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云。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贵安新区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 新华社发

深汕铁路起于深圳西丽站，终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并引入广汕铁路深汕站。 新华社发

十年前，张可云曾经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这是一个双方得益的项目，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长期深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05年，他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咨询论证工作，是专家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进入新世纪以后，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东西部差距进一步缩小了。”近日，张可云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他看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立与“东数西算”工程，都是生动的实践案例，广东实施的“百千万工程”，也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他认为，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之变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2005年，张可云接到了一则开会通知。“出于保密，也没说是开什么会。”他抵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才得知，“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即将成立，自己是最年轻的一员。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名称改为五年规划。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发文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规划(计划)的性质逐步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内容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向加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转变，从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他向南都记者解释，例如，“十一五”之前的五年计划对于产粮、产钢的多少都说得很具体，从“十一五”开始，这些指标基本就没有了，“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性目标，一类是预期性目标”。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约束性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在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中，要考虑其负责的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为了明确任务、便于考核，还要将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其中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要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预期性目标如GDP增速，具体由市场微观主体去完成。”张可云说道。

作为一名深耕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他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迎来“2.0版本”，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阐释道，“以前西部有问题就开发西部，东北有问题就振兴东北，‘十一五’则是将各大战略区域纳入到总体战略中来考虑。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打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区域协调发展还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首次提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

张可云曾参与“主体功能区”这一概念的界定。他透露，本来以“功能区”命名，“但是功能区指的是中心城市和其腹地所构成的空间单元，从理论界定上而言是不妥当的。主体功能区对应的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均质区概念，即一个区域内部不同空间单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和水平基本相同。”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其依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潜力，来制定发展思路和方向，必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张可云表示，“这样一来，每一寸国土的功能都非常具体。”

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此外，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

“东数西算”助力新质生产力

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可云出生于湖南岳阳临湘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8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一度想回到湖南工作。

在研究所老师们的支持下，他最终选择留校任教，继续深耕区域经济研究。他曾在2018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当看到校园内活力十足的年轻学子与青年学者，特别是看到中国今日之成就与影响，满意感便油然而生。”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再次翻开崭新一页。

张可云对南都记者说，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数据是有力的佐证。他介绍，2021年，中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366.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9.5%，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10.86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4.3%，多个西部省份已实现县县通高速。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占全国比重63.1%，总计达9.5万公里。此外，中西部地区水利工程、信息网络加快建设，区域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输电能力显著提升。

“从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来看，区域间逐步接近。”张可云说起2021年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其中提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无数人共同创造了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政府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同时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区域联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张可云关注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他向南都记者举例道，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点城市之一，依靠大规模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优势，推动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就是新质生产力跨区域协同的典型案例。“东数西算”是在“新基建”大背景下启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工程。

与“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相似，“东数西算”是一个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引导中西部利用能源优势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数据向西，算力向东”，服务东部沿海等算力紧缺区域，解决我国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不均衡的现状。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多地发力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将算力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高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的能源，这正好是贵州的强项，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算力。”张可云说，“这样一来，东西部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加速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做法值得推广

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引导各地区围绕主体功能定位，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加强改革攻坚、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分析，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在于扩大引领力，“我们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必须要有若干个能够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的地区。”

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具备标准的世界级城市群实力，“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群的总量能够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产业新技术的引领力方面，其表现十分突出。”

张可云以深圳的发展为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资料显示，2011年，深圳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到了2025年，已经接近4万亿元。2024年，深圳专利授权量24.19万件，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前是前店后厂，内地的制造优势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紧密相连。”他建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联动周边区域发展。

2016年，张可云因工作前往深圳开会，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认为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深汕特别合作区这种做法，对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极其重要。香港、澳门面积较小，可加强与珠三角周边地区的合作，利用空间来拓展发展潜力。”他也注意到，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及，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这一需求也是着眼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张可云建议，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意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不能一哄而上，大量重复建设不仅浪费金钱和资源，成效也不大”。

“顶层设计方面应做好引领，各地通力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张可云说，“这是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关键之一。”

《中国奇迹——寻访五年规划编制亲历者》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张可云。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贵安新区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 新华社发

深汕铁路起于深圳西丽站，终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并引入广汕铁路深汕站。 新华社发

十年前，张可云曾经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这是一个双方得益的项目，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长期深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05年，他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咨询论证工作，是专家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进入新世纪以后，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东西部差距进一步缩小了。”近日，张可云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他看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立与“东数西算”工程，都是生动的实践案例，广东实施的“百千万工程”，也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他认为，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之变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2005年，张可云接到了一则开会通知。“出于保密，也没说是开什么会。”他抵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才得知，“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即将成立，自己是最年轻的一员。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名称改为五年规划。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发文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规划(计划)的性质逐步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内容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向加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转变，从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他向南都记者解释，例如，“十一五”之前的五年计划对于产粮、产钢的多少都说得很具体，从“十一五”开始，这些指标基本就没有了，“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性目标，一类是预期性目标”。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约束性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在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中，要考虑其负责的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为了明确任务、便于考核，还要将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其中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要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预期性目标如GDP增速，具体由市场微观主体去完成。”张可云说道。

作为一名深耕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他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迎来“2.0版本”，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阐释道，“以前西部有问题就开发西部，东北有问题就振兴东北，‘十一五’则是将各大战略区域纳入到总体战略中来考虑。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打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区域协调发展还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首次提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

张可云曾参与“主体功能区”这一概念的界定。他透露，本来以“功能区”命名，“但是功能区指的是中心城市和其腹地所构成的空间单元，从理论界定上而言是不妥当的。主体功能区对应的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均质区概念，即一个区域内部不同空间单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和水平基本相同。”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其依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潜力，来制定发展思路和方向，必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张可云表示，“这样一来，每一寸国土的功能都非常具体。”

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此外，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

“东数西算”助力新质生产力

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可云出生于湖南岳阳临湘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8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一度想回到湖南工作。

在研究所老师们的支持下，他最终选择留校任教，继续深耕区域经济研究。他曾在2018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当看到校园内活力十足的年轻学子与青年学者，特别是看到中国今日之成就与影响，满意感便油然而生。”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再次翻开崭新一页。

张可云对南都记者说，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数据是有力的佐证。他介绍，2021年，中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366.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9.5%，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10.86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4.3%，多个西部省份已实现县县通高速。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占全国比重63.1%，总计达9.5万公里。此外，中西部地区水利工程、信息网络加快建设，区域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输电能力显著提升。

“从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来看，区域间逐步接近。”张可云说起2021年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其中提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无数人共同创造了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政府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同时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区域联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张可云关注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他向南都记者举例道，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点城市之一，依靠大规模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优势，推动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就是新质生产力跨区域协同的典型案例。“东数西算”是在“新基建”大背景下启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工程。

与“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相似，“东数西算”是一个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引导中西部利用能源优势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数据向西，算力向东”，服务东部沿海等算力紧缺区域，解决我国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不均衡的现状。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多地发力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将算力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高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的能源，这正好是贵州的强项，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算力。”张可云说，“这样一来，东西部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加速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做法值得推广

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引导各地区围绕主体功能定位，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加强改革攻坚、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分析，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在于扩大引领力，“我们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必须要有若干个能够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的地区。”

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具备标准的世界级城市群实力，“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群的总量能够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产业新技术的引领力方面，其表现十分突出。”

张可云以深圳的发展为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资料显示，2011年，深圳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到了2025年，已经接近4万亿元。2024年，深圳专利授权量24.19万件，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前是前店后厂，内地的制造优势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紧密相连。”他建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联动周边区域发展。

2016年，张可云因工作前往深圳开会，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认为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深汕特别合作区这种做法，对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极其重要。香港、澳门面积较小，可加强与珠三角周边地区的合作，利用空间来拓展发展潜力。”他也注意到，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及，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这一需求也是着眼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张可云建议，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意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不能一哄而上，大量重复建设不仅浪费金钱和资源，成效也不大”。

“顶层设计方面应做好引领，各地通力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张可云说，“这是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关键之一。”

《中国奇迹——寻访五年规划编制亲历者》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张可云。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贵安新区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 新华社发

深汕铁路起于深圳西丽站，终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并引入广汕铁路深汕站。 新华社发

十年前，张可云曾经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这是一个双方得益的项目，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长期深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05年，他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咨询论证工作，是专家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进入新世纪以后，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东西部差距进一步缩小了。”近日，张可云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他看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立与“东数西算”工程，都是生动的实践案例，广东实施的“百千万工程”，也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他认为，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之变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2005年，张可云接到了一则开会通知。“出于保密，也没说是开什么会。”他抵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才得知，“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即将成立，自己是最年轻的一员。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名称改为五年规划。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发文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规划(计划)的性质逐步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内容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向加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转变，从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他向南都记者解释，例如，“十一五”之前的五年计划对于产粮、产钢的多少都说得很具体，从“十一五”开始，这些指标基本就没有了，“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性目标，一类是预期性目标”。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约束性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在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中，要考虑其负责的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为了明确任务、便于考核，还要将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其中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要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预期性目标如GDP增速，具体由市场微观主体去完成。”张可云说道。

作为一名深耕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他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迎来“2.0版本”，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阐释道，“以前西部有问题就开发西部，东北有问题就振兴东北，‘十一五’则是将各大战略区域纳入到总体战略中来考虑。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打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区域协调发展还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首次提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

张可云曾参与“主体功能区”这一概念的界定。他透露，本来以“功能区”命名，“但是功能区指的是中心城市和其腹地所构成的空间单元，从理论界定上而言是不妥当的。主体功能区对应的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均质区概念，即一个区域内部不同空间单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和水平基本相同。”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其依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潜力，来制定发展思路和方向，必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张可云表示，“这样一来，每一寸国土的功能都非常具体。”

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此外，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

“东数西算”助力新质生产力

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可云出生于湖南岳阳临湘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8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一度想回到湖南工作。

在研究所老师们的支持下，他最终选择留校任教，继续深耕区域经济研究。他曾在2018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当看到校园内活力十足的年轻学子与青年学者，特别是看到中国今日之成就与影响，满意感便油然而生。”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再次翻开崭新一页。

张可云对南都记者说，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数据是有力的佐证。他介绍，2021年，中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366.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9.5%，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10.86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4.3%，多个西部省份已实现县县通高速。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占全国比重63.1%，总计达9.5万公里。此外，中西部地区水利工程、信息网络加快建设，区域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输电能力显著提升。

“从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来看，区域间逐步接近。”张可云说起2021年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其中提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无数人共同创造了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政府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同时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区域联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张可云关注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他向南都记者举例道，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点城市之一，依靠大规模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优势，推动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就是新质生产力跨区域协同的典型案例。“东数西算”是在“新基建”大背景下启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工程。

与“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相似，“东数西算”是一个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引导中西部利用能源优势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数据向西，算力向东”，服务东部沿海等算力紧缺区域，解决我国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不均衡的现状。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多地发力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将算力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高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的能源，这正好是贵州的强项，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算力。”张可云说，“这样一来，东西部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加速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做法值得推广

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引导各地区围绕主体功能定位，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加强改革攻坚、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分析，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在于扩大引领力，“我们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必须要有若干个能够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的地区。”

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具备标准的世界级城市群实力，“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群的总量能够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产业新技术的引领力方面，其表现十分突出。”

张可云以深圳的发展为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资料显示，2011年，深圳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到了2025年，已经接近4万亿元。2024年，深圳专利授权量24.19万件，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前是前店后厂，内地的制造优势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紧密相连。”他建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联动周边区域发展。

2016年，张可云因工作前往深圳开会，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认为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深汕特别合作区这种做法，对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极其重要。香港、澳门面积较小，可加强与珠三角周边地区的合作，利用空间来拓展发展潜力。”他也注意到，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及，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这一需求也是着眼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张可云建议，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意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不能一哄而上，大量重复建设不仅浪费金钱和资源，成效也不大”。

“顶层设计方面应做好引领，各地通力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张可云说，“这是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关键之一。”

《中国奇迹——寻访五年规划编制亲历者》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张可云。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贵安新区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 新华社发

深汕铁路起于深圳西丽站，终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并引入广汕铁路深汕站。 新华社发

十年前，张可云曾经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这是一个双方得益的项目，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长期深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05年，他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咨询论证工作，是专家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进入新世纪以后，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东西部差距进一步缩小了。”近日，张可云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他看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立与“东数西算”工程，都是生动的实践案例，广东实施的“百千万工程”，也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他认为，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之变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2005年，张可云接到了一则开会通知。“出于保密，也没说是开什么会。”他抵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才得知，“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即将成立，自己是最年轻的一员。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名称改为五年规划。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发文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规划(计划)的性质逐步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内容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向加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转变，从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他向南都记者解释，例如，“十一五”之前的五年计划对于产粮、产钢的多少都说得很具体，从“十一五”开始，这些指标基本就没有了，“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性目标，一类是预期性目标”。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约束性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在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中，要考虑其负责的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为了明确任务、便于考核，还要将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其中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要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预期性目标如GDP增速，具体由市场微观主体去完成。”张可云说道。

作为一名深耕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他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迎来“2.0版本”，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阐释道，“以前西部有问题就开发西部，东北有问题就振兴东北，‘十一五’则是将各大战略区域纳入到总体战略中来考虑。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打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区域协调发展还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首次提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

张可云曾参与“主体功能区”这一概念的界定。他透露，本来以“功能区”命名，“但是功能区指的是中心城市和其腹地所构成的空间单元，从理论界定上而言是不妥当的。主体功能区对应的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均质区概念，即一个区域内部不同空间单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和水平基本相同。”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其依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潜力，来制定发展思路和方向，必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张可云表示，“这样一来，每一寸国土的功能都非常具体。”

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此外，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

“东数西算”助力新质生产力

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可云出生于湖南岳阳临湘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8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一度想回到湖南工作。

在研究所老师们的支持下，他最终选择留校任教，继续深耕区域经济研究。他曾在2018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当看到校园内活力十足的年轻学子与青年学者，特别是看到中国今日之成就与影响，满意感便油然而生。”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再次翻开崭新一页。

张可云对南都记者说，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数据是有力的佐证。他介绍，2021年，中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366.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9.5%，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10.86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4.3%，多个西部省份已实现县县通高速。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占全国比重63.1%，总计达9.5万公里。此外，中西部地区水利工程、信息网络加快建设，区域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输电能力显著提升。

“从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来看，区域间逐步接近。”张可云说起2021年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其中提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无数人共同创造了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政府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同时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区域联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张可云关注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他向南都记者举例道，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点城市之一，依靠大规模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优势，推动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就是新质生产力跨区域协同的典型案例。“东数西算”是在“新基建”大背景下启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工程。

与“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相似，“东数西算”是一个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引导中西部利用能源优势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数据向西，算力向东”，服务东部沿海等算力紧缺区域，解决我国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不均衡的现状。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多地发力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将算力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高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的能源，这正好是贵州的强项，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算力。”张可云说，“这样一来，东西部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加速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做法值得推广

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引导各地区围绕主体功能定位，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加强改革攻坚、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分析，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在于扩大引领力，“我们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必须要有若干个能够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的地区。”

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具备标准的世界级城市群实力，“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群的总量能够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产业新技术的引领力方面，其表现十分突出。”

张可云以深圳的发展为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资料显示，2011年，深圳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到了2025年，已经接近4万亿元。2024年，深圳专利授权量24.19万件，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前是前店后厂，内地的制造优势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紧密相连。”他建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联动周边区域发展。

2016年，张可云因工作前往深圳开会，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认为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深汕特别合作区这种做法，对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极其重要。香港、澳门面积较小，可加强与珠三角周边地区的合作，利用空间来拓展发展潜力。”他也注意到，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及，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这一需求也是着眼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张可云建议，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意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不能一哄而上，大量重复建设不仅浪费金钱和资源，成效也不大”。

“顶层设计方面应做好引领，各地通力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张可云说，“这是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关键之一。”

《中国奇迹——寻访五年规划编制亲历者》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张可云。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贵安新区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 新华社发

深汕铁路起于深圳西丽站，终至深汕特别合作区并引入广汕铁路深汕站。 新华社发

十年前，张可云曾经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这是一个双方得益的项目，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长期深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05年，他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咨询论证工作，是专家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当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进入新世纪以后，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东西部差距进一步缩小了。”近日，张可云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他看来，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立与“东数西算”工程，都是生动的实践案例，广东实施的“百千万工程”，也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他认为，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之变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

2005年，张可云接到了一则开会通知。“出于保密，也没说是开什么会。”他抵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才得知，“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即将成立，自己是最年轻的一员。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年计划名称改为五年规划。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发文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规划(计划)的性质逐步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内容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向加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转变，从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

“2005年前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不是什么都管。”他向南都记者解释，例如，“十一五”之前的五年计划对于产粮、产钢的多少都说得很具体，从“十一五”开始，这些指标基本就没有了，“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性目标，一类是预期性目标”。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约束性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具有法律效力，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在对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中，要考虑其负责的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

为了明确任务、便于考核，还要将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其中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指标要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预期性目标如GDP增速，具体由市场微观主体去完成。”张可云说道。

作为一名深耕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他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迎来“2.0版本”，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阐释道，“以前西部有问题就开发西部，东北有问题就振兴东北，‘十一五’则是将各大战略区域纳入到总体战略中来考虑。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打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区域协调发展还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首次提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

张可云曾参与“主体功能区”这一概念的界定。他透露，本来以“功能区”命名，“但是功能区指的是中心城市和其腹地所构成的空间单元，从理论界定上而言是不妥当的。主体功能区对应的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均质区概念，即一个区域内部不同空间单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条件和水平基本相同。”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其依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潜力，来制定发展思路和方向，必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目标。”张可云表示，“这样一来，每一寸国土的功能都非常具体。”

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此外，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

“东数西算”助力新质生产力

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可云出生于湖南岳阳临湘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8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一度想回到湖南工作。

在研究所老师们的支持下，他最终选择留校任教，继续深耕区域经济研究。他曾在2018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当看到校园内活力十足的年轻学子与青年学者，特别是看到中国今日之成就与影响，满意感便油然而生。”

“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再次翻开崭新一页。

张可云对南都记者说，过去五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缩小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交通、网络的改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数据是有力的佐证。他介绍，2021年，中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366.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9.5%，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10.86万公里，占全国比重64.3%，多个西部省份已实现县县通高速。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占全国比重63.1%，总计达9.5万公里。此外，中西部地区水利工程、信息网络加快建设，区域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跨区域输电能力显著提升。

“从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来看，区域间逐步接近。”张可云说起2021年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其中提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无数人共同创造了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党中央设立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里，政府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同时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区域联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张可云关注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需要跨区域协同，形成全国性的利益共同体。”

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他向南都记者举例道，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点城市之一，依靠大规模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优势，推动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就是新质生产力跨区域协同的典型案例。“东数西算”是在“新基建”大背景下启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工程。

与“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相似，“东数西算”是一个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引导中西部利用能源优势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数据向西，算力向东”，服务东部沿海等算力紧缺区域，解决我国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不均衡的现状。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多地发力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将算力产业发展推向新的高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的能源，这正好是贵州的强项，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算力。”张可云说，“这样一来，东西部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加速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做法值得推广

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引导各地区围绕主体功能定位，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加强改革攻坚、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张可云向南都记者分析，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在于扩大引领力，“我们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必须要有若干个能够引领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的地区。”

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具备标准的世界级城市群实力，“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群的总量能够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产业新技术的引领力方面，其表现十分突出。”

张可云以深圳的发展为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资料显示，2011年，深圳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到了2025年，已经接近4万亿元。2024年，深圳专利授权量24.19万件，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前是前店后厂，内地的制造优势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紧密相连。”他建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联动周边区域发展。

2016年，张可云因工作前往深圳开会，曾考察过深汕特别合作区，认为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圳拓展了发展空间，汕尾又能通过深圳的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发展等级。深圳帮助粤东地区建立了新的增长极。”

“深汕特别合作区这种做法，对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极其重要。香港、澳门面积较小，可加强与珠三角周边地区的合作，利用空间来拓展发展潜力。”他也注意到，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具有全国推广意义，有很多特色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及，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这一需求也是着眼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张可云建议，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意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不能一哄而上，大量重复建设不仅浪费金钱和资源，成效也不大”。

“顶层设计方面应做好引领，各地通力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张可云说，“这是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关键之一。”

《中国奇迹——寻访五年规划编制亲历者》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