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视角的城市社会史著作。作者马钊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档案馆藏解放前刑事案卷、社会调查、报刊等多类型史料，让沉默的底层女性通过司法文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书将女性置于城市空间、法律实践与社会网络的交汇点，不仅填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性别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底层视角”重构了我们对战时社会生态的理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抗婚曾是新青年从梦中觉醒、“冲决网罗”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社会观念仍普遍保守，即便离家出走，新女性往往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鲁迅因此断言，除了觉醒的心，还须有钱，才能生存，否则，“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

不仅如此，当时妇女出走的事件虽然时有所闻，但能真正激起公众舆论同情的，主角仍是抗婚出走的未婚女子，已婚妇女的出走就不见得能得到同等待遇了。许慧琦《“娜拉”在中国》一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娜拉出走的影响力，似乎无法抵抗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已婚妇女出走、离婚妇女或妇女再醮者的歧视与偏见。仿佛只有未婚男女有资格做人。已婚妇女尽管历经艰辛挣脱婚姻枷锁，企图再生，也很难获得新社会的认可。”

在知识精英的眼里，确实只有那些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未婚女子才算是“新女性”，但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还有另一些离家出走的女性，虽然不见得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影响，却同样以自己的行动，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这些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妇女，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事实上，要不是她们“弃夫潜逃”而卷入官司，记入司法档案，后世极有可能也无从得知她们的事迹，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她们是平民百姓，其所作所为才更真切地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处境。

历史学者马钊借用“弃夫潜逃”这个近代法律案件中的术语，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1937-1949年间在战乱中的北平，曾有不少下层妇女出于种种原因离家出走，虽然这种行为谈不上是什么“现代性”的表达，甚至也多多少少被当时社会视为“有伤风化”，然而她们之所以能如此，正生动地证明小人物也能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地下网络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中得以生存下来。

这些没受过什么新思想洗礼的底层妇女，也能算“娜拉”吗？她们看来既不能算是“新女性”，手头的资源更远不如社会精英，却能在复杂微妙的动荡环境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顽强生活能力，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此，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弃夫潜逃”的行为并不是新现象，但只有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才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学者研究雍正、乾隆时期的拐逃案后发现，盛清时期有不少下层妇女因面临经济、婚姻或家暴等困境而离家出走，但绝大多数女性受到礼法与贞操观的束缚，仍多被拘束在家中。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越是底层女性，正统礼法对她们的制约越弱，而战时环境虽然愈发危险，却也正是各种社会机制松动乃至瘫痪的时刻，也就是说，她们可能比中上层妇女更能抓住机会摆脱对自己不利的处境。

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

要理解她们为什么那样行动，就得先复原她们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的北平，妇女从事正式工作的机会很有限，只能依靠“灰色经济”打零工谋生；不过，现代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使她们可以比传统社会的妇女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少的保护；在她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个熟人关系网络生存，只在不得不和警察、法官等人员打交道时才接触到“国家”。一如本书前言中指出的，“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她们只是依据着一套非正式的生存法则，随时随地灵活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不测风险。

在她们身上，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她们“弃夫潜逃”的动机，谈不上是为了“反封建”，倒经常归咎于其丈夫收入低微，不能养家，这意味着她们自居于经济依附地位，“并不是意图挑战家庭权威与等级制度，而是抗议丈夫未能履行其经济义务”。耐人寻味的是，在清朝法律中，弃夫潜逃原本是一种犯罪行为，到民国时期基于婚姻双方的平等自由原则，它逐渐被非罪化，而将其视为女方破坏婚姻契约的民事行为。自由离婚仍受到暗中阻挠，而此时控诉丈夫无力养活妻小，反倒是最能被接受的合理解释。

对改革者们来说，这些下层妇女思想落后，而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将她们从无知和贫困中拯救出来，不论如何，她们只是需要被唤醒和改造的客体；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自下而上来看，就会意识到，她们“逃避但不离开”一个男权体系，不但是一种巧妙的破坏，也是她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生存手段。她们肯定不是知识精英所期待的那样，但不可否认，她们远不只是被动的群体，恰恰相反，她们也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因为身为弱者的处境，意味着她们必须竭尽所能适应社会变动才能活下去。

大时代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

民国时期的普通百姓仍然大多缺乏那种“身为现代国家一分子”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打交道仅限于迫不得已时，这样的民众是较难被组织动员的：“大杂院的关系网络缺乏政治动机，也不会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提供基础。底层妇女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其关系网的主要性质是在其本身所处社区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为了管理一个比以往更为复杂、多样化、不稳定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口，必须发展出全新的管理手段，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于是应运而生。

1949年，“北平”成了“北京”，新政府迅速终结了对妇女长期的性剥削和经济剥削制度。“新社会”不但许诺了拯救，而且唤醒了妇女的政治意识，将她们纳入到生产、教育和政治活动机构中来，引导她们积极参与群众运动，构建全新的妇女身份观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时代的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原本身处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利用新涌现的机会和话语，也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她们身上既有新的一面，但又无法脱离原有的社会根基，最终，她们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再嵌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之中。

“弃夫潜逃”这个切入点以小见大，巧妙地突破了法律史、妇女史、城市史的边界，通过法律档案的解读，将那些被宏大话语的历史书写所遗忘的底层女性带回了视野，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一个艰难的战乱年代，那些按说选择很少的弱者，仍然能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不仅如此，它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任何现代性的话语和思想，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往往是缓慢的，也总是会被有选择地、创造性地回应。

◎维舟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视角的城市社会史著作。作者马钊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档案馆藏解放前刑事案卷、社会调查、报刊等多类型史料，让沉默的底层女性通过司法文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书将女性置于城市空间、法律实践与社会网络的交汇点，不仅填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性别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底层视角”重构了我们对战时社会生态的理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抗婚曾是新青年从梦中觉醒、“冲决网罗”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社会观念仍普遍保守，即便离家出走，新女性往往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鲁迅因此断言，除了觉醒的心，还须有钱，才能生存，否则，“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

不仅如此，当时妇女出走的事件虽然时有所闻，但能真正激起公众舆论同情的，主角仍是抗婚出走的未婚女子，已婚妇女的出走就不见得能得到同等待遇了。许慧琦《“娜拉”在中国》一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娜拉出走的影响力，似乎无法抵抗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已婚妇女出走、离婚妇女或妇女再醮者的歧视与偏见。仿佛只有未婚男女有资格做人。已婚妇女尽管历经艰辛挣脱婚姻枷锁，企图再生，也很难获得新社会的认可。”

在知识精英的眼里，确实只有那些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未婚女子才算是“新女性”，但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还有另一些离家出走的女性，虽然不见得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影响，却同样以自己的行动，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这些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妇女，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事实上，要不是她们“弃夫潜逃”而卷入官司，记入司法档案，后世极有可能也无从得知她们的事迹，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她们是平民百姓，其所作所为才更真切地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处境。

历史学者马钊借用“弃夫潜逃”这个近代法律案件中的术语，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1937-1949年间在战乱中的北平，曾有不少下层妇女出于种种原因离家出走，虽然这种行为谈不上是什么“现代性”的表达，甚至也多多少少被当时社会视为“有伤风化”，然而她们之所以能如此，正生动地证明小人物也能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地下网络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中得以生存下来。

这些没受过什么新思想洗礼的底层妇女，也能算“娜拉”吗？她们看来既不能算是“新女性”，手头的资源更远不如社会精英，却能在复杂微妙的动荡环境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顽强生活能力，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此，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弃夫潜逃”的行为并不是新现象，但只有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才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学者研究雍正、乾隆时期的拐逃案后发现，盛清时期有不少下层妇女因面临经济、婚姻或家暴等困境而离家出走，但绝大多数女性受到礼法与贞操观的束缚，仍多被拘束在家中。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越是底层女性，正统礼法对她们的制约越弱，而战时环境虽然愈发危险，却也正是各种社会机制松动乃至瘫痪的时刻，也就是说，她们可能比中上层妇女更能抓住机会摆脱对自己不利的处境。

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

要理解她们为什么那样行动，就得先复原她们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的北平，妇女从事正式工作的机会很有限，只能依靠“灰色经济”打零工谋生；不过，现代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使她们可以比传统社会的妇女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少的保护；在她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个熟人关系网络生存，只在不得不和警察、法官等人员打交道时才接触到“国家”。一如本书前言中指出的，“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她们只是依据着一套非正式的生存法则，随时随地灵活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不测风险。

在她们身上，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她们“弃夫潜逃”的动机，谈不上是为了“反封建”，倒经常归咎于其丈夫收入低微，不能养家，这意味着她们自居于经济依附地位，“并不是意图挑战家庭权威与等级制度，而是抗议丈夫未能履行其经济义务”。耐人寻味的是，在清朝法律中，弃夫潜逃原本是一种犯罪行为，到民国时期基于婚姻双方的平等自由原则，它逐渐被非罪化，而将其视为女方破坏婚姻契约的民事行为。自由离婚仍受到暗中阻挠，而此时控诉丈夫无力养活妻小，反倒是最能被接受的合理解释。

对改革者们来说，这些下层妇女思想落后，而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将她们从无知和贫困中拯救出来，不论如何，她们只是需要被唤醒和改造的客体；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自下而上来看，就会意识到，她们“逃避但不离开”一个男权体系，不但是一种巧妙的破坏，也是她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生存手段。她们肯定不是知识精英所期待的那样，但不可否认，她们远不只是被动的群体，恰恰相反，她们也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因为身为弱者的处境，意味着她们必须竭尽所能适应社会变动才能活下去。

大时代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

民国时期的普通百姓仍然大多缺乏那种“身为现代国家一分子”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打交道仅限于迫不得已时，这样的民众是较难被组织动员的：“大杂院的关系网络缺乏政治动机，也不会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提供基础。底层妇女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其关系网的主要性质是在其本身所处社区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为了管理一个比以往更为复杂、多样化、不稳定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口，必须发展出全新的管理手段，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于是应运而生。

1949年，“北平”成了“北京”，新政府迅速终结了对妇女长期的性剥削和经济剥削制度。“新社会”不但许诺了拯救，而且唤醒了妇女的政治意识，将她们纳入到生产、教育和政治活动机构中来，引导她们积极参与群众运动，构建全新的妇女身份观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时代的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原本身处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利用新涌现的机会和话语，也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她们身上既有新的一面，但又无法脱离原有的社会根基，最终，她们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再嵌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之中。

“弃夫潜逃”这个切入点以小见大，巧妙地突破了法律史、妇女史、城市史的边界，通过法律档案的解读，将那些被宏大话语的历史书写所遗忘的底层女性带回了视野，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一个艰难的战乱年代，那些按说选择很少的弱者，仍然能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不仅如此，它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任何现代性的话语和思想，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往往是缓慢的，也总是会被有选择地、创造性地回应。

◎维舟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视角的城市社会史著作。作者马钊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档案馆藏解放前刑事案卷、社会调查、报刊等多类型史料，让沉默的底层女性通过司法文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书将女性置于城市空间、法律实践与社会网络的交汇点，不仅填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性别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底层视角”重构了我们对战时社会生态的理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抗婚曾是新青年从梦中觉醒、“冲决网罗”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社会观念仍普遍保守，即便离家出走，新女性往往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鲁迅因此断言，除了觉醒的心，还须有钱，才能生存，否则，“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

不仅如此，当时妇女出走的事件虽然时有所闻，但能真正激起公众舆论同情的，主角仍是抗婚出走的未婚女子，已婚妇女的出走就不见得能得到同等待遇了。许慧琦《“娜拉”在中国》一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娜拉出走的影响力，似乎无法抵抗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已婚妇女出走、离婚妇女或妇女再醮者的歧视与偏见。仿佛只有未婚男女有资格做人。已婚妇女尽管历经艰辛挣脱婚姻枷锁，企图再生，也很难获得新社会的认可。”

在知识精英的眼里，确实只有那些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未婚女子才算是“新女性”，但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还有另一些离家出走的女性，虽然不见得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影响，却同样以自己的行动，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这些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妇女，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事实上，要不是她们“弃夫潜逃”而卷入官司，记入司法档案，后世极有可能也无从得知她们的事迹，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她们是平民百姓，其所作所为才更真切地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处境。

历史学者马钊借用“弃夫潜逃”这个近代法律案件中的术语，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1937-1949年间在战乱中的北平，曾有不少下层妇女出于种种原因离家出走，虽然这种行为谈不上是什么“现代性”的表达，甚至也多多少少被当时社会视为“有伤风化”，然而她们之所以能如此，正生动地证明小人物也能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地下网络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中得以生存下来。

这些没受过什么新思想洗礼的底层妇女，也能算“娜拉”吗？她们看来既不能算是“新女性”，手头的资源更远不如社会精英，却能在复杂微妙的动荡环境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顽强生活能力，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此，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弃夫潜逃”的行为并不是新现象，但只有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才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学者研究雍正、乾隆时期的拐逃案后发现，盛清时期有不少下层妇女因面临经济、婚姻或家暴等困境而离家出走，但绝大多数女性受到礼法与贞操观的束缚，仍多被拘束在家中。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越是底层女性，正统礼法对她们的制约越弱，而战时环境虽然愈发危险，却也正是各种社会机制松动乃至瘫痪的时刻，也就是说，她们可能比中上层妇女更能抓住机会摆脱对自己不利的处境。

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

要理解她们为什么那样行动，就得先复原她们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的北平，妇女从事正式工作的机会很有限，只能依靠“灰色经济”打零工谋生；不过，现代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使她们可以比传统社会的妇女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少的保护；在她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个熟人关系网络生存，只在不得不和警察、法官等人员打交道时才接触到“国家”。一如本书前言中指出的，“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她们只是依据着一套非正式的生存法则，随时随地灵活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不测风险。

在她们身上，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她们“弃夫潜逃”的动机，谈不上是为了“反封建”，倒经常归咎于其丈夫收入低微，不能养家，这意味着她们自居于经济依附地位，“并不是意图挑战家庭权威与等级制度，而是抗议丈夫未能履行其经济义务”。耐人寻味的是，在清朝法律中，弃夫潜逃原本是一种犯罪行为，到民国时期基于婚姻双方的平等自由原则，它逐渐被非罪化，而将其视为女方破坏婚姻契约的民事行为。自由离婚仍受到暗中阻挠，而此时控诉丈夫无力养活妻小，反倒是最能被接受的合理解释。

对改革者们来说，这些下层妇女思想落后，而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将她们从无知和贫困中拯救出来，不论如何，她们只是需要被唤醒和改造的客体；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自下而上来看，就会意识到，她们“逃避但不离开”一个男权体系，不但是一种巧妙的破坏，也是她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生存手段。她们肯定不是知识精英所期待的那样，但不可否认，她们远不只是被动的群体，恰恰相反，她们也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因为身为弱者的处境，意味着她们必须竭尽所能适应社会变动才能活下去。

大时代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

民国时期的普通百姓仍然大多缺乏那种“身为现代国家一分子”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打交道仅限于迫不得已时，这样的民众是较难被组织动员的：“大杂院的关系网络缺乏政治动机，也不会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提供基础。底层妇女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其关系网的主要性质是在其本身所处社区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为了管理一个比以往更为复杂、多样化、不稳定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口，必须发展出全新的管理手段，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于是应运而生。

1949年，“北平”成了“北京”，新政府迅速终结了对妇女长期的性剥削和经济剥削制度。“新社会”不但许诺了拯救，而且唤醒了妇女的政治意识，将她们纳入到生产、教育和政治活动机构中来，引导她们积极参与群众运动，构建全新的妇女身份观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时代的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原本身处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利用新涌现的机会和话语，也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她们身上既有新的一面，但又无法脱离原有的社会根基，最终，她们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再嵌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之中。

“弃夫潜逃”这个切入点以小见大，巧妙地突破了法律史、妇女史、城市史的边界，通过法律档案的解读，将那些被宏大话语的历史书写所遗忘的底层女性带回了视野，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一个艰难的战乱年代，那些按说选择很少的弱者，仍然能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不仅如此，它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任何现代性的话语和思想，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往往是缓慢的，也总是会被有选择地、创造性地回应。

◎维舟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视角的城市社会史著作。作者马钊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档案馆藏解放前刑事案卷、社会调查、报刊等多类型史料，让沉默的底层女性通过司法文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书将女性置于城市空间、法律实践与社会网络的交汇点，不仅填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性别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底层视角”重构了我们对战时社会生态的理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抗婚曾是新青年从梦中觉醒、“冲决网罗”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社会观念仍普遍保守，即便离家出走，新女性往往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鲁迅因此断言，除了觉醒的心，还须有钱，才能生存，否则，“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

不仅如此，当时妇女出走的事件虽然时有所闻，但能真正激起公众舆论同情的，主角仍是抗婚出走的未婚女子，已婚妇女的出走就不见得能得到同等待遇了。许慧琦《“娜拉”在中国》一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娜拉出走的影响力，似乎无法抵抗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已婚妇女出走、离婚妇女或妇女再醮者的歧视与偏见。仿佛只有未婚男女有资格做人。已婚妇女尽管历经艰辛挣脱婚姻枷锁，企图再生，也很难获得新社会的认可。”

在知识精英的眼里，确实只有那些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未婚女子才算是“新女性”，但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还有另一些离家出走的女性，虽然不见得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影响，却同样以自己的行动，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这些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妇女，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事实上，要不是她们“弃夫潜逃”而卷入官司，记入司法档案，后世极有可能也无从得知她们的事迹，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她们是平民百姓，其所作所为才更真切地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处境。

历史学者马钊借用“弃夫潜逃”这个近代法律案件中的术语，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1937-1949年间在战乱中的北平，曾有不少下层妇女出于种种原因离家出走，虽然这种行为谈不上是什么“现代性”的表达，甚至也多多少少被当时社会视为“有伤风化”，然而她们之所以能如此，正生动地证明小人物也能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地下网络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中得以生存下来。

这些没受过什么新思想洗礼的底层妇女，也能算“娜拉”吗？她们看来既不能算是“新女性”，手头的资源更远不如社会精英，却能在复杂微妙的动荡环境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顽强生活能力，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此，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弃夫潜逃”的行为并不是新现象，但只有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才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学者研究雍正、乾隆时期的拐逃案后发现，盛清时期有不少下层妇女因面临经济、婚姻或家暴等困境而离家出走，但绝大多数女性受到礼法与贞操观的束缚，仍多被拘束在家中。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越是底层女性，正统礼法对她们的制约越弱，而战时环境虽然愈发危险，却也正是各种社会机制松动乃至瘫痪的时刻，也就是说，她们可能比中上层妇女更能抓住机会摆脱对自己不利的处境。

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

要理解她们为什么那样行动，就得先复原她们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的北平，妇女从事正式工作的机会很有限，只能依靠“灰色经济”打零工谋生；不过，现代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使她们可以比传统社会的妇女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少的保护；在她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个熟人关系网络生存，只在不得不和警察、法官等人员打交道时才接触到“国家”。一如本书前言中指出的，“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她们只是依据着一套非正式的生存法则，随时随地灵活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不测风险。

在她们身上，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她们“弃夫潜逃”的动机，谈不上是为了“反封建”，倒经常归咎于其丈夫收入低微，不能养家，这意味着她们自居于经济依附地位，“并不是意图挑战家庭权威与等级制度，而是抗议丈夫未能履行其经济义务”。耐人寻味的是，在清朝法律中，弃夫潜逃原本是一种犯罪行为，到民国时期基于婚姻双方的平等自由原则，它逐渐被非罪化，而将其视为女方破坏婚姻契约的民事行为。自由离婚仍受到暗中阻挠，而此时控诉丈夫无力养活妻小，反倒是最能被接受的合理解释。

对改革者们来说，这些下层妇女思想落后，而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将她们从无知和贫困中拯救出来，不论如何，她们只是需要被唤醒和改造的客体；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自下而上来看，就会意识到，她们“逃避但不离开”一个男权体系，不但是一种巧妙的破坏，也是她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生存手段。她们肯定不是知识精英所期待的那样，但不可否认，她们远不只是被动的群体，恰恰相反，她们也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因为身为弱者的处境，意味着她们必须竭尽所能适应社会变动才能活下去。

大时代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

民国时期的普通百姓仍然大多缺乏那种“身为现代国家一分子”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打交道仅限于迫不得已时，这样的民众是较难被组织动员的：“大杂院的关系网络缺乏政治动机，也不会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提供基础。底层妇女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其关系网的主要性质是在其本身所处社区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为了管理一个比以往更为复杂、多样化、不稳定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口，必须发展出全新的管理手段，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于是应运而生。

1949年，“北平”成了“北京”，新政府迅速终结了对妇女长期的性剥削和经济剥削制度。“新社会”不但许诺了拯救，而且唤醒了妇女的政治意识，将她们纳入到生产、教育和政治活动机构中来，引导她们积极参与群众运动，构建全新的妇女身份观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时代的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原本身处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利用新涌现的机会和话语，也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她们身上既有新的一面，但又无法脱离原有的社会根基，最终，她们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再嵌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之中。

“弃夫潜逃”这个切入点以小见大，巧妙地突破了法律史、妇女史、城市史的边界，通过法律档案的解读，将那些被宏大话语的历史书写所遗忘的底层女性带回了视野，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一个艰难的战乱年代，那些按说选择很少的弱者，仍然能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不仅如此，它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任何现代性的话语和思想，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往往是缓慢的，也总是会被有选择地、创造性地回应。

◎维舟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视角的城市社会史著作。作者马钊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档案馆藏解放前刑事案卷、社会调查、报刊等多类型史料，让沉默的底层女性通过司法文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书将女性置于城市空间、法律实践与社会网络的交汇点，不仅填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性别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底层视角”重构了我们对战时社会生态的理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抗婚曾是新青年从梦中觉醒、“冲决网罗”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社会观念仍普遍保守，即便离家出走，新女性往往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鲁迅因此断言，除了觉醒的心，还须有钱，才能生存，否则，“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

不仅如此，当时妇女出走的事件虽然时有所闻，但能真正激起公众舆论同情的，主角仍是抗婚出走的未婚女子，已婚妇女的出走就不见得能得到同等待遇了。许慧琦《“娜拉”在中国》一书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娜拉出走的影响力，似乎无法抵抗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已婚妇女出走、离婚妇女或妇女再醮者的歧视与偏见。仿佛只有未婚男女有资格做人。已婚妇女尽管历经艰辛挣脱婚姻枷锁，企图再生，也很难获得新社会的认可。”

在知识精英的眼里，确实只有那些勇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未婚女子才算是“新女性”，但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还有另一些离家出走的女性，虽然不见得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影响，却同样以自己的行动，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这些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妇女，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事实上，要不是她们“弃夫潜逃”而卷入官司，记入司法档案，后世极有可能也无从得知她们的事迹，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她们是平民百姓，其所作所为才更真切地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处境。

历史学者马钊借用“弃夫潜逃”这个近代法律案件中的术语，揭开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真相：1937-1949年间在战乱中的北平，曾有不少下层妇女出于种种原因离家出走，虽然这种行为谈不上是什么“现代性”的表达，甚至也多多少少被当时社会视为“有伤风化”，然而她们之所以能如此，正生动地证明小人物也能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地下网络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中得以生存下来。

这些没受过什么新思想洗礼的底层妇女，也能算“娜拉”吗？她们看来既不能算是“新女性”，手头的资源更远不如社会精英，却能在复杂微妙的动荡环境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顽强生活能力，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此，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弃夫潜逃”的行为并不是新现象，但只有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下，才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学者研究雍正、乾隆时期的拐逃案后发现，盛清时期有不少下层妇女因面临经济、婚姻或家暴等困境而离家出走，但绝大多数女性受到礼法与贞操观的束缚，仍多被拘束在家中。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越是底层女性，正统礼法对她们的制约越弱，而战时环境虽然愈发危险，却也正是各种社会机制松动乃至瘫痪的时刻，也就是说，她们可能比中上层妇女更能抓住机会摆脱对自己不利的处境。

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

要理解她们为什么那样行动，就得先复原她们的生活环境：在当时的北平，妇女从事正式工作的机会很有限，只能依靠“灰色经济”打零工谋生；不过，现代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使她们可以比传统社会的妇女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少的保护；在她们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个熟人关系网络生存，只在不得不和警察、法官等人员打交道时才接触到“国家”。一如本书前言中指出的，“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她们只是依据着一套非正式的生存法则，随时随地灵活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不测风险。

在她们身上，传统熟人社会的烙印要远比新思想重得多。她们“弃夫潜逃”的动机，谈不上是为了“反封建”，倒经常归咎于其丈夫收入低微，不能养家，这意味着她们自居于经济依附地位，“并不是意图挑战家庭权威与等级制度，而是抗议丈夫未能履行其经济义务”。耐人寻味的是，在清朝法律中，弃夫潜逃原本是一种犯罪行为，到民国时期基于婚姻双方的平等自由原则，它逐渐被非罪化，而将其视为女方破坏婚姻契约的民事行为。自由离婚仍受到暗中阻挠，而此时控诉丈夫无力养活妻小，反倒是最能被接受的合理解释。

对改革者们来说，这些下层妇女思想落后，而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将她们从无知和贫困中拯救出来，不论如何，她们只是需要被唤醒和改造的客体；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自下而上来看，就会意识到，她们“逃避但不离开”一个男权体系，不但是一种巧妙的破坏，也是她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生存手段。她们肯定不是知识精英所期待的那样，但不可否认，她们远不只是被动的群体，恰恰相反，她们也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因为身为弱者的处境，意味着她们必须竭尽所能适应社会变动才能活下去。

大时代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

民国时期的普通百姓仍然大多缺乏那种“身为现代国家一分子”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打交道仅限于迫不得已时，这样的民众是较难被组织动员的：“大杂院的关系网络缺乏政治动机，也不会为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提供基础。底层妇女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其关系网的主要性质是在其本身所处社区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为了管理一个比以往更为复杂、多样化、不稳定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口，必须发展出全新的管理手段，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于是应运而生。

1949年，“北平”成了“北京”，新政府迅速终结了对妇女长期的性剥削和经济剥削制度。“新社会”不但许诺了拯救，而且唤醒了妇女的政治意识，将她们纳入到生产、教育和政治活动机构中来，引导她们积极参与群众运动，构建全新的妇女身份观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大时代的新旧交替之际，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原本身处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利用新涌现的机会和话语，也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她们身上既有新的一面，但又无法脱离原有的社会根基，最终，她们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再嵌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之中。

“弃夫潜逃”这个切入点以小见大，巧妙地突破了法律史、妇女史、城市史的边界，通过法律档案的解读，将那些被宏大话语的历史书写所遗忘的底层女性带回了视野，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一个艰难的战乱年代，那些按说选择很少的弱者，仍然能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不仅如此，它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任何现代性的话语和思想，对底层社会的渗透往往是缓慢的，也总是会被有选择地、创造性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