹顶鹤的尺骨所制，七孔骨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能吹奏七声音阶，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吹奏乐器。”展览策展助理蒋瑞霞介绍，展出的这件笛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三角与菱形纹为主体，构成富有节奏感的神秘图案，“这些纹饰并非随意刻画，很可能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规律、时空秩序的初始理解与虔诚表达。”

展览上，刻纹骨笛的“邻居”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局部经打磨，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温润的光泽。甲腔内装有几粒石子，摇动时可发出声响。蒋瑞霞说，这件展品推测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贾湖人视龟为通灵之物，龟甲内放置的石子，或用于占卜，体现出先民试图通过物象探寻天意的精神活动。”

“司母辛”四足铜觥

“前兽后鸟”足见商人想象力

商周时期是中原文明的“高光时刻”，青铜铸造技艺达到顶峰。展览上，多件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占据“C位”。

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司母辛”四足铜觥融合走兽、飞鸟、神龙于一体，正面看像一只类牛的站立小兽，后面看却像四爪抓地的鸟。这种“前兽后鸟”的混合形态，足见商人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巧妙的是，器盖和器身扣合处正位于兽口部位，闭合时宛若兽唇微合，面带神秘笑意。仔细观察，这件四足铜觥的器身与盖内均铸有“司母辛”铭文。“辛”是商王武丁配偶、女将妇好的庙号，此器当为祭祀她而铸。

另一件于1965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的祖辛卣为商代晚期青铜酒器，盖内和器内底有对铭“祖辛”二字。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多简朴，而此件青铜器通体满饰细云雷纹、凤鸟纹、夔龙纹等花纹，所有纹饰均以浮雕结合阴线刻成，展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极高水平。

西周时期的“长子口”铜簋形觥，则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在展厅里尤其瞩目。蒋瑞霞介绍，觥是古代饮酒器具的一种。最吸睛的是其龙头形器盖：双角挺立，圆目微凸，表情竟有几分萌态。这件青铜器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镇长子口墓，盖内与器底均铸有铭文“长子口”。

“都市别墅”

汉代“拼接积木”展现庄园烟火气

展览用时间轴串联起中原文明的发展脉络。两汉魏晋与唐宋时期，中原在全国依然举足轻重。

展厅里，一件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静静矗立，再现了汉代复合建筑的形制与规模，让观众感受汉代庄园的烟火气。这件约两千年前的“都市别墅”有多达26个构件，可拆卸组装，设计精妙。凑近细看，楼体通体施彩，纹饰虽经岁月剥蚀，仍可见当年的明丽色彩：一层门扉半掩，兽衔门环犹在，院外一只陶狗趴地，静守门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蒋瑞霞说，汉代信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作为建筑明器而被随葬的陶仓楼，融汇了神话传说、抽象艺术和市井生活，是研究汉代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的重要实物。

展柜中还有一根长条形银铤，其上刻字揭开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一角——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则清楚说明该银铤为郭子昂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献，为唐玄宗晚年大量收敛金银、地方竞相进奉的实物见证。蒋瑞霞介绍，这件银铤并非直接呈献皇帝，而是先经权臣杨国忠之手再向上进献，实证其把持贡赋、牟取权力的事实。此类财物在安史之乱中多遭焚毁、流散或掩埋，使这件出土银铤尤显珍贵。

一块来自开封博物馆的长方形酱釉砖则尘封了北宋汴京城的一段梦华记忆。这块方砖形制规整，砖面以模塑与手刻相结合的技艺，浮雕出五位姿态各异的伎乐人物，有的吹奏，有的持器，衣袂翩然，神情专注。

观展·解码

这双“眼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在伊洛河畔，深厚的史前文化历经融合与升华，最终孕育出二里头文化。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存，它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由此揭开了夏、商、周“三代之居”的文明序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本次展览的“封面款”，是迄今所见中国早期复合材质礼器的重要实物。薄至毫米级的绿松石片，拼成它的“脸”；青铜质地的圆弧形框架，塑成它的“身”；光润的绿松石珠和灵动的青铜质地线条，勾勒成“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这样的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仅出土3枚。点点灯光下，铜牌泛着幽微的蓝绿光泽。“这是因为它身上嵌入几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构成一幅完整而神秘的兽面图像。”蒋瑞霞说。据考古学家推算，打磨一片绿松石，都至少花费一个小时，几百枚绿松石片被精密地计算与打磨呈几何形，严丝合缝拼合镶嵌，历经几千年也不脱落，令人惊叹。其原材料之珍贵、工艺之复杂、用工量之大，以及色彩表现力之绝妙，无不彰显使用者身份的高贵。这类复合材质器物制作精细，原料需跨区域调配，显现出早期国家已有的组织能力。关于此铜牌用途，学界说法不一，目前多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宗教祭祀或身份标识功能的礼仪用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爵，泥质灰陶胎，器表经打磨，呈青灰色，质地坚实朴厚。前有上扬的长流，后带翘起的尖尾，中部束腰，下承三只细锥形足，侧面设半环形鋬，整体均匀挺拔。整器虽无繁缛装饰，却在比例与线条中透出早期礼器的庄重与节制。专家介绍，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陶爵常与尊、平底盆、三足盘等酒器、食器组合出现，共同构成一套具有礼仪功能的器物群。

罕见文物“出库”讲述历史小细节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件深藏库房多年、平日难得一见的文物等，这些展品不以体量取胜，却充满细节趣味，为观众讲述具体而微的历史。

一件隋代俯首俑，其蜷坐在地、头埋于膝的姿势让那些常被宏大历史叙事淹没的普通人形象浮凸而出。器物通体无釉、无衣纹雕饰，简单弯曲的脊背，将一名仆役、劳者或侍从的疲惫、恭顺凝固其中，仿佛讲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历史中无名群体的故事。

还有一件西晋时期的“铜熨斗支架”，让观众发出惊叹：原来古人早已懂得熨烫衣物？据介绍，熨斗最初可追溯至商代“炮烙”刑具，至战国、汉代，随着纺织业发展，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器具，成为宫廷与贵族注重仪容、追求精致生活的象征。这件支架为熨斗长柄部分，柄首雕一蹲踞瑞兽，下方穿孔用于悬挂熨斗，让人联想到魏晋时期衣冠考究、礼俗分明的日常图景。

中国之中，华夏腹地，孕育出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

眼下，“中国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约400件（组）精选文物亮相，将跨越数千年的中原文明脉络汇聚于一馆之内。展览由清华大学和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贾湖骨笛、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兽面纹提梁铜卣等河南省的众多重磅文物进京参展，呈现史前至宋明时期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思想哲学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观展·亮点

刻纹骨笛

中国最早吹奏乐器具备七声音阶

走进展厅，观众仿佛穿梭至古代中原文明的时空走廊。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居九州之中，历代王朝在此建都兴业。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已点燃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出现在约公元前6700年至前4800年，以河南省中部的新郑为中心，遍布全省。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由此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

在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贾湖遗址出土了40余支骨笛，就展现了先民早期的聚落生活。本次展览以其中一支刻纹骨笛为起点，奏响了中原大地文明的初声。“这支骨笛用丹顶鹤的尺骨所制，七孔骨造型匀称，音孔定位准确，能吹奏七声音阶，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吹奏乐器。”展览策展助理蒋瑞霞介绍，展出的这件笛身刻有复杂规整的几何纹饰，以连续的三角与菱形纹为主体，构成富有节奏感的神秘图案，“这些纹饰并非随意刻画，很可能承载着先民对天地规律、时空秩序的初始理解与虔诚表达。”

展览上，刻纹骨笛的“邻居”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局部经打磨，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温润的光泽。甲腔内装有几粒石子，摇动时可发出声响。蒋瑞霞说，这件展品推测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贾湖人视龟为通灵之物，龟甲内放置的石子，或用于占卜，体现出先民试图通过物象探寻天意的精神活动。”

“司母辛”四足铜觥

“前兽后鸟”足见商人想象力

商周时期是中原文明的“高光时刻”，青铜铸造技艺达到顶峰。展览上，多件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占据“C位”。

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司母辛”四足铜觥融合走兽、飞鸟、神龙于一体，正面看像一只类牛的站立小兽，后面看却像四爪抓地的鸟。这种“前兽后鸟”的混合形态，足见商人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巧妙的是，器盖和器身扣合处正位于兽口部位，闭合时宛若兽唇微合，面带神秘笑意。仔细观察，这件四足铜觥的器身与盖内均铸有“司母辛”铭文。“辛”是商王武丁配偶、女将妇好的庙号，此器当为祭祀她而铸。

另一件于1965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的祖辛卣为商代晚期青铜酒器，盖内和器内底有对铭“祖辛”二字。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多简朴，而此件青铜器通体满饰细云雷纹、凤鸟纹、夔龙纹等花纹，所有纹饰均以浮雕结合阴线刻成，展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装饰技艺的极高水平。

西周时期的“长子口”铜簋形觥，则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在展厅里尤其瞩目。蒋瑞霞介绍，觥是古代饮酒器具的一种。最吸睛的是其龙头形器盖：双角挺立，圆目微凸，表情竟有几分萌态。这件青铜器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镇长子口墓，盖内与器底均铸有铭文“长子口”。

“都市别墅”

汉代“拼接积木”展现庄园烟火气

展览用时间轴串联起中原文明的发展脉络。两汉魏晋与唐宋时期，中原在全国依然举足轻重。

展厅里，一件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静静矗立，再现了汉代复合建筑的形制与规模，让观众感受汉代庄园的烟火气。这件约两千年前的“都市别墅”有多达26个构件，可拆卸组装，设计精妙。凑近细看，楼体通体施彩，纹饰虽经岁月剥蚀，仍可见当年的明丽色彩：一层门扉半掩，兽衔门环犹在，院外一只陶狗趴地，静守门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蒋瑞霞说，汉代信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作为建筑明器而被随葬的陶仓楼，融汇了神话传说、抽象艺术和市井生活，是研究汉代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的重要实物。

展柜中还有一根长条形银铤，其上刻字揭开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一角——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则清楚说明该银铤为郭子昂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献，为唐玄宗晚年大量收敛金银、地方竞相进奉的实物见证。蒋瑞霞介绍，这件银铤并非直接呈献皇帝，而是先经权臣杨国忠之手再向上进献，实证其把持贡赋、牟取权力的事实。此类财物在安史之乱中多遭焚毁、流散或掩埋，使这件出土银铤尤显珍贵。

一块来自开封博物馆的长方形酱釉砖则尘封了北宋汴京城的一段梦华记忆。这块方砖形制规整，砖面以模塑与手刻相结合的技艺，浮雕出五位姿态各异的伎乐人物，有的吹奏，有的持器，衣袂翩然，神情专注。

观展·解码

这双“眼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在伊洛河畔，深厚的史前文化历经融合与升华，最终孕育出二里头文化。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存，它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由此揭开了夏、商、周“三代之居”的文明序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本次展览的“封面款”，是迄今所见中国早期复合材质礼器的重要实物。薄至毫米级的绿松石片，拼成它的“脸”；青铜质地的圆弧形框架，塑成它的“身”；光润的绿松石珠和灵动的青铜质地线条，勾勒成“睛”，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

这样的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仅出土3枚。点点灯光下，铜牌泛着幽微的蓝绿光泽。“这是因为它身上嵌入几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构成一幅完整而神秘的兽面图像。”蒋瑞霞说。据考古学家推算，打磨一片绿松石，都至少花费一个小时，几百枚绿松石片被精密地计算与打磨呈几何形，严丝合缝拼合镶嵌，历经几千年也不脱落，令人惊叹。其原材料之珍贵、工艺之复杂、用工量之大，以及色彩表现力之绝妙，无不彰显使用者身份的高贵。这类复合材质器物制作精细，原料需跨区域调配，显现出早期国家已有的组织能力。关于此铜牌用途，学界说法不一，目前多倾向于认为它是具有宗教祭祀或身份标识功能的礼仪用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爵，泥质灰陶胎，器表经打磨，呈青灰色，质地坚实朴厚。前有上扬的长流，后带翘起的尖尾，中部束腰，下承三只细锥形足，侧面设半环形鋬，整体均匀挺拔。整器虽无繁缛装饰，却在比例与线条中透出早期礼器的庄重与节制。专家介绍，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陶爵常与尊、平底盆、三足盘等酒器、食器组合出现，共同构成一套具有礼仪功能的器物群。

罕见文物“出库”讲述历史小细节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件深藏库房多年、平日难得一见的文物等，这些展品不以体量取胜，却充满细节趣味，为观众讲述具体而微的历史。

一件隋代俯首俑，其蜷坐在地、头埋于膝的姿势让那些常被宏大历史叙事淹没的普通人形象浮凸而出。器物通体无釉、无衣纹雕饰，简单弯曲的脊背，将一名仆役、劳者或侍从的疲惫、恭顺凝固其中，仿佛讲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历史中无名群体的故事。

还有一件西晋时期的“铜熨斗支架”，让观众发出惊叹：原来古人早已懂得熨烫衣物？据介绍，熨斗最初可追溯至商代“炮烙”刑具，至战国、汉代，随着纺织业发展，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器具，成为宫廷与贵族注重仪容、追求精致生活的象征。这件支架为熨斗长柄部分，柄首雕一蹲踞瑞兽，下方穿孔用于悬挂熨斗，让人联想到魏晋时期衣冠考究、礼俗分明的日常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