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流传着一个说法：咖啡馆里不能随便聊天，因为隔壁桌就可能坐着同行。这里聚集了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密度高到你点杯咖啡的功夫，旁边可能就在谈一个几亿美元的合作。

“上海的投资人定期来苏州，一杯咖啡的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宜联生物董事长薛彤彤对此深有体会。以前，投资人来了得专门腾出一整天；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后，他发现这里很不一样：投资人一早从上海坐高铁过来只要半小时，在园区咖啡馆聊完一家企业，还能赶着聊下一家。

03:42

效率不是一天达成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董事长殷建国记得，20年前，独墅湖边只是一片农田和水塘。如今，这里“长出”了密集的生物医药创新集群：企业超2000家，其中上市企业29家，年产值1755亿元；累计获批上市药品69款，获临床试验批件899张。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中，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综合竞争力稳居第一方阵。

生物医药创新，动辄十年磨一剑，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初创企业“死”在半路。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些需求是如何被一一回应的？3月5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走进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调研，记录下一幅“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图景。

苏州独墅湖边的农田和水塘如今已建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受访者供图

产业零基础，创新无土壤？

超前布局，引入全球顶级生命科学IP

2005年1月，殷建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局工作。那时，我国对外开放已走入快车道，外资招商加速推进，园区的制造业正处在顶峰。如火如荼的同时，一个问题萦绕：制造业之后，苏州干什么？

“彼时，国内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创新药是什么？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但当时园区管委会领导层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变化：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美国崛起，大规模进入市场。他们判断：这是未来的方向。”殷建国回忆。

2006年，苏州工业园从众多选项中锚定了三个新兴产业方向，生物医药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园区全面掀起“科技跨越发展”新高潮，科技三项经费（指用于支持科研的专项资金，包括科研项目经费、科研机构运行经费、科研条件建设经费）增长150%，总额超1.5亿元；科技招商中心成立；更重要的是，科技部成为园区中新协调理事会的中方理事单位，园区搭上了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快车”。

也是那一年，围绕人才、技术、产业、服务、知识产权五大板块，园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一份产业规划、一名产业专家、一个行业协会、一支产业基金.......后来被业内总结为“十个一”的特色产业培育机制也开始萌芽。载体建设同步启动。橙白相间的A2、A3幢，伫立在星湖街218号，成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最早的孵化空间。

房子还没完全建好，招商团队已经出发。在殷建国记忆里，“这支团队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满世界参加行业大会，像探矿一样寻找好苗子。”2007年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8家入驻企业，大部分是海归创办的。他们带回的前沿技术，让医药创新的种子落在了这片土地。

种子已经播下，但想要发芽，还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而当时的苏州，恰恰缺少顶级高校、三甲医院和产业根基——这片土地，能长出真正的“创新”吗？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的引入，成了殷建国眼中的“神来之笔”。

冷泉港实验室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世界顶级生命科学机构，因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而闻名。彼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没多久，第三次科学家归国潮席卷中国，中国科学迎来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感召下，沃森的学生季茂业（现冷泉港亚洲CEO）决定把家乡苏州介绍给老师，在这里复刻一个冷泉港的亚洲会场。

2010年，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在独墅湖边落成，陆续吸引了全球17位诺奖得主来这里演讲。从“零基础”到“被看见”，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进入了全球科学家的视野。而从演讲台走下来的科学家们，有的干脆留了下来，成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新面孔。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受访对象供图

从“资本不敢投”到“园区主动投”

做LP、代建工厂……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路

创新的种子播下后，园区很快发现第二个痛点：光有想法不够，要做创新药，得有资金。

“我们不是直接给钱，而是做那个陪跑的人。”殷建国说，“用专业的资本机制和充足的耐心，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起步期。”

2012年，刚入驻的信达生物正处在最难关口。其研发的抗肿瘤药PD-1要上临床，得建一个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工厂，估算需要6.3亿元。但面对一个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国内没有投融资机构敢冒险。园区最后拍板，帮着按国际标准代建工厂。

当记者问：万一药失败了呢？殷建国答得很干脆：“我们赌的不是某一个药、某个人，而是对科学和市场的判断。”

同一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始做一件事：当基金有限合伙人（LP），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团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投早期项目，解初创企业们的燃眉之急。三年后，这一模式的成效开始显现。

2015年初，创新药企亚盛医药宣布完成A轮融资9600万元，领投方之一，正是园区创投基金——元禾原点。“当时我们手里有好几个选择，有的地方给的钱更多，条件开得更好，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回忆。

原因无他：专业。“元禾原点虽是政府背景的基金，但完全市场化运作——投委会说了算，不用走繁杂程序。项目负责人理解行业，知道风险在哪儿，也知道潜力在哪儿。”

杨大俊记得，当时元禾原点内部对亚盛主要研发的靶点有过争论。亚盛主攻的靶点（主要是Bcl-2家族靶点），研究的是如何让肿瘤细胞自我凋亡，是药物研发里公认的硬骨头，国际上还没人做出来。这条路能走通吗？三次上会，反复讨论，最终基于对市场和行业的专业认知，让元禾原点拍了板：创新药研发，风险的背面是价值，硬骨头才值得去啃，正因为没人做出来，才说明这是真创新。

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中、美、澳同时开展临床试验，一进临床就要烧很多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笔钱就是我们开拓全球市场的第一桶金。”杨大俊说。

到了2022年，资本寒冬来袭。亚盛的核心产品刚上市，后续管线还需持续投入，压力只增不减。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值苏州发布“生物医药十二条”新政，创新性地提出鼓励“设立生物医药领域不动产基金”。园区帮亚盛牵线元联基金，把部分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打包，成立了一支Pre-REITs基金，帮亚盛将固定资产的“未来价值”提前变现，换回了一笔最高达4亿元的现金流。这笔钱，被杨大俊形容为“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事，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一直在做。园区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至今，园区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了通和资本、礼来亚洲、美敦力红杉等16个全球顶尖医疗普通合伙人（GP）的29支基金，园内融资总额已超2000亿元；此外，园区还参与发起了元生创投、聚明创投等关注中早期创业项目的产业基金，投资超过90个创新项目。

后来的故事已为人熟知。信达生物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2025年全年营收约119亿元；亚盛2019年港股上市，2025年登陆纳斯达克，市场估值超百亿元，核心产品奥雷巴替尼片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第二个重磅产品利沙托克拉片于去年上市，成为首个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

产业链残缺，关键环节被“卡脖子”？

构建产业生态，让上下游成为“上下楼”

企业扎下根，创新的生态开始自然生长。一期之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有了二期、三期......每一期都跟着产业趋势走：一期用小隔间，服务初创企业；二期建独栋，因为抗体药物起来了，企业要自建生产设施；三期做更大的厂房，因为细胞治疗对生产线要求更高。

新的短板却浮出水面：产业链不完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殷建国记得，早年企业做生物药，最头疼的是下游分离纯化。这一块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0%到70%，且由于技术难度大，长期被国外“卡脖子”，对方不卖，你就没法生产。企业有痛点，园区就去招商。纳微、赛分这两家专攻分离纯化材料的企业，就是那时候引进来的。如今，纳微科技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家上市公司，赛分科技也登陆了科创板。

园区补齐的远不止分离纯化这一环。今天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研发、临床、生产、销售、BD合作......一家创新药企从入驻第一天起，几乎不用出园，就能走完一款药的全生命周期。

这种生态，还给了科学家们弥足珍贵的陪伴——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走“夜路”。

“2020年下半年，我还没回国，园区就帮我把公司注册好了。”新景智源创始人彭松明回忆。这个“80后”科学家瞄准的TCR-T细胞治疗赛道，是全球细胞治疗领域公认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有潜力攻克CAR-T难以对付的实体瘤。

回国后，他没有急着推管线，而是带着团队埋头搭平台。“每验证100条序列，只有几条是对的。”在一次次试错中，技术路径终于跑通，2023年，新景智源建起了全球最大的靶点抗原—天然TCR配对数据库之一，积累超7000组高价值数据。借助这一平台，2025年8月，他们的第一条管线获批进入临床，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靶向PRAME的TCR-T产品。

“坐冷板凳”的几年里，彭松明常和园区的创业者们聊天，发现大家处境相似——都在经历反复试错，都明白有些坎只能靠时间熬过去。“知道对方难在哪儿”，彭松明感慨，“‘众人行远’，一个人坚持很容易泄气，一群人坚持就容易一些。”

苏州BioBAY规划建设载体面积近350万平方米，生物医药企业超2000家。受访者供图

国际化门槛高，全球资源难对接

“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

“过去我们讲‘in China for China’，今天我们讲‘in China for Global’。”谈到未来，殷建国有一个愿景——全球科学家的好想法，都能拿到苏州来，在这片土壤里做出药，再卖向全球。

这一愿景正在变成现实。而最先推开那扇门的，是企业自己。

2020年7月成立的宜联生物，创立仅三年就站到了全球制药巨头的谈判桌前。2023年10月到2024年5月，短短8个月内，这家来自苏州的创新药企先后与BioNTech、罗氏达成对外授权合作，累计总金额超过38亿美元，让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式创新。

“这不是运气。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就按国际标准走：靶点和技术具备极强差异化，IP全球布局，中美双报，数据经得起推敲。”薛彤彤说。在他看来，苏州是一块“试金石”，要在这里和全球顶尖科学家竞争，就必须拿出过硬的东西。这不是谁教的，是这片环境长年累月“熏”出来的。

园区内创新药企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检测。刘静怡摄

企业向外走的决心和实力，让殷建国看到了一个现实：走出去不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顺不顺”的问题。那些绕不开的门槛，如跨境流程怎么简化、海外资源怎么对接、技术交易怎么落地，得有人帮着一起跨过去。

2025年开始，园区把“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了一套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这一年，园区推出“企业出海一件事”服务模式，将原先分属于商务、发改的两个条线事项整合到“单一窗口”，企业提交材料精简一半、时间压缩70%左右。同一年，“苏易通”跨境投资服务模式上线，依托在新加坡等国的海外商务合作中心，让境外投资者足不出境就能完成对华投资企业注册——出去的路顺了，进来的路也通了。

也是这一年，依托“企业出海一件事”线上专区，园区将分散于20余个政府部门的近100项出海服务事项进行系统性整合。同时，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建成5个海外服务站，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引进、共享办公载体对接等本地化服务。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法国商务中心和英国商务中心也先后挂牌，让中欧之间的技术交流、人才流动有了实体落脚点。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开始批量显现。据苏州生物产业园统计，今年1月-3月，全国创新药出海授权交易，一半以上来自园区。其中，宜联生物与罗氏签署第二份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7亿美元首付款；信达生物与礼来达成第七次合作，总付款最高88.5亿美元……

如今，全球十大药企主动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设点，强生在这里设立创新中心专门搜寻项目，美国顶尖基金定期来访，把苏州当作中国创新药的“聚宝盆”。正如殷建国所说：“企业负责创新，把产品做到极致；园区则在背后搭平台、铺好路，让企业能走得更远。”

采访尾声，当被问起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创建二十年，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时，殷建国的答案是：“密度、聚集度、生态，但归根到底，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

对企业来说，这种传承意味着前人做的承诺，后人认；意味着时移势易，政策依然可预期。而这，正是创新药企们最需要的“确定性”。

“蓝图不是政府画一笔就完了，企业的每一次选择和突破，都在为这张蓝图画上自己的一笔。”殷建国说，“政府画第一笔，企业画第二笔、第三笔。最后，这张蓝图，是所有人一起画完的。”

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流传着一个说法：咖啡馆里不能随便聊天，因为隔壁桌就可能坐着同行。这里聚集了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密度高到你点杯咖啡的功夫，旁边可能就在谈一个几亿美元的合作。

“上海的投资人定期来苏州，一杯咖啡的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宜联生物董事长薛彤彤对此深有体会。以前，投资人来了得专门腾出一整天；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后，他发现这里很不一样：投资人一早从上海坐高铁过来只要半小时，在园区咖啡馆聊完一家企业，还能赶着聊下一家。

03:42

效率不是一天达成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董事长殷建国记得，20年前，独墅湖边只是一片农田和水塘。如今，这里“长出”了密集的生物医药创新集群：企业超2000家，其中上市企业29家，年产值1755亿元；累计获批上市药品69款，获临床试验批件899张。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中，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综合竞争力稳居第一方阵。

生物医药创新，动辄十年磨一剑，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初创企业“死”在半路。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些需求是如何被一一回应的？3月5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走进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调研，记录下一幅“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图景。

苏州独墅湖边的农田和水塘如今已建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受访者供图

产业零基础，创新无土壤？

超前布局，引入全球顶级生命科学IP

2005年1月，殷建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局工作。那时，我国对外开放已走入快车道，外资招商加速推进，园区的制造业正处在顶峰。如火如荼的同时，一个问题萦绕：制造业之后，苏州干什么？

“彼时，国内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创新药是什么？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但当时园区管委会领导层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变化：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美国崛起，大规模进入市场。他们判断：这是未来的方向。”殷建国回忆。

2006年，苏州工业园从众多选项中锚定了三个新兴产业方向，生物医药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园区全面掀起“科技跨越发展”新高潮，科技三项经费（指用于支持科研的专项资金，包括科研项目经费、科研机构运行经费、科研条件建设经费）增长150%，总额超1.5亿元；科技招商中心成立；更重要的是，科技部成为园区中新协调理事会的中方理事单位，园区搭上了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快车”。

也是那一年，围绕人才、技术、产业、服务、知识产权五大板块，园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一份产业规划、一名产业专家、一个行业协会、一支产业基金.......后来被业内总结为“十个一”的特色产业培育机制也开始萌芽。载体建设同步启动。橙白相间的A2、A3幢，伫立在星湖街218号，成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最早的孵化空间。

房子还没完全建好，招商团队已经出发。在殷建国记忆里，“这支团队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满世界参加行业大会，像探矿一样寻找好苗子。”2007年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8家入驻企业，大部分是海归创办的。他们带回的前沿技术，让医药创新的种子落在了这片土地。

种子已经播下，但想要发芽，还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而当时的苏州，恰恰缺少顶级高校、三甲医院和产业根基——这片土地，能长出真正的“创新”吗？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的引入，成了殷建国眼中的“神来之笔”。

冷泉港实验室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世界顶级生命科学机构，因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而闻名。彼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没多久，第三次科学家归国潮席卷中国，中国科学迎来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感召下，沃森的学生季茂业（现冷泉港亚洲CEO）决定把家乡苏州介绍给老师，在这里复刻一个冷泉港的亚洲会场。

2010年，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在独墅湖边落成，陆续吸引了全球17位诺奖得主来这里演讲。从“零基础”到“被看见”，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进入了全球科学家的视野。而从演讲台走下来的科学家们，有的干脆留了下来，成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新面孔。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受访对象供图

从“资本不敢投”到“园区主动投”

做LP、代建工厂……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路

创新的种子播下后，园区很快发现第二个痛点：光有想法不够，要做创新药，得有资金。

“我们不是直接给钱，而是做那个陪跑的人。”殷建国说，“用专业的资本机制和充足的耐心，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起步期。”

2012年，刚入驻的信达生物正处在最难关口。其研发的抗肿瘤药PD-1要上临床，得建一个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工厂，估算需要6.3亿元。但面对一个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国内没有投融资机构敢冒险。园区最后拍板，帮着按国际标准代建工厂。

当记者问：万一药失败了呢？殷建国答得很干脆：“我们赌的不是某一个药、某个人，而是对科学和市场的判断。”

同一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始做一件事：当基金有限合伙人（LP），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团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投早期项目，解初创企业们的燃眉之急。三年后，这一模式的成效开始显现。

2015年初，创新药企亚盛医药宣布完成A轮融资9600万元，领投方之一，正是园区创投基金——元禾原点。“当时我们手里有好几个选择，有的地方给的钱更多，条件开得更好，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回忆。

原因无他：专业。“元禾原点虽是政府背景的基金，但完全市场化运作——投委会说了算，不用走繁杂程序。项目负责人理解行业，知道风险在哪儿，也知道潜力在哪儿。”

杨大俊记得，当时元禾原点内部对亚盛主要研发的靶点有过争论。亚盛主攻的靶点（主要是Bcl-2家族靶点），研究的是如何让肿瘤细胞自我凋亡，是药物研发里公认的硬骨头，国际上还没人做出来。这条路能走通吗？三次上会，反复讨论，最终基于对市场和行业的专业认知，让元禾原点拍了板：创新药研发，风险的背面是价值，硬骨头才值得去啃，正因为没人做出来，才说明这是真创新。

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中、美、澳同时开展临床试验，一进临床就要烧很多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笔钱就是我们开拓全球市场的第一桶金。”杨大俊说。

到了2022年，资本寒冬来袭。亚盛的核心产品刚上市，后续管线还需持续投入，压力只增不减。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值苏州发布“生物医药十二条”新政，创新性地提出鼓励“设立生物医药领域不动产基金”。园区帮亚盛牵线元联基金，把部分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打包，成立了一支Pre-REITs基金，帮亚盛将固定资产的“未来价值”提前变现，换回了一笔最高达4亿元的现金流。这笔钱，被杨大俊形容为“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事，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一直在做。园区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至今，园区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了通和资本、礼来亚洲、美敦力红杉等16个全球顶尖医疗普通合伙人（GP）的29支基金，园内融资总额已超2000亿元；此外，园区还参与发起了元生创投、聚明创投等关注中早期创业项目的产业基金，投资超过90个创新项目。

后来的故事已为人熟知。信达生物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2025年全年营收约119亿元；亚盛2019年港股上市，2025年登陆纳斯达克，市场估值超百亿元，核心产品奥雷巴替尼片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第二个重磅产品利沙托克拉片于去年上市，成为首个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

产业链残缺，关键环节被“卡脖子”？

构建产业生态，让上下游成为“上下楼”

企业扎下根，创新的生态开始自然生长。一期之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有了二期、三期......每一期都跟着产业趋势走：一期用小隔间，服务初创企业；二期建独栋，因为抗体药物起来了，企业要自建生产设施；三期做更大的厂房，因为细胞治疗对生产线要求更高。

新的短板却浮出水面：产业链不完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殷建国记得，早年企业做生物药，最头疼的是下游分离纯化。这一块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0%到70%，且由于技术难度大，长期被国外“卡脖子”，对方不卖，你就没法生产。企业有痛点，园区就去招商。纳微、赛分这两家专攻分离纯化材料的企业，就是那时候引进来的。如今，纳微科技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家上市公司，赛分科技也登陆了科创板。

园区补齐的远不止分离纯化这一环。今天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研发、临床、生产、销售、BD合作......一家创新药企从入驻第一天起，几乎不用出园，就能走完一款药的全生命周期。

这种生态，还给了科学家们弥足珍贵的陪伴——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走“夜路”。

“2020年下半年，我还没回国，园区就帮我把公司注册好了。”新景智源创始人彭松明回忆。这个“80后”科学家瞄准的TCR-T细胞治疗赛道，是全球细胞治疗领域公认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有潜力攻克CAR-T难以对付的实体瘤。

回国后，他没有急着推管线，而是带着团队埋头搭平台。“每验证100条序列，只有几条是对的。”在一次次试错中，技术路径终于跑通，2023年，新景智源建起了全球最大的靶点抗原—天然TCR配对数据库之一，积累超7000组高价值数据。借助这一平台，2025年8月，他们的第一条管线获批进入临床，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靶向PRAME的TCR-T产品。

“坐冷板凳”的几年里，彭松明常和园区的创业者们聊天，发现大家处境相似——都在经历反复试错，都明白有些坎只能靠时间熬过去。“知道对方难在哪儿”，彭松明感慨，“‘众人行远’，一个人坚持很容易泄气，一群人坚持就容易一些。”

苏州BioBAY规划建设载体面积近350万平方米，生物医药企业超2000家。受访者供图

国际化门槛高，全球资源难对接

“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

“过去我们讲‘in China for China’，今天我们讲‘in China for Global’。”谈到未来，殷建国有一个愿景——全球科学家的好想法，都能拿到苏州来，在这片土壤里做出药，再卖向全球。

这一愿景正在变成现实。而最先推开那扇门的，是企业自己。

2020年7月成立的宜联生物，创立仅三年就站到了全球制药巨头的谈判桌前。2023年10月到2024年5月，短短8个月内，这家来自苏州的创新药企先后与BioNTech、罗氏达成对外授权合作，累计总金额超过38亿美元，让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式创新。

“这不是运气。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就按国际标准走：靶点和技术具备极强差异化，IP全球布局，中美双报，数据经得起推敲。”薛彤彤说。在他看来，苏州是一块“试金石”，要在这里和全球顶尖科学家竞争，就必须拿出过硬的东西。这不是谁教的，是这片环境长年累月“熏”出来的。

园区内创新药企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检测。刘静怡摄

企业向外走的决心和实力，让殷建国看到了一个现实：走出去不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顺不顺”的问题。那些绕不开的门槛，如跨境流程怎么简化、海外资源怎么对接、技术交易怎么落地，得有人帮着一起跨过去。

2025年开始，园区把“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了一套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这一年，园区推出“企业出海一件事”服务模式，将原先分属于商务、发改的两个条线事项整合到“单一窗口”，企业提交材料精简一半、时间压缩70%左右。同一年，“苏易通”跨境投资服务模式上线，依托在新加坡等国的海外商务合作中心，让境外投资者足不出境就能完成对华投资企业注册——出去的路顺了，进来的路也通了。

也是这一年，依托“企业出海一件事”线上专区，园区将分散于20余个政府部门的近100项出海服务事项进行系统性整合。同时，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建成5个海外服务站，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引进、共享办公载体对接等本地化服务。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法国商务中心和英国商务中心也先后挂牌，让中欧之间的技术交流、人才流动有了实体落脚点。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开始批量显现。据苏州生物产业园统计，今年1月-3月，全国创新药出海授权交易，一半以上来自园区。其中，宜联生物与罗氏签署第二份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7亿美元首付款；信达生物与礼来达成第七次合作，总付款最高88.5亿美元……

如今，全球十大药企主动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设点，强生在这里设立创新中心专门搜寻项目，美国顶尖基金定期来访，把苏州当作中国创新药的“聚宝盆”。正如殷建国所说：“企业负责创新，把产品做到极致；园区则在背后搭平台、铺好路，让企业能走得更远。”

采访尾声，当被问起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创建二十年，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时，殷建国的答案是：“密度、聚集度、生态，但归根到底，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

对企业来说，这种传承意味着前人做的承诺，后人认；意味着时移势易，政策依然可预期。而这，正是创新药企们最需要的“确定性”。

“蓝图不是政府画一笔就完了，企业的每一次选择和突破，都在为这张蓝图画上自己的一笔。”殷建国说，“政府画第一笔，企业画第二笔、第三笔。最后，这张蓝图，是所有人一起画完的。”

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流传着一个说法：咖啡馆里不能随便聊天，因为隔壁桌就可能坐着同行。这里聚集了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密度高到你点杯咖啡的功夫，旁边可能就在谈一个几亿美元的合作。

“上海的投资人定期来苏州，一杯咖啡的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宜联生物董事长薛彤彤对此深有体会。以前，投资人来了得专门腾出一整天；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后，他发现这里很不一样：投资人一早从上海坐高铁过来只要半小时，在园区咖啡馆聊完一家企业，还能赶着聊下一家。

03:42

效率不是一天达成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董事长殷建国记得，20年前，独墅湖边只是一片农田和水塘。如今，这里“长出”了密集的生物医药创新集群：企业超2000家，其中上市企业29家，年产值1755亿元；累计获批上市药品69款，获临床试验批件899张。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中，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综合竞争力稳居第一方阵。

生物医药创新，动辄十年磨一剑，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初创企业“死”在半路。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些需求是如何被一一回应的？3月5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走进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调研，记录下一幅“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图景。

苏州独墅湖边的农田和水塘如今已建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受访者供图

产业零基础，创新无土壤？

超前布局，引入全球顶级生命科学IP

2005年1月，殷建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局工作。那时，我国对外开放已走入快车道，外资招商加速推进，园区的制造业正处在顶峰。如火如荼的同时，一个问题萦绕：制造业之后，苏州干什么？

“彼时，国内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创新药是什么？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但当时园区管委会领导层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变化：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美国崛起，大规模进入市场。他们判断：这是未来的方向。”殷建国回忆。

2006年，苏州工业园从众多选项中锚定了三个新兴产业方向，生物医药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园区全面掀起“科技跨越发展”新高潮，科技三项经费（指用于支持科研的专项资金，包括科研项目经费、科研机构运行经费、科研条件建设经费）增长150%，总额超1.5亿元；科技招商中心成立；更重要的是，科技部成为园区中新协调理事会的中方理事单位，园区搭上了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快车”。

也是那一年，围绕人才、技术、产业、服务、知识产权五大板块，园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一份产业规划、一名产业专家、一个行业协会、一支产业基金.......后来被业内总结为“十个一”的特色产业培育机制也开始萌芽。载体建设同步启动。橙白相间的A2、A3幢，伫立在星湖街218号，成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最早的孵化空间。

房子还没完全建好，招商团队已经出发。在殷建国记忆里，“这支团队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满世界参加行业大会，像探矿一样寻找好苗子。”2007年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8家入驻企业，大部分是海归创办的。他们带回的前沿技术，让医药创新的种子落在了这片土地。

种子已经播下，但想要发芽，还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而当时的苏州，恰恰缺少顶级高校、三甲医院和产业根基——这片土地，能长出真正的“创新”吗？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的引入，成了殷建国眼中的“神来之笔”。

冷泉港实验室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世界顶级生命科学机构，因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而闻名。彼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没多久，第三次科学家归国潮席卷中国，中国科学迎来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感召下，沃森的学生季茂业（现冷泉港亚洲CEO）决定把家乡苏州介绍给老师，在这里复刻一个冷泉港的亚洲会场。

2010年，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在独墅湖边落成，陆续吸引了全球17位诺奖得主来这里演讲。从“零基础”到“被看见”，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进入了全球科学家的视野。而从演讲台走下来的科学家们，有的干脆留了下来，成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新面孔。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受访对象供图

从“资本不敢投”到“园区主动投”

做LP、代建工厂……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路

创新的种子播下后，园区很快发现第二个痛点：光有想法不够，要做创新药，得有资金。

“我们不是直接给钱，而是做那个陪跑的人。”殷建国说，“用专业的资本机制和充足的耐心，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起步期。”

2012年，刚入驻的信达生物正处在最难关口。其研发的抗肿瘤药PD-1要上临床，得建一个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工厂，估算需要6.3亿元。但面对一个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国内没有投融资机构敢冒险。园区最后拍板，帮着按国际标准代建工厂。

当记者问：万一药失败了呢？殷建国答得很干脆：“我们赌的不是某一个药、某个人，而是对科学和市场的判断。”

同一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始做一件事：当基金有限合伙人（LP），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团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投早期项目，解初创企业们的燃眉之急。三年后，这一模式的成效开始显现。

2015年初，创新药企亚盛医药宣布完成A轮融资9600万元，领投方之一，正是园区创投基金——元禾原点。“当时我们手里有好几个选择，有的地方给的钱更多，条件开得更好，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回忆。

原因无他：专业。“元禾原点虽是政府背景的基金，但完全市场化运作——投委会说了算，不用走繁杂程序。项目负责人理解行业，知道风险在哪儿，也知道潜力在哪儿。”

杨大俊记得，当时元禾原点内部对亚盛主要研发的靶点有过争论。亚盛主攻的靶点（主要是Bcl-2家族靶点），研究的是如何让肿瘤细胞自我凋亡，是药物研发里公认的硬骨头，国际上还没人做出来。这条路能走通吗？三次上会，反复讨论，最终基于对市场和行业的专业认知，让元禾原点拍了板：创新药研发，风险的背面是价值，硬骨头才值得去啃，正因为没人做出来，才说明这是真创新。

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中、美、澳同时开展临床试验，一进临床就要烧很多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笔钱就是我们开拓全球市场的第一桶金。”杨大俊说。

到了2022年，资本寒冬来袭。亚盛的核心产品刚上市，后续管线还需持续投入，压力只增不减。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值苏州发布“生物医药十二条”新政，创新性地提出鼓励“设立生物医药领域不动产基金”。园区帮亚盛牵线元联基金，把部分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打包，成立了一支Pre-REITs基金，帮亚盛将固定资产的“未来价值”提前变现，换回了一笔最高达4亿元的现金流。这笔钱，被杨大俊形容为“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事，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一直在做。园区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至今，园区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了通和资本、礼来亚洲、美敦力红杉等16个全球顶尖医疗普通合伙人（GP）的29支基金，园内融资总额已超2000亿元；此外，园区还参与发起了元生创投、聚明创投等关注中早期创业项目的产业基金，投资超过90个创新项目。

后来的故事已为人熟知。信达生物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2025年全年营收约119亿元；亚盛2019年港股上市，2025年登陆纳斯达克，市场估值超百亿元，核心产品奥雷巴替尼片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第二个重磅产品利沙托克拉片于去年上市，成为首个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

产业链残缺，关键环节被“卡脖子”？

构建产业生态，让上下游成为“上下楼”

企业扎下根，创新的生态开始自然生长。一期之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有了二期、三期......每一期都跟着产业趋势走：一期用小隔间，服务初创企业；二期建独栋，因为抗体药物起来了，企业要自建生产设施；三期做更大的厂房，因为细胞治疗对生产线要求更高。

新的短板却浮出水面：产业链不完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殷建国记得，早年企业做生物药，最头疼的是下游分离纯化。这一块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0%到70%，且由于技术难度大，长期被国外“卡脖子”，对方不卖，你就没法生产。企业有痛点，园区就去招商。纳微、赛分这两家专攻分离纯化材料的企业，就是那时候引进来的。如今，纳微科技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家上市公司，赛分科技也登陆了科创板。

园区补齐的远不止分离纯化这一环。今天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研发、临床、生产、销售、BD合作......一家创新药企从入驻第一天起，几乎不用出园，就能走完一款药的全生命周期。

这种生态，还给了科学家们弥足珍贵的陪伴——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走“夜路”。

“2020年下半年，我还没回国，园区就帮我把公司注册好了。”新景智源创始人彭松明回忆。这个“80后”科学家瞄准的TCR-T细胞治疗赛道，是全球细胞治疗领域公认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有潜力攻克CAR-T难以对付的实体瘤。

回国后，他没有急着推管线，而是带着团队埋头搭平台。“每验证100条序列，只有几条是对的。”在一次次试错中，技术路径终于跑通，2023年，新景智源建起了全球最大的靶点抗原—天然TCR配对数据库之一，积累超7000组高价值数据。借助这一平台，2025年8月，他们的第一条管线获批进入临床，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靶向PRAME的TCR-T产品。

“坐冷板凳”的几年里，彭松明常和园区的创业者们聊天，发现大家处境相似——都在经历反复试错，都明白有些坎只能靠时间熬过去。“知道对方难在哪儿”，彭松明感慨，“‘众人行远’，一个人坚持很容易泄气，一群人坚持就容易一些。”

苏州BioBAY规划建设载体面积近350万平方米，生物医药企业超2000家。受访者供图

国际化门槛高，全球资源难对接

“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

“过去我们讲‘in China for China’，今天我们讲‘in China for Global’。”谈到未来，殷建国有一个愿景——全球科学家的好想法，都能拿到苏州来，在这片土壤里做出药，再卖向全球。

这一愿景正在变成现实。而最先推开那扇门的，是企业自己。

2020年7月成立的宜联生物，创立仅三年就站到了全球制药巨头的谈判桌前。2023年10月到2024年5月，短短8个月内，这家来自苏州的创新药企先后与BioNTech、罗氏达成对外授权合作，累计总金额超过38亿美元，让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式创新。

“这不是运气。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就按国际标准走：靶点和技术具备极强差异化，IP全球布局，中美双报，数据经得起推敲。”薛彤彤说。在他看来，苏州是一块“试金石”，要在这里和全球顶尖科学家竞争，就必须拿出过硬的东西。这不是谁教的，是这片环境长年累月“熏”出来的。

园区内创新药企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检测。刘静怡摄

企业向外走的决心和实力，让殷建国看到了一个现实：走出去不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顺不顺”的问题。那些绕不开的门槛，如跨境流程怎么简化、海外资源怎么对接、技术交易怎么落地，得有人帮着一起跨过去。

2025年开始，园区把“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了一套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这一年，园区推出“企业出海一件事”服务模式，将原先分属于商务、发改的两个条线事项整合到“单一窗口”，企业提交材料精简一半、时间压缩70%左右。同一年，“苏易通”跨境投资服务模式上线，依托在新加坡等国的海外商务合作中心，让境外投资者足不出境就能完成对华投资企业注册——出去的路顺了，进来的路也通了。

也是这一年，依托“企业出海一件事”线上专区，园区将分散于20余个政府部门的近100项出海服务事项进行系统性整合。同时，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建成5个海外服务站，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引进、共享办公载体对接等本地化服务。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法国商务中心和英国商务中心也先后挂牌，让中欧之间的技术交流、人才流动有了实体落脚点。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开始批量显现。据苏州生物产业园统计，今年1月-3月，全国创新药出海授权交易，一半以上来自园区。其中，宜联生物与罗氏签署第二份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7亿美元首付款；信达生物与礼来达成第七次合作，总付款最高88.5亿美元……

如今，全球十大药企主动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设点，强生在这里设立创新中心专门搜寻项目，美国顶尖基金定期来访，把苏州当作中国创新药的“聚宝盆”。正如殷建国所说：“企业负责创新，把产品做到极致；园区则在背后搭平台、铺好路，让企业能走得更远。”

采访尾声，当被问起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创建二十年，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时，殷建国的答案是：“密度、聚集度、生态，但归根到底，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

对企业来说，这种传承意味着前人做的承诺，后人认；意味着时移势易，政策依然可预期。而这，正是创新药企们最需要的“确定性”。

“蓝图不是政府画一笔就完了，企业的每一次选择和突破，都在为这张蓝图画上自己的一笔。”殷建国说，“政府画第一笔，企业画第二笔、第三笔。最后，这张蓝图，是所有人一起画完的。”

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流传着一个说法：咖啡馆里不能随便聊天，因为隔壁桌就可能坐着同行。这里聚集了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密度高到你点杯咖啡的功夫，旁边可能就在谈一个几亿美元的合作。

“上海的投资人定期来苏州，一杯咖啡的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宜联生物董事长薛彤彤对此深有体会。以前，投资人来了得专门腾出一整天；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后，他发现这里很不一样：投资人一早从上海坐高铁过来只要半小时，在园区咖啡馆聊完一家企业，还能赶着聊下一家。

03:42

效率不是一天达成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董事长殷建国记得，20年前，独墅湖边只是一片农田和水塘。如今，这里“长出”了密集的生物医药创新集群：企业超2000家，其中上市企业29家，年产值1755亿元；累计获批上市药品69款，获临床试验批件899张。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中，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综合竞争力稳居第一方阵。

生物医药创新，动辄十年磨一剑，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初创企业“死”在半路。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些需求是如何被一一回应的？3月5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走进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调研，记录下一幅“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图景。

苏州独墅湖边的农田和水塘如今已建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受访者供图

产业零基础，创新无土壤？

超前布局，引入全球顶级生命科学IP

2005年1月，殷建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局工作。那时，我国对外开放已走入快车道，外资招商加速推进，园区的制造业正处在顶峰。如火如荼的同时，一个问题萦绕：制造业之后，苏州干什么？

“彼时，国内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创新药是什么？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但当时园区管委会领导层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变化：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美国崛起，大规模进入市场。他们判断：这是未来的方向。”殷建国回忆。

2006年，苏州工业园从众多选项中锚定了三个新兴产业方向，生物医药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园区全面掀起“科技跨越发展”新高潮，科技三项经费（指用于支持科研的专项资金，包括科研项目经费、科研机构运行经费、科研条件建设经费）增长150%，总额超1.5亿元；科技招商中心成立；更重要的是，科技部成为园区中新协调理事会的中方理事单位，园区搭上了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快车”。

也是那一年，围绕人才、技术、产业、服务、知识产权五大板块，园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一份产业规划、一名产业专家、一个行业协会、一支产业基金.......后来被业内总结为“十个一”的特色产业培育机制也开始萌芽。载体建设同步启动。橙白相间的A2、A3幢，伫立在星湖街218号，成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最早的孵化空间。

房子还没完全建好，招商团队已经出发。在殷建国记忆里，“这支团队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满世界参加行业大会，像探矿一样寻找好苗子。”2007年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8家入驻企业，大部分是海归创办的。他们带回的前沿技术，让医药创新的种子落在了这片土地。

种子已经播下，但想要发芽，还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而当时的苏州，恰恰缺少顶级高校、三甲医院和产业根基——这片土地，能长出真正的“创新”吗？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的引入，成了殷建国眼中的“神来之笔”。

冷泉港实验室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世界顶级生命科学机构，因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而闻名。彼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没多久，第三次科学家归国潮席卷中国，中国科学迎来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感召下，沃森的学生季茂业（现冷泉港亚洲CEO）决定把家乡苏州介绍给老师，在这里复刻一个冷泉港的亚洲会场。

2010年，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在独墅湖边落成，陆续吸引了全球17位诺奖得主来这里演讲。从“零基础”到“被看见”，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进入了全球科学家的视野。而从演讲台走下来的科学家们，有的干脆留了下来，成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新面孔。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受访对象供图

从“资本不敢投”到“园区主动投”

做LP、代建工厂……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路

创新的种子播下后，园区很快发现第二个痛点：光有想法不够，要做创新药，得有资金。

“我们不是直接给钱，而是做那个陪跑的人。”殷建国说，“用专业的资本机制和充足的耐心，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起步期。”

2012年，刚入驻的信达生物正处在最难关口。其研发的抗肿瘤药PD-1要上临床，得建一个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工厂，估算需要6.3亿元。但面对一个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国内没有投融资机构敢冒险。园区最后拍板，帮着按国际标准代建工厂。

当记者问：万一药失败了呢？殷建国答得很干脆：“我们赌的不是某一个药、某个人，而是对科学和市场的判断。”

同一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始做一件事：当基金有限合伙人（LP），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团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投早期项目，解初创企业们的燃眉之急。三年后，这一模式的成效开始显现。

2015年初，创新药企亚盛医药宣布完成A轮融资9600万元，领投方之一，正是园区创投基金——元禾原点。“当时我们手里有好几个选择，有的地方给的钱更多，条件开得更好，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回忆。

原因无他：专业。“元禾原点虽是政府背景的基金，但完全市场化运作——投委会说了算，不用走繁杂程序。项目负责人理解行业，知道风险在哪儿，也知道潜力在哪儿。”

杨大俊记得，当时元禾原点内部对亚盛主要研发的靶点有过争论。亚盛主攻的靶点（主要是Bcl-2家族靶点），研究的是如何让肿瘤细胞自我凋亡，是药物研发里公认的硬骨头，国际上还没人做出来。这条路能走通吗？三次上会，反复讨论，最终基于对市场和行业的专业认知，让元禾原点拍了板：创新药研发，风险的背面是价值，硬骨头才值得去啃，正因为没人做出来，才说明这是真创新。

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中、美、澳同时开展临床试验，一进临床就要烧很多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笔钱就是我们开拓全球市场的第一桶金。”杨大俊说。

到了2022年，资本寒冬来袭。亚盛的核心产品刚上市，后续管线还需持续投入，压力只增不减。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值苏州发布“生物医药十二条”新政，创新性地提出鼓励“设立生物医药领域不动产基金”。园区帮亚盛牵线元联基金，把部分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打包，成立了一支Pre-REITs基金，帮亚盛将固定资产的“未来价值”提前变现，换回了一笔最高达4亿元的现金流。这笔钱，被杨大俊形容为“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事，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一直在做。园区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至今，园区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了通和资本、礼来亚洲、美敦力红杉等16个全球顶尖医疗普通合伙人（GP）的29支基金，园内融资总额已超2000亿元；此外，园区还参与发起了元生创投、聚明创投等关注中早期创业项目的产业基金，投资超过90个创新项目。

后来的故事已为人熟知。信达生物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2025年全年营收约119亿元；亚盛2019年港股上市，2025年登陆纳斯达克，市场估值超百亿元，核心产品奥雷巴替尼片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第二个重磅产品利沙托克拉片于去年上市，成为首个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

产业链残缺，关键环节被“卡脖子”？

构建产业生态，让上下游成为“上下楼”

企业扎下根，创新的生态开始自然生长。一期之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有了二期、三期......每一期都跟着产业趋势走：一期用小隔间，服务初创企业；二期建独栋，因为抗体药物起来了，企业要自建生产设施；三期做更大的厂房，因为细胞治疗对生产线要求更高。

新的短板却浮出水面：产业链不完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殷建国记得，早年企业做生物药，最头疼的是下游分离纯化。这一块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0%到70%，且由于技术难度大，长期被国外“卡脖子”，对方不卖，你就没法生产。企业有痛点，园区就去招商。纳微、赛分这两家专攻分离纯化材料的企业，就是那时候引进来的。如今，纳微科技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家上市公司，赛分科技也登陆了科创板。

园区补齐的远不止分离纯化这一环。今天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研发、临床、生产、销售、BD合作......一家创新药企从入驻第一天起，几乎不用出园，就能走完一款药的全生命周期。

这种生态，还给了科学家们弥足珍贵的陪伴——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走“夜路”。

“2020年下半年，我还没回国，园区就帮我把公司注册好了。”新景智源创始人彭松明回忆。这个“80后”科学家瞄准的TCR-T细胞治疗赛道，是全球细胞治疗领域公认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有潜力攻克CAR-T难以对付的实体瘤。

回国后，他没有急着推管线，而是带着团队埋头搭平台。“每验证100条序列，只有几条是对的。”在一次次试错中，技术路径终于跑通，2023年，新景智源建起了全球最大的靶点抗原—天然TCR配对数据库之一，积累超7000组高价值数据。借助这一平台，2025年8月，他们的第一条管线获批进入临床，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靶向PRAME的TCR-T产品。

“坐冷板凳”的几年里，彭松明常和园区的创业者们聊天，发现大家处境相似——都在经历反复试错，都明白有些坎只能靠时间熬过去。“知道对方难在哪儿”，彭松明感慨，“‘众人行远’，一个人坚持很容易泄气，一群人坚持就容易一些。”

苏州BioBAY规划建设载体面积近350万平方米，生物医药企业超2000家。受访者供图

国际化门槛高，全球资源难对接

“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

“过去我们讲‘in China for China’，今天我们讲‘in China for Global’。”谈到未来，殷建国有一个愿景——全球科学家的好想法，都能拿到苏州来，在这片土壤里做出药，再卖向全球。

这一愿景正在变成现实。而最先推开那扇门的，是企业自己。

2020年7月成立的宜联生物，创立仅三年就站到了全球制药巨头的谈判桌前。2023年10月到2024年5月，短短8个月内，这家来自苏州的创新药企先后与BioNTech、罗氏达成对外授权合作，累计总金额超过38亿美元，让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式创新。

“这不是运气。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就按国际标准走：靶点和技术具备极强差异化，IP全球布局，中美双报，数据经得起推敲。”薛彤彤说。在他看来，苏州是一块“试金石”，要在这里和全球顶尖科学家竞争，就必须拿出过硬的东西。这不是谁教的，是这片环境长年累月“熏”出来的。

园区内创新药企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检测。刘静怡摄

企业向外走的决心和实力，让殷建国看到了一个现实：走出去不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顺不顺”的问题。那些绕不开的门槛，如跨境流程怎么简化、海外资源怎么对接、技术交易怎么落地，得有人帮着一起跨过去。

2025年开始，园区把“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了一套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这一年，园区推出“企业出海一件事”服务模式，将原先分属于商务、发改的两个条线事项整合到“单一窗口”，企业提交材料精简一半、时间压缩70%左右。同一年，“苏易通”跨境投资服务模式上线，依托在新加坡等国的海外商务合作中心，让境外投资者足不出境就能完成对华投资企业注册——出去的路顺了，进来的路也通了。

也是这一年，依托“企业出海一件事”线上专区，园区将分散于20余个政府部门的近100项出海服务事项进行系统性整合。同时，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建成5个海外服务站，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引进、共享办公载体对接等本地化服务。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法国商务中心和英国商务中心也先后挂牌，让中欧之间的技术交流、人才流动有了实体落脚点。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开始批量显现。据苏州生物产业园统计，今年1月-3月，全国创新药出海授权交易，一半以上来自园区。其中，宜联生物与罗氏签署第二份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7亿美元首付款；信达生物与礼来达成第七次合作，总付款最高88.5亿美元……

如今，全球十大药企主动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设点，强生在这里设立创新中心专门搜寻项目，美国顶尖基金定期来访，把苏州当作中国创新药的“聚宝盆”。正如殷建国所说：“企业负责创新，把产品做到极致；园区则在背后搭平台、铺好路，让企业能走得更远。”

采访尾声，当被问起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创建二十年，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时，殷建国的答案是：“密度、聚集度、生态，但归根到底，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

对企业来说，这种传承意味着前人做的承诺，后人认；意味着时移势易，政策依然可预期。而这，正是创新药企们最需要的“确定性”。

“蓝图不是政府画一笔就完了，企业的每一次选择和突破，都在为这张蓝图画上自己的一笔。”殷建国说，“政府画第一笔，企业画第二笔、第三笔。最后，这张蓝图，是所有人一起画完的。”

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流传着一个说法：咖啡馆里不能随便聊天，因为隔壁桌就可能坐着同行。这里聚集了上千家生物医药企业，密度高到你点杯咖啡的功夫，旁边可能就在谈一个几亿美元的合作。

“上海的投资人定期来苏州，一杯咖啡的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宜联生物董事长薛彤彤对此深有体会。以前，投资人来了得专门腾出一整天；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后，他发现这里很不一样：投资人一早从上海坐高铁过来只要半小时，在园区咖啡馆聊完一家企业，还能赶着聊下一家。

03:42

效率不是一天达成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董事长殷建国记得，20年前，独墅湖边只是一片农田和水塘。如今，这里“长出”了密集的生物医药创新集群：企业超2000家，其中上市企业29家，年产值1755亿元；累计获批上市药品69款，获临床试验批件899张。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中，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综合竞争力稳居第一方阵。

生物医药创新，动辄十年磨一剑，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初创企业“死”在半路。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这些需求是如何被一一回应的？3月5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走进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调研，记录下一幅“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图景。

苏州独墅湖边的农田和水塘如今已建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受访者供图

产业零基础，创新无土壤？

超前布局，引入全球顶级生命科学IP

2005年1月，殷建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局工作。那时，我国对外开放已走入快车道，外资招商加速推进，园区的制造业正处在顶峰。如火如荼的同时，一个问题萦绕：制造业之后，苏州干什么？

“彼时，国内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创新药是什么？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但当时园区管委会领导层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变化：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美国崛起，大规模进入市场。他们判断：这是未来的方向。”殷建国回忆。

2006年，苏州工业园从众多选项中锚定了三个新兴产业方向，生物医药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园区全面掀起“科技跨越发展”新高潮，科技三项经费（指用于支持科研的专项资金，包括科研项目经费、科研机构运行经费、科研条件建设经费）增长150%，总额超1.5亿元；科技招商中心成立；更重要的是，科技部成为园区中新协调理事会的中方理事单位，园区搭上了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快车”。

也是那一年，围绕人才、技术、产业、服务、知识产权五大板块，园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一份产业规划、一名产业专家、一个行业协会、一支产业基金.......后来被业内总结为“十个一”的特色产业培育机制也开始萌芽。载体建设同步启动。橙白相间的A2、A3幢，伫立在星湖街218号，成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最早的孵化空间。

房子还没完全建好，招商团队已经出发。在殷建国记忆里，“这支团队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路上，满世界参加行业大会，像探矿一样寻找好苗子。”2007年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8家入驻企业，大部分是海归创办的。他们带回的前沿技术，让医药创新的种子落在了这片土地。

种子已经播下，但想要发芽，还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而当时的苏州，恰恰缺少顶级高校、三甲医院和产业根基——这片土地，能长出真正的“创新”吗？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的引入，成了殷建国眼中的“神来之笔”。

冷泉港实验室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世界顶级生命科学机构，因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而闻名。彼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没多久，第三次科学家归国潮席卷中国，中国科学迎来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感召下，沃森的学生季茂业（现冷泉港亚洲CEO）决定把家乡苏州介绍给老师，在这里复刻一个冷泉港的亚洲会场。

2010年，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在独墅湖边落成，陆续吸引了全球17位诺奖得主来这里演讲。从“零基础”到“被看见”，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进入了全球科学家的视野。而从演讲台走下来的科学家们，有的干脆留了下来，成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新面孔。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受访对象供图

从“资本不敢投”到“园区主动投”

做LP、代建工厂……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路

创新的种子播下后，园区很快发现第二个痛点：光有想法不够，要做创新药，得有资金。

“我们不是直接给钱，而是做那个陪跑的人。”殷建国说，“用专业的资本机制和充足的耐心，陪企业走过最难的起步期。”

2012年，刚入驻的信达生物正处在最难关口。其研发的抗肿瘤药PD-1要上临床，得建一个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的工厂，估算需要6.3亿元。但面对一个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国内没有投融资机构敢冒险。园区最后拍板，帮着按国际标准代建工厂。

当记者问：万一药失败了呢？殷建国答得很干脆：“我们赌的不是某一个药、某个人，而是对科学和市场的判断。”

同一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始做一件事：当基金有限合伙人（LP），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团队，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投早期项目，解初创企业们的燃眉之急。三年后，这一模式的成效开始显现。

2015年初，创新药企亚盛医药宣布完成A轮融资9600万元，领投方之一，正是园区创投基金——元禾原点。“当时我们手里有好几个选择，有的地方给的钱更多，条件开得更好，但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扎根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回忆。

原因无他：专业。“元禾原点虽是政府背景的基金，但完全市场化运作——投委会说了算，不用走繁杂程序。项目负责人理解行业，知道风险在哪儿，也知道潜力在哪儿。”

杨大俊记得，当时元禾原点内部对亚盛主要研发的靶点有过争论。亚盛主攻的靶点（主要是Bcl-2家族靶点），研究的是如何让肿瘤细胞自我凋亡，是药物研发里公认的硬骨头，国际上还没人做出来。这条路能走通吗？三次上会，反复讨论，最终基于对市场和行业的专业认知，让元禾原点拍了板：创新药研发，风险的背面是价值，硬骨头才值得去啃，正因为没人做出来，才说明这是真创新。

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中、美、澳同时开展临床试验，一进临床就要烧很多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笔钱就是我们开拓全球市场的第一桶金。”杨大俊说。

到了2022年，资本寒冬来袭。亚盛的核心产品刚上市，后续管线还需持续投入，压力只增不减。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值苏州发布“生物医药十二条”新政，创新性地提出鼓励“设立生物医药领域不动产基金”。园区帮亚盛牵线元联基金，把部分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打包，成立了一支Pre-REITs基金，帮亚盛将固定资产的“未来价值”提前变现，换回了一笔最高达4亿元的现金流。这笔钱，被杨大俊形容为“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事，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一直在做。园区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至今，园区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了通和资本、礼来亚洲、美敦力红杉等16个全球顶尖医疗普通合伙人（GP）的29支基金，园内融资总额已超2000亿元；此外，园区还参与发起了元生创投、聚明创投等关注中早期创业项目的产业基金，投资超过90个创新项目。

后来的故事已为人熟知。信达生物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2025年全年营收约119亿元；亚盛2019年港股上市，2025年登陆纳斯达克，市场估值超百亿元，核心产品奥雷巴替尼片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第二个重磅产品利沙托克拉片于去年上市，成为首个国产原创Bcl-2抑制剂。

产业链残缺，关键环节被“卡脖子”？

构建产业生态，让上下游成为“上下楼”

企业扎下根，创新的生态开始自然生长。一期之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有了二期、三期......每一期都跟着产业趋势走：一期用小隔间，服务初创企业；二期建独栋，因为抗体药物起来了，企业要自建生产设施；三期做更大的厂房，因为细胞治疗对生产线要求更高。

新的短板却浮出水面：产业链不完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殷建国记得，早年企业做生物药，最头疼的是下游分离纯化。这一块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0%到70%，且由于技术难度大，长期被国外“卡脖子”，对方不卖，你就没法生产。企业有痛点，园区就去招商。纳微、赛分这两家专攻分离纯化材料的企业，就是那时候引进来的。如今，纳微科技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家上市公司，赛分科技也登陆了科创板。

园区补齐的远不止分离纯化这一环。今天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研发、临床、生产、销售、BD合作......一家创新药企从入驻第一天起，几乎不用出园，就能走完一款药的全生命周期。

这种生态，还给了科学家们弥足珍贵的陪伴——让他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在走“夜路”。

“2020年下半年，我还没回国，园区就帮我把公司注册好了。”新景智源创始人彭松明回忆。这个“80后”科学家瞄准的TCR-T细胞治疗赛道，是全球细胞治疗领域公认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有潜力攻克CAR-T难以对付的实体瘤。

回国后，他没有急着推管线，而是带着团队埋头搭平台。“每验证100条序列，只有几条是对的。”在一次次试错中，技术路径终于跑通，2023年，新景智源建起了全球最大的靶点抗原—天然TCR配对数据库之一，积累超7000组高价值数据。借助这一平台，2025年8月，他们的第一条管线获批进入临床，是国内首个、全球第二个靶向PRAME的TCR-T产品。

“坐冷板凳”的几年里，彭松明常和园区的创业者们聊天，发现大家处境相似——都在经历反复试错，都明白有些坎只能靠时间熬过去。“知道对方难在哪儿”，彭松明感慨，“‘众人行远’，一个人坚持很容易泄气，一群人坚持就容易一些。”

苏州BioBAY规划建设载体面积近350万平方米，生物医药企业超2000家。受访者供图

国际化门槛高，全球资源难对接

“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

“过去我们讲‘in China for China’，今天我们讲‘in China for Global’。”谈到未来，殷建国有一个愿景——全球科学家的好想法，都能拿到苏州来，在这片土壤里做出药，再卖向全球。

这一愿景正在变成现实。而最先推开那扇门的，是企业自己。

2020年7月成立的宜联生物，创立仅三年就站到了全球制药巨头的谈判桌前。2023年10月到2024年5月，短短8个月内，这家来自苏州的创新药企先后与BioNTech、罗氏达成对外授权合作，累计总金额超过38亿美元，让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式创新。

“这不是运气。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就按国际标准走：靶点和技术具备极强差异化，IP全球布局，中美双报，数据经得起推敲。”薛彤彤说。在他看来，苏州是一块“试金石”，要在这里和全球顶尖科学家竞争，就必须拿出过硬的东西。这不是谁教的，是这片环境长年累月“熏”出来的。

园区内创新药企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检测。刘静怡摄

企业向外走的决心和实力，让殷建国看到了一个现实：走出去不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顺不顺”的问题。那些绕不开的门槛，如跨境流程怎么简化、海外资源怎么对接、技术交易怎么落地，得有人帮着一起跨过去。

2025年开始，园区把“帮企业走出去”从政策口号，变成了一套层层递进的行动方案。这一年，园区推出“企业出海一件事”服务模式，将原先分属于商务、发改的两个条线事项整合到“单一窗口”，企业提交材料精简一半、时间压缩70%左右。同一年，“苏易通”跨境投资服务模式上线，依托在新加坡等国的海外商务合作中心，让境外投资者足不出境就能完成对华投资企业注册——出去的路顺了，进来的路也通了。

也是这一年，依托“企业出海一件事”线上专区，园区将分散于20余个政府部门的近100项出海服务事项进行系统性整合。同时，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建成5个海外服务站，为企业提供高端人才引进、共享办公载体对接等本地化服务。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法国商务中心和英国商务中心也先后挂牌，让中欧之间的技术交流、人才流动有了实体落脚点。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开始批量显现。据苏州生物产业园统计，今年1月-3月，全国创新药出海授权交易，一半以上来自园区。其中，宜联生物与罗氏签署第二份独家许可协议，获得5.7亿美元首付款；信达生物与礼来达成第七次合作，总付款最高88.5亿美元……

如今，全球十大药企主动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设点，强生在这里设立创新中心专门搜寻项目，美国顶尖基金定期来访，把苏州当作中国创新药的“聚宝盆”。正如殷建国所说：“企业负责创新，把产品做到极致；园区则在背后搭平台、铺好路，让企业能走得更远。”

采访尾声，当被问起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创建二十年，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时，殷建国的答案是：“密度、聚集度、生态，但归根到底，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

对企业来说，这种传承意味着前人做的承诺，后人认；意味着时移势易，政策依然可预期。而这，正是创新药企们最需要的“确定性”。

“蓝图不是政府画一笔就完了，企业的每一次选择和突破，都在为这张蓝图画上自己的一笔。”殷建国说，“政府画第一笔，企业画第二笔、第三笔。最后，这张蓝图，是所有人一起画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