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道上，常有那么一位五寸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1934年第8期《清华暑期周刊》发表的《教授印象记》中，如此刻画“中年”的俞平伯，其时俞平伯才34岁，被视为“旧”人。

“五四”时期的俞平伯专注白话诗，后转向散文，平生出过5本散文集，《杂拌儿》（1928年）、《杂拌儿之二》（1933年）分别是首本和第三本，皆由开明书店出版，钱玄同题签。

名“杂拌儿”，内容也真杂，有文艺评论、文史考证、杂文、序、文言文，还有白话诗。但最受关注的，还是《陶然亭的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山阴五日记游》《梦记》《阳台山大觉寺》等“美文”，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施蛰存先生回忆：“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散文”，相对于“五四散文”而言。俞平伯原本写“五四散文”，比如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通篇贴标签、上纲上线，未比较阴阳历的优劣，却“战斗力”拉满。但俞平伯毕竟出自世家（曾祖父是国学大师俞樾），旧学功底深厚，很快便意识到“五四散文”不适合自己。

俞平伯16岁上北大，后以小说为研究方向，老师是“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表面看，俞平伯也强调“文学趣味”，与乃师胡适同，其实二人有很大差异。胡适的“文学趣味”指故事性，引为“去儒化”的工具；俞平伯的“文学趣味”则是朱自清所说的“古怪的综合”，甚至不重描写，“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

周作人将俞平伯的“文学趣味”概括为文字的“涩”感，称他“近于明朝人”，文章优点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

“五四”之后，散文一度领袖文坛，学者晓原认为，呈“社会派”与“人生派”二途，前者文以载道，后者“述说人生的种种感悟，由此揭示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精神与人生意蕴”。

俞平伯作为“京派”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专注“严肃文学”，文本自觉性强，而同属“京派”第二代作家的朱自清则走了不同的路，二人同题各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朱文积极入世，俞文消极避世，却都精描出生命的一种可能。

对于这种分殊，《杂拌儿》中首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写道：“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因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狗是得意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看狗戏的群公岂不怅然有失呢。”

把写作喻为“狗戏”，一方面，呈现了俞平伯自幼受江南佛教影响，心态灰暗；但另一方面，也准确击中了“五四”后青年们充满无力感、幻灭感的集体心态。同属“京派”的评论家李长之说：“俞平伯先生的根本态度，是一种淡味……再淡也没有了，却不是乏味的。”

李长之对俞平伯有期待：“在国外，一个作家到了七八十岁，依然是有希望的……俞先生的‘中年’之感，希望他马上撤回。像看运动会，对快要不跑的人，便不禁呼：‘加油！’”

然而，文学的魅力需时间来验证，求新未必长新，叙旧也未必速朽。1982年1月，施蛰存先生重读两本《杂拌儿》，他写道：“‘新’和‘旧’是一对辨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遂推荐《百花洲文库》重印二书。时俞平伯先生仍在世，不很愿意重出“五十年前的‘废话’”，删去了其中两篇。

《杂拌儿》饱含旧意，可几十年后，读来却如此之新。或如周作人在本书《题记》中所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在清华道上，常有那么一位五寸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1934年第8期《清华暑期周刊》发表的《教授印象记》中，如此刻画“中年”的俞平伯，其时俞平伯才34岁，被视为“旧”人。

“五四”时期的俞平伯专注白话诗，后转向散文，平生出过5本散文集，《杂拌儿》（1928年）、《杂拌儿之二》（1933年）分别是首本和第三本，皆由开明书店出版，钱玄同题签。

名“杂拌儿”，内容也真杂，有文艺评论、文史考证、杂文、序、文言文，还有白话诗。但最受关注的，还是《陶然亭的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山阴五日记游》《梦记》《阳台山大觉寺》等“美文”，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施蛰存先生回忆：“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散文”，相对于“五四散文”而言。俞平伯原本写“五四散文”，比如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通篇贴标签、上纲上线，未比较阴阳历的优劣，却“战斗力”拉满。但俞平伯毕竟出自世家（曾祖父是国学大师俞樾），旧学功底深厚，很快便意识到“五四散文”不适合自己。

俞平伯16岁上北大，后以小说为研究方向，老师是“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表面看，俞平伯也强调“文学趣味”，与乃师胡适同，其实二人有很大差异。胡适的“文学趣味”指故事性，引为“去儒化”的工具；俞平伯的“文学趣味”则是朱自清所说的“古怪的综合”，甚至不重描写，“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

周作人将俞平伯的“文学趣味”概括为文字的“涩”感，称他“近于明朝人”，文章优点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

“五四”之后，散文一度领袖文坛，学者晓原认为，呈“社会派”与“人生派”二途，前者文以载道，后者“述说人生的种种感悟，由此揭示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精神与人生意蕴”。

俞平伯作为“京派”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专注“严肃文学”，文本自觉性强，而同属“京派”第二代作家的朱自清则走了不同的路，二人同题各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朱文积极入世，俞文消极避世，却都精描出生命的一种可能。

对于这种分殊，《杂拌儿》中首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写道：“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因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狗是得意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看狗戏的群公岂不怅然有失呢。”

把写作喻为“狗戏”，一方面，呈现了俞平伯自幼受江南佛教影响，心态灰暗；但另一方面，也准确击中了“五四”后青年们充满无力感、幻灭感的集体心态。同属“京派”的评论家李长之说：“俞平伯先生的根本态度，是一种淡味……再淡也没有了，却不是乏味的。”

李长之对俞平伯有期待：“在国外，一个作家到了七八十岁，依然是有希望的……俞先生的‘中年’之感，希望他马上撤回。像看运动会，对快要不跑的人，便不禁呼：‘加油！’”

然而，文学的魅力需时间来验证，求新未必长新，叙旧也未必速朽。1982年1月，施蛰存先生重读两本《杂拌儿》，他写道：“‘新’和‘旧’是一对辨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遂推荐《百花洲文库》重印二书。时俞平伯先生仍在世，不很愿意重出“五十年前的‘废话’”，删去了其中两篇。

《杂拌儿》饱含旧意，可几十年后，读来却如此之新。或如周作人在本书《题记》中所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在清华道上，常有那么一位五寸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1934年第8期《清华暑期周刊》发表的《教授印象记》中，如此刻画“中年”的俞平伯，其时俞平伯才34岁，被视为“旧”人。

“五四”时期的俞平伯专注白话诗，后转向散文，平生出过5本散文集，《杂拌儿》（1928年）、《杂拌儿之二》（1933年）分别是首本和第三本，皆由开明书店出版，钱玄同题签。

名“杂拌儿”，内容也真杂，有文艺评论、文史考证、杂文、序、文言文，还有白话诗。但最受关注的，还是《陶然亭的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山阴五日记游》《梦记》《阳台山大觉寺》等“美文”，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施蛰存先生回忆：“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散文”，相对于“五四散文”而言。俞平伯原本写“五四散文”，比如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通篇贴标签、上纲上线，未比较阴阳历的优劣，却“战斗力”拉满。但俞平伯毕竟出自世家（曾祖父是国学大师俞樾），旧学功底深厚，很快便意识到“五四散文”不适合自己。

俞平伯16岁上北大，后以小说为研究方向，老师是“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表面看，俞平伯也强调“文学趣味”，与乃师胡适同，其实二人有很大差异。胡适的“文学趣味”指故事性，引为“去儒化”的工具；俞平伯的“文学趣味”则是朱自清所说的“古怪的综合”，甚至不重描写，“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

周作人将俞平伯的“文学趣味”概括为文字的“涩”感，称他“近于明朝人”，文章优点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

“五四”之后，散文一度领袖文坛，学者晓原认为，呈“社会派”与“人生派”二途，前者文以载道，后者“述说人生的种种感悟，由此揭示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精神与人生意蕴”。

俞平伯作为“京派”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专注“严肃文学”，文本自觉性强，而同属“京派”第二代作家的朱自清则走了不同的路，二人同题各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朱文积极入世，俞文消极避世，却都精描出生命的一种可能。

对于这种分殊，《杂拌儿》中首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写道：“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因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狗是得意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看狗戏的群公岂不怅然有失呢。”

把写作喻为“狗戏”，一方面，呈现了俞平伯自幼受江南佛教影响，心态灰暗；但另一方面，也准确击中了“五四”后青年们充满无力感、幻灭感的集体心态。同属“京派”的评论家李长之说：“俞平伯先生的根本态度，是一种淡味……再淡也没有了，却不是乏味的。”

李长之对俞平伯有期待：“在国外，一个作家到了七八十岁，依然是有希望的……俞先生的‘中年’之感，希望他马上撤回。像看运动会，对快要不跑的人，便不禁呼：‘加油！’”

然而，文学的魅力需时间来验证，求新未必长新，叙旧也未必速朽。1982年1月，施蛰存先生重读两本《杂拌儿》，他写道：“‘新’和‘旧’是一对辨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遂推荐《百花洲文库》重印二书。时俞平伯先生仍在世，不很愿意重出“五十年前的‘废话’”，删去了其中两篇。

《杂拌儿》饱含旧意，可几十年后，读来却如此之新。或如周作人在本书《题记》中所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在清华道上，常有那么一位五寸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1934年第8期《清华暑期周刊》发表的《教授印象记》中，如此刻画“中年”的俞平伯，其时俞平伯才34岁，被视为“旧”人。

“五四”时期的俞平伯专注白话诗，后转向散文，平生出过5本散文集，《杂拌儿》（1928年）、《杂拌儿之二》（1933年）分别是首本和第三本，皆由开明书店出版，钱玄同题签。

名“杂拌儿”，内容也真杂，有文艺评论、文史考证、杂文、序、文言文，还有白话诗。但最受关注的，还是《陶然亭的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山阴五日记游》《梦记》《阳台山大觉寺》等“美文”，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施蛰存先生回忆：“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散文”，相对于“五四散文”而言。俞平伯原本写“五四散文”，比如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通篇贴标签、上纲上线，未比较阴阳历的优劣，却“战斗力”拉满。但俞平伯毕竟出自世家（曾祖父是国学大师俞樾），旧学功底深厚，很快便意识到“五四散文”不适合自己。

俞平伯16岁上北大，后以小说为研究方向，老师是“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表面看，俞平伯也强调“文学趣味”，与乃师胡适同，其实二人有很大差异。胡适的“文学趣味”指故事性，引为“去儒化”的工具；俞平伯的“文学趣味”则是朱自清所说的“古怪的综合”，甚至不重描写，“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

周作人将俞平伯的“文学趣味”概括为文字的“涩”感，称他“近于明朝人”，文章优点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

“五四”之后，散文一度领袖文坛，学者晓原认为，呈“社会派”与“人生派”二途，前者文以载道，后者“述说人生的种种感悟，由此揭示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精神与人生意蕴”。

俞平伯作为“京派”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专注“严肃文学”，文本自觉性强，而同属“京派”第二代作家的朱自清则走了不同的路，二人同题各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朱文积极入世，俞文消极避世，却都精描出生命的一种可能。

对于这种分殊，《杂拌儿》中首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写道：“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因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狗是得意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看狗戏的群公岂不怅然有失呢。”

把写作喻为“狗戏”，一方面，呈现了俞平伯自幼受江南佛教影响，心态灰暗；但另一方面，也准确击中了“五四”后青年们充满无力感、幻灭感的集体心态。同属“京派”的评论家李长之说：“俞平伯先生的根本态度，是一种淡味……再淡也没有了，却不是乏味的。”

李长之对俞平伯有期待：“在国外，一个作家到了七八十岁，依然是有希望的……俞先生的‘中年’之感，希望他马上撤回。像看运动会，对快要不跑的人，便不禁呼：‘加油！’”

然而，文学的魅力需时间来验证，求新未必长新，叙旧也未必速朽。1982年1月，施蛰存先生重读两本《杂拌儿》，他写道：“‘新’和‘旧’是一对辨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遂推荐《百花洲文库》重印二书。时俞平伯先生仍在世，不很愿意重出“五十年前的‘废话’”，删去了其中两篇。

《杂拌儿》饱含旧意，可几十年后，读来却如此之新。或如周作人在本书《题记》中所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在清华道上，常有那么一位五寸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1934年第8期《清华暑期周刊》发表的《教授印象记》中，如此刻画“中年”的俞平伯，其时俞平伯才34岁，被视为“旧”人。

“五四”时期的俞平伯专注白话诗，后转向散文，平生出过5本散文集，《杂拌儿》（1928年）、《杂拌儿之二》（1933年）分别是首本和第三本，皆由开明书店出版，钱玄同题签。

名“杂拌儿”，内容也真杂，有文艺评论、文史考证、杂文、序、文言文，还有白话诗。但最受关注的，还是《陶然亭的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山阴五日记游》《梦记》《阳台山大觉寺》等“美文”，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施蛰存先生回忆：“平伯先生的著作，我总是一出版就去买来读，因此，印象极深。《燕知草》和两本《杂拌儿》，我尤其喜欢，因为它们是有独特风格的新散文。”

“新散文”，相对于“五四散文”而言。俞平伯原本写“五四散文”，比如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通篇贴标签、上纲上线，未比较阴阳历的优劣，却“战斗力”拉满。但俞平伯毕竟出自世家（曾祖父是国学大师俞樾），旧学功底深厚，很快便意识到“五四散文”不适合自己。

俞平伯16岁上北大，后以小说为研究方向，老师是“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表面看，俞平伯也强调“文学趣味”，与乃师胡适同，其实二人有很大差异。胡适的“文学趣味”指故事性，引为“去儒化”的工具；俞平伯的“文学趣味”则是朱自清所说的“古怪的综合”，甚至不重描写，“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朴素的趣味”。

周作人将俞平伯的“文学趣味”概括为文字的“涩”感，称他“近于明朝人”，文章优点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

“五四”之后，散文一度领袖文坛，学者晓原认为，呈“社会派”与“人生派”二途，前者文以载道，后者“述说人生的种种感悟，由此揭示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精神与人生意蕴”。

俞平伯作为“京派”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专注“严肃文学”，文本自觉性强，而同属“京派”第二代作家的朱自清则走了不同的路，二人同题各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朱文积极入世，俞文消极避世，却都精描出生命的一种可能。

对于这种分殊，《杂拌儿》中首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写道：“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因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狗是得意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看狗戏的群公岂不怅然有失呢。”

把写作喻为“狗戏”，一方面，呈现了俞平伯自幼受江南佛教影响，心态灰暗；但另一方面，也准确击中了“五四”后青年们充满无力感、幻灭感的集体心态。同属“京派”的评论家李长之说：“俞平伯先生的根本态度，是一种淡味……再淡也没有了，却不是乏味的。”

李长之对俞平伯有期待：“在国外，一个作家到了七八十岁，依然是有希望的……俞先生的‘中年’之感，希望他马上撤回。像看运动会，对快要不跑的人，便不禁呼：‘加油！’”

然而，文学的魅力需时间来验证，求新未必长新，叙旧也未必速朽。1982年1月，施蛰存先生重读两本《杂拌儿》，他写道：“‘新’和‘旧’是一对辨证的状词，无新无旧，因旧见新。”“现在读新兴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当年那种新的感觉。”遂推荐《百花洲文库》重印二书。时俞平伯先生仍在世，不很愿意重出“五十年前的‘废话’”，删去了其中两篇。

《杂拌儿》饱含旧意，可几十年后，读来却如此之新。或如周作人在本书《题记》中所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