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建昌

近年来，以群众为主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真实生活为源泉的新大众文艺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新的媒介技术、新的网络环境、新的文本生成、新的创作主体、新的接受方式等，都是对新大众文艺之“新”在“实然”层面的描述。这些讨论十分必要，但尚不足以充分揭示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时代征候。“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未来，在媒介技术变革之外，我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聆听新大众文艺之“新”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讯息。

新大众文艺之“新”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关于“新”的任何一次命名都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新时期之“新”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标志，新时代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新大众文艺虽然不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却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提出的。这个“新”，是“新时代”之“新”，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艺变革的景观之“新”，更体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新表达、新诉求。

新大众文艺之“新”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标志，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位于一种包容的、共通的、互含的全新模式。在这里，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别，已经被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新趋势所替代。随着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大，劳动者个人的身份被重新书写，一个崭新的新大众群体涌现。

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力旺盛的、游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新群体。他们的身份是游移的，也是交互性的。他们以独立之姿，追寻着心中的美好生活。他们不再是单纯进行文化消费的大众，而是表现出空前活跃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生产者。离开对这样一个新的大众群体的把握，我们很难深刻认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精神实质。换句话说，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产物，经济能力提升、文化素质提高、闲暇时间增多等多种因素，使得大众文化创造和自我表达的热望被充分激活。

所以，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新大众”之“新”，其次才是“文艺”之“新”。新大众文艺与其说是一种文艺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展现的正是新大众生活。

警惕技术赋能背后的人文遮蔽

新大众文艺的蔚为大观，与媒介技术有密切关系。媒介技术在这里不仅是手段，更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借助媒介技术，新大众文艺实现了生产的便捷化、在地性和广泛性。但过分强调新大众文艺的媒介技术依赖，也会对社会大众构成一种新的遮蔽。

事实上，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人们看重的并不是网络大V、流量明星，而是那些聚焦日常生活、表达普通人喜怒哀乐的作品，比如《我是范雨素》《手持人间一束光》《我在北京送快递》《清洁女工笔记》等。正是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这些作品，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持续的阐释热情，带来了新大众文艺新景观的爆棚。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你我他，被推向新大众文艺的前台；普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共情。无论哪一种类型，都诠释着新大众文艺主体的“草根+”属性。在这里，“草根”不是鲁莽、被动的代名词，而是关于大众和创造者的新书写。“外卖诗人”王计兵以笔记录日常、抒发情感，让朴素日子绽放出诗的光芒；00后“煎饼歌手”李维佳一边卖煎饼一边直播唱歌，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50余岁的保洁员王柳云在工作之余自学绘画，并相继推出《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等作品集。

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是幸运的，他们经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后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他们不是媒介热议的中心，但他们依然生活着、劳作着、歌唱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思考交给媒介，而应该回到在地性的现场，回到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生活，去仔细聆听、去深切体会。如此，方能打捞被媒介景观所遮蔽的新大众文艺实践，避免陷入流量的陷阱、被各种浅白的表达所迷惑。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

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产出量和阅读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载体的跨媒介泛文艺现象，社群性的基层乡村文艺活动，民间的素人写作等。新大众文艺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指涉模糊、彼此重叠的现象，这也正昭示着新大众文艺命名的敞开性。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用网络与非网络、精英与大众、印刷文明与数字文明等二元对立界定“文艺”，已失去意义。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短视频、微短剧的即时抚慰，需要悬疑推理、武侠穿越、青春成长类作品的新奇温暖，也需要《红楼梦》《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带来的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在场”，意味着批评家对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特质有深刻体认，有能力穿梭于文本实践与文艺现场，熟练运用网络论坛、直播平台、短视频等多种载体开展批评；也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紧跟文艺实践要求，持续更新批评的武器，不断增强阐释文本的能力。

面对奔涌而来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批评家应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回应新问题，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新知识，向自己未知的领域不断进发。唯有如此，专业批评、算法批评、读者反馈与各类新媒介批评等才能形成各有侧重又彼此支撑的张力关系，批评家才能在不断躬身实践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文艺评论的价值，不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邢建昌）

作者：邢建昌

近年来，以群众为主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真实生活为源泉的新大众文艺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新的媒介技术、新的网络环境、新的文本生成、新的创作主体、新的接受方式等，都是对新大众文艺之“新”在“实然”层面的描述。这些讨论十分必要，但尚不足以充分揭示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时代征候。“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未来，在媒介技术变革之外，我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聆听新大众文艺之“新”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讯息。

新大众文艺之“新”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关于“新”的任何一次命名都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新时期之“新”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标志，新时代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新大众文艺虽然不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却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提出的。这个“新”，是“新时代”之“新”，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艺变革的景观之“新”，更体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新表达、新诉求。

新大众文艺之“新”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标志，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位于一种包容的、共通的、互含的全新模式。在这里，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别，已经被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新趋势所替代。随着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大，劳动者个人的身份被重新书写，一个崭新的新大众群体涌现。

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力旺盛的、游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新群体。他们的身份是游移的，也是交互性的。他们以独立之姿，追寻着心中的美好生活。他们不再是单纯进行文化消费的大众，而是表现出空前活跃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生产者。离开对这样一个新的大众群体的把握，我们很难深刻认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精神实质。换句话说，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产物，经济能力提升、文化素质提高、闲暇时间增多等多种因素，使得大众文化创造和自我表达的热望被充分激活。

所以，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新大众”之“新”，其次才是“文艺”之“新”。新大众文艺与其说是一种文艺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展现的正是新大众生活。

警惕技术赋能背后的人文遮蔽

新大众文艺的蔚为大观，与媒介技术有密切关系。媒介技术在这里不仅是手段，更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借助媒介技术，新大众文艺实现了生产的便捷化、在地性和广泛性。但过分强调新大众文艺的媒介技术依赖，也会对社会大众构成一种新的遮蔽。

事实上，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人们看重的并不是网络大V、流量明星，而是那些聚焦日常生活、表达普通人喜怒哀乐的作品，比如《我是范雨素》《手持人间一束光》《我在北京送快递》《清洁女工笔记》等。正是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这些作品，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持续的阐释热情，带来了新大众文艺新景观的爆棚。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你我他，被推向新大众文艺的前台；普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共情。无论哪一种类型，都诠释着新大众文艺主体的“草根+”属性。在这里，“草根”不是鲁莽、被动的代名词，而是关于大众和创造者的新书写。“外卖诗人”王计兵以笔记录日常、抒发情感，让朴素日子绽放出诗的光芒；00后“煎饼歌手”李维佳一边卖煎饼一边直播唱歌，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50余岁的保洁员王柳云在工作之余自学绘画，并相继推出《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等作品集。

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是幸运的，他们经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后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他们不是媒介热议的中心，但他们依然生活着、劳作着、歌唱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思考交给媒介，而应该回到在地性的现场，回到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生活，去仔细聆听、去深切体会。如此，方能打捞被媒介景观所遮蔽的新大众文艺实践，避免陷入流量的陷阱、被各种浅白的表达所迷惑。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

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产出量和阅读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载体的跨媒介泛文艺现象，社群性的基层乡村文艺活动，民间的素人写作等。新大众文艺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指涉模糊、彼此重叠的现象，这也正昭示着新大众文艺命名的敞开性。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用网络与非网络、精英与大众、印刷文明与数字文明等二元对立界定“文艺”，已失去意义。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短视频、微短剧的即时抚慰，需要悬疑推理、武侠穿越、青春成长类作品的新奇温暖，也需要《红楼梦》《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带来的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在场”，意味着批评家对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特质有深刻体认，有能力穿梭于文本实践与文艺现场，熟练运用网络论坛、直播平台、短视频等多种载体开展批评；也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紧跟文艺实践要求，持续更新批评的武器，不断增强阐释文本的能力。

面对奔涌而来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批评家应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回应新问题，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新知识，向自己未知的领域不断进发。唯有如此，专业批评、算法批评、读者反馈与各类新媒介批评等才能形成各有侧重又彼此支撑的张力关系，批评家才能在不断躬身实践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文艺评论的价值，不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邢建昌）

作者：邢建昌

近年来，以群众为主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真实生活为源泉的新大众文艺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新的媒介技术、新的网络环境、新的文本生成、新的创作主体、新的接受方式等，都是对新大众文艺之“新”在“实然”层面的描述。这些讨论十分必要，但尚不足以充分揭示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时代征候。“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未来，在媒介技术变革之外，我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聆听新大众文艺之“新”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讯息。

新大众文艺之“新”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关于“新”的任何一次命名都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新时期之“新”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标志，新时代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新大众文艺虽然不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却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提出的。这个“新”，是“新时代”之“新”，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艺变革的景观之“新”，更体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新表达、新诉求。

新大众文艺之“新”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标志，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位于一种包容的、共通的、互含的全新模式。在这里，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别，已经被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新趋势所替代。随着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大，劳动者个人的身份被重新书写，一个崭新的新大众群体涌现。

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力旺盛的、游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新群体。他们的身份是游移的，也是交互性的。他们以独立之姿，追寻着心中的美好生活。他们不再是单纯进行文化消费的大众，而是表现出空前活跃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生产者。离开对这样一个新的大众群体的把握，我们很难深刻认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精神实质。换句话说，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产物，经济能力提升、文化素质提高、闲暇时间增多等多种因素，使得大众文化创造和自我表达的热望被充分激活。

所以，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新大众”之“新”，其次才是“文艺”之“新”。新大众文艺与其说是一种文艺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展现的正是新大众生活。

警惕技术赋能背后的人文遮蔽

新大众文艺的蔚为大观，与媒介技术有密切关系。媒介技术在这里不仅是手段，更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借助媒介技术，新大众文艺实现了生产的便捷化、在地性和广泛性。但过分强调新大众文艺的媒介技术依赖，也会对社会大众构成一种新的遮蔽。

事实上，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人们看重的并不是网络大V、流量明星，而是那些聚焦日常生活、表达普通人喜怒哀乐的作品，比如《我是范雨素》《手持人间一束光》《我在北京送快递》《清洁女工笔记》等。正是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这些作品，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持续的阐释热情，带来了新大众文艺新景观的爆棚。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你我他，被推向新大众文艺的前台；普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共情。无论哪一种类型，都诠释着新大众文艺主体的“草根+”属性。在这里，“草根”不是鲁莽、被动的代名词，而是关于大众和创造者的新书写。“外卖诗人”王计兵以笔记录日常、抒发情感，让朴素日子绽放出诗的光芒；00后“煎饼歌手”李维佳一边卖煎饼一边直播唱歌，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50余岁的保洁员王柳云在工作之余自学绘画，并相继推出《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等作品集。

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是幸运的，他们经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后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他们不是媒介热议的中心，但他们依然生活着、劳作着、歌唱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思考交给媒介，而应该回到在地性的现场，回到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生活，去仔细聆听、去深切体会。如此，方能打捞被媒介景观所遮蔽的新大众文艺实践，避免陷入流量的陷阱、被各种浅白的表达所迷惑。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

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产出量和阅读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载体的跨媒介泛文艺现象，社群性的基层乡村文艺活动，民间的素人写作等。新大众文艺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指涉模糊、彼此重叠的现象，这也正昭示着新大众文艺命名的敞开性。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用网络与非网络、精英与大众、印刷文明与数字文明等二元对立界定“文艺”，已失去意义。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短视频、微短剧的即时抚慰，需要悬疑推理、武侠穿越、青春成长类作品的新奇温暖，也需要《红楼梦》《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带来的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在场”，意味着批评家对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特质有深刻体认，有能力穿梭于文本实践与文艺现场，熟练运用网络论坛、直播平台、短视频等多种载体开展批评；也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紧跟文艺实践要求，持续更新批评的武器，不断增强阐释文本的能力。

面对奔涌而来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批评家应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回应新问题，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新知识，向自己未知的领域不断进发。唯有如此，专业批评、算法批评、读者反馈与各类新媒介批评等才能形成各有侧重又彼此支撑的张力关系，批评家才能在不断躬身实践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文艺评论的价值，不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邢建昌）

作者：邢建昌

近年来，以群众为主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真实生活为源泉的新大众文艺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新的媒介技术、新的网络环境、新的文本生成、新的创作主体、新的接受方式等，都是对新大众文艺之“新”在“实然”层面的描述。这些讨论十分必要，但尚不足以充分揭示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时代征候。“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未来，在媒介技术变革之外，我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聆听新大众文艺之“新”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讯息。

新大众文艺之“新”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关于“新”的任何一次命名都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新时期之“新”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标志，新时代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新大众文艺虽然不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却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提出的。这个“新”，是“新时代”之“新”，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艺变革的景观之“新”，更体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新表达、新诉求。

新大众文艺之“新”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标志，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位于一种包容的、共通的、互含的全新模式。在这里，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别，已经被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新趋势所替代。随着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大，劳动者个人的身份被重新书写，一个崭新的新大众群体涌现。

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力旺盛的、游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新群体。他们的身份是游移的，也是交互性的。他们以独立之姿，追寻着心中的美好生活。他们不再是单纯进行文化消费的大众，而是表现出空前活跃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生产者。离开对这样一个新的大众群体的把握，我们很难深刻认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精神实质。换句话说，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产物，经济能力提升、文化素质提高、闲暇时间增多等多种因素，使得大众文化创造和自我表达的热望被充分激活。

所以，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新大众”之“新”，其次才是“文艺”之“新”。新大众文艺与其说是一种文艺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展现的正是新大众生活。

警惕技术赋能背后的人文遮蔽

新大众文艺的蔚为大观，与媒介技术有密切关系。媒介技术在这里不仅是手段，更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借助媒介技术，新大众文艺实现了生产的便捷化、在地性和广泛性。但过分强调新大众文艺的媒介技术依赖，也会对社会大众构成一种新的遮蔽。

事实上，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人们看重的并不是网络大V、流量明星，而是那些聚焦日常生活、表达普通人喜怒哀乐的作品，比如《我是范雨素》《手持人间一束光》《我在北京送快递》《清洁女工笔记》等。正是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这些作品，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持续的阐释热情，带来了新大众文艺新景观的爆棚。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你我他，被推向新大众文艺的前台；普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共情。无论哪一种类型，都诠释着新大众文艺主体的“草根+”属性。在这里，“草根”不是鲁莽、被动的代名词，而是关于大众和创造者的新书写。“外卖诗人”王计兵以笔记录日常、抒发情感，让朴素日子绽放出诗的光芒；00后“煎饼歌手”李维佳一边卖煎饼一边直播唱歌，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50余岁的保洁员王柳云在工作之余自学绘画，并相继推出《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等作品集。

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是幸运的，他们经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后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他们不是媒介热议的中心，但他们依然生活着、劳作着、歌唱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思考交给媒介，而应该回到在地性的现场，回到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生活，去仔细聆听、去深切体会。如此，方能打捞被媒介景观所遮蔽的新大众文艺实践，避免陷入流量的陷阱、被各种浅白的表达所迷惑。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

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产出量和阅读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载体的跨媒介泛文艺现象，社群性的基层乡村文艺活动，民间的素人写作等。新大众文艺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指涉模糊、彼此重叠的现象，这也正昭示着新大众文艺命名的敞开性。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用网络与非网络、精英与大众、印刷文明与数字文明等二元对立界定“文艺”，已失去意义。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短视频、微短剧的即时抚慰，需要悬疑推理、武侠穿越、青春成长类作品的新奇温暖，也需要《红楼梦》《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带来的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在场”，意味着批评家对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特质有深刻体认，有能力穿梭于文本实践与文艺现场，熟练运用网络论坛、直播平台、短视频等多种载体开展批评；也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紧跟文艺实践要求，持续更新批评的武器，不断增强阐释文本的能力。

面对奔涌而来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批评家应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回应新问题，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新知识，向自己未知的领域不断进发。唯有如此，专业批评、算法批评、读者反馈与各类新媒介批评等才能形成各有侧重又彼此支撑的张力关系，批评家才能在不断躬身实践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文艺评论的价值，不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邢建昌）

作者：邢建昌

近年来，以群众为主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真实生活为源泉的新大众文艺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新的媒介技术、新的网络环境、新的文本生成、新的创作主体、新的接受方式等，都是对新大众文艺之“新”在“实然”层面的描述。这些讨论十分必要，但尚不足以充分揭示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时代征候。“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未来，在媒介技术变革之外，我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聆听新大众文艺之“新”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讯息。

新大众文艺之“新”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可以发现，关于“新”的任何一次命名都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新时期之“新”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标志，新时代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新大众文艺虽然不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却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提出的。这个“新”，是“新时代”之“新”，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艺变革的景观之“新”，更体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新表达、新诉求。

新大众文艺之“新”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标志，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位于一种包容的、共通的、互含的全新模式。在这里，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别，已经被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新趋势所替代。随着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大，劳动者个人的身份被重新书写，一个崭新的新大众群体涌现。

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力旺盛的、游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新群体。他们的身份是游移的，也是交互性的。他们以独立之姿，追寻着心中的美好生活。他们不再是单纯进行文化消费的大众，而是表现出空前活跃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创造力的生产者。离开对这样一个新的大众群体的把握，我们很难深刻认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精神实质。换句话说，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产物，经济能力提升、文化素质提高、闲暇时间增多等多种因素，使得大众文化创造和自我表达的热望被充分激活。

所以，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新大众”之“新”，其次才是“文艺”之“新”。新大众文艺与其说是一种文艺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展现的正是新大众生活。

警惕技术赋能背后的人文遮蔽

新大众文艺的蔚为大观，与媒介技术有密切关系。媒介技术在这里不仅是手段，更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借助媒介技术，新大众文艺实现了生产的便捷化、在地性和广泛性。但过分强调新大众文艺的媒介技术依赖，也会对社会大众构成一种新的遮蔽。

事实上，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人们看重的并不是网络大V、流量明星，而是那些聚焦日常生活、表达普通人喜怒哀乐的作品，比如《我是范雨素》《手持人间一束光》《我在北京送快递》《清洁女工笔记》等。正是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这些作品，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持续的阐释热情，带来了新大众文艺新景观的爆棚。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你我他，被推向新大众文艺的前台；普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共情。无论哪一种类型，都诠释着新大众文艺主体的“草根+”属性。在这里，“草根”不是鲁莽、被动的代名词，而是关于大众和创造者的新书写。“外卖诗人”王计兵以笔记录日常、抒发情感，让朴素日子绽放出诗的光芒；00后“煎饼歌手”李维佳一边卖煎饼一边直播唱歌，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50余岁的保洁员王柳云在工作之余自学绘画，并相继推出《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等作品集。

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是幸运的，他们经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后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李维佳、王柳云，他们不是媒介热议的中心，但他们依然生活着、劳作着、歌唱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思考交给媒介，而应该回到在地性的现场，回到充满烟火气的现实生活，去仔细聆听、去深切体会。如此，方能打捞被媒介景观所遮蔽的新大众文艺实践，避免陷入流量的陷阱、被各种浅白的表达所迷惑。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

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产出量和阅读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以短视频、微短剧为载体的跨媒介泛文艺现象，社群性的基层乡村文艺活动，民间的素人写作等。新大众文艺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指涉模糊、彼此重叠的现象，这也正昭示着新大众文艺命名的敞开性。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用网络与非网络、精英与大众、印刷文明与数字文明等二元对立界定“文艺”，已失去意义。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短视频、微短剧的即时抚慰，需要悬疑推理、武侠穿越、青春成长类作品的新奇温暖，也需要《红楼梦》《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带来的历久弥坚的精神力量。

新大众文艺呼唤在场的批评。“在场”，意味着批评家对新大众文艺的媒介特质有深刻体认，有能力穿梭于文本实践与文艺现场，熟练运用网络论坛、直播平台、短视频等多种载体开展批评；也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紧跟文艺实践要求，持续更新批评的武器，不断增强阐释文本的能力。

面对奔涌而来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批评家应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回应新问题，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新知识，向自己未知的领域不断进发。唯有如此，专业批评、算法批评、读者反馈与各类新媒介批评等才能形成各有侧重又彼此支撑的张力关系，批评家才能在不断躬身实践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文艺评论的价值，不负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邢建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