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南部日出鸟瞰图。图源：视觉中国

3月2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第三天。

关于伊朗的叙事，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标签：战乱、空袭、制裁、汇率暴跌……它们堆叠起来像一堵高墙，墙那边的人，面目模糊。

涌金君辗转联系到一位曾在伊朗长期生活、学习的浙商张先生，张先生经营一家面向伊朗的外贸公司超20年，他足迹遍布杭州、宁波、绍兴的外贸工厂，为伊朗客户采购商品，从纺织到化工均有涉及。

他的记忆与牵挂，为我们呈现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伊朗往事”。

以下是张先生的自述。

01 一夜未眠、一台无法到达的设备

今天半夜两点，一阵铃声惊醒了我。手机里传来带着电流杂音的波斯语：“张，我没事。”

挂掉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入睡。

这个在深夜报平安的人，是我认识最久的伊朗朋友之一阿拉什。2005年，我在杭州批发方巾时认识了他——那时他还只会说几句生硬的中文，在四季青市场里仔细挑着丝绸。

两年后，他开起了一个自己的小作坊，到2014年升级为小工厂，如今已经是伊朗数一数二的头巾印花厂了。

二十年。我看着他从一个精明的采购商，变成工厂主，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看着我替他采购的原料加工成方巾，挂进德黑兰最古老的市集。

我们的关系早就超越了生意伙伴。

“像家人。”采访中我说出这个词时，突然意识到，二十年的生意往来，编织的不仅是丝绸，更是人与人之间细密坚韧的纽带。

2月28日，新闻推送涌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安全。这些年局势起伏，我们习惯了在动荡时互相报一声平安。只是，这一次的消息来得太晚。

此刻我才知道，阿拉什人在加拿大——十几天前刚飞去谈生意。

但他的家人、他的仓库、他二十年经营的全部根基，都在德黑兰。

他告诉我，轰炸开始后，他拼命联系国内亲人。信号时断时续，网上还流传着大巴扎被炸的图片。“我的心都沉了。”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无数伊朗家庭的生计。

伊朗德黑兰城市天际线、公路和雪山。图源：视觉中国

天亮时，我的微信里开始涌入各种信息。

第一条来自设备供应商：“张总，伊朗那边的尾款还是没到，您看这台印花机……”

这是一台似乎困在了杭州车间里的印花设备。

2023年底，阿拉什的工厂为了升级生产线，订了这台专用机器。定金交付顺利，设备开始生产。但两个月后，尾款迟迟未到。

“外汇管制卡住了。”美伊局势紧张后，所有进口设备都要走漫长流程——海关、央行、本地汇款商，一步卡住，全链停滞，我们等了近两年，去年底，中国供应商发来最后通牒：再不提货，设备将按违约处理。

一个月前，局势稍缓，我们决定重新订购。新合同签了，定金付了，这次流程快得出奇。可就在一月，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网络关停十几天。

工厂负责人问：“怎么办？”

我还想再等等。

按照原计划，设备这两天就该发货。

可是，战争爆发了。

2月28日成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当晚，我收到一位合作了十二年的老客户的信息——“新订单暂停。已下订单暂缓。目前联系不上伊朗工厂。”

两个正洽谈的订单，货值约一百万人民币，瞬间归零。

物流也停摆了。货代们发来信息：“28日起，所有赴伊朗货物，包括此前已报关、已上船的，均暂停出运。”我熟悉的货代悄悄告诉我，有货轮甚至将已装船的集装箱重新卸下——航线风险太高，无人敢冒险。

我这边还好，但这些年来，伊朗商人的压力是双重的：从中国采购必须支付现金，而伊朗国内销售通行支票结算——货到后数月才能兑现，兑现时如果对方账户金额不足则无法提款。汇率的剧烈波动，让三个月的货运周期变成一场豪赌。

货到时，里亚尔可能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每一次交易，都押上了全部身家。

02 一路暴跌的汇率、最低工资与天价开心果

2003年，我从伊朗学语言回来，开始做伊朗生意。那时的汇率是1000里亚尔兑1元人民币。

那时伊朗还是富裕国家，在西方制裁的空隙中保持着一种繁荣，来中国采购的伊朗商人拿回去什么都赚钱——从一根牙签到一台机床。

2008至2009年，伊核谈判前后，里亚尔开始明显贬值，汇率逐渐跌至3000:1。

那是我第一次被汇率震撼。有个客户订购了三个柜的打印纸，货值百万。定金付了，货发了，钱也交给了伊朗央行。

等了两个月，央行公布新汇率：1000里亚尔兑1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骤升至3000:1。客户被告知：要么退款，要么补足差价。

无论如何，一大笔钱蒸发了。

2018年，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里亚尔遭遇断崖式贬值，兑人民币汇率从5000:1，在两个月内暴跌至20000:1。石油经济的基础被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脉搏开始紊乱。

我上一次去伊朗是去年10月。汇率是150000:1。离开时是12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20000:1。

二十多年，从1000到246000（战前最新数据）。这串数字背后，是普通伊朗人不断缩水的储蓄、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越来越窄的生存空间。

德黑兰大巴扎，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市场之一。

二十年前，这里很少有中国商人。伊朗商人习惯与欧洲做生意，中国的角色更像是替补。但中国外贸的黄金时代与伊朗最后的繁荣期重叠了——那些年，我们互相成就。

现在，这个市场被战争关闭了。

入夜的伊朗伊斯法罕大巴扎。图源：视觉中国

但我记忆中的市场，是另一种样子：拥挤的巷道里飘散着藏红花和肉桂的香气，店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进去喝杯茶，哪怕你只是路过。我的伊朗朋友们在这里经营着家族生意，父亲传给儿子，叔叔带着侄子。

我去年去伊朗，就发现市场冷清了许多。

除了维持生产必需的材料，客户们不敢下任何新订单。他们害怕。害怕钱汇不出来，害怕货进不来，害怕今天付的款，明天就贬值一半。

最直观的，还是萧条背后的民生困境。

伊朗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按通胀率强制上调15-20%。但现实是，物价的涨幅远超工资增速。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看，伊朗政府已经为民生保障做出了巨大努力：全球最低的水电燃气收费标准（几分钱一度电）；基本主食比如馕饼有面粉补贴，因此价格稳定。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涨价。

一个工厂工人每月到手约1500元人民币，而牛羊肉的价格超过100元一公斤。许多家庭难以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

最让我感触的是坚果。

伊朗原本是全球最大的坚果出口国之一。往年客户来访，总会带来成包的开心果、核桃作为礼物。但现在，他们带来的只是一个小袋子——当地的开心果已经涨到130元一公斤了。而两年前，还只要30元。

这种细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让人难过——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富饶的物产都变得奢侈，可想而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

03 我眼中的伊朗

如果只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你永远不会认识我认识的伊朗。

在那些报道里，伊朗是面目模糊的“敌人”。但在我二十年的交往中，伊朗是具体的、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

到任何一位伊朗朋友家中做客，他们会端出最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的炖菜、烤得焦脆的羊肉、摆满桌子的各色干果。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

一次，我去德黑兰出差，伊斯法罕的朋友邀请我去做客。四百公里，他专程开车来接。到了才发现，好几个共同的朋友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准备了烧烤架，我们一起开车到山上，在星空下烤肉、唱歌、聊天到深夜。

这些朋友，有些已经多年没有生意往来。但逢年过节的问候从不会少，知道我去伊朗，一定会想办法见上一面。

生意会波动，局势会变化，但友谊跨越国界和文化。

2016年，我和我哥哥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送下一代去伊朗上学。

很多人都很奇怪，但在那里生活的三年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社会治安问题。一次都没有。

伊朗老百姓的热情和友善，尤其是对中国人，常常让人感动。街上问路，对方可能会直接带你走到目的地，甚至邀请你回家喝茶吃饭。

这个国家只是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符号。

孩子们在伊朗学习波斯语，接触这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我的侄女对伊朗有着深深的眷恋——伊朗被美国袭击后，她在朋友圈写了长长的文字，配图是她在伊朗走过的许多个街巷。

采访的最后，涌金君问我：“这几天，伊朗朋友有没有哪句话是让你触动特别大的？”

我沉默了很久，因为答案是：“已经联系不上了。”

从28日开始，许多朋友的WhatsApp头像再也没有亮起，电话无法接通，信息显示未读。我们只能等待。人等待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回忆。

我回想起那些山中烧烤的夜晚——朋友们围坐，炭火噼啪作响，肉串滋滋冒油，有人弹起琴，有人跟着唱。远处村庄的灯火如星河铺展，那一刻，战争、制裁、汇率，宏大的词汇都不见了。

我上学时候常读波斯语的诗，有几句来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树荫下，带着一卷诗章，

一块面包，一壶酒香，

有君伴我吟唱，

哦，荒野此刻成天堂！

旅游杂志中最常提到的当地地标之一：伊朗粉红清真寺。图源：视觉中国

这首诗写的，不就是那些夜晚吗？

可现在，这片土地正在被炮火威胁，天堂不再。

二十年来，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们经历的汇率波动、制裁升级、社会动荡，已经太多。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这次可能真的结束了。

但每一次，总有电话重新接通，总有订单重新开始，总有人从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发来信息：“张，我还在。”

这份“还在”，是贸易的数字无法衡量的价值。

战争终将过去——或许很快，或许很慢。丝绸的韧性在于，它看似柔软，却能承受时间的拉扯，撕裂后仍可缝合。

当硝烟散尽，市场重开，我的第一通电话一定会拨向德黑兰。我不会问“有没有新订单”，我只想听到一句平安。

那时，汇率会回到某个数字，物流会重启，印花设备会终于抵达伊朗的工厂。

德黑兰南部日出鸟瞰图。图源：视觉中国

3月2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第三天。

关于伊朗的叙事，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标签：战乱、空袭、制裁、汇率暴跌……它们堆叠起来像一堵高墙，墙那边的人，面目模糊。

涌金君辗转联系到一位曾在伊朗长期生活、学习的浙商张先生，张先生经营一家面向伊朗的外贸公司超20年，他足迹遍布杭州、宁波、绍兴的外贸工厂，为伊朗客户采购商品，从纺织到化工均有涉及。

他的记忆与牵挂，为我们呈现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伊朗往事”。

以下是张先生的自述。

01 一夜未眠、一台无法到达的设备

今天半夜两点，一阵铃声惊醒了我。手机里传来带着电流杂音的波斯语：“张，我没事。”

挂掉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入睡。

这个在深夜报平安的人，是我认识最久的伊朗朋友之一阿拉什。2005年，我在杭州批发方巾时认识了他——那时他还只会说几句生硬的中文，在四季青市场里仔细挑着丝绸。

两年后，他开起了一个自己的小作坊，到2014年升级为小工厂，如今已经是伊朗数一数二的头巾印花厂了。

二十年。我看着他从一个精明的采购商，变成工厂主，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看着我替他采购的原料加工成方巾，挂进德黑兰最古老的市集。

我们的关系早就超越了生意伙伴。

“像家人。”采访中我说出这个词时，突然意识到，二十年的生意往来，编织的不仅是丝绸，更是人与人之间细密坚韧的纽带。

2月28日，新闻推送涌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安全。这些年局势起伏，我们习惯了在动荡时互相报一声平安。只是，这一次的消息来得太晚。

此刻我才知道，阿拉什人在加拿大——十几天前刚飞去谈生意。

但他的家人、他的仓库、他二十年经营的全部根基，都在德黑兰。

他告诉我，轰炸开始后，他拼命联系国内亲人。信号时断时续，网上还流传着大巴扎被炸的图片。“我的心都沉了。”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无数伊朗家庭的生计。

伊朗德黑兰城市天际线、公路和雪山。图源：视觉中国

天亮时，我的微信里开始涌入各种信息。

第一条来自设备供应商：“张总，伊朗那边的尾款还是没到，您看这台印花机……”

这是一台似乎困在了杭州车间里的印花设备。

2023年底，阿拉什的工厂为了升级生产线，订了这台专用机器。定金交付顺利，设备开始生产。但两个月后，尾款迟迟未到。

“外汇管制卡住了。”美伊局势紧张后，所有进口设备都要走漫长流程——海关、央行、本地汇款商，一步卡住，全链停滞，我们等了近两年，去年底，中国供应商发来最后通牒：再不提货，设备将按违约处理。

一个月前，局势稍缓，我们决定重新订购。新合同签了，定金付了，这次流程快得出奇。可就在一月，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网络关停十几天。

工厂负责人问：“怎么办？”

我还想再等等。

按照原计划，设备这两天就该发货。

可是，战争爆发了。

2月28日成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当晚，我收到一位合作了十二年的老客户的信息——“新订单暂停。已下订单暂缓。目前联系不上伊朗工厂。”

两个正洽谈的订单，货值约一百万人民币，瞬间归零。

物流也停摆了。货代们发来信息：“28日起，所有赴伊朗货物，包括此前已报关、已上船的，均暂停出运。”我熟悉的货代悄悄告诉我，有货轮甚至将已装船的集装箱重新卸下——航线风险太高，无人敢冒险。

我这边还好，但这些年来，伊朗商人的压力是双重的：从中国采购必须支付现金，而伊朗国内销售通行支票结算——货到后数月才能兑现，兑现时如果对方账户金额不足则无法提款。汇率的剧烈波动，让三个月的货运周期变成一场豪赌。

货到时，里亚尔可能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每一次交易，都押上了全部身家。

02 一路暴跌的汇率、最低工资与天价开心果

2003年，我从伊朗学语言回来，开始做伊朗生意。那时的汇率是1000里亚尔兑1元人民币。

那时伊朗还是富裕国家，在西方制裁的空隙中保持着一种繁荣，来中国采购的伊朗商人拿回去什么都赚钱——从一根牙签到一台机床。

2008至2009年，伊核谈判前后，里亚尔开始明显贬值，汇率逐渐跌至3000:1。

那是我第一次被汇率震撼。有个客户订购了三个柜的打印纸，货值百万。定金付了，货发了，钱也交给了伊朗央行。

等了两个月，央行公布新汇率：1000里亚尔兑1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骤升至3000:1。客户被告知：要么退款，要么补足差价。

无论如何，一大笔钱蒸发了。

2018年，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里亚尔遭遇断崖式贬值，兑人民币汇率从5000:1，在两个月内暴跌至20000:1。石油经济的基础被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脉搏开始紊乱。

我上一次去伊朗是去年10月。汇率是150000:1。离开时是12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20000:1。

二十多年，从1000到246000（战前最新数据）。这串数字背后，是普通伊朗人不断缩水的储蓄、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越来越窄的生存空间。

德黑兰大巴扎，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市场之一。

二十年前，这里很少有中国商人。伊朗商人习惯与欧洲做生意，中国的角色更像是替补。但中国外贸的黄金时代与伊朗最后的繁荣期重叠了——那些年，我们互相成就。

现在，这个市场被战争关闭了。

入夜的伊朗伊斯法罕大巴扎。图源：视觉中国

但我记忆中的市场，是另一种样子：拥挤的巷道里飘散着藏红花和肉桂的香气，店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进去喝杯茶，哪怕你只是路过。我的伊朗朋友们在这里经营着家族生意，父亲传给儿子，叔叔带着侄子。

我去年去伊朗，就发现市场冷清了许多。

除了维持生产必需的材料，客户们不敢下任何新订单。他们害怕。害怕钱汇不出来，害怕货进不来，害怕今天付的款，明天就贬值一半。

最直观的，还是萧条背后的民生困境。

伊朗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按通胀率强制上调15-20%。但现实是，物价的涨幅远超工资增速。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看，伊朗政府已经为民生保障做出了巨大努力：全球最低的水电燃气收费标准（几分钱一度电）；基本主食比如馕饼有面粉补贴，因此价格稳定。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涨价。

一个工厂工人每月到手约1500元人民币，而牛羊肉的价格超过100元一公斤。许多家庭难以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

最让我感触的是坚果。

伊朗原本是全球最大的坚果出口国之一。往年客户来访，总会带来成包的开心果、核桃作为礼物。但现在，他们带来的只是一个小袋子——当地的开心果已经涨到130元一公斤了。而两年前，还只要30元。

这种细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让人难过——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富饶的物产都变得奢侈，可想而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

03 我眼中的伊朗

如果只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你永远不会认识我认识的伊朗。

在那些报道里，伊朗是面目模糊的“敌人”。但在我二十年的交往中，伊朗是具体的、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

到任何一位伊朗朋友家中做客，他们会端出最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的炖菜、烤得焦脆的羊肉、摆满桌子的各色干果。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

一次，我去德黑兰出差，伊斯法罕的朋友邀请我去做客。四百公里，他专程开车来接。到了才发现，好几个共同的朋友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准备了烧烤架，我们一起开车到山上，在星空下烤肉、唱歌、聊天到深夜。

这些朋友，有些已经多年没有生意往来。但逢年过节的问候从不会少，知道我去伊朗，一定会想办法见上一面。

生意会波动，局势会变化，但友谊跨越国界和文化。

2016年，我和我哥哥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送下一代去伊朗上学。

很多人都很奇怪，但在那里生活的三年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社会治安问题。一次都没有。

伊朗老百姓的热情和友善，尤其是对中国人，常常让人感动。街上问路，对方可能会直接带你走到目的地，甚至邀请你回家喝茶吃饭。

这个国家只是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符号。

孩子们在伊朗学习波斯语，接触这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我的侄女对伊朗有着深深的眷恋——伊朗被美国袭击后，她在朋友圈写了长长的文字，配图是她在伊朗走过的许多个街巷。

采访的最后，涌金君问我：“这几天，伊朗朋友有没有哪句话是让你触动特别大的？”

我沉默了很久，因为答案是：“已经联系不上了。”

从28日开始，许多朋友的WhatsApp头像再也没有亮起，电话无法接通，信息显示未读。我们只能等待。人等待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回忆。

我回想起那些山中烧烤的夜晚——朋友们围坐，炭火噼啪作响，肉串滋滋冒油，有人弹起琴，有人跟着唱。远处村庄的灯火如星河铺展，那一刻，战争、制裁、汇率，宏大的词汇都不见了。

我上学时候常读波斯语的诗，有几句来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树荫下，带着一卷诗章，

一块面包，一壶酒香，

有君伴我吟唱，

哦，荒野此刻成天堂！

旅游杂志中最常提到的当地地标之一：伊朗粉红清真寺。图源：视觉中国

这首诗写的，不就是那些夜晚吗？

可现在，这片土地正在被炮火威胁，天堂不再。

二十年来，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们经历的汇率波动、制裁升级、社会动荡，已经太多。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这次可能真的结束了。

但每一次，总有电话重新接通，总有订单重新开始，总有人从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发来信息：“张，我还在。”

这份“还在”，是贸易的数字无法衡量的价值。

战争终将过去——或许很快，或许很慢。丝绸的韧性在于，它看似柔软，却能承受时间的拉扯，撕裂后仍可缝合。

当硝烟散尽，市场重开，我的第一通电话一定会拨向德黑兰。我不会问“有没有新订单”，我只想听到一句平安。

那时，汇率会回到某个数字，物流会重启，印花设备会终于抵达伊朗的工厂。

德黑兰南部日出鸟瞰图。图源：视觉中国

3月2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第三天。

关于伊朗的叙事，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标签：战乱、空袭、制裁、汇率暴跌……它们堆叠起来像一堵高墙，墙那边的人，面目模糊。

涌金君辗转联系到一位曾在伊朗长期生活、学习的浙商张先生，张先生经营一家面向伊朗的外贸公司超20年，他足迹遍布杭州、宁波、绍兴的外贸工厂，为伊朗客户采购商品，从纺织到化工均有涉及。

他的记忆与牵挂，为我们呈现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伊朗往事”。

以下是张先生的自述。

01 一夜未眠、一台无法到达的设备

今天半夜两点，一阵铃声惊醒了我。手机里传来带着电流杂音的波斯语：“张，我没事。”

挂掉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入睡。

这个在深夜报平安的人，是我认识最久的伊朗朋友之一阿拉什。2005年，我在杭州批发方巾时认识了他——那时他还只会说几句生硬的中文，在四季青市场里仔细挑着丝绸。

两年后，他开起了一个自己的小作坊，到2014年升级为小工厂，如今已经是伊朗数一数二的头巾印花厂了。

二十年。我看着他从一个精明的采购商，变成工厂主，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看着我替他采购的原料加工成方巾，挂进德黑兰最古老的市集。

我们的关系早就超越了生意伙伴。

“像家人。”采访中我说出这个词时，突然意识到，二十年的生意往来，编织的不仅是丝绸，更是人与人之间细密坚韧的纽带。

2月28日，新闻推送涌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安全。这些年局势起伏，我们习惯了在动荡时互相报一声平安。只是，这一次的消息来得太晚。

此刻我才知道，阿拉什人在加拿大——十几天前刚飞去谈生意。

但他的家人、他的仓库、他二十年经营的全部根基，都在德黑兰。

他告诉我，轰炸开始后，他拼命联系国内亲人。信号时断时续，网上还流传着大巴扎被炸的图片。“我的心都沉了。”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无数伊朗家庭的生计。

伊朗德黑兰城市天际线、公路和雪山。图源：视觉中国

天亮时，我的微信里开始涌入各种信息。

第一条来自设备供应商：“张总，伊朗那边的尾款还是没到，您看这台印花机……”

这是一台似乎困在了杭州车间里的印花设备。

2023年底，阿拉什的工厂为了升级生产线，订了这台专用机器。定金交付顺利，设备开始生产。但两个月后，尾款迟迟未到。

“外汇管制卡住了。”美伊局势紧张后，所有进口设备都要走漫长流程——海关、央行、本地汇款商，一步卡住，全链停滞，我们等了近两年，去年底，中国供应商发来最后通牒：再不提货，设备将按违约处理。

一个月前，局势稍缓，我们决定重新订购。新合同签了，定金付了，这次流程快得出奇。可就在一月，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网络关停十几天。

工厂负责人问：“怎么办？”

我还想再等等。

按照原计划，设备这两天就该发货。

可是，战争爆发了。

2月28日成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当晚，我收到一位合作了十二年的老客户的信息——“新订单暂停。已下订单暂缓。目前联系不上伊朗工厂。”

两个正洽谈的订单，货值约一百万人民币，瞬间归零。

物流也停摆了。货代们发来信息：“28日起，所有赴伊朗货物，包括此前已报关、已上船的，均暂停出运。”我熟悉的货代悄悄告诉我，有货轮甚至将已装船的集装箱重新卸下——航线风险太高，无人敢冒险。

我这边还好，但这些年来，伊朗商人的压力是双重的：从中国采购必须支付现金，而伊朗国内销售通行支票结算——货到后数月才能兑现，兑现时如果对方账户金额不足则无法提款。汇率的剧烈波动，让三个月的货运周期变成一场豪赌。

货到时，里亚尔可能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每一次交易，都押上了全部身家。

02 一路暴跌的汇率、最低工资与天价开心果

2003年，我从伊朗学语言回来，开始做伊朗生意。那时的汇率是1000里亚尔兑1元人民币。

那时伊朗还是富裕国家，在西方制裁的空隙中保持着一种繁荣，来中国采购的伊朗商人拿回去什么都赚钱——从一根牙签到一台机床。

2008至2009年，伊核谈判前后，里亚尔开始明显贬值，汇率逐渐跌至3000:1。

那是我第一次被汇率震撼。有个客户订购了三个柜的打印纸，货值百万。定金付了，货发了，钱也交给了伊朗央行。

等了两个月，央行公布新汇率：1000里亚尔兑1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骤升至3000:1。客户被告知：要么退款，要么补足差价。

无论如何，一大笔钱蒸发了。

2018年，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里亚尔遭遇断崖式贬值，兑人民币汇率从5000:1，在两个月内暴跌至20000:1。石油经济的基础被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脉搏开始紊乱。

我上一次去伊朗是去年10月。汇率是150000:1。离开时是12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20000:1。

二十多年，从1000到246000（战前最新数据）。这串数字背后，是普通伊朗人不断缩水的储蓄、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越来越窄的生存空间。

德黑兰大巴扎，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市场之一。

二十年前，这里很少有中国商人。伊朗商人习惯与欧洲做生意，中国的角色更像是替补。但中国外贸的黄金时代与伊朗最后的繁荣期重叠了——那些年，我们互相成就。

现在，这个市场被战争关闭了。

入夜的伊朗伊斯法罕大巴扎。图源：视觉中国

但我记忆中的市场，是另一种样子：拥挤的巷道里飘散着藏红花和肉桂的香气，店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进去喝杯茶，哪怕你只是路过。我的伊朗朋友们在这里经营着家族生意，父亲传给儿子，叔叔带着侄子。

我去年去伊朗，就发现市场冷清了许多。

除了维持生产必需的材料，客户们不敢下任何新订单。他们害怕。害怕钱汇不出来，害怕货进不来，害怕今天付的款，明天就贬值一半。

最直观的，还是萧条背后的民生困境。

伊朗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按通胀率强制上调15-20%。但现实是，物价的涨幅远超工资增速。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看，伊朗政府已经为民生保障做出了巨大努力：全球最低的水电燃气收费标准（几分钱一度电）；基本主食比如馕饼有面粉补贴，因此价格稳定。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涨价。

一个工厂工人每月到手约1500元人民币，而牛羊肉的价格超过100元一公斤。许多家庭难以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

最让我感触的是坚果。

伊朗原本是全球最大的坚果出口国之一。往年客户来访，总会带来成包的开心果、核桃作为礼物。但现在，他们带来的只是一个小袋子——当地的开心果已经涨到130元一公斤了。而两年前，还只要30元。

这种细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让人难过——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富饶的物产都变得奢侈，可想而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

03 我眼中的伊朗

如果只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你永远不会认识我认识的伊朗。

在那些报道里，伊朗是面目模糊的“敌人”。但在我二十年的交往中，伊朗是具体的、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

到任何一位伊朗朋友家中做客，他们会端出最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的炖菜、烤得焦脆的羊肉、摆满桌子的各色干果。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

一次，我去德黑兰出差，伊斯法罕的朋友邀请我去做客。四百公里，他专程开车来接。到了才发现，好几个共同的朋友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准备了烧烤架，我们一起开车到山上，在星空下烤肉、唱歌、聊天到深夜。

这些朋友，有些已经多年没有生意往来。但逢年过节的问候从不会少，知道我去伊朗，一定会想办法见上一面。

生意会波动，局势会变化，但友谊跨越国界和文化。

2016年，我和我哥哥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送下一代去伊朗上学。

很多人都很奇怪，但在那里生活的三年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社会治安问题。一次都没有。

伊朗老百姓的热情和友善，尤其是对中国人，常常让人感动。街上问路，对方可能会直接带你走到目的地，甚至邀请你回家喝茶吃饭。

这个国家只是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符号。

孩子们在伊朗学习波斯语，接触这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我的侄女对伊朗有着深深的眷恋——伊朗被美国袭击后，她在朋友圈写了长长的文字，配图是她在伊朗走过的许多个街巷。

采访的最后，涌金君问我：“这几天，伊朗朋友有没有哪句话是让你触动特别大的？”

我沉默了很久，因为答案是：“已经联系不上了。”

从28日开始，许多朋友的WhatsApp头像再也没有亮起，电话无法接通，信息显示未读。我们只能等待。人等待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回忆。

我回想起那些山中烧烤的夜晚——朋友们围坐，炭火噼啪作响，肉串滋滋冒油，有人弹起琴，有人跟着唱。远处村庄的灯火如星河铺展，那一刻，战争、制裁、汇率，宏大的词汇都不见了。

我上学时候常读波斯语的诗，有几句来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树荫下，带着一卷诗章，

一块面包，一壶酒香，

有君伴我吟唱，

哦，荒野此刻成天堂！

旅游杂志中最常提到的当地地标之一：伊朗粉红清真寺。图源：视觉中国

这首诗写的，不就是那些夜晚吗？

可现在，这片土地正在被炮火威胁，天堂不再。

二十年来，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们经历的汇率波动、制裁升级、社会动荡，已经太多。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这次可能真的结束了。

但每一次，总有电话重新接通，总有订单重新开始，总有人从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发来信息：“张，我还在。”

这份“还在”，是贸易的数字无法衡量的价值。

战争终将过去——或许很快，或许很慢。丝绸的韧性在于，它看似柔软，却能承受时间的拉扯，撕裂后仍可缝合。

当硝烟散尽，市场重开，我的第一通电话一定会拨向德黑兰。我不会问“有没有新订单”，我只想听到一句平安。

那时，汇率会回到某个数字，物流会重启，印花设备会终于抵达伊朗的工厂。

德黑兰南部日出鸟瞰图。图源：视觉中国

3月2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第三天。

关于伊朗的叙事，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标签：战乱、空袭、制裁、汇率暴跌……它们堆叠起来像一堵高墙，墙那边的人，面目模糊。

涌金君辗转联系到一位曾在伊朗长期生活、学习的浙商张先生，张先生经营一家面向伊朗的外贸公司超20年，他足迹遍布杭州、宁波、绍兴的外贸工厂，为伊朗客户采购商品，从纺织到化工均有涉及。

他的记忆与牵挂，为我们呈现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伊朗往事”。

以下是张先生的自述。

01 一夜未眠、一台无法到达的设备

今天半夜两点，一阵铃声惊醒了我。手机里传来带着电流杂音的波斯语：“张，我没事。”

挂掉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入睡。

这个在深夜报平安的人，是我认识最久的伊朗朋友之一阿拉什。2005年，我在杭州批发方巾时认识了他——那时他还只会说几句生硬的中文，在四季青市场里仔细挑着丝绸。

两年后，他开起了一个自己的小作坊，到2014年升级为小工厂，如今已经是伊朗数一数二的头巾印花厂了。

二十年。我看着他从一个精明的采购商，变成工厂主，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看着我替他采购的原料加工成方巾，挂进德黑兰最古老的市集。

我们的关系早就超越了生意伙伴。

“像家人。”采访中我说出这个词时，突然意识到，二十年的生意往来，编织的不仅是丝绸，更是人与人之间细密坚韧的纽带。

2月28日，新闻推送涌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安全。这些年局势起伏，我们习惯了在动荡时互相报一声平安。只是，这一次的消息来得太晚。

此刻我才知道，阿拉什人在加拿大——十几天前刚飞去谈生意。

但他的家人、他的仓库、他二十年经营的全部根基，都在德黑兰。

他告诉我，轰炸开始后，他拼命联系国内亲人。信号时断时续，网上还流传着大巴扎被炸的图片。“我的心都沉了。”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无数伊朗家庭的生计。

伊朗德黑兰城市天际线、公路和雪山。图源：视觉中国

天亮时，我的微信里开始涌入各种信息。

第一条来自设备供应商：“张总，伊朗那边的尾款还是没到，您看这台印花机……”

这是一台似乎困在了杭州车间里的印花设备。

2023年底，阿拉什的工厂为了升级生产线，订了这台专用机器。定金交付顺利，设备开始生产。但两个月后，尾款迟迟未到。

“外汇管制卡住了。”美伊局势紧张后，所有进口设备都要走漫长流程——海关、央行、本地汇款商，一步卡住，全链停滞，我们等了近两年，去年底，中国供应商发来最后通牒：再不提货，设备将按违约处理。

一个月前，局势稍缓，我们决定重新订购。新合同签了，定金付了，这次流程快得出奇。可就在一月，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网络关停十几天。

工厂负责人问：“怎么办？”

我还想再等等。

按照原计划，设备这两天就该发货。

可是，战争爆发了。

2月28日成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当晚，我收到一位合作了十二年的老客户的信息——“新订单暂停。已下订单暂缓。目前联系不上伊朗工厂。”

两个正洽谈的订单，货值约一百万人民币，瞬间归零。

物流也停摆了。货代们发来信息：“28日起，所有赴伊朗货物，包括此前已报关、已上船的，均暂停出运。”我熟悉的货代悄悄告诉我，有货轮甚至将已装船的集装箱重新卸下——航线风险太高，无人敢冒险。

我这边还好，但这些年来，伊朗商人的压力是双重的：从中国采购必须支付现金，而伊朗国内销售通行支票结算——货到后数月才能兑现，兑现时如果对方账户金额不足则无法提款。汇率的剧烈波动，让三个月的货运周期变成一场豪赌。

货到时，里亚尔可能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每一次交易，都押上了全部身家。

02 一路暴跌的汇率、最低工资与天价开心果

2003年，我从伊朗学语言回来，开始做伊朗生意。那时的汇率是1000里亚尔兑1元人民币。

那时伊朗还是富裕国家，在西方制裁的空隙中保持着一种繁荣，来中国采购的伊朗商人拿回去什么都赚钱——从一根牙签到一台机床。

2008至2009年，伊核谈判前后，里亚尔开始明显贬值，汇率逐渐跌至3000:1。

那是我第一次被汇率震撼。有个客户订购了三个柜的打印纸，货值百万。定金付了，货发了，钱也交给了伊朗央行。

等了两个月，央行公布新汇率：1000里亚尔兑1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骤升至3000:1。客户被告知：要么退款，要么补足差价。

无论如何，一大笔钱蒸发了。

2018年，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里亚尔遭遇断崖式贬值，兑人民币汇率从5000:1，在两个月内暴跌至20000:1。石油经济的基础被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脉搏开始紊乱。

我上一次去伊朗是去年10月。汇率是150000:1。离开时是12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20000:1。

二十多年，从1000到246000（战前最新数据）。这串数字背后，是普通伊朗人不断缩水的储蓄、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越来越窄的生存空间。

德黑兰大巴扎，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市场之一。

二十年前，这里很少有中国商人。伊朗商人习惯与欧洲做生意，中国的角色更像是替补。但中国外贸的黄金时代与伊朗最后的繁荣期重叠了——那些年，我们互相成就。

现在，这个市场被战争关闭了。

入夜的伊朗伊斯法罕大巴扎。图源：视觉中国

但我记忆中的市场，是另一种样子：拥挤的巷道里飘散着藏红花和肉桂的香气，店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进去喝杯茶，哪怕你只是路过。我的伊朗朋友们在这里经营着家族生意，父亲传给儿子，叔叔带着侄子。

我去年去伊朗，就发现市场冷清了许多。

除了维持生产必需的材料，客户们不敢下任何新订单。他们害怕。害怕钱汇不出来，害怕货进不来，害怕今天付的款，明天就贬值一半。

最直观的，还是萧条背后的民生困境。

伊朗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按通胀率强制上调15-20%。但现实是，物价的涨幅远超工资增速。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看，伊朗政府已经为民生保障做出了巨大努力：全球最低的水电燃气收费标准（几分钱一度电）；基本主食比如馕饼有面粉补贴，因此价格稳定。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涨价。

一个工厂工人每月到手约1500元人民币，而牛羊肉的价格超过100元一公斤。许多家庭难以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

最让我感触的是坚果。

伊朗原本是全球最大的坚果出口国之一。往年客户来访，总会带来成包的开心果、核桃作为礼物。但现在，他们带来的只是一个小袋子——当地的开心果已经涨到130元一公斤了。而两年前，还只要30元。

这种细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让人难过——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富饶的物产都变得奢侈，可想而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

03 我眼中的伊朗

如果只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你永远不会认识我认识的伊朗。

在那些报道里，伊朗是面目模糊的“敌人”。但在我二十年的交往中，伊朗是具体的、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

到任何一位伊朗朋友家中做客，他们会端出最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的炖菜、烤得焦脆的羊肉、摆满桌子的各色干果。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

一次，我去德黑兰出差，伊斯法罕的朋友邀请我去做客。四百公里，他专程开车来接。到了才发现，好几个共同的朋友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准备了烧烤架，我们一起开车到山上，在星空下烤肉、唱歌、聊天到深夜。

这些朋友，有些已经多年没有生意往来。但逢年过节的问候从不会少，知道我去伊朗，一定会想办法见上一面。

生意会波动，局势会变化，但友谊跨越国界和文化。

2016年，我和我哥哥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送下一代去伊朗上学。

很多人都很奇怪，但在那里生活的三年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社会治安问题。一次都没有。

伊朗老百姓的热情和友善，尤其是对中国人，常常让人感动。街上问路，对方可能会直接带你走到目的地，甚至邀请你回家喝茶吃饭。

这个国家只是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符号。

孩子们在伊朗学习波斯语，接触这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我的侄女对伊朗有着深深的眷恋——伊朗被美国袭击后，她在朋友圈写了长长的文字，配图是她在伊朗走过的许多个街巷。

采访的最后，涌金君问我：“这几天，伊朗朋友有没有哪句话是让你触动特别大的？”

我沉默了很久，因为答案是：“已经联系不上了。”

从28日开始，许多朋友的WhatsApp头像再也没有亮起，电话无法接通，信息显示未读。我们只能等待。人等待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回忆。

我回想起那些山中烧烤的夜晚——朋友们围坐，炭火噼啪作响，肉串滋滋冒油，有人弹起琴，有人跟着唱。远处村庄的灯火如星河铺展，那一刻，战争、制裁、汇率，宏大的词汇都不见了。

我上学时候常读波斯语的诗，有几句来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树荫下，带着一卷诗章，

一块面包，一壶酒香，

有君伴我吟唱，

哦，荒野此刻成天堂！

旅游杂志中最常提到的当地地标之一：伊朗粉红清真寺。图源：视觉中国

这首诗写的，不就是那些夜晚吗？

可现在，这片土地正在被炮火威胁，天堂不再。

二十年来，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们经历的汇率波动、制裁升级、社会动荡，已经太多。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这次可能真的结束了。

但每一次，总有电话重新接通，总有订单重新开始，总有人从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发来信息：“张，我还在。”

这份“还在”，是贸易的数字无法衡量的价值。

战争终将过去——或许很快，或许很慢。丝绸的韧性在于，它看似柔软，却能承受时间的拉扯，撕裂后仍可缝合。

当硝烟散尽，市场重开，我的第一通电话一定会拨向德黑兰。我不会问“有没有新订单”，我只想听到一句平安。

那时，汇率会回到某个数字，物流会重启，印花设备会终于抵达伊朗的工厂。

德黑兰南部日出鸟瞰图。图源：视觉中国

3月2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第三天。

关于伊朗的叙事，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标签：战乱、空袭、制裁、汇率暴跌……它们堆叠起来像一堵高墙，墙那边的人，面目模糊。

涌金君辗转联系到一位曾在伊朗长期生活、学习的浙商张先生，张先生经营一家面向伊朗的外贸公司超20年，他足迹遍布杭州、宁波、绍兴的外贸工厂，为伊朗客户采购商品，从纺织到化工均有涉及。

他的记忆与牵挂，为我们呈现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伊朗往事”。

以下是张先生的自述。

01 一夜未眠、一台无法到达的设备

今天半夜两点，一阵铃声惊醒了我。手机里传来带着电流杂音的波斯语：“张，我没事。”

挂掉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入睡。

这个在深夜报平安的人，是我认识最久的伊朗朋友之一阿拉什。2005年，我在杭州批发方巾时认识了他——那时他还只会说几句生硬的中文，在四季青市场里仔细挑着丝绸。

两年后，他开起了一个自己的小作坊，到2014年升级为小工厂，如今已经是伊朗数一数二的头巾印花厂了。

二十年。我看着他从一个精明的采购商，变成工厂主，变成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看着我替他采购的原料加工成方巾，挂进德黑兰最古老的市集。

我们的关系早就超越了生意伙伴。

“像家人。”采访中我说出这个词时，突然意识到，二十年的生意往来，编织的不仅是丝绸，更是人与人之间细密坚韧的纽带。

2月28日，新闻推送涌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安全。这些年局势起伏，我们习惯了在动荡时互相报一声平安。只是，这一次的消息来得太晚。

此刻我才知道，阿拉什人在加拿大——十几天前刚飞去谈生意。

但他的家人、他的仓库、他二十年经营的全部根基，都在德黑兰。

他告诉我，轰炸开始后，他拼命联系国内亲人。信号时断时续，网上还流传着大巴扎被炸的图片。“我的心都沉了。”那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无数伊朗家庭的生计。

伊朗德黑兰城市天际线、公路和雪山。图源：视觉中国

天亮时，我的微信里开始涌入各种信息。

第一条来自设备供应商：“张总，伊朗那边的尾款还是没到，您看这台印花机……”

这是一台似乎困在了杭州车间里的印花设备。

2023年底，阿拉什的工厂为了升级生产线，订了这台专用机器。定金交付顺利，设备开始生产。但两个月后，尾款迟迟未到。

“外汇管制卡住了。”美伊局势紧张后，所有进口设备都要走漫长流程——海关、央行、本地汇款商，一步卡住，全链停滞，我们等了近两年，去年底，中国供应商发来最后通牒：再不提货，设备将按违约处理。

一个月前，局势稍缓，我们决定重新订购。新合同签了，定金付了，这次流程快得出奇。可就在一月，伊朗爆发大规模骚乱，网络关停十几天。

工厂负责人问：“怎么办？”

我还想再等等。

按照原计划，设备这两天就该发货。

可是，战争爆发了。

2月28日成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当晚，我收到一位合作了十二年的老客户的信息——“新订单暂停。已下订单暂缓。目前联系不上伊朗工厂。”

两个正洽谈的订单，货值约一百万人民币，瞬间归零。

物流也停摆了。货代们发来信息：“28日起，所有赴伊朗货物，包括此前已报关、已上船的，均暂停出运。”我熟悉的货代悄悄告诉我，有货轮甚至将已装船的集装箱重新卸下——航线风险太高，无人敢冒险。

我这边还好，但这些年来，伊朗商人的压力是双重的：从中国采购必须支付现金，而伊朗国内销售通行支票结算——货到后数月才能兑现，兑现时如果对方账户金额不足则无法提款。汇率的剧烈波动，让三个月的货运周期变成一场豪赌。

货到时，里亚尔可能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每一次交易，都押上了全部身家。

02 一路暴跌的汇率、最低工资与天价开心果

2003年，我从伊朗学语言回来，开始做伊朗生意。那时的汇率是1000里亚尔兑1元人民币。

那时伊朗还是富裕国家，在西方制裁的空隙中保持着一种繁荣，来中国采购的伊朗商人拿回去什么都赚钱——从一根牙签到一台机床。

2008至2009年，伊核谈判前后，里亚尔开始明显贬值，汇率逐渐跌至3000:1。

那是我第一次被汇率震撼。有个客户订购了三个柜的打印纸，货值百万。定金付了，货发了，钱也交给了伊朗央行。

等了两个月，央行公布新汇率：1000里亚尔兑1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骤升至3000:1。客户被告知：要么退款，要么补足差价。

无论如何，一大笔钱蒸发了。

2018年，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里亚尔遭遇断崖式贬值，兑人民币汇率从5000:1，在两个月内暴跌至20000:1。石油经济的基础被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脉搏开始紊乱。

我上一次去伊朗是去年10月。汇率是150000:1。离开时是12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20000:1。

二十多年，从1000到246000（战前最新数据）。这串数字背后，是普通伊朗人不断缩水的储蓄、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越来越窄的生存空间。

德黑兰大巴扎，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市场之一。

二十年前，这里很少有中国商人。伊朗商人习惯与欧洲做生意，中国的角色更像是替补。但中国外贸的黄金时代与伊朗最后的繁荣期重叠了——那些年，我们互相成就。

现在，这个市场被战争关闭了。

入夜的伊朗伊斯法罕大巴扎。图源：视觉中国

但我记忆中的市场，是另一种样子：拥挤的巷道里飘散着藏红花和肉桂的香气，店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进去喝杯茶，哪怕你只是路过。我的伊朗朋友们在这里经营着家族生意，父亲传给儿子，叔叔带着侄子。

我去年去伊朗，就发现市场冷清了许多。

除了维持生产必需的材料，客户们不敢下任何新订单。他们害怕。害怕钱汇不出来，害怕货进不来，害怕今天付的款，明天就贬值一半。

最直观的，还是萧条背后的民生困境。

伊朗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按通胀率强制上调15-20%。但现实是，物价的涨幅远超工资增速。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看，伊朗政府已经为民生保障做出了巨大努力：全球最低的水电燃气收费标准（几分钱一度电）；基本主食比如馕饼有面粉补贴，因此价格稳定。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涨价。

一个工厂工人每月到手约1500元人民币，而牛羊肉的价格超过100元一公斤。许多家庭难以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

最让我感触的是坚果。

伊朗原本是全球最大的坚果出口国之一。往年客户来访，总会带来成包的开心果、核桃作为礼物。但现在，他们带来的只是一个小袋子——当地的开心果已经涨到130元一公斤了。而两年前，还只要30元。

这种细节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让人难过——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富饶的物产都变得奢侈，可想而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

03 我眼中的伊朗

如果只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你永远不会认识我认识的伊朗。

在那些报道里，伊朗是面目模糊的“敌人”。但在我二十年的交往中，伊朗是具体的、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

到任何一位伊朗朋友家中做客，他们会端出最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的炖菜、烤得焦脆的羊肉、摆满桌子的各色干果。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

一次，我去德黑兰出差，伊斯法罕的朋友邀请我去做客。四百公里，他专程开车来接。到了才发现，好几个共同的朋友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准备了烧烤架，我们一起开车到山上，在星空下烤肉、唱歌、聊天到深夜。

这些朋友，有些已经多年没有生意往来。但逢年过节的问候从不会少，知道我去伊朗，一定会想办法见上一面。

生意会波动，局势会变化，但友谊跨越国界和文化。

2016年，我和我哥哥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送下一代去伊朗上学。

很多人都很奇怪，但在那里生活的三年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社会治安问题。一次都没有。

伊朗老百姓的热情和友善，尤其是对中国人，常常让人感动。街上问路，对方可能会直接带你走到目的地，甚至邀请你回家喝茶吃饭。

这个国家只是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符号。

孩子们在伊朗学习波斯语，接触这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我的侄女对伊朗有着深深的眷恋——伊朗被美国袭击后，她在朋友圈写了长长的文字，配图是她在伊朗走过的许多个街巷。

采访的最后，涌金君问我：“这几天，伊朗朋友有没有哪句话是让你触动特别大的？”

我沉默了很久，因为答案是：“已经联系不上了。”

从28日开始，许多朋友的WhatsApp头像再也没有亮起，电话无法接通，信息显示未读。我们只能等待。人等待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回忆。

我回想起那些山中烧烤的夜晚——朋友们围坐，炭火噼啪作响，肉串滋滋冒油，有人弹起琴，有人跟着唱。远处村庄的灯火如星河铺展，那一刻，战争、制裁、汇率，宏大的词汇都不见了。

我上学时候常读波斯语的诗，有几句来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树荫下，带着一卷诗章，

一块面包，一壶酒香，

有君伴我吟唱，

哦，荒野此刻成天堂！

旅游杂志中最常提到的当地地标之一：伊朗粉红清真寺。图源：视觉中国

这首诗写的，不就是那些夜晚吗？

可现在，这片土地正在被炮火威胁，天堂不再。

二十年来，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们经历的汇率波动、制裁升级、社会动荡，已经太多。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这次可能真的结束了。

但每一次，总有电话重新接通，总有订单重新开始，总有人从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发来信息：“张，我还在。”

这份“还在”，是贸易的数字无法衡量的价值。

战争终将过去——或许很快，或许很慢。丝绸的韧性在于，它看似柔软，却能承受时间的拉扯，撕裂后仍可缝合。

当硝烟散尽，市场重开，我的第一通电话一定会拨向德黑兰。我不会问“有没有新订单”，我只想听到一句平安。

那时，汇率会回到某个数字，物流会重启，印花设备会终于抵达伊朗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