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二那年，住我们单元四层十一号的冯燕义，被选为北十九号楼的楼长，为了丰富群众，主要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在和我父亲经过一个下午沟通后，决定把我们楼的“文化站”设在我家。

我不用偷听他们的谈话，就晓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纸箱子，里面一摞挨一摞积攒的小人书，比小山还要高，品种比新华书店卖的还要多，足可以开一个小型图书馆，若细究起来，这里面多一半还有我的功劳呢。

父母都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连环画迷”。

现在的雅秀商厦旁边小马路对面的位置，原先是一排整齐白净的平房，那是三里屯地区唯一的一家百货店，早先除了卖油盐酱醋、衣服布料、文具用品之外，还卖连环画、课本、大人书籍什么的，那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一迈进这家百货店的门槛，我就把父母彻底抛到了脑后，径自扑到出售连环画的柜台，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新出版的小人书，如果有，我肯定会像被吸铁石吸住脚踝一样，任凭父母怎么拉扯，一步也迈不动。这里的售货员阿姨，也记住了我这张对书痴迷的脸，一见到我，就会像见到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

“今天又来了，我们这里又进了一批新书，你想不想看？”

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其中一本塞进我手里，我捧着它站在那里，足可以看上半个小时，直到父母看我实在喜欢得不行，把它买下来，我才一边翻看着小人书，一边活蹦乱跳地回家。

当然，我父母在这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慷慨，除了平时没少买，到节假日，父亲还会额外带回一大堆新书，像圣诞老人派送孩子礼品一样，把它们送给我，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正因为这样，家里边的小人书呈几何倍数般地不断增长，很快书架就装不下了，只好装进一个大大的纸箱子里。

因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楼长选定我们家做“文化站”，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曾经在东城区鼓楼文化馆工作过的姥姥呢。

姥姥，是北方人对母亲的母亲的一种叫法，在南方统称“外婆”。我父母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搬来北京住已几十年，生活习惯早已融入当地习俗，所以在家里我们一般都管她叫“姥姥”。我姥姥可是个大善人，勤劳能干，热情开朗，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常常是和邻居刚打个照面，还未说话，就“呵呵呵”地先笑起来。她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搬来三里屯跟我们住的，一到这里，每天天刚放亮，她就一个人打扫单元楼道，擦拭总共四层楼高的护栏，送报纸，送信，完全属于义务性质。因此邻居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能干的老太太，她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好、最亲的姥姥。

姥姥非常心疼我，这不仅仅指的是日常照料、洗衣做饭、上街买菜，更指的是父亲和母亲说我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把我拉到她身边，用那种颤巍巍的带点南方口音的腔调，替我解围：“孩子还小嘛，不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每次上副食店买菜或打酱油，在那条飘散槐树花香的林荫小路，总是走着她与我一老一小，提着筐蹒跚而行的身影；以及每次快到吃中午饭或晚饭时分，最靠西边一层的绿色纱窗就会打开，从里面探出一个笑呵呵的老妇人的面孔，接着，就是那句整个楼都能听到的、悠长而绵远的熟悉喊声：

“小明，快回家吃饭喽！”

但所有的印象全加起来，都不如我对姥姥的那双脚来得深刻。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双脚时，就结结实实给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一双脚。

它不像常人那样五个脚指头呈扇子形状分开的，而是像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似的，大拇指的脚趾，直接伸到食指的脚趾下。结果，把一块坚硬的骨头如同小山一样给拱了上来，就像两列火车相撞，一节车厢把另一节车厢不仅断成两截，还给顶到了树上。姥姥的其他三个脚趾也像是曾遭过牢牢捆绑，鸡爪子似的攒在一起，让人看过之后就感到难受。

母亲对我说，姥姥出生在清朝末期的封建社会。那时候的女人可受罪了，她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要裹足，就是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把脚牢牢裹住，不让它继续生长，到这个女孩大了，她的脚就成了所谓“三寸金莲”的小脚，只有这样，男人才会娶她。这是中国旧社会最黑暗的风俗之一。姥姥的家人原来也是让她裹小脚的，只是她出生没多久就赶上辛亥革命，她父亲又比较开明，裹了不久又把脚给放了。那时候，把根据自然生长起来的脚叫“天足”。姥姥虽然放了“天足”，毕竟受到约束过一段时间，双脚还是有些畸形，但以她这样大的岁数，能享受“天足”，这样的待遇已实属难得。比如跟她差不多大的徐光奶奶，我就注意到，她仍是一对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残害过的牺牲品。

但姥姥到底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不同于一般家庭妇女，她上过基督教办的洋学堂，读书识字，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据说上学时，老师就经常让她上前面，把自己写的毛笔字展示给大家。有一阵子过春节，我们楼里几个单元门口贴的春联，都是姥姥一笔一画用毛笔写的，红红的春联上面留下黑黑的墨迹，非常工整漂亮。

现在，要在我们家设“文化站”，姥姥的一肚子墨水又有了用武之地，而我，自然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

整理小人书，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那些百看不厌的画册，重新温习一遍，那些诱人的场景，那些与我差不多大、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小朋友，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一跃入我的眼帘：小兵张嘎、小马倌、小金水、王二小放牛郎、戴碧蓉、玉龙与红梅……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心跳，能感觉到他们活灵活现地从连环画中翻身站起，冲我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喂，小明，我们在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那你呢？”每每到这时，我就会像大人一样陷入沉思，直到姥姥在旁边猛拍一下我的脑袋：

“想什么呢？快给我找出下一本书来。”

姥姥为了方便这些连环画借阅，花费了好大的精力。她先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然后，会在每本连环画的书脊贴上蓝白道的标签，上面分别写上类别和书号，包括扉页也都做了标记。此外，姥姥又拿出一个单线横格本，把家中收藏的所有连环画的书名、编号、类别，都非常仔细地记在那个小本本里，并打上表格，注明借出日期和返还日期，完全按照正规图书室的程序和要求办事。

“文化站”开张那一天，成为北十九号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家一下子涌进了好多好多孩子。

他们中有本单元的，有其他单元的；有我们楼的，也有外边别的楼的；有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大都与我年龄相仿，也有带着自己弟弟妹妹一起来的，甚至还有几个已经上了班的大孩子。总之，他们吵呀、闹呀、叫呀，就像进入了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子，把两间屋子加一间过厅挤得满满的，嘴里都喊着要拿这本那本小人书看。

姥姥像个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正襟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看着这么多孩子一边开心地笑，一边在小本本上登记，从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本书递给孩子。我嘛，煞有介事地组织大家排成一队，嘱咐大家不要喊不要乱，按照秩序来，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本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我家的椅子、凳子、小马扎也全都贡献了出来，连床也坐满了人，有那实在找不到地方坐的，只好凑合找一个旮旯倚站着把书看完。喧闹之后是一片寂静，这么多孩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听到他们翻页时传出“哗啦哗啦”的脆响，就像麦田里落下黑压压一片蚂蚱，在贪婪地咀嚼着麦子。

每天都有很多孩子来看书，每天也有不少孩子把书借回家看，但我们很快发现，有的孩子把书借走就不再还回，于是，姥姥就用毛笔写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几个字，贴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有了“文化站”，楼里孩子打闹的现象明显减少，到外面闯祸的事情基本杜绝，为此，我们楼被评选为三里屯地区优秀“团结楼”。但是，不好的事情也有发生，就是我们家小人书的数量急剧下降，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借书为名占为己有，还有小人书中间几页被撕毁的现象，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连环画。毕竟那个年代，许多家庭还很穷，买不起一毛多一本的小人书。所以，“文化站”只红火了不到半年，就关闭了，楼里的孩子又陷入无序的打闹当中，只有我，在经历“文化站”事件之后，对小人书的喜爱程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增加。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于翻阅连环画，而是试图进入到我称之为“再度创作”的空间。

所谓“再度创作”，就是用一根蜡笔或者颜料棒，在只有黑白两色的小人书上填充各种颜色。我一般喜欢把天空涂成蓝色，河水涂成浅绿，草和树叶涂成深绿，船、树干、斗笠、枪支涂成赭石色，人的脸庞、皮肤涂成土黄或杏黄，男人的衣服有深绿、淡青、宝石蓝各不相同，女人的衣服自然要花哨一些，好看一些，大都给涂成桃红、浅粉、明黄、藕荷等明亮色彩。上色是一个非常细碎烦琐的活儿，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行，但我那时就像着了魔，整天趴在桌子上一点一处地勾绘，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一旦完成一篇着完色的作品，就把连环画拿起来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就像这幅连环画出自自己之手。

自然而然，我那时对绘画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我拿出当初刻剪纸的劲头来，在我喜欢的连环画上，铺一张乳白色的、薄得透明的纸，通过透过来的清晰痕迹，用铅笔在纸上原封不动地把那幅画描摹下来；或者索性，就是拿一张上课用的白亮亮的图画纸，照着连环画一笔一画地绘写。我上小学、上中学绘画课，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实在是跟从小就喜欢小人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就是照着小人书封面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把它贴在自己睡觉床头的墙上，贴了好长一段时期，谁见了都说与小人书里画的一模一样。

到了上初中，我的阅读习惯转向大人们看的字书，连环画渐渐淡出我的视野，姥姥由于年迈体衰，也渐渐不再打扫楼道、洗衣、做饭，再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再到后来我娶妻生子，在我有了自己孩子的第三个年头，姥姥以她九十五岁的高龄，在无病无痛中离开了我们，人们都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是善终。

我上初二那年，住我们单元四层十一号的冯燕义，被选为北十九号楼的楼长，为了丰富群众，主要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在和我父亲经过一个下午沟通后，决定把我们楼的“文化站”设在我家。

我不用偷听他们的谈话，就晓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纸箱子，里面一摞挨一摞积攒的小人书，比小山还要高，品种比新华书店卖的还要多，足可以开一个小型图书馆，若细究起来，这里面多一半还有我的功劳呢。

父母都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连环画迷”。

现在的雅秀商厦旁边小马路对面的位置，原先是一排整齐白净的平房，那是三里屯地区唯一的一家百货店，早先除了卖油盐酱醋、衣服布料、文具用品之外，还卖连环画、课本、大人书籍什么的，那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一迈进这家百货店的门槛，我就把父母彻底抛到了脑后，径自扑到出售连环画的柜台，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新出版的小人书，如果有，我肯定会像被吸铁石吸住脚踝一样，任凭父母怎么拉扯，一步也迈不动。这里的售货员阿姨，也记住了我这张对书痴迷的脸，一见到我，就会像见到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

“今天又来了，我们这里又进了一批新书，你想不想看？”

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其中一本塞进我手里，我捧着它站在那里，足可以看上半个小时，直到父母看我实在喜欢得不行，把它买下来，我才一边翻看着小人书，一边活蹦乱跳地回家。

当然，我父母在这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慷慨，除了平时没少买，到节假日，父亲还会额外带回一大堆新书，像圣诞老人派送孩子礼品一样，把它们送给我，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正因为这样，家里边的小人书呈几何倍数般地不断增长，很快书架就装不下了，只好装进一个大大的纸箱子里。

因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楼长选定我们家做“文化站”，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曾经在东城区鼓楼文化馆工作过的姥姥呢。

姥姥，是北方人对母亲的母亲的一种叫法，在南方统称“外婆”。我父母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搬来北京住已几十年，生活习惯早已融入当地习俗，所以在家里我们一般都管她叫“姥姥”。我姥姥可是个大善人，勤劳能干，热情开朗，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常常是和邻居刚打个照面，还未说话，就“呵呵呵”地先笑起来。她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搬来三里屯跟我们住的，一到这里，每天天刚放亮，她就一个人打扫单元楼道，擦拭总共四层楼高的护栏，送报纸，送信，完全属于义务性质。因此邻居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能干的老太太，她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好、最亲的姥姥。

姥姥非常心疼我，这不仅仅指的是日常照料、洗衣做饭、上街买菜，更指的是父亲和母亲说我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把我拉到她身边，用那种颤巍巍的带点南方口音的腔调，替我解围：“孩子还小嘛，不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每次上副食店买菜或打酱油，在那条飘散槐树花香的林荫小路，总是走着她与我一老一小，提着筐蹒跚而行的身影；以及每次快到吃中午饭或晚饭时分，最靠西边一层的绿色纱窗就会打开，从里面探出一个笑呵呵的老妇人的面孔，接着，就是那句整个楼都能听到的、悠长而绵远的熟悉喊声：

“小明，快回家吃饭喽！”

但所有的印象全加起来，都不如我对姥姥的那双脚来得深刻。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双脚时，就结结实实给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一双脚。

它不像常人那样五个脚指头呈扇子形状分开的，而是像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似的，大拇指的脚趾，直接伸到食指的脚趾下。结果，把一块坚硬的骨头如同小山一样给拱了上来，就像两列火车相撞，一节车厢把另一节车厢不仅断成两截，还给顶到了树上。姥姥的其他三个脚趾也像是曾遭过牢牢捆绑，鸡爪子似的攒在一起，让人看过之后就感到难受。

母亲对我说，姥姥出生在清朝末期的封建社会。那时候的女人可受罪了，她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要裹足，就是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把脚牢牢裹住，不让它继续生长，到这个女孩大了，她的脚就成了所谓“三寸金莲”的小脚，只有这样，男人才会娶她。这是中国旧社会最黑暗的风俗之一。姥姥的家人原来也是让她裹小脚的，只是她出生没多久就赶上辛亥革命，她父亲又比较开明，裹了不久又把脚给放了。那时候，把根据自然生长起来的脚叫“天足”。姥姥虽然放了“天足”，毕竟受到约束过一段时间，双脚还是有些畸形，但以她这样大的岁数，能享受“天足”，这样的待遇已实属难得。比如跟她差不多大的徐光奶奶，我就注意到，她仍是一对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残害过的牺牲品。

但姥姥到底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不同于一般家庭妇女，她上过基督教办的洋学堂，读书识字，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据说上学时，老师就经常让她上前面，把自己写的毛笔字展示给大家。有一阵子过春节，我们楼里几个单元门口贴的春联，都是姥姥一笔一画用毛笔写的，红红的春联上面留下黑黑的墨迹，非常工整漂亮。

现在，要在我们家设“文化站”，姥姥的一肚子墨水又有了用武之地，而我，自然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

整理小人书，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那些百看不厌的画册，重新温习一遍，那些诱人的场景，那些与我差不多大、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小朋友，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一跃入我的眼帘：小兵张嘎、小马倌、小金水、王二小放牛郎、戴碧蓉、玉龙与红梅……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心跳，能感觉到他们活灵活现地从连环画中翻身站起，冲我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喂，小明，我们在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那你呢？”每每到这时，我就会像大人一样陷入沉思，直到姥姥在旁边猛拍一下我的脑袋：

“想什么呢？快给我找出下一本书来。”

姥姥为了方便这些连环画借阅，花费了好大的精力。她先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然后，会在每本连环画的书脊贴上蓝白道的标签，上面分别写上类别和书号，包括扉页也都做了标记。此外，姥姥又拿出一个单线横格本，把家中收藏的所有连环画的书名、编号、类别，都非常仔细地记在那个小本本里，并打上表格，注明借出日期和返还日期，完全按照正规图书室的程序和要求办事。

“文化站”开张那一天，成为北十九号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家一下子涌进了好多好多孩子。

他们中有本单元的，有其他单元的；有我们楼的，也有外边别的楼的；有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大都与我年龄相仿，也有带着自己弟弟妹妹一起来的，甚至还有几个已经上了班的大孩子。总之，他们吵呀、闹呀、叫呀，就像进入了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子，把两间屋子加一间过厅挤得满满的，嘴里都喊着要拿这本那本小人书看。

姥姥像个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正襟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看着这么多孩子一边开心地笑，一边在小本本上登记，从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本书递给孩子。我嘛，煞有介事地组织大家排成一队，嘱咐大家不要喊不要乱，按照秩序来，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本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我家的椅子、凳子、小马扎也全都贡献了出来，连床也坐满了人，有那实在找不到地方坐的，只好凑合找一个旮旯倚站着把书看完。喧闹之后是一片寂静，这么多孩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听到他们翻页时传出“哗啦哗啦”的脆响，就像麦田里落下黑压压一片蚂蚱，在贪婪地咀嚼着麦子。

每天都有很多孩子来看书，每天也有不少孩子把书借回家看，但我们很快发现，有的孩子把书借走就不再还回，于是，姥姥就用毛笔写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几个字，贴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有了“文化站”，楼里孩子打闹的现象明显减少，到外面闯祸的事情基本杜绝，为此，我们楼被评选为三里屯地区优秀“团结楼”。但是，不好的事情也有发生，就是我们家小人书的数量急剧下降，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借书为名占为己有，还有小人书中间几页被撕毁的现象，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连环画。毕竟那个年代，许多家庭还很穷，买不起一毛多一本的小人书。所以，“文化站”只红火了不到半年，就关闭了，楼里的孩子又陷入无序的打闹当中，只有我，在经历“文化站”事件之后，对小人书的喜爱程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增加。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于翻阅连环画，而是试图进入到我称之为“再度创作”的空间。

所谓“再度创作”，就是用一根蜡笔或者颜料棒，在只有黑白两色的小人书上填充各种颜色。我一般喜欢把天空涂成蓝色，河水涂成浅绿，草和树叶涂成深绿，船、树干、斗笠、枪支涂成赭石色，人的脸庞、皮肤涂成土黄或杏黄，男人的衣服有深绿、淡青、宝石蓝各不相同，女人的衣服自然要花哨一些，好看一些，大都给涂成桃红、浅粉、明黄、藕荷等明亮色彩。上色是一个非常细碎烦琐的活儿，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行，但我那时就像着了魔，整天趴在桌子上一点一处地勾绘，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一旦完成一篇着完色的作品，就把连环画拿起来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就像这幅连环画出自自己之手。

自然而然，我那时对绘画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我拿出当初刻剪纸的劲头来，在我喜欢的连环画上，铺一张乳白色的、薄得透明的纸，通过透过来的清晰痕迹，用铅笔在纸上原封不动地把那幅画描摹下来；或者索性，就是拿一张上课用的白亮亮的图画纸，照着连环画一笔一画地绘写。我上小学、上中学绘画课，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实在是跟从小就喜欢小人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就是照着小人书封面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把它贴在自己睡觉床头的墙上，贴了好长一段时期，谁见了都说与小人书里画的一模一样。

到了上初中，我的阅读习惯转向大人们看的字书，连环画渐渐淡出我的视野，姥姥由于年迈体衰，也渐渐不再打扫楼道、洗衣、做饭，再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再到后来我娶妻生子，在我有了自己孩子的第三个年头，姥姥以她九十五岁的高龄，在无病无痛中离开了我们，人们都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是善终。

我上初二那年，住我们单元四层十一号的冯燕义，被选为北十九号楼的楼长，为了丰富群众，主要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在和我父亲经过一个下午沟通后，决定把我们楼的“文化站”设在我家。

我不用偷听他们的谈话，就晓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纸箱子，里面一摞挨一摞积攒的小人书，比小山还要高，品种比新华书店卖的还要多，足可以开一个小型图书馆，若细究起来，这里面多一半还有我的功劳呢。

父母都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连环画迷”。

现在的雅秀商厦旁边小马路对面的位置，原先是一排整齐白净的平房，那是三里屯地区唯一的一家百货店，早先除了卖油盐酱醋、衣服布料、文具用品之外，还卖连环画、课本、大人书籍什么的，那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一迈进这家百货店的门槛，我就把父母彻底抛到了脑后，径自扑到出售连环画的柜台，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新出版的小人书，如果有，我肯定会像被吸铁石吸住脚踝一样，任凭父母怎么拉扯，一步也迈不动。这里的售货员阿姨，也记住了我这张对书痴迷的脸，一见到我，就会像见到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

“今天又来了，我们这里又进了一批新书，你想不想看？”

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其中一本塞进我手里，我捧着它站在那里，足可以看上半个小时，直到父母看我实在喜欢得不行，把它买下来，我才一边翻看着小人书，一边活蹦乱跳地回家。

当然，我父母在这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慷慨，除了平时没少买，到节假日，父亲还会额外带回一大堆新书，像圣诞老人派送孩子礼品一样，把它们送给我，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正因为这样，家里边的小人书呈几何倍数般地不断增长，很快书架就装不下了，只好装进一个大大的纸箱子里。

因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楼长选定我们家做“文化站”，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曾经在东城区鼓楼文化馆工作过的姥姥呢。

姥姥，是北方人对母亲的母亲的一种叫法，在南方统称“外婆”。我父母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搬来北京住已几十年，生活习惯早已融入当地习俗，所以在家里我们一般都管她叫“姥姥”。我姥姥可是个大善人，勤劳能干，热情开朗，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常常是和邻居刚打个照面，还未说话，就“呵呵呵”地先笑起来。她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搬来三里屯跟我们住的，一到这里，每天天刚放亮，她就一个人打扫单元楼道，擦拭总共四层楼高的护栏，送报纸，送信，完全属于义务性质。因此邻居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能干的老太太，她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好、最亲的姥姥。

姥姥非常心疼我，这不仅仅指的是日常照料、洗衣做饭、上街买菜，更指的是父亲和母亲说我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把我拉到她身边，用那种颤巍巍的带点南方口音的腔调，替我解围：“孩子还小嘛，不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每次上副食店买菜或打酱油，在那条飘散槐树花香的林荫小路，总是走着她与我一老一小，提着筐蹒跚而行的身影；以及每次快到吃中午饭或晚饭时分，最靠西边一层的绿色纱窗就会打开，从里面探出一个笑呵呵的老妇人的面孔，接着，就是那句整个楼都能听到的、悠长而绵远的熟悉喊声：

“小明，快回家吃饭喽！”

但所有的印象全加起来，都不如我对姥姥的那双脚来得深刻。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双脚时，就结结实实给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一双脚。

它不像常人那样五个脚指头呈扇子形状分开的，而是像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似的，大拇指的脚趾，直接伸到食指的脚趾下。结果，把一块坚硬的骨头如同小山一样给拱了上来，就像两列火车相撞，一节车厢把另一节车厢不仅断成两截，还给顶到了树上。姥姥的其他三个脚趾也像是曾遭过牢牢捆绑，鸡爪子似的攒在一起，让人看过之后就感到难受。

母亲对我说，姥姥出生在清朝末期的封建社会。那时候的女人可受罪了，她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要裹足，就是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把脚牢牢裹住，不让它继续生长，到这个女孩大了，她的脚就成了所谓“三寸金莲”的小脚，只有这样，男人才会娶她。这是中国旧社会最黑暗的风俗之一。姥姥的家人原来也是让她裹小脚的，只是她出生没多久就赶上辛亥革命，她父亲又比较开明，裹了不久又把脚给放了。那时候，把根据自然生长起来的脚叫“天足”。姥姥虽然放了“天足”，毕竟受到约束过一段时间，双脚还是有些畸形，但以她这样大的岁数，能享受“天足”，这样的待遇已实属难得。比如跟她差不多大的徐光奶奶，我就注意到，她仍是一对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残害过的牺牲品。

但姥姥到底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不同于一般家庭妇女，她上过基督教办的洋学堂，读书识字，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据说上学时，老师就经常让她上前面，把自己写的毛笔字展示给大家。有一阵子过春节，我们楼里几个单元门口贴的春联，都是姥姥一笔一画用毛笔写的，红红的春联上面留下黑黑的墨迹，非常工整漂亮。

现在，要在我们家设“文化站”，姥姥的一肚子墨水又有了用武之地，而我，自然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

整理小人书，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那些百看不厌的画册，重新温习一遍，那些诱人的场景，那些与我差不多大、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小朋友，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一跃入我的眼帘：小兵张嘎、小马倌、小金水、王二小放牛郎、戴碧蓉、玉龙与红梅……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心跳，能感觉到他们活灵活现地从连环画中翻身站起，冲我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喂，小明，我们在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那你呢？”每每到这时，我就会像大人一样陷入沉思，直到姥姥在旁边猛拍一下我的脑袋：

“想什么呢？快给我找出下一本书来。”

姥姥为了方便这些连环画借阅，花费了好大的精力。她先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然后，会在每本连环画的书脊贴上蓝白道的标签，上面分别写上类别和书号，包括扉页也都做了标记。此外，姥姥又拿出一个单线横格本，把家中收藏的所有连环画的书名、编号、类别，都非常仔细地记在那个小本本里，并打上表格，注明借出日期和返还日期，完全按照正规图书室的程序和要求办事。

“文化站”开张那一天，成为北十九号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家一下子涌进了好多好多孩子。

他们中有本单元的，有其他单元的；有我们楼的，也有外边别的楼的；有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大都与我年龄相仿，也有带着自己弟弟妹妹一起来的，甚至还有几个已经上了班的大孩子。总之，他们吵呀、闹呀、叫呀，就像进入了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子，把两间屋子加一间过厅挤得满满的，嘴里都喊着要拿这本那本小人书看。

姥姥像个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正襟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看着这么多孩子一边开心地笑，一边在小本本上登记，从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本书递给孩子。我嘛，煞有介事地组织大家排成一队，嘱咐大家不要喊不要乱，按照秩序来，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本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我家的椅子、凳子、小马扎也全都贡献了出来，连床也坐满了人，有那实在找不到地方坐的，只好凑合找一个旮旯倚站着把书看完。喧闹之后是一片寂静，这么多孩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听到他们翻页时传出“哗啦哗啦”的脆响，就像麦田里落下黑压压一片蚂蚱，在贪婪地咀嚼着麦子。

每天都有很多孩子来看书，每天也有不少孩子把书借回家看，但我们很快发现，有的孩子把书借走就不再还回，于是，姥姥就用毛笔写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几个字，贴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有了“文化站”，楼里孩子打闹的现象明显减少，到外面闯祸的事情基本杜绝，为此，我们楼被评选为三里屯地区优秀“团结楼”。但是，不好的事情也有发生，就是我们家小人书的数量急剧下降，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借书为名占为己有，还有小人书中间几页被撕毁的现象，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连环画。毕竟那个年代，许多家庭还很穷，买不起一毛多一本的小人书。所以，“文化站”只红火了不到半年，就关闭了，楼里的孩子又陷入无序的打闹当中，只有我，在经历“文化站”事件之后，对小人书的喜爱程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增加。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于翻阅连环画，而是试图进入到我称之为“再度创作”的空间。

所谓“再度创作”，就是用一根蜡笔或者颜料棒，在只有黑白两色的小人书上填充各种颜色。我一般喜欢把天空涂成蓝色，河水涂成浅绿，草和树叶涂成深绿，船、树干、斗笠、枪支涂成赭石色，人的脸庞、皮肤涂成土黄或杏黄，男人的衣服有深绿、淡青、宝石蓝各不相同，女人的衣服自然要花哨一些，好看一些，大都给涂成桃红、浅粉、明黄、藕荷等明亮色彩。上色是一个非常细碎烦琐的活儿，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行，但我那时就像着了魔，整天趴在桌子上一点一处地勾绘，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一旦完成一篇着完色的作品，就把连环画拿起来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就像这幅连环画出自自己之手。

自然而然，我那时对绘画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我拿出当初刻剪纸的劲头来，在我喜欢的连环画上，铺一张乳白色的、薄得透明的纸，通过透过来的清晰痕迹，用铅笔在纸上原封不动地把那幅画描摹下来；或者索性，就是拿一张上课用的白亮亮的图画纸，照着连环画一笔一画地绘写。我上小学、上中学绘画课，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实在是跟从小就喜欢小人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就是照着小人书封面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把它贴在自己睡觉床头的墙上，贴了好长一段时期，谁见了都说与小人书里画的一模一样。

到了上初中，我的阅读习惯转向大人们看的字书，连环画渐渐淡出我的视野，姥姥由于年迈体衰，也渐渐不再打扫楼道、洗衣、做饭，再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再到后来我娶妻生子，在我有了自己孩子的第三个年头，姥姥以她九十五岁的高龄，在无病无痛中离开了我们，人们都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是善终。

我上初二那年，住我们单元四层十一号的冯燕义，被选为北十九号楼的楼长，为了丰富群众，主要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在和我父亲经过一个下午沟通后，决定把我们楼的“文化站”设在我家。

我不用偷听他们的谈话，就晓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纸箱子，里面一摞挨一摞积攒的小人书，比小山还要高，品种比新华书店卖的还要多，足可以开一个小型图书馆，若细究起来，这里面多一半还有我的功劳呢。

父母都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连环画迷”。

现在的雅秀商厦旁边小马路对面的位置，原先是一排整齐白净的平房，那是三里屯地区唯一的一家百货店，早先除了卖油盐酱醋、衣服布料、文具用品之外，还卖连环画、课本、大人书籍什么的，那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一迈进这家百货店的门槛，我就把父母彻底抛到了脑后，径自扑到出售连环画的柜台，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新出版的小人书，如果有，我肯定会像被吸铁石吸住脚踝一样，任凭父母怎么拉扯，一步也迈不动。这里的售货员阿姨，也记住了我这张对书痴迷的脸，一见到我，就会像见到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

“今天又来了，我们这里又进了一批新书，你想不想看？”

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其中一本塞进我手里，我捧着它站在那里，足可以看上半个小时，直到父母看我实在喜欢得不行，把它买下来，我才一边翻看着小人书，一边活蹦乱跳地回家。

当然，我父母在这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慷慨，除了平时没少买，到节假日，父亲还会额外带回一大堆新书，像圣诞老人派送孩子礼品一样，把它们送给我，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正因为这样，家里边的小人书呈几何倍数般地不断增长，很快书架就装不下了，只好装进一个大大的纸箱子里。

因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楼长选定我们家做“文化站”，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曾经在东城区鼓楼文化馆工作过的姥姥呢。

姥姥，是北方人对母亲的母亲的一种叫法，在南方统称“外婆”。我父母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搬来北京住已几十年，生活习惯早已融入当地习俗，所以在家里我们一般都管她叫“姥姥”。我姥姥可是个大善人，勤劳能干，热情开朗，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常常是和邻居刚打个照面，还未说话，就“呵呵呵”地先笑起来。她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搬来三里屯跟我们住的，一到这里，每天天刚放亮，她就一个人打扫单元楼道，擦拭总共四层楼高的护栏，送报纸，送信，完全属于义务性质。因此邻居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能干的老太太，她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好、最亲的姥姥。

姥姥非常心疼我，这不仅仅指的是日常照料、洗衣做饭、上街买菜，更指的是父亲和母亲说我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把我拉到她身边，用那种颤巍巍的带点南方口音的腔调，替我解围：“孩子还小嘛，不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每次上副食店买菜或打酱油，在那条飘散槐树花香的林荫小路，总是走着她与我一老一小，提着筐蹒跚而行的身影；以及每次快到吃中午饭或晚饭时分，最靠西边一层的绿色纱窗就会打开，从里面探出一个笑呵呵的老妇人的面孔，接着，就是那句整个楼都能听到的、悠长而绵远的熟悉喊声：

“小明，快回家吃饭喽！”

但所有的印象全加起来，都不如我对姥姥的那双脚来得深刻。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双脚时，就结结实实给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一双脚。

它不像常人那样五个脚指头呈扇子形状分开的，而是像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似的，大拇指的脚趾，直接伸到食指的脚趾下。结果，把一块坚硬的骨头如同小山一样给拱了上来，就像两列火车相撞，一节车厢把另一节车厢不仅断成两截，还给顶到了树上。姥姥的其他三个脚趾也像是曾遭过牢牢捆绑，鸡爪子似的攒在一起，让人看过之后就感到难受。

母亲对我说，姥姥出生在清朝末期的封建社会。那时候的女人可受罪了，她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要裹足，就是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把脚牢牢裹住，不让它继续生长，到这个女孩大了，她的脚就成了所谓“三寸金莲”的小脚，只有这样，男人才会娶她。这是中国旧社会最黑暗的风俗之一。姥姥的家人原来也是让她裹小脚的，只是她出生没多久就赶上辛亥革命，她父亲又比较开明，裹了不久又把脚给放了。那时候，把根据自然生长起来的脚叫“天足”。姥姥虽然放了“天足”，毕竟受到约束过一段时间，双脚还是有些畸形，但以她这样大的岁数，能享受“天足”，这样的待遇已实属难得。比如跟她差不多大的徐光奶奶，我就注意到，她仍是一对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残害过的牺牲品。

但姥姥到底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不同于一般家庭妇女，她上过基督教办的洋学堂，读书识字，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据说上学时，老师就经常让她上前面，把自己写的毛笔字展示给大家。有一阵子过春节，我们楼里几个单元门口贴的春联，都是姥姥一笔一画用毛笔写的，红红的春联上面留下黑黑的墨迹，非常工整漂亮。

现在，要在我们家设“文化站”，姥姥的一肚子墨水又有了用武之地，而我，自然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

整理小人书，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那些百看不厌的画册，重新温习一遍，那些诱人的场景，那些与我差不多大、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小朋友，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一跃入我的眼帘：小兵张嘎、小马倌、小金水、王二小放牛郎、戴碧蓉、玉龙与红梅……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心跳，能感觉到他们活灵活现地从连环画中翻身站起，冲我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喂，小明，我们在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那你呢？”每每到这时，我就会像大人一样陷入沉思，直到姥姥在旁边猛拍一下我的脑袋：

“想什么呢？快给我找出下一本书来。”

姥姥为了方便这些连环画借阅，花费了好大的精力。她先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然后，会在每本连环画的书脊贴上蓝白道的标签，上面分别写上类别和书号，包括扉页也都做了标记。此外，姥姥又拿出一个单线横格本，把家中收藏的所有连环画的书名、编号、类别，都非常仔细地记在那个小本本里，并打上表格，注明借出日期和返还日期，完全按照正规图书室的程序和要求办事。

“文化站”开张那一天，成为北十九号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家一下子涌进了好多好多孩子。

他们中有本单元的，有其他单元的；有我们楼的，也有外边别的楼的；有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大都与我年龄相仿，也有带着自己弟弟妹妹一起来的，甚至还有几个已经上了班的大孩子。总之，他们吵呀、闹呀、叫呀，就像进入了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子，把两间屋子加一间过厅挤得满满的，嘴里都喊着要拿这本那本小人书看。

姥姥像个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正襟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看着这么多孩子一边开心地笑，一边在小本本上登记，从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本书递给孩子。我嘛，煞有介事地组织大家排成一队，嘱咐大家不要喊不要乱，按照秩序来，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本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我家的椅子、凳子、小马扎也全都贡献了出来，连床也坐满了人，有那实在找不到地方坐的，只好凑合找一个旮旯倚站着把书看完。喧闹之后是一片寂静，这么多孩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听到他们翻页时传出“哗啦哗啦”的脆响，就像麦田里落下黑压压一片蚂蚱，在贪婪地咀嚼着麦子。

每天都有很多孩子来看书，每天也有不少孩子把书借回家看，但我们很快发现，有的孩子把书借走就不再还回，于是，姥姥就用毛笔写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几个字，贴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有了“文化站”，楼里孩子打闹的现象明显减少，到外面闯祸的事情基本杜绝，为此，我们楼被评选为三里屯地区优秀“团结楼”。但是，不好的事情也有发生，就是我们家小人书的数量急剧下降，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借书为名占为己有，还有小人书中间几页被撕毁的现象，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连环画。毕竟那个年代，许多家庭还很穷，买不起一毛多一本的小人书。所以，“文化站”只红火了不到半年，就关闭了，楼里的孩子又陷入无序的打闹当中，只有我，在经历“文化站”事件之后，对小人书的喜爱程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增加。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于翻阅连环画，而是试图进入到我称之为“再度创作”的空间。

所谓“再度创作”，就是用一根蜡笔或者颜料棒，在只有黑白两色的小人书上填充各种颜色。我一般喜欢把天空涂成蓝色，河水涂成浅绿，草和树叶涂成深绿，船、树干、斗笠、枪支涂成赭石色，人的脸庞、皮肤涂成土黄或杏黄，男人的衣服有深绿、淡青、宝石蓝各不相同，女人的衣服自然要花哨一些，好看一些，大都给涂成桃红、浅粉、明黄、藕荷等明亮色彩。上色是一个非常细碎烦琐的活儿，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行，但我那时就像着了魔，整天趴在桌子上一点一处地勾绘，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一旦完成一篇着完色的作品，就把连环画拿起来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就像这幅连环画出自自己之手。

自然而然，我那时对绘画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我拿出当初刻剪纸的劲头来，在我喜欢的连环画上，铺一张乳白色的、薄得透明的纸，通过透过来的清晰痕迹，用铅笔在纸上原封不动地把那幅画描摹下来；或者索性，就是拿一张上课用的白亮亮的图画纸，照着连环画一笔一画地绘写。我上小学、上中学绘画课，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实在是跟从小就喜欢小人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就是照着小人书封面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把它贴在自己睡觉床头的墙上，贴了好长一段时期，谁见了都说与小人书里画的一模一样。

到了上初中，我的阅读习惯转向大人们看的字书，连环画渐渐淡出我的视野，姥姥由于年迈体衰，也渐渐不再打扫楼道、洗衣、做饭，再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再到后来我娶妻生子，在我有了自己孩子的第三个年头，姥姥以她九十五岁的高龄，在无病无痛中离开了我们，人们都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是善终。

我上初二那年，住我们单元四层十一号的冯燕义，被选为北十九号楼的楼长，为了丰富群众，主要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在和我父亲经过一个下午沟通后，决定把我们楼的“文化站”设在我家。

我不用偷听他们的谈话，就晓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纸箱子，里面一摞挨一摞积攒的小人书，比小山还要高，品种比新华书店卖的还要多，足可以开一个小型图书馆，若细究起来，这里面多一半还有我的功劳呢。

父母都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连环画迷”。

现在的雅秀商厦旁边小马路对面的位置，原先是一排整齐白净的平房，那是三里屯地区唯一的一家百货店，早先除了卖油盐酱醋、衣服布料、文具用品之外，还卖连环画、课本、大人书籍什么的，那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一迈进这家百货店的门槛，我就把父母彻底抛到了脑后，径自扑到出售连环画的柜台，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新出版的小人书，如果有，我肯定会像被吸铁石吸住脚踝一样，任凭父母怎么拉扯，一步也迈不动。这里的售货员阿姨，也记住了我这张对书痴迷的脸，一见到我，就会像见到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

“今天又来了，我们这里又进了一批新书，你想不想看？”

然后不由分说，就把其中一本塞进我手里，我捧着它站在那里，足可以看上半个小时，直到父母看我实在喜欢得不行，把它买下来，我才一边翻看着小人书，一边活蹦乱跳地回家。

当然，我父母在这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慷慨，除了平时没少买，到节假日，父亲还会额外带回一大堆新书，像圣诞老人派送孩子礼品一样，把它们送给我，让我感到格外的惊喜。正因为这样，家里边的小人书呈几何倍数般地不断增长，很快书架就装不下了，只好装进一个大大的纸箱子里。

因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楼长选定我们家做“文化站”，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曾经在东城区鼓楼文化馆工作过的姥姥呢。

姥姥，是北方人对母亲的母亲的一种叫法，在南方统称“外婆”。我父母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搬来北京住已几十年，生活习惯早已融入当地习俗，所以在家里我们一般都管她叫“姥姥”。我姥姥可是个大善人，勤劳能干，热情开朗，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常常是和邻居刚打个照面，还未说话，就“呵呵呵”地先笑起来。她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搬来三里屯跟我们住的，一到这里，每天天刚放亮，她就一个人打扫单元楼道，擦拭总共四层楼高的护栏，送报纸，送信，完全属于义务性质。因此邻居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能干的老太太，她也绝对是世界上最好、最亲的姥姥。

姥姥非常心疼我，这不仅仅指的是日常照料、洗衣做饭、上街买菜，更指的是父亲和母亲说我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把我拉到她身边，用那种颤巍巍的带点南方口音的腔调，替我解围：“孩子还小嘛，不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每次上副食店买菜或打酱油，在那条飘散槐树花香的林荫小路，总是走着她与我一老一小，提着筐蹒跚而行的身影；以及每次快到吃中午饭或晚饭时分，最靠西边一层的绿色纱窗就会打开，从里面探出一个笑呵呵的老妇人的面孔，接着，就是那句整个楼都能听到的、悠长而绵远的熟悉喊声：

“小明，快回家吃饭喽！”

但所有的印象全加起来，都不如我对姥姥的那双脚来得深刻。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双脚时，就结结实实给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一双脚。

它不像常人那样五个脚指头呈扇子形状分开的，而是像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似的，大拇指的脚趾，直接伸到食指的脚趾下。结果，把一块坚硬的骨头如同小山一样给拱了上来，就像两列火车相撞，一节车厢把另一节车厢不仅断成两截，还给顶到了树上。姥姥的其他三个脚趾也像是曾遭过牢牢捆绑，鸡爪子似的攒在一起，让人看过之后就感到难受。

母亲对我说，姥姥出生在清朝末期的封建社会。那时候的女人可受罪了，她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要裹足，就是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把脚牢牢裹住，不让它继续生长，到这个女孩大了，她的脚就成了所谓“三寸金莲”的小脚，只有这样，男人才会娶她。这是中国旧社会最黑暗的风俗之一。姥姥的家人原来也是让她裹小脚的，只是她出生没多久就赶上辛亥革命，她父亲又比较开明，裹了不久又把脚给放了。那时候，把根据自然生长起来的脚叫“天足”。姥姥虽然放了“天足”，毕竟受到约束过一段时间，双脚还是有些畸形，但以她这样大的岁数，能享受“天足”，这样的待遇已实属难得。比如跟她差不多大的徐光奶奶，我就注意到，她仍是一对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残害过的牺牲品。

但姥姥到底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不同于一般家庭妇女，她上过基督教办的洋学堂，读书识字，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据说上学时，老师就经常让她上前面，把自己写的毛笔字展示给大家。有一阵子过春节，我们楼里几个单元门口贴的春联，都是姥姥一笔一画用毛笔写的，红红的春联上面留下黑黑的墨迹，非常工整漂亮。

现在，要在我们家设“文化站”，姥姥的一肚子墨水又有了用武之地，而我，自然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

整理小人书，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那些百看不厌的画册，重新温习一遍，那些诱人的场景，那些与我差不多大、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小朋友，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一跃入我的眼帘：小兵张嘎、小马倌、小金水、王二小放牛郎、戴碧蓉、玉龙与红梅……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心跳，能感觉到他们活灵活现地从连环画中翻身站起，冲我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喂，小明，我们在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那你呢？”每每到这时，我就会像大人一样陷入沉思，直到姥姥在旁边猛拍一下我的脑袋：

“想什么呢？快给我找出下一本书来。”

姥姥为了方便这些连环画借阅，花费了好大的精力。她先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然后，会在每本连环画的书脊贴上蓝白道的标签，上面分别写上类别和书号，包括扉页也都做了标记。此外，姥姥又拿出一个单线横格本，把家中收藏的所有连环画的书名、编号、类别，都非常仔细地记在那个小本本里，并打上表格，注明借出日期和返还日期，完全按照正规图书室的程序和要求办事。

“文化站”开张那一天，成为北十九号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家一下子涌进了好多好多孩子。

他们中有本单元的，有其他单元的；有我们楼的，也有外边别的楼的；有平时经常在一起玩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大都与我年龄相仿，也有带着自己弟弟妹妹一起来的，甚至还有几个已经上了班的大孩子。总之，他们吵呀、闹呀、叫呀，就像进入了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子，把两间屋子加一间过厅挤得满满的，嘴里都喊着要拿这本那本小人书看。

姥姥像个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正襟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看着这么多孩子一边开心地笑，一边在小本本上登记，从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本书递给孩子。我嘛，煞有介事地组织大家排成一队，嘱咐大家不要喊不要乱，按照秩序来，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本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我家的椅子、凳子、小马扎也全都贡献了出来，连床也坐满了人，有那实在找不到地方坐的，只好凑合找一个旮旯倚站着把书看完。喧闹之后是一片寂静，这么多孩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听到他们翻页时传出“哗啦哗啦”的脆响，就像麦田里落下黑压压一片蚂蚱，在贪婪地咀嚼着麦子。

每天都有很多孩子来看书，每天也有不少孩子把书借回家看，但我们很快发现，有的孩子把书借走就不再还回，于是，姥姥就用毛笔写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几个字，贴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有了“文化站”，楼里孩子打闹的现象明显减少，到外面闯祸的事情基本杜绝，为此，我们楼被评选为三里屯地区优秀“团结楼”。但是，不好的事情也有发生，就是我们家小人书的数量急剧下降，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借书为名占为己有，还有小人书中间几页被撕毁的现象，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连环画。毕竟那个年代，许多家庭还很穷，买不起一毛多一本的小人书。所以，“文化站”只红火了不到半年，就关闭了，楼里的孩子又陷入无序的打闹当中，只有我，在经历“文化站”事件之后，对小人书的喜爱程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增加。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于翻阅连环画，而是试图进入到我称之为“再度创作”的空间。

所谓“再度创作”，就是用一根蜡笔或者颜料棒，在只有黑白两色的小人书上填充各种颜色。我一般喜欢把天空涂成蓝色，河水涂成浅绿，草和树叶涂成深绿，船、树干、斗笠、枪支涂成赭石色，人的脸庞、皮肤涂成土黄或杏黄，男人的衣服有深绿、淡青、宝石蓝各不相同，女人的衣服自然要花哨一些，好看一些，大都给涂成桃红、浅粉、明黄、藕荷等明亮色彩。上色是一个非常细碎烦琐的活儿，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行，但我那时就像着了魔，整天趴在桌子上一点一处地勾绘，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一旦完成一篇着完色的作品，就把连环画拿起来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就像这幅连环画出自自己之手。

自然而然，我那时对绘画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我拿出当初刻剪纸的劲头来，在我喜欢的连环画上，铺一张乳白色的、薄得透明的纸，通过透过来的清晰痕迹，用铅笔在纸上原封不动地把那幅画描摹下来；或者索性，就是拿一张上课用的白亮亮的图画纸，照着连环画一笔一画地绘写。我上小学、上中学绘画课，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实在是跟从小就喜欢小人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就是照着小人书封面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把它贴在自己睡觉床头的墙上，贴了好长一段时期，谁见了都说与小人书里画的一模一样。

到了上初中，我的阅读习惯转向大人们看的字书，连环画渐渐淡出我的视野，姥姥由于年迈体衰，也渐渐不再打扫楼道、洗衣、做饭，再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再到后来我娶妻生子，在我有了自己孩子的第三个年头，姥姥以她九十五岁的高龄，在无病无痛中离开了我们，人们都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是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