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士英，1922年11月生，安徽怀远人，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曾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经历大小战斗30多场，多次荣立战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复员返乡。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韩士英，192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村，也就是现在的荆山镇郑岗村。那会儿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军阀混战没个停，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山河破碎，中国人连活下去都成了难题。我打小就盼着，能有支队伍把鬼子赶出去，让我们能安安生生过日子。

1939年6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带着队伍在我的家乡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我看见新四军战士端掉日伪据点，还帮着老乡抢收麦子、打扫院子，待老百姓比亲人还亲，我心里琢磨着：“这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只有他们，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跑，我们才能有活路。”于是，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成了游击支队二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

参军前，我原名叫韩士清，因乡音差异登记名册时被误写为“韩士英”，排长整训点名时，连喊“韩士英”无人应答，便责问我为啥不应，我倔强地解释：“我叫韩士清！”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彭雪枫司令看到了，他笑着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你穿上这身军装，看着清秀又精神，‘士英’这个名字好，意为战士里的精英，就叫这个名字吧！”我听着司令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打那以后，我就改名为“韩士英”。没过多久，我被调到了警卫班。司令得知我小时候学过吹喇叭，就让我学着吹军号，兼任司号员。从那时候起，军号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每次吹军号，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40年11月的板桥战役，我们打得异常惨烈。那会儿，我紧紧跟在彭司令身边，手里的军号在硝烟中一次次响起。冲锋的时候，我想着要让每个战士都能听清号声，就跃上土堆使劲地吹。司号长赶紧把我拉下来，大声喊：“危险！快卧倒在土堆后面吹！”我摇摇头，说：“司号长，只有站在高处，战士们才能听得清楚，才能有劲儿往前冲！”说完，我又爬了上去，一遍又一遍地吹响那激昂的号声。

那场仗打了很久，子弹像雨点一样飞，炮弹在身边炸响，但我手里的军号没停过。最终，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毙了1000多个敌人，击毁了十几辆汽车和坦克，还打下了一架日军轰炸机！战斗结束后，我才感觉嘴唇又肿又疼，脸也麻得没了知觉，战友们见了，都开玩笑说：“小韩，这一仗下来，你倒是‘胖’了不少啊！”

皖南事变后，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我仍担任司号员和警卫员，每天跟在他身边。1941年4月的一个清晨，驻龙亢的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带着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发起了报复性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边打边退。

彭师长将这次战斗的经过电告新四军军部，电文中提到：“22日，马彪之骑8师全部骑兵800人骑，后续142师步兵1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的32团战斗部队470人进攻……我且战且退，约战3个小时，32团损失两个多营，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部分人员负伤被俘……”电文里的每一个字，都记着战士们的鲜血和牺牲，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揪心地疼。

1944年8月，我跟着彭师长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师长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项侦察任务，让我和两名战友扮成赶集的农民，去县城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完成任务回驻地的途中，经过鬼子的据点时，太阳已经落山，两名鬼子正逐个盘查过往行人，腰里还别着盒子枪。我们见鬼子不多，便想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作等着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鬼子面前。我趁鬼子不注意，给战友们使了个眼色，大喊一声：“动手！”我们三个人麻利地搂住两个鬼子的脖子，把鬼子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迅速卸下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了结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一边对老百姓喊：“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尸体扔到沟里，然后迅速撤离现场，安全回到部队。这次“空手夺枪”的事在部队传开后，彭师长高兴地表扬我们：“真是好样的！”后来，《拂晓报》还专门写文章报道了这次经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同年9月，在八里庄的一次战斗中，我的左腿负伤，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紧紧跟在彭师长身边，不敢有一丝松懈。突然，师长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韩士英，快吹冲锋号！”我顾不上腿上的伤痛，赶紧拿起军号，使出全身力气吹了起来。紧接着，进攻部队的营、连级军号也纷纷响了起来，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迅速击溃装备精良的伪军李光明部，战斗终获全胜。

可谁也没想到，胜利的喜悦还没过去，悲剧就发生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忙着打扫战场，登记牺牲战士并清理遗物。彭师长、张震参谋长等首长顺着战壕往前走，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飞了过来，大家都没防备，彭师长“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张震参谋长赶紧冲过去，只见师长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子弹已经穿进了胸窝。参谋长大喊：“快！快把师长送去战地医院！”我和几个战友赶紧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师长背起来，拼命往战地医院跑。可还没到医院，师长就没了呼吸——他牺牲了。

1946年，因为身体原因，我复员回乡。彭师长曾说过“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能让群众饿着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家乡，我把全部的热忱都倾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农忙的时候，看到邻居家里劳力不够，我就主动去帮他们抢收抢种；冬天天冷，我会上山砍些柴，悄悄堆在村里孤寡老人的院墙边，让他们能烤烤火，暖和一点；村里有人修建房屋，我就把在部队里学的手艺拿出来，去做帮工。我的阵地从战场换到了田间，武器从钢枪变成了锄头，但我守护的，始终是身后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的老百姓。

现在我年纪大了，总爱给儿孙们讲当年跟着彭雪枫师长打仗的日子，讲师长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临危不惧的样子，讲师长体恤百姓疾苦、把部队的军粮分给乡亲们的善举，讲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掩护、浴血奋战的生死情谊。我想让后辈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牺牲的英雄们，把先辈们的忠诚与担当传下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韩士英，1922年11月生，安徽怀远人，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曾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经历大小战斗30多场，多次荣立战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复员返乡。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韩士英，192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村，也就是现在的荆山镇郑岗村。那会儿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军阀混战没个停，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山河破碎，中国人连活下去都成了难题。我打小就盼着，能有支队伍把鬼子赶出去，让我们能安安生生过日子。

1939年6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带着队伍在我的家乡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我看见新四军战士端掉日伪据点，还帮着老乡抢收麦子、打扫院子，待老百姓比亲人还亲，我心里琢磨着：“这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只有他们，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跑，我们才能有活路。”于是，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成了游击支队二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

参军前，我原名叫韩士清，因乡音差异登记名册时被误写为“韩士英”，排长整训点名时，连喊“韩士英”无人应答，便责问我为啥不应，我倔强地解释：“我叫韩士清！”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彭雪枫司令看到了，他笑着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你穿上这身军装，看着清秀又精神，‘士英’这个名字好，意为战士里的精英，就叫这个名字吧！”我听着司令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打那以后，我就改名为“韩士英”。没过多久，我被调到了警卫班。司令得知我小时候学过吹喇叭，就让我学着吹军号，兼任司号员。从那时候起，军号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每次吹军号，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40年11月的板桥战役，我们打得异常惨烈。那会儿，我紧紧跟在彭司令身边，手里的军号在硝烟中一次次响起。冲锋的时候，我想着要让每个战士都能听清号声，就跃上土堆使劲地吹。司号长赶紧把我拉下来，大声喊：“危险！快卧倒在土堆后面吹！”我摇摇头，说：“司号长，只有站在高处，战士们才能听得清楚，才能有劲儿往前冲！”说完，我又爬了上去，一遍又一遍地吹响那激昂的号声。

那场仗打了很久，子弹像雨点一样飞，炮弹在身边炸响，但我手里的军号没停过。最终，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毙了1000多个敌人，击毁了十几辆汽车和坦克，还打下了一架日军轰炸机！战斗结束后，我才感觉嘴唇又肿又疼，脸也麻得没了知觉，战友们见了，都开玩笑说：“小韩，这一仗下来，你倒是‘胖’了不少啊！”

皖南事变后，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我仍担任司号员和警卫员，每天跟在他身边。1941年4月的一个清晨，驻龙亢的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带着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发起了报复性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边打边退。

彭师长将这次战斗的经过电告新四军军部，电文中提到：“22日，马彪之骑8师全部骑兵800人骑，后续142师步兵1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的32团战斗部队470人进攻……我且战且退，约战3个小时，32团损失两个多营，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部分人员负伤被俘……”电文里的每一个字，都记着战士们的鲜血和牺牲，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揪心地疼。

1944年8月，我跟着彭师长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师长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项侦察任务，让我和两名战友扮成赶集的农民，去县城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完成任务回驻地的途中，经过鬼子的据点时，太阳已经落山，两名鬼子正逐个盘查过往行人，腰里还别着盒子枪。我们见鬼子不多，便想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作等着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鬼子面前。我趁鬼子不注意，给战友们使了个眼色，大喊一声：“动手！”我们三个人麻利地搂住两个鬼子的脖子，把鬼子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迅速卸下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了结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一边对老百姓喊：“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尸体扔到沟里，然后迅速撤离现场，安全回到部队。这次“空手夺枪”的事在部队传开后，彭师长高兴地表扬我们：“真是好样的！”后来，《拂晓报》还专门写文章报道了这次经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同年9月，在八里庄的一次战斗中，我的左腿负伤，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紧紧跟在彭师长身边，不敢有一丝松懈。突然，师长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韩士英，快吹冲锋号！”我顾不上腿上的伤痛，赶紧拿起军号，使出全身力气吹了起来。紧接着，进攻部队的营、连级军号也纷纷响了起来，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迅速击溃装备精良的伪军李光明部，战斗终获全胜。

可谁也没想到，胜利的喜悦还没过去，悲剧就发生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忙着打扫战场，登记牺牲战士并清理遗物。彭师长、张震参谋长等首长顺着战壕往前走，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飞了过来，大家都没防备，彭师长“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张震参谋长赶紧冲过去，只见师长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子弹已经穿进了胸窝。参谋长大喊：“快！快把师长送去战地医院！”我和几个战友赶紧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师长背起来，拼命往战地医院跑。可还没到医院，师长就没了呼吸——他牺牲了。

1946年，因为身体原因，我复员回乡。彭师长曾说过“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能让群众饿着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家乡，我把全部的热忱都倾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农忙的时候，看到邻居家里劳力不够，我就主动去帮他们抢收抢种；冬天天冷，我会上山砍些柴，悄悄堆在村里孤寡老人的院墙边，让他们能烤烤火，暖和一点；村里有人修建房屋，我就把在部队里学的手艺拿出来，去做帮工。我的阵地从战场换到了田间，武器从钢枪变成了锄头，但我守护的，始终是身后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的老百姓。

现在我年纪大了，总爱给儿孙们讲当年跟着彭雪枫师长打仗的日子，讲师长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临危不惧的样子，讲师长体恤百姓疾苦、把部队的军粮分给乡亲们的善举，讲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掩护、浴血奋战的生死情谊。我想让后辈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牺牲的英雄们，把先辈们的忠诚与担当传下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韩士英，1922年11月生，安徽怀远人，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曾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经历大小战斗30多场，多次荣立战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复员返乡。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韩士英，192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村，也就是现在的荆山镇郑岗村。那会儿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军阀混战没个停，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山河破碎，中国人连活下去都成了难题。我打小就盼着，能有支队伍把鬼子赶出去，让我们能安安生生过日子。

1939年6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带着队伍在我的家乡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我看见新四军战士端掉日伪据点，还帮着老乡抢收麦子、打扫院子，待老百姓比亲人还亲，我心里琢磨着：“这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只有他们，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跑，我们才能有活路。”于是，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成了游击支队二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

参军前，我原名叫韩士清，因乡音差异登记名册时被误写为“韩士英”，排长整训点名时，连喊“韩士英”无人应答，便责问我为啥不应，我倔强地解释：“我叫韩士清！”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彭雪枫司令看到了，他笑着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你穿上这身军装，看着清秀又精神，‘士英’这个名字好，意为战士里的精英，就叫这个名字吧！”我听着司令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打那以后，我就改名为“韩士英”。没过多久，我被调到了警卫班。司令得知我小时候学过吹喇叭，就让我学着吹军号，兼任司号员。从那时候起，军号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每次吹军号，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40年11月的板桥战役，我们打得异常惨烈。那会儿，我紧紧跟在彭司令身边，手里的军号在硝烟中一次次响起。冲锋的时候，我想着要让每个战士都能听清号声，就跃上土堆使劲地吹。司号长赶紧把我拉下来，大声喊：“危险！快卧倒在土堆后面吹！”我摇摇头，说：“司号长，只有站在高处，战士们才能听得清楚，才能有劲儿往前冲！”说完，我又爬了上去，一遍又一遍地吹响那激昂的号声。

那场仗打了很久，子弹像雨点一样飞，炮弹在身边炸响，但我手里的军号没停过。最终，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毙了1000多个敌人，击毁了十几辆汽车和坦克，还打下了一架日军轰炸机！战斗结束后，我才感觉嘴唇又肿又疼，脸也麻得没了知觉，战友们见了，都开玩笑说：“小韩，这一仗下来，你倒是‘胖’了不少啊！”

皖南事变后，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我仍担任司号员和警卫员，每天跟在他身边。1941年4月的一个清晨，驻龙亢的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带着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发起了报复性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边打边退。

彭师长将这次战斗的经过电告新四军军部，电文中提到：“22日，马彪之骑8师全部骑兵800人骑，后续142师步兵1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的32团战斗部队470人进攻……我且战且退，约战3个小时，32团损失两个多营，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部分人员负伤被俘……”电文里的每一个字，都记着战士们的鲜血和牺牲，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揪心地疼。

1944年8月，我跟着彭师长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师长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项侦察任务，让我和两名战友扮成赶集的农民，去县城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完成任务回驻地的途中，经过鬼子的据点时，太阳已经落山，两名鬼子正逐个盘查过往行人，腰里还别着盒子枪。我们见鬼子不多，便想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作等着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鬼子面前。我趁鬼子不注意，给战友们使了个眼色，大喊一声：“动手！”我们三个人麻利地搂住两个鬼子的脖子，把鬼子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迅速卸下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了结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一边对老百姓喊：“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尸体扔到沟里，然后迅速撤离现场，安全回到部队。这次“空手夺枪”的事在部队传开后，彭师长高兴地表扬我们：“真是好样的！”后来，《拂晓报》还专门写文章报道了这次经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同年9月，在八里庄的一次战斗中，我的左腿负伤，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紧紧跟在彭师长身边，不敢有一丝松懈。突然，师长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韩士英，快吹冲锋号！”我顾不上腿上的伤痛，赶紧拿起军号，使出全身力气吹了起来。紧接着，进攻部队的营、连级军号也纷纷响了起来，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迅速击溃装备精良的伪军李光明部，战斗终获全胜。

可谁也没想到，胜利的喜悦还没过去，悲剧就发生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忙着打扫战场，登记牺牲战士并清理遗物。彭师长、张震参谋长等首长顺着战壕往前走，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飞了过来，大家都没防备，彭师长“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张震参谋长赶紧冲过去，只见师长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子弹已经穿进了胸窝。参谋长大喊：“快！快把师长送去战地医院！”我和几个战友赶紧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师长背起来，拼命往战地医院跑。可还没到医院，师长就没了呼吸——他牺牲了。

1946年，因为身体原因，我复员回乡。彭师长曾说过“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能让群众饿着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家乡，我把全部的热忱都倾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农忙的时候，看到邻居家里劳力不够，我就主动去帮他们抢收抢种；冬天天冷，我会上山砍些柴，悄悄堆在村里孤寡老人的院墙边，让他们能烤烤火，暖和一点；村里有人修建房屋，我就把在部队里学的手艺拿出来，去做帮工。我的阵地从战场换到了田间，武器从钢枪变成了锄头，但我守护的，始终是身后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的老百姓。

现在我年纪大了，总爱给儿孙们讲当年跟着彭雪枫师长打仗的日子，讲师长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临危不惧的样子，讲师长体恤百姓疾苦、把部队的军粮分给乡亲们的善举，讲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掩护、浴血奋战的生死情谊。我想让后辈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牺牲的英雄们，把先辈们的忠诚与担当传下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韩士英，1922年11月生，安徽怀远人，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曾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经历大小战斗30多场，多次荣立战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复员返乡。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韩士英，192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村，也就是现在的荆山镇郑岗村。那会儿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军阀混战没个停，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山河破碎，中国人连活下去都成了难题。我打小就盼着，能有支队伍把鬼子赶出去，让我们能安安生生过日子。

1939年6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带着队伍在我的家乡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我看见新四军战士端掉日伪据点，还帮着老乡抢收麦子、打扫院子，待老百姓比亲人还亲，我心里琢磨着：“这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只有他们，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跑，我们才能有活路。”于是，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成了游击支队二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

参军前，我原名叫韩士清，因乡音差异登记名册时被误写为“韩士英”，排长整训点名时，连喊“韩士英”无人应答，便责问我为啥不应，我倔强地解释：“我叫韩士清！”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彭雪枫司令看到了，他笑着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你穿上这身军装，看着清秀又精神，‘士英’这个名字好，意为战士里的精英，就叫这个名字吧！”我听着司令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打那以后，我就改名为“韩士英”。没过多久，我被调到了警卫班。司令得知我小时候学过吹喇叭，就让我学着吹军号，兼任司号员。从那时候起，军号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每次吹军号，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40年11月的板桥战役，我们打得异常惨烈。那会儿，我紧紧跟在彭司令身边，手里的军号在硝烟中一次次响起。冲锋的时候，我想着要让每个战士都能听清号声，就跃上土堆使劲地吹。司号长赶紧把我拉下来，大声喊：“危险！快卧倒在土堆后面吹！”我摇摇头，说：“司号长，只有站在高处，战士们才能听得清楚，才能有劲儿往前冲！”说完，我又爬了上去，一遍又一遍地吹响那激昂的号声。

那场仗打了很久，子弹像雨点一样飞，炮弹在身边炸响，但我手里的军号没停过。最终，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毙了1000多个敌人，击毁了十几辆汽车和坦克，还打下了一架日军轰炸机！战斗结束后，我才感觉嘴唇又肿又疼，脸也麻得没了知觉，战友们见了，都开玩笑说：“小韩，这一仗下来，你倒是‘胖’了不少啊！”

皖南事变后，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我仍担任司号员和警卫员，每天跟在他身边。1941年4月的一个清晨，驻龙亢的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带着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发起了报复性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边打边退。

彭师长将这次战斗的经过电告新四军军部，电文中提到：“22日，马彪之骑8师全部骑兵800人骑，后续142师步兵1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的32团战斗部队470人进攻……我且战且退，约战3个小时，32团损失两个多营，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部分人员负伤被俘……”电文里的每一个字，都记着战士们的鲜血和牺牲，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揪心地疼。

1944年8月，我跟着彭师长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师长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项侦察任务，让我和两名战友扮成赶集的农民，去县城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完成任务回驻地的途中，经过鬼子的据点时，太阳已经落山，两名鬼子正逐个盘查过往行人，腰里还别着盒子枪。我们见鬼子不多，便想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作等着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鬼子面前。我趁鬼子不注意，给战友们使了个眼色，大喊一声：“动手！”我们三个人麻利地搂住两个鬼子的脖子，把鬼子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迅速卸下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了结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一边对老百姓喊：“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尸体扔到沟里，然后迅速撤离现场，安全回到部队。这次“空手夺枪”的事在部队传开后，彭师长高兴地表扬我们：“真是好样的！”后来，《拂晓报》还专门写文章报道了这次经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同年9月，在八里庄的一次战斗中，我的左腿负伤，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紧紧跟在彭师长身边，不敢有一丝松懈。突然，师长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韩士英，快吹冲锋号！”我顾不上腿上的伤痛，赶紧拿起军号，使出全身力气吹了起来。紧接着，进攻部队的营、连级军号也纷纷响了起来，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迅速击溃装备精良的伪军李光明部，战斗终获全胜。

可谁也没想到，胜利的喜悦还没过去，悲剧就发生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忙着打扫战场，登记牺牲战士并清理遗物。彭师长、张震参谋长等首长顺着战壕往前走，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飞了过来，大家都没防备，彭师长“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张震参谋长赶紧冲过去，只见师长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子弹已经穿进了胸窝。参谋长大喊：“快！快把师长送去战地医院！”我和几个战友赶紧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师长背起来，拼命往战地医院跑。可还没到医院，师长就没了呼吸——他牺牲了。

1946年，因为身体原因，我复员回乡。彭师长曾说过“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能让群众饿着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家乡，我把全部的热忱都倾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农忙的时候，看到邻居家里劳力不够，我就主动去帮他们抢收抢种；冬天天冷，我会上山砍些柴，悄悄堆在村里孤寡老人的院墙边，让他们能烤烤火，暖和一点；村里有人修建房屋，我就把在部队里学的手艺拿出来，去做帮工。我的阵地从战场换到了田间，武器从钢枪变成了锄头，但我守护的，始终是身后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的老百姓。

现在我年纪大了，总爱给儿孙们讲当年跟着彭雪枫师长打仗的日子，讲师长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临危不惧的样子，讲师长体恤百姓疾苦、把部队的军粮分给乡亲们的善举，讲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掩护、浴血奋战的生死情谊。我想让后辈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牺牲的英雄们，把先辈们的忠诚与担当传下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韩士英，1922年11月生，安徽怀远人，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曾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经历大小战斗30多场，多次荣立战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复员返乡。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韩士英，192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村，也就是现在的荆山镇郑岗村。那会儿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军阀混战没个停，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山河破碎，中国人连活下去都成了难题。我打小就盼着，能有支队伍把鬼子赶出去，让我们能安安生生过日子。

1939年6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带着队伍在我的家乡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我看见新四军战士端掉日伪据点，还帮着老乡抢收麦子、打扫院子，待老百姓比亲人还亲，我心里琢磨着：“这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只有他们，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跑，我们才能有活路。”于是，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成了游击支队二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

参军前，我原名叫韩士清，因乡音差异登记名册时被误写为“韩士英”，排长整训点名时，连喊“韩士英”无人应答，便责问我为啥不应，我倔强地解释：“我叫韩士清！”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彭雪枫司令看到了，他笑着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你穿上这身军装，看着清秀又精神，‘士英’这个名字好，意为战士里的精英，就叫这个名字吧！”我听着司令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打那以后，我就改名为“韩士英”。没过多久，我被调到了警卫班。司令得知我小时候学过吹喇叭，就让我学着吹军号，兼任司号员。从那时候起，军号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每次吹军号，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40年11月的板桥战役，我们打得异常惨烈。那会儿，我紧紧跟在彭司令身边，手里的军号在硝烟中一次次响起。冲锋的时候，我想着要让每个战士都能听清号声，就跃上土堆使劲地吹。司号长赶紧把我拉下来，大声喊：“危险！快卧倒在土堆后面吹！”我摇摇头，说：“司号长，只有站在高处，战士们才能听得清楚，才能有劲儿往前冲！”说完，我又爬了上去，一遍又一遍地吹响那激昂的号声。

那场仗打了很久，子弹像雨点一样飞，炮弹在身边炸响，但我手里的军号没停过。最终，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毙了1000多个敌人，击毁了十几辆汽车和坦克，还打下了一架日军轰炸机！战斗结束后，我才感觉嘴唇又肿又疼，脸也麻得没了知觉，战友们见了，都开玩笑说：“小韩，这一仗下来，你倒是‘胖’了不少啊！”

皖南事变后，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我仍担任司号员和警卫员，每天跟在他身边。1941年4月的一个清晨，驻龙亢的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带着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发起了报复性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边打边退。

彭师长将这次战斗的经过电告新四军军部，电文中提到：“22日，马彪之骑8师全部骑兵800人骑，后续142师步兵1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的32团战斗部队470人进攻……我且战且退，约战3个小时，32团损失两个多营，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部分人员负伤被俘……”电文里的每一个字，都记着战士们的鲜血和牺牲，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揪心地疼。

1944年8月，我跟着彭师长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师长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项侦察任务，让我和两名战友扮成赶集的农民，去县城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完成任务回驻地的途中，经过鬼子的据点时，太阳已经落山，两名鬼子正逐个盘查过往行人，腰里还别着盒子枪。我们见鬼子不多，便想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作等着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鬼子面前。我趁鬼子不注意，给战友们使了个眼色，大喊一声：“动手！”我们三个人麻利地搂住两个鬼子的脖子，把鬼子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迅速卸下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了结了他们的性命。我们一边对老百姓喊：“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尸体扔到沟里，然后迅速撤离现场，安全回到部队。这次“空手夺枪”的事在部队传开后，彭师长高兴地表扬我们：“真是好样的！”后来，《拂晓报》还专门写文章报道了这次经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同年9月，在八里庄的一次战斗中，我的左腿负伤，鲜血直流，简单包扎后，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紧紧跟在彭师长身边，不敢有一丝松懈。突然，师长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韩士英，快吹冲锋号！”我顾不上腿上的伤痛，赶紧拿起军号，使出全身力气吹了起来。紧接着，进攻部队的营、连级军号也纷纷响了起来，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迅速击溃装备精良的伪军李光明部，战斗终获全胜。

可谁也没想到，胜利的喜悦还没过去，悲剧就发生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忙着打扫战场，登记牺牲战士并清理遗物。彭师长、张震参谋长等首长顺着战壕往前走，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飞了过来，大家都没防备，彭师长“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张震参谋长赶紧冲过去，只见师长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子弹已经穿进了胸窝。参谋长大喊：“快！快把师长送去战地医院！”我和几个战友赶紧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把师长背起来，拼命往战地医院跑。可还没到医院，师长就没了呼吸——他牺牲了。

1946年，因为身体原因，我复员回乡。彭师长曾说过“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能让群众饿着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家乡，我把全部的热忱都倾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农忙的时候，看到邻居家里劳力不够，我就主动去帮他们抢收抢种；冬天天冷，我会上山砍些柴，悄悄堆在村里孤寡老人的院墙边，让他们能烤烤火，暖和一点；村里有人修建房屋，我就把在部队里学的手艺拿出来，去做帮工。我的阵地从战场换到了田间，武器从钢枪变成了锄头，但我守护的，始终是身后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的老百姓。

现在我年纪大了，总爱给儿孙们讲当年跟着彭雪枫师长打仗的日子，讲师长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临危不惧的样子，讲师长体恤百姓疾苦、把部队的军粮分给乡亲们的善举，讲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掩护、浴血奋战的生死情谊。我想让后辈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牺牲的英雄们，把先辈们的忠诚与担当传下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