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东来近日推出了全新小说集《她和她的决心》，一部从真实处境出发的小说集，六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切入我们共同的女性生活。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新作中，东来展现了自省和剖白的勇气，“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她不再借助他者视角来完成表达，而是回归对自身的开掘，在自我觉察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序（选读）

恐惧是一种幻觉，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明白。

在成长过程中，我害怕过世上诸多事物：黑夜，荒野，深海，人群……看不见的神鬼，未具名的幽魅，不可抵达的未来……恐惧诱使我犯错，犯错又加深恐惧，如此循环往复，使我战战兢兢。

但长期以来，我最害怕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的家族中并没有可供参照的女性出走的例子，所见唯有困顿和挣扎，我不由生出对个人命运的忧虑，害怕重蹈其中任何一个女性的覆辙，我的生活主题由此变成恐惧和逃离。恐惧像是一团凝重、乌黑的沥青，紧紧地粘在我的脚底，致使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沉重不堪。我努力逃离我的家庭，逃离生养之地，希望远离其辐射。在外求学和工作期间，我见到在宽松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朋友，她们的身体和神色几无蜷曲之态，两相对比，我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紧张别扭的根源在何处。

开始写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叙述。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我自己并没有察觉。直至有一天被一个读者问起，我愣在当场，只能用一两句行话搪塞过去。夜深人静，我才回过神来，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错综，它和我自身的成长紧密相关，我自身的成长又与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现实紧密相关，模仿男性视角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行为：我必须扮演一个男性才能自如地表达。

潜回写作的初心，我甚至从中寻找到一些不自知的矫饰：回避真实的不堪，模仿洒脱的态度，仰望厉害的文字。我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找的导师大部分是男性，譬如库切、石黑一雄、奈保尔，他们深深影响到了我的写作，却也赋予我几乎无法摆脱的男性视角。这种写作上的“性别错位”由“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缺席导致，极其隐蔽。

三十岁之后，许多生活的诘问逐渐浮上水面，性、婚姻、生育、职业带来诸多困境或险境，我不断体验着作为一个女性如何生存和自处。这一切，我刚学会面对。性别意识姗姗来迟，它猛烈地回击我之前的回避。我也越发感受到沉重和挣扎，认知到自己并不是旁逸斜出之人，恰恰相反，我和其他人一样，并未挣脱一种普遍的人生叙事，不过是世上平凡普通的一员。正因平凡普通，我必须更仔细究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没有什么比过一种自省的生活更能让人成长。其间较为积极的转变是，我终于能够直面内心的恐惧，并认识到恐惧的现实来源。许多问题，即便不能解决，至少也应该看见。逼视恐惧，它的破坏力便不再巨大，而幻觉的消退，就像是从冰冷的大雾中径直走出。

我在收拢和整理近年的小说时，非常意外地发现我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基本从男性变成了女性，第一人称多过第三人称，开始能够自如地用“我”来说话，表达感情不再拗造，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或许写作上的“性别错位”并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当我越来越回归到对自身的开掘、书写，扭转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很确信自己在写作上的“性别错位”扭转了，而且不会再错位。

这些小说写于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四年，这几年正是我渡过盲信盲从之海却不知该如何启新的阶段，所以依然表现出混沌和灰度。我并不依赖写作来辨认世界，但写作往往会拓印下作者当时的状态，当我回看这几篇短章时，看到的转变多于不变、沉稳多于轻浮、确信多于暧昧，因而颇感欣慰。我也在思考，同样的主题触到新地，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

正 文 选 读

决 心

八年前，母亲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老死了，她和父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矛盾，只是从某一天开始不再说话，而后平静地结束了一切。宣布结果那日，也是母亲退休的日子，父亲把我从上海召回，一家人吃了最后的晚餐。我还记得菜色：啤酒烧鸭、腊肠炒豌豆、猪肝菠菜汤、油淋苦菜。母亲在厨房忙完，菜一一上桌，三人静默地吃。

吃完饭，父亲去阳台抽烟，我陪母亲在厨房洗碗。虽然母亲马上就要离开，但她家务依然做得细致，碗碟洗净，用凉水冲洗两遍，再用厨房纸一只只擦干放入碗柜，灶台用湿抹布抹干净，再用干抹布擦干，不留一点油渍，顺手又将壁橱的边角抹了。厨房的活计忙完，母亲打开衣柜，将最近常穿的几件衣服叠好放入行李箱，又到洗手间，装好面霜、毛巾和牙刷。收拾完，父亲从阳台走出来，帮母亲把行李箱拿到楼下，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她上车，融入主街的车流，消失不见。

此前，母亲已经打包了一些行李，通过快递发走。她没有告诉我们她的落脚处，我和父亲问了许多遍，怕她被人骗到哪里去，她只是笑笑，说：“老都老了，能被谁骗？有朝一日，还能再见的。”自那日之后，母亲注销了电话号码。每隔两个月，会有一张明信片寄到家里，上面只有“安好毋挂”四字，云南一个小城的邮编。我们不知道她为何去了那里。一开始我想过去那边把母亲找回来，但父亲拦住了我，说：“由她去吧，唤不回来了。”

母亲消失之后，父亲一直独居，没有再找伴侣——我是支持的，年纪大了，找个伴互相照应，我也省心。他不肯，只说没有意思，很多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我让他再养几只鹦鹉，家里冷冷清清太凄惶了，有个能说会道的也能热闹一点。父亲说，鹦鹉再能说会道也只是假舌头，何况他并不喜欢鹦鹉，嫌弃鹦鹉屎尿潦草。此前那只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虽是他领进门的，后续却一直是母亲在照料。

失去了母亲的照料，父亲过得也潦草。他倒不是完全不会做，只是心力不逮懒得弄，形容不整理，饮食也很简陋，速冻饺子、挂面、盖浇饭，老三样翻来覆去。日子久了，他身上散发出鳏夫的气息，看着可怜极了。

我邀请他来与我同住，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说还能勉力支持，不想麻烦我。

四年前，他洗澡时滑倒，跌了个大跟头，小腿骨折，打了石膏，要养半年才能好走。我把他接到家中方便照看。自我上寄宿高中之后，我和他再没有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他无法弯腰、侧身、走路，我和丈夫轮流帮他洗澡，扶他去厕所，帮他擦拭粪便。我和丈夫都觉得帮他擦屁股不算什么，老了老了，行将就木，身体就只是骨头和肉，但父亲觉得这事让他尊严尽失。他降低上厕所的频率，憋出滞便，我们只好带他去医院，让医生帮他把那些结成土块样的干便掏出来。这事发生之后，他更觉得丢脸，深受打击，嚷着要搬回去一个人住。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轻易挂脸的人，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比从前更加冷淡，他心里筹谋着什么。

骨头养好之后，他开始打听养老院的消息。我陪着他看了四五家开在市内的，他有诸般挑剔，太贵、太拥挤、太吵闹、护工态度太差……最后无一入眼。

我说：“不如先找一家及格的试住一个月？”

他说：“挑养老院，又不是挑厕所。”

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我接到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推销员语气亲和，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去安吉的一家养老院试住两天，有专车上门接送，试住不满意不收取任何费用。推销员说：“只当是陪老人度一次假吧，费用我们来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拿到我电话的。我将此事告知父亲，他说：“那就去看看，反正没有损失。”

三日之后，到了约定时间，一辆崭新的白色保姆车停在小区门口，接上我和父亲。车很快开出城，向着山区开进，两个小时后，驶入一片竹林，竹林深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片漂亮的白色建筑——确实更像藏在深山的高档度假酒店，入口处的巨石上刻着“吉祥天安养所”六个字。

第一天，我陪父亲沿竹林小径一路向上攀爬，在附近农家吃了竹笋煲，坐缆车下山，脚下是无边无垠的竹海，晚上住养老院安排的套间。第二天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养老院。养老院占地三百亩，植物葳蕤，建筑和园艺都请了专门的设计师，有风格，却不突兀。

“院内没有一级台阶，完全无障碍通行。老人们的房间全都安排在阳面，一人一间。饮用水是山里面直接引下来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对身体好。棋牌室、健身房、KTV、游泳池、图书馆、食堂、医务室，都有，五星级酒店的配置。每位老人还能分到一小块菜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收成可以分给家人朋友，也可以卖给厨房。一位护工只负责照料两位老人，精细化服务，老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唤到护工。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一对一的特别看护套餐，加点钱就是。探访完全自由，家属想看望老人随时可以来，老人想出去住些日子也没关系，我们派车接送。”工作人员在常规介绍之余又加了一点“内幕消息”，“吉祥天的名字、选址，都是请大师算过的，住在这里可以逢凶化吉、无灾无病。”

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介绍，但我们都没怎么听进去，我盘算着费用，父亲盯着草坪上的两只蓝孔雀发呆。孔雀早已适应了人的目光，拖着长长的尾巴悠闲踱步，不时抬一下屁股，将尾巴上恢宏的屏风卖力撑起来，轻轻抖动，阳光下闪动蓝紫色的流光。

“好看，”父亲说，“就选这里吧。”

“因为孔雀？”

青年作家东来近日推出了全新小说集《她和她的决心》，一部从真实处境出发的小说集，六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切入我们共同的女性生活。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新作中，东来展现了自省和剖白的勇气，“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她不再借助他者视角来完成表达，而是回归对自身的开掘，在自我觉察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序（选读）

恐惧是一种幻觉，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明白。

在成长过程中，我害怕过世上诸多事物：黑夜，荒野，深海，人群……看不见的神鬼，未具名的幽魅，不可抵达的未来……恐惧诱使我犯错，犯错又加深恐惧，如此循环往复，使我战战兢兢。

但长期以来，我最害怕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的家族中并没有可供参照的女性出走的例子，所见唯有困顿和挣扎，我不由生出对个人命运的忧虑，害怕重蹈其中任何一个女性的覆辙，我的生活主题由此变成恐惧和逃离。恐惧像是一团凝重、乌黑的沥青，紧紧地粘在我的脚底，致使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沉重不堪。我努力逃离我的家庭，逃离生养之地，希望远离其辐射。在外求学和工作期间，我见到在宽松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朋友，她们的身体和神色几无蜷曲之态，两相对比，我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紧张别扭的根源在何处。

开始写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叙述。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我自己并没有察觉。直至有一天被一个读者问起，我愣在当场，只能用一两句行话搪塞过去。夜深人静，我才回过神来，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错综，它和我自身的成长紧密相关，我自身的成长又与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现实紧密相关，模仿男性视角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行为：我必须扮演一个男性才能自如地表达。

潜回写作的初心，我甚至从中寻找到一些不自知的矫饰：回避真实的不堪，模仿洒脱的态度，仰望厉害的文字。我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找的导师大部分是男性，譬如库切、石黑一雄、奈保尔，他们深深影响到了我的写作，却也赋予我几乎无法摆脱的男性视角。这种写作上的“性别错位”由“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缺席导致，极其隐蔽。

三十岁之后，许多生活的诘问逐渐浮上水面，性、婚姻、生育、职业带来诸多困境或险境，我不断体验着作为一个女性如何生存和自处。这一切，我刚学会面对。性别意识姗姗来迟，它猛烈地回击我之前的回避。我也越发感受到沉重和挣扎，认知到自己并不是旁逸斜出之人，恰恰相反，我和其他人一样，并未挣脱一种普遍的人生叙事，不过是世上平凡普通的一员。正因平凡普通，我必须更仔细究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没有什么比过一种自省的生活更能让人成长。其间较为积极的转变是，我终于能够直面内心的恐惧，并认识到恐惧的现实来源。许多问题，即便不能解决，至少也应该看见。逼视恐惧，它的破坏力便不再巨大，而幻觉的消退，就像是从冰冷的大雾中径直走出。

我在收拢和整理近年的小说时，非常意外地发现我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基本从男性变成了女性，第一人称多过第三人称，开始能够自如地用“我”来说话，表达感情不再拗造，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或许写作上的“性别错位”并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当我越来越回归到对自身的开掘、书写，扭转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很确信自己在写作上的“性别错位”扭转了，而且不会再错位。

这些小说写于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四年，这几年正是我渡过盲信盲从之海却不知该如何启新的阶段，所以依然表现出混沌和灰度。我并不依赖写作来辨认世界，但写作往往会拓印下作者当时的状态，当我回看这几篇短章时，看到的转变多于不变、沉稳多于轻浮、确信多于暧昧，因而颇感欣慰。我也在思考，同样的主题触到新地，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

正 文 选 读

决 心

八年前，母亲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老死了，她和父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矛盾，只是从某一天开始不再说话，而后平静地结束了一切。宣布结果那日，也是母亲退休的日子，父亲把我从上海召回，一家人吃了最后的晚餐。我还记得菜色：啤酒烧鸭、腊肠炒豌豆、猪肝菠菜汤、油淋苦菜。母亲在厨房忙完，菜一一上桌，三人静默地吃。

吃完饭，父亲去阳台抽烟，我陪母亲在厨房洗碗。虽然母亲马上就要离开，但她家务依然做得细致，碗碟洗净，用凉水冲洗两遍，再用厨房纸一只只擦干放入碗柜，灶台用湿抹布抹干净，再用干抹布擦干，不留一点油渍，顺手又将壁橱的边角抹了。厨房的活计忙完，母亲打开衣柜，将最近常穿的几件衣服叠好放入行李箱，又到洗手间，装好面霜、毛巾和牙刷。收拾完，父亲从阳台走出来，帮母亲把行李箱拿到楼下，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她上车，融入主街的车流，消失不见。

此前，母亲已经打包了一些行李，通过快递发走。她没有告诉我们她的落脚处，我和父亲问了许多遍，怕她被人骗到哪里去，她只是笑笑，说：“老都老了，能被谁骗？有朝一日，还能再见的。”自那日之后，母亲注销了电话号码。每隔两个月，会有一张明信片寄到家里，上面只有“安好毋挂”四字，云南一个小城的邮编。我们不知道她为何去了那里。一开始我想过去那边把母亲找回来，但父亲拦住了我，说：“由她去吧，唤不回来了。”

母亲消失之后，父亲一直独居，没有再找伴侣——我是支持的，年纪大了，找个伴互相照应，我也省心。他不肯，只说没有意思，很多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我让他再养几只鹦鹉，家里冷冷清清太凄惶了，有个能说会道的也能热闹一点。父亲说，鹦鹉再能说会道也只是假舌头，何况他并不喜欢鹦鹉，嫌弃鹦鹉屎尿潦草。此前那只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虽是他领进门的，后续却一直是母亲在照料。

失去了母亲的照料，父亲过得也潦草。他倒不是完全不会做，只是心力不逮懒得弄，形容不整理，饮食也很简陋，速冻饺子、挂面、盖浇饭，老三样翻来覆去。日子久了，他身上散发出鳏夫的气息，看着可怜极了。

我邀请他来与我同住，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说还能勉力支持，不想麻烦我。

四年前，他洗澡时滑倒，跌了个大跟头，小腿骨折，打了石膏，要养半年才能好走。我把他接到家中方便照看。自我上寄宿高中之后，我和他再没有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他无法弯腰、侧身、走路，我和丈夫轮流帮他洗澡，扶他去厕所，帮他擦拭粪便。我和丈夫都觉得帮他擦屁股不算什么，老了老了，行将就木，身体就只是骨头和肉，但父亲觉得这事让他尊严尽失。他降低上厕所的频率，憋出滞便，我们只好带他去医院，让医生帮他把那些结成土块样的干便掏出来。这事发生之后，他更觉得丢脸，深受打击，嚷着要搬回去一个人住。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轻易挂脸的人，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比从前更加冷淡，他心里筹谋着什么。

骨头养好之后，他开始打听养老院的消息。我陪着他看了四五家开在市内的，他有诸般挑剔，太贵、太拥挤、太吵闹、护工态度太差……最后无一入眼。

我说：“不如先找一家及格的试住一个月？”

他说：“挑养老院，又不是挑厕所。”

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我接到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推销员语气亲和，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去安吉的一家养老院试住两天，有专车上门接送，试住不满意不收取任何费用。推销员说：“只当是陪老人度一次假吧，费用我们来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拿到我电话的。我将此事告知父亲，他说：“那就去看看，反正没有损失。”

三日之后，到了约定时间，一辆崭新的白色保姆车停在小区门口，接上我和父亲。车很快开出城，向着山区开进，两个小时后，驶入一片竹林，竹林深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片漂亮的白色建筑——确实更像藏在深山的高档度假酒店，入口处的巨石上刻着“吉祥天安养所”六个字。

第一天，我陪父亲沿竹林小径一路向上攀爬，在附近农家吃了竹笋煲，坐缆车下山，脚下是无边无垠的竹海，晚上住养老院安排的套间。第二天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养老院。养老院占地三百亩，植物葳蕤，建筑和园艺都请了专门的设计师，有风格，却不突兀。

“院内没有一级台阶，完全无障碍通行。老人们的房间全都安排在阳面，一人一间。饮用水是山里面直接引下来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对身体好。棋牌室、健身房、KTV、游泳池、图书馆、食堂、医务室，都有，五星级酒店的配置。每位老人还能分到一小块菜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收成可以分给家人朋友，也可以卖给厨房。一位护工只负责照料两位老人，精细化服务，老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唤到护工。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一对一的特别看护套餐，加点钱就是。探访完全自由，家属想看望老人随时可以来，老人想出去住些日子也没关系，我们派车接送。”工作人员在常规介绍之余又加了一点“内幕消息”，“吉祥天的名字、选址，都是请大师算过的，住在这里可以逢凶化吉、无灾无病。”

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介绍，但我们都没怎么听进去，我盘算着费用，父亲盯着草坪上的两只蓝孔雀发呆。孔雀早已适应了人的目光，拖着长长的尾巴悠闲踱步，不时抬一下屁股，将尾巴上恢宏的屏风卖力撑起来，轻轻抖动，阳光下闪动蓝紫色的流光。

“好看，”父亲说，“就选这里吧。”

“因为孔雀？”

青年作家东来近日推出了全新小说集《她和她的决心》，一部从真实处境出发的小说集，六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切入我们共同的女性生活。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新作中，东来展现了自省和剖白的勇气，“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她不再借助他者视角来完成表达，而是回归对自身的开掘，在自我觉察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序（选读）

恐惧是一种幻觉，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明白。

在成长过程中，我害怕过世上诸多事物：黑夜，荒野，深海，人群……看不见的神鬼，未具名的幽魅，不可抵达的未来……恐惧诱使我犯错，犯错又加深恐惧，如此循环往复，使我战战兢兢。

但长期以来，我最害怕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的家族中并没有可供参照的女性出走的例子，所见唯有困顿和挣扎，我不由生出对个人命运的忧虑，害怕重蹈其中任何一个女性的覆辙，我的生活主题由此变成恐惧和逃离。恐惧像是一团凝重、乌黑的沥青，紧紧地粘在我的脚底，致使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沉重不堪。我努力逃离我的家庭，逃离生养之地，希望远离其辐射。在外求学和工作期间，我见到在宽松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朋友，她们的身体和神色几无蜷曲之态，两相对比，我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紧张别扭的根源在何处。

开始写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叙述。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我自己并没有察觉。直至有一天被一个读者问起，我愣在当场，只能用一两句行话搪塞过去。夜深人静，我才回过神来，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错综，它和我自身的成长紧密相关，我自身的成长又与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现实紧密相关，模仿男性视角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行为：我必须扮演一个男性才能自如地表达。

潜回写作的初心，我甚至从中寻找到一些不自知的矫饰：回避真实的不堪，模仿洒脱的态度，仰望厉害的文字。我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找的导师大部分是男性，譬如库切、石黑一雄、奈保尔，他们深深影响到了我的写作，却也赋予我几乎无法摆脱的男性视角。这种写作上的“性别错位”由“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缺席导致，极其隐蔽。

三十岁之后，许多生活的诘问逐渐浮上水面，性、婚姻、生育、职业带来诸多困境或险境，我不断体验着作为一个女性如何生存和自处。这一切，我刚学会面对。性别意识姗姗来迟，它猛烈地回击我之前的回避。我也越发感受到沉重和挣扎，认知到自己并不是旁逸斜出之人，恰恰相反，我和其他人一样，并未挣脱一种普遍的人生叙事，不过是世上平凡普通的一员。正因平凡普通，我必须更仔细究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没有什么比过一种自省的生活更能让人成长。其间较为积极的转变是，我终于能够直面内心的恐惧，并认识到恐惧的现实来源。许多问题，即便不能解决，至少也应该看见。逼视恐惧，它的破坏力便不再巨大，而幻觉的消退，就像是从冰冷的大雾中径直走出。

我在收拢和整理近年的小说时，非常意外地发现我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基本从男性变成了女性，第一人称多过第三人称，开始能够自如地用“我”来说话，表达感情不再拗造，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或许写作上的“性别错位”并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当我越来越回归到对自身的开掘、书写，扭转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很确信自己在写作上的“性别错位”扭转了，而且不会再错位。

这些小说写于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四年，这几年正是我渡过盲信盲从之海却不知该如何启新的阶段，所以依然表现出混沌和灰度。我并不依赖写作来辨认世界，但写作往往会拓印下作者当时的状态，当我回看这几篇短章时，看到的转变多于不变、沉稳多于轻浮、确信多于暧昧，因而颇感欣慰。我也在思考，同样的主题触到新地，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

正 文 选 读

决 心

八年前，母亲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老死了，她和父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矛盾，只是从某一天开始不再说话，而后平静地结束了一切。宣布结果那日，也是母亲退休的日子，父亲把我从上海召回，一家人吃了最后的晚餐。我还记得菜色：啤酒烧鸭、腊肠炒豌豆、猪肝菠菜汤、油淋苦菜。母亲在厨房忙完，菜一一上桌，三人静默地吃。

吃完饭，父亲去阳台抽烟，我陪母亲在厨房洗碗。虽然母亲马上就要离开，但她家务依然做得细致，碗碟洗净，用凉水冲洗两遍，再用厨房纸一只只擦干放入碗柜，灶台用湿抹布抹干净，再用干抹布擦干，不留一点油渍，顺手又将壁橱的边角抹了。厨房的活计忙完，母亲打开衣柜，将最近常穿的几件衣服叠好放入行李箱，又到洗手间，装好面霜、毛巾和牙刷。收拾完，父亲从阳台走出来，帮母亲把行李箱拿到楼下，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她上车，融入主街的车流，消失不见。

此前，母亲已经打包了一些行李，通过快递发走。她没有告诉我们她的落脚处，我和父亲问了许多遍，怕她被人骗到哪里去，她只是笑笑，说：“老都老了，能被谁骗？有朝一日，还能再见的。”自那日之后，母亲注销了电话号码。每隔两个月，会有一张明信片寄到家里，上面只有“安好毋挂”四字，云南一个小城的邮编。我们不知道她为何去了那里。一开始我想过去那边把母亲找回来，但父亲拦住了我，说：“由她去吧，唤不回来了。”

母亲消失之后，父亲一直独居，没有再找伴侣——我是支持的，年纪大了，找个伴互相照应，我也省心。他不肯，只说没有意思，很多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我让他再养几只鹦鹉，家里冷冷清清太凄惶了，有个能说会道的也能热闹一点。父亲说，鹦鹉再能说会道也只是假舌头，何况他并不喜欢鹦鹉，嫌弃鹦鹉屎尿潦草。此前那只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虽是他领进门的，后续却一直是母亲在照料。

失去了母亲的照料，父亲过得也潦草。他倒不是完全不会做，只是心力不逮懒得弄，形容不整理，饮食也很简陋，速冻饺子、挂面、盖浇饭，老三样翻来覆去。日子久了，他身上散发出鳏夫的气息，看着可怜极了。

我邀请他来与我同住，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说还能勉力支持，不想麻烦我。

四年前，他洗澡时滑倒，跌了个大跟头，小腿骨折，打了石膏，要养半年才能好走。我把他接到家中方便照看。自我上寄宿高中之后，我和他再没有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他无法弯腰、侧身、走路，我和丈夫轮流帮他洗澡，扶他去厕所，帮他擦拭粪便。我和丈夫都觉得帮他擦屁股不算什么，老了老了，行将就木，身体就只是骨头和肉，但父亲觉得这事让他尊严尽失。他降低上厕所的频率，憋出滞便，我们只好带他去医院，让医生帮他把那些结成土块样的干便掏出来。这事发生之后，他更觉得丢脸，深受打击，嚷着要搬回去一个人住。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轻易挂脸的人，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比从前更加冷淡，他心里筹谋着什么。

骨头养好之后，他开始打听养老院的消息。我陪着他看了四五家开在市内的，他有诸般挑剔，太贵、太拥挤、太吵闹、护工态度太差……最后无一入眼。

我说：“不如先找一家及格的试住一个月？”

他说：“挑养老院，又不是挑厕所。”

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我接到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推销员语气亲和，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去安吉的一家养老院试住两天，有专车上门接送，试住不满意不收取任何费用。推销员说：“只当是陪老人度一次假吧，费用我们来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拿到我电话的。我将此事告知父亲，他说：“那就去看看，反正没有损失。”

三日之后，到了约定时间，一辆崭新的白色保姆车停在小区门口，接上我和父亲。车很快开出城，向着山区开进，两个小时后，驶入一片竹林，竹林深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片漂亮的白色建筑——确实更像藏在深山的高档度假酒店，入口处的巨石上刻着“吉祥天安养所”六个字。

第一天，我陪父亲沿竹林小径一路向上攀爬，在附近农家吃了竹笋煲，坐缆车下山，脚下是无边无垠的竹海，晚上住养老院安排的套间。第二天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养老院。养老院占地三百亩，植物葳蕤，建筑和园艺都请了专门的设计师，有风格，却不突兀。

“院内没有一级台阶，完全无障碍通行。老人们的房间全都安排在阳面，一人一间。饮用水是山里面直接引下来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对身体好。棋牌室、健身房、KTV、游泳池、图书馆、食堂、医务室，都有，五星级酒店的配置。每位老人还能分到一小块菜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收成可以分给家人朋友，也可以卖给厨房。一位护工只负责照料两位老人，精细化服务，老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唤到护工。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一对一的特别看护套餐，加点钱就是。探访完全自由，家属想看望老人随时可以来，老人想出去住些日子也没关系，我们派车接送。”工作人员在常规介绍之余又加了一点“内幕消息”，“吉祥天的名字、选址，都是请大师算过的，住在这里可以逢凶化吉、无灾无病。”

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介绍，但我们都没怎么听进去，我盘算着费用，父亲盯着草坪上的两只蓝孔雀发呆。孔雀早已适应了人的目光，拖着长长的尾巴悠闲踱步，不时抬一下屁股，将尾巴上恢宏的屏风卖力撑起来，轻轻抖动，阳光下闪动蓝紫色的流光。

“好看，”父亲说，“就选这里吧。”

“因为孔雀？”

青年作家东来近日推出了全新小说集《她和她的决心》，一部从真实处境出发的小说集，六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切入我们共同的女性生活。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新作中，东来展现了自省和剖白的勇气，“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她不再借助他者视角来完成表达，而是回归对自身的开掘，在自我觉察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序（选读）

恐惧是一种幻觉，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明白。

在成长过程中，我害怕过世上诸多事物：黑夜，荒野，深海，人群……看不见的神鬼，未具名的幽魅，不可抵达的未来……恐惧诱使我犯错，犯错又加深恐惧，如此循环往复，使我战战兢兢。

但长期以来，我最害怕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的家族中并没有可供参照的女性出走的例子，所见唯有困顿和挣扎，我不由生出对个人命运的忧虑，害怕重蹈其中任何一个女性的覆辙，我的生活主题由此变成恐惧和逃离。恐惧像是一团凝重、乌黑的沥青，紧紧地粘在我的脚底，致使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沉重不堪。我努力逃离我的家庭，逃离生养之地，希望远离其辐射。在外求学和工作期间，我见到在宽松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朋友，她们的身体和神色几无蜷曲之态，两相对比，我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紧张别扭的根源在何处。

开始写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叙述。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我自己并没有察觉。直至有一天被一个读者问起，我愣在当场，只能用一两句行话搪塞过去。夜深人静，我才回过神来，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错综，它和我自身的成长紧密相关，我自身的成长又与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现实紧密相关，模仿男性视角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行为：我必须扮演一个男性才能自如地表达。

潜回写作的初心，我甚至从中寻找到一些不自知的矫饰：回避真实的不堪，模仿洒脱的态度，仰望厉害的文字。我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找的导师大部分是男性，譬如库切、石黑一雄、奈保尔，他们深深影响到了我的写作，却也赋予我几乎无法摆脱的男性视角。这种写作上的“性别错位”由“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缺席导致，极其隐蔽。

三十岁之后，许多生活的诘问逐渐浮上水面，性、婚姻、生育、职业带来诸多困境或险境，我不断体验着作为一个女性如何生存和自处。这一切，我刚学会面对。性别意识姗姗来迟，它猛烈地回击我之前的回避。我也越发感受到沉重和挣扎，认知到自己并不是旁逸斜出之人，恰恰相反，我和其他人一样，并未挣脱一种普遍的人生叙事，不过是世上平凡普通的一员。正因平凡普通，我必须更仔细究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没有什么比过一种自省的生活更能让人成长。其间较为积极的转变是，我终于能够直面内心的恐惧，并认识到恐惧的现实来源。许多问题，即便不能解决，至少也应该看见。逼视恐惧，它的破坏力便不再巨大，而幻觉的消退，就像是从冰冷的大雾中径直走出。

我在收拢和整理近年的小说时，非常意外地发现我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基本从男性变成了女性，第一人称多过第三人称，开始能够自如地用“我”来说话，表达感情不再拗造，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或许写作上的“性别错位”并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当我越来越回归到对自身的开掘、书写，扭转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很确信自己在写作上的“性别错位”扭转了，而且不会再错位。

这些小说写于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四年，这几年正是我渡过盲信盲从之海却不知该如何启新的阶段，所以依然表现出混沌和灰度。我并不依赖写作来辨认世界，但写作往往会拓印下作者当时的状态，当我回看这几篇短章时，看到的转变多于不变、沉稳多于轻浮、确信多于暧昧，因而颇感欣慰。我也在思考，同样的主题触到新地，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

正 文 选 读

决 心

八年前，母亲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老死了，她和父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矛盾，只是从某一天开始不再说话，而后平静地结束了一切。宣布结果那日，也是母亲退休的日子，父亲把我从上海召回，一家人吃了最后的晚餐。我还记得菜色：啤酒烧鸭、腊肠炒豌豆、猪肝菠菜汤、油淋苦菜。母亲在厨房忙完，菜一一上桌，三人静默地吃。

吃完饭，父亲去阳台抽烟，我陪母亲在厨房洗碗。虽然母亲马上就要离开，但她家务依然做得细致，碗碟洗净，用凉水冲洗两遍，再用厨房纸一只只擦干放入碗柜，灶台用湿抹布抹干净，再用干抹布擦干，不留一点油渍，顺手又将壁橱的边角抹了。厨房的活计忙完，母亲打开衣柜，将最近常穿的几件衣服叠好放入行李箱，又到洗手间，装好面霜、毛巾和牙刷。收拾完，父亲从阳台走出来，帮母亲把行李箱拿到楼下，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她上车，融入主街的车流，消失不见。

此前，母亲已经打包了一些行李，通过快递发走。她没有告诉我们她的落脚处，我和父亲问了许多遍，怕她被人骗到哪里去，她只是笑笑，说：“老都老了，能被谁骗？有朝一日，还能再见的。”自那日之后，母亲注销了电话号码。每隔两个月，会有一张明信片寄到家里，上面只有“安好毋挂”四字，云南一个小城的邮编。我们不知道她为何去了那里。一开始我想过去那边把母亲找回来，但父亲拦住了我，说：“由她去吧，唤不回来了。”

母亲消失之后，父亲一直独居，没有再找伴侣——我是支持的，年纪大了，找个伴互相照应，我也省心。他不肯，只说没有意思，很多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我让他再养几只鹦鹉，家里冷冷清清太凄惶了，有个能说会道的也能热闹一点。父亲说，鹦鹉再能说会道也只是假舌头，何况他并不喜欢鹦鹉，嫌弃鹦鹉屎尿潦草。此前那只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虽是他领进门的，后续却一直是母亲在照料。

失去了母亲的照料，父亲过得也潦草。他倒不是完全不会做，只是心力不逮懒得弄，形容不整理，饮食也很简陋，速冻饺子、挂面、盖浇饭，老三样翻来覆去。日子久了，他身上散发出鳏夫的气息，看着可怜极了。

我邀请他来与我同住，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说还能勉力支持，不想麻烦我。

四年前，他洗澡时滑倒，跌了个大跟头，小腿骨折，打了石膏，要养半年才能好走。我把他接到家中方便照看。自我上寄宿高中之后，我和他再没有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他无法弯腰、侧身、走路，我和丈夫轮流帮他洗澡，扶他去厕所，帮他擦拭粪便。我和丈夫都觉得帮他擦屁股不算什么，老了老了，行将就木，身体就只是骨头和肉，但父亲觉得这事让他尊严尽失。他降低上厕所的频率，憋出滞便，我们只好带他去医院，让医生帮他把那些结成土块样的干便掏出来。这事发生之后，他更觉得丢脸，深受打击，嚷着要搬回去一个人住。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轻易挂脸的人，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比从前更加冷淡，他心里筹谋着什么。

骨头养好之后，他开始打听养老院的消息。我陪着他看了四五家开在市内的，他有诸般挑剔，太贵、太拥挤、太吵闹、护工态度太差……最后无一入眼。

我说：“不如先找一家及格的试住一个月？”

他说：“挑养老院，又不是挑厕所。”

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我接到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推销员语气亲和，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去安吉的一家养老院试住两天，有专车上门接送，试住不满意不收取任何费用。推销员说：“只当是陪老人度一次假吧，费用我们来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拿到我电话的。我将此事告知父亲，他说：“那就去看看，反正没有损失。”

三日之后，到了约定时间，一辆崭新的白色保姆车停在小区门口，接上我和父亲。车很快开出城，向着山区开进，两个小时后，驶入一片竹林，竹林深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片漂亮的白色建筑——确实更像藏在深山的高档度假酒店，入口处的巨石上刻着“吉祥天安养所”六个字。

第一天，我陪父亲沿竹林小径一路向上攀爬，在附近农家吃了竹笋煲，坐缆车下山，脚下是无边无垠的竹海，晚上住养老院安排的套间。第二天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养老院。养老院占地三百亩，植物葳蕤，建筑和园艺都请了专门的设计师，有风格，却不突兀。

“院内没有一级台阶，完全无障碍通行。老人们的房间全都安排在阳面，一人一间。饮用水是山里面直接引下来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对身体好。棋牌室、健身房、KTV、游泳池、图书馆、食堂、医务室，都有，五星级酒店的配置。每位老人还能分到一小块菜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收成可以分给家人朋友，也可以卖给厨房。一位护工只负责照料两位老人，精细化服务，老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唤到护工。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一对一的特别看护套餐，加点钱就是。探访完全自由，家属想看望老人随时可以来，老人想出去住些日子也没关系，我们派车接送。”工作人员在常规介绍之余又加了一点“内幕消息”，“吉祥天的名字、选址，都是请大师算过的，住在这里可以逢凶化吉、无灾无病。”

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介绍，但我们都没怎么听进去，我盘算着费用，父亲盯着草坪上的两只蓝孔雀发呆。孔雀早已适应了人的目光，拖着长长的尾巴悠闲踱步，不时抬一下屁股，将尾巴上恢宏的屏风卖力撑起来，轻轻抖动，阳光下闪动蓝紫色的流光。

“好看，”父亲说，“就选这里吧。”

“因为孔雀？”

青年作家东来近日推出了全新小说集《她和她的决心》，一部从真实处境出发的小说集，六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切入我们共同的女性生活。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新作中，东来展现了自省和剖白的勇气，“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她不再借助他者视角来完成表达，而是回归对自身的开掘，在自我觉察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序（选读）

恐惧是一种幻觉，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明白。

在成长过程中，我害怕过世上诸多事物：黑夜，荒野，深海，人群……看不见的神鬼，未具名的幽魅，不可抵达的未来……恐惧诱使我犯错，犯错又加深恐惧，如此循环往复，使我战战兢兢。

但长期以来，我最害怕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的家族中并没有可供参照的女性出走的例子，所见唯有困顿和挣扎，我不由生出对个人命运的忧虑，害怕重蹈其中任何一个女性的覆辙，我的生活主题由此变成恐惧和逃离。恐惧像是一团凝重、乌黑的沥青，紧紧地粘在我的脚底，致使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沉重不堪。我努力逃离我的家庭，逃离生养之地，希望远离其辐射。在外求学和工作期间，我见到在宽松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朋友，她们的身体和神色几无蜷曲之态，两相对比，我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紧张别扭的根源在何处。

开始写作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角展开叙述。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我自己并没有察觉。直至有一天被一个读者问起，我愣在当场，只能用一两句行话搪塞过去。夜深人静，我才回过神来，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错综，它和我自身的成长紧密相关，我自身的成长又与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现实紧密相关，模仿男性视角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行为：我必须扮演一个男性才能自如地表达。

潜回写作的初心，我甚至从中寻找到一些不自知的矫饰：回避真实的不堪，模仿洒脱的态度，仰望厉害的文字。我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找的导师大部分是男性，譬如库切、石黑一雄、奈保尔，他们深深影响到了我的写作，却也赋予我几乎无法摆脱的男性视角。这种写作上的“性别错位”由“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缺席导致，极其隐蔽。

三十岁之后，许多生活的诘问逐渐浮上水面，性、婚姻、生育、职业带来诸多困境或险境，我不断体验着作为一个女性如何生存和自处。这一切，我刚学会面对。性别意识姗姗来迟，它猛烈地回击我之前的回避。我也越发感受到沉重和挣扎，认知到自己并不是旁逸斜出之人，恰恰相反，我和其他人一样，并未挣脱一种普遍的人生叙事，不过是世上平凡普通的一员。正因平凡普通，我必须更仔细究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没有什么比过一种自省的生活更能让人成长。其间较为积极的转变是，我终于能够直面内心的恐惧，并认识到恐惧的现实来源。许多问题，即便不能解决，至少也应该看见。逼视恐惧，它的破坏力便不再巨大，而幻觉的消退，就像是从冰冷的大雾中径直走出。

我在收拢和整理近年的小说时，非常意外地发现我的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基本从男性变成了女性，第一人称多过第三人称，开始能够自如地用“我”来说话，表达感情不再拗造，一个被遮蔽的写作人格终于成长起来，而小说中的女性也不再需要自证，只需要展现自身的命运即可。或许写作上的“性别错位”并不需要刻意去纠正，当我越来越回归到对自身的开掘、书写，扭转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很确信自己在写作上的“性别错位”扭转了，而且不会再错位。

这些小说写于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四年，这几年正是我渡过盲信盲从之海却不知该如何启新的阶段，所以依然表现出混沌和灰度。我并不依赖写作来辨认世界，但写作往往会拓印下作者当时的状态，当我回看这几篇短章时，看到的转变多于不变、沉稳多于轻浮、确信多于暧昧，因而颇感欣慰。我也在思考，同样的主题触到新地，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

正 文 选 读

决 心

八年前，母亲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老死了，她和父亲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矛盾，只是从某一天开始不再说话，而后平静地结束了一切。宣布结果那日，也是母亲退休的日子，父亲把我从上海召回，一家人吃了最后的晚餐。我还记得菜色：啤酒烧鸭、腊肠炒豌豆、猪肝菠菜汤、油淋苦菜。母亲在厨房忙完，菜一一上桌，三人静默地吃。

吃完饭，父亲去阳台抽烟，我陪母亲在厨房洗碗。虽然母亲马上就要离开，但她家务依然做得细致，碗碟洗净，用凉水冲洗两遍，再用厨房纸一只只擦干放入碗柜，灶台用湿抹布抹干净，再用干抹布擦干，不留一点油渍，顺手又将壁橱的边角抹了。厨房的活计忙完，母亲打开衣柜，将最近常穿的几件衣服叠好放入行李箱，又到洗手间，装好面霜、毛巾和牙刷。收拾完，父亲从阳台走出来，帮母亲把行李箱拿到楼下，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她上车，融入主街的车流，消失不见。

此前，母亲已经打包了一些行李，通过快递发走。她没有告诉我们她的落脚处，我和父亲问了许多遍，怕她被人骗到哪里去，她只是笑笑，说：“老都老了，能被谁骗？有朝一日，还能再见的。”自那日之后，母亲注销了电话号码。每隔两个月，会有一张明信片寄到家里，上面只有“安好毋挂”四字，云南一个小城的邮编。我们不知道她为何去了那里。一开始我想过去那边把母亲找回来，但父亲拦住了我，说：“由她去吧，唤不回来了。”

母亲消失之后，父亲一直独居，没有再找伴侣——我是支持的，年纪大了，找个伴互相照应，我也省心。他不肯，只说没有意思，很多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我让他再养几只鹦鹉，家里冷冷清清太凄惶了，有个能说会道的也能热闹一点。父亲说，鹦鹉再能说会道也只是假舌头，何况他并不喜欢鹦鹉，嫌弃鹦鹉屎尿潦草。此前那只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虽是他领进门的，后续却一直是母亲在照料。

失去了母亲的照料，父亲过得也潦草。他倒不是完全不会做，只是心力不逮懒得弄，形容不整理，饮食也很简陋，速冻饺子、挂面、盖浇饭，老三样翻来覆去。日子久了，他身上散发出鳏夫的气息，看着可怜极了。

我邀请他来与我同住，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说还能勉力支持，不想麻烦我。

四年前，他洗澡时滑倒，跌了个大跟头，小腿骨折，打了石膏，要养半年才能好走。我把他接到家中方便照看。自我上寄宿高中之后，我和他再没有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他无法弯腰、侧身、走路，我和丈夫轮流帮他洗澡，扶他去厕所，帮他擦拭粪便。我和丈夫都觉得帮他擦屁股不算什么，老了老了，行将就木，身体就只是骨头和肉，但父亲觉得这事让他尊严尽失。他降低上厕所的频率，憋出滞便，我们只好带他去医院，让医生帮他把那些结成土块样的干便掏出来。这事发生之后，他更觉得丢脸，深受打击，嚷着要搬回去一个人住。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轻易挂脸的人，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比从前更加冷淡，他心里筹谋着什么。

骨头养好之后，他开始打听养老院的消息。我陪着他看了四五家开在市内的，他有诸般挑剔，太贵、太拥挤、太吵闹、护工态度太差……最后无一入眼。

我说：“不如先找一家及格的试住一个月？”

他说：“挑养老院，又不是挑厕所。”

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我接到一通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推销员语气亲和，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去安吉的一家养老院试住两天，有专车上门接送，试住不满意不收取任何费用。推销员说：“只当是陪老人度一次假吧，费用我们来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拿到我电话的。我将此事告知父亲，他说：“那就去看看，反正没有损失。”

三日之后，到了约定时间，一辆崭新的白色保姆车停在小区门口，接上我和父亲。车很快开出城，向着山区开进，两个小时后，驶入一片竹林，竹林深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片漂亮的白色建筑——确实更像藏在深山的高档度假酒店，入口处的巨石上刻着“吉祥天安养所”六个字。

第一天，我陪父亲沿竹林小径一路向上攀爬，在附近农家吃了竹笋煲，坐缆车下山，脚下是无边无垠的竹海，晚上住养老院安排的套间。第二天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养老院。养老院占地三百亩，植物葳蕤，建筑和园艺都请了专门的设计师，有风格，却不突兀。

“院内没有一级台阶，完全无障碍通行。老人们的房间全都安排在阳面，一人一间。饮用水是山里面直接引下来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对身体好。棋牌室、健身房、KTV、游泳池、图书馆、食堂、医务室，都有，五星级酒店的配置。每位老人还能分到一小块菜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收成可以分给家人朋友，也可以卖给厨房。一位护工只负责照料两位老人，精细化服务，老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唤到护工。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一对一的特别看护套餐，加点钱就是。探访完全自由，家属想看望老人随时可以来，老人想出去住些日子也没关系，我们派车接送。”工作人员在常规介绍之余又加了一点“内幕消息”，“吉祥天的名字、选址，都是请大师算过的，住在这里可以逢凶化吉、无灾无病。”

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介绍，但我们都没怎么听进去，我盘算着费用，父亲盯着草坪上的两只蓝孔雀发呆。孔雀早已适应了人的目光，拖着长长的尾巴悠闲踱步，不时抬一下屁股，将尾巴上恢宏的屏风卖力撑起来，轻轻抖动，阳光下闪动蓝紫色的流光。

“好看，”父亲说，“就选这里吧。”

“因为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