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前两天，我妈在翻找过年包饺子的专用硬币时，竟然找到了大舅爷在我出生后第一个春节送的压岁钱——崭新的18张两角钱。爸爸说应该是20张，1962年发行的，花掉了两张。大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脾气温和、和蔼可亲，九十岁高寿才安详离开人世。虽然没有逃掉小孩子压岁钱被“没收”的传统，但能在四十几年后首次见到大舅爷的心意，幸福四溢，思绪万千，顿觉已入中年的自己仍是孩童。

压岁钱是全国的统称，在我们大连被称为“压腰钱”。大连人多数是从山东胶东闯关东的后代，我的祖籍便是山东登州府，大连也是胶东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东北地区。除夕白天换上新衣服，过了午夜，及春节期间第一次见到长辈，送上“过年好”的祝福，可以收到压腰钱。因为布兜在腰处，收到压腰钱，是“一年兜里有钱花”的意思。给小孩子压腰钱，还有辟邪驱鬼，保佑平安的寓意。

小时候我通常在除夕半夜前便睡着了，初一早晨缓缓醒来，还未睁开眼睛，手便摸向枕头下，当触碰到红包时，兴奋得睁开眼睛，爷爷通常也没起床，在炕的那一头，先问爷爷过年好；奶奶闻声而来，再问奶奶过年好。

年初一开始，从宗亲、外戚到妻亲，差不多初十前是走亲戚的高潮。小孩子的期盼只有两件事：吃好吃的、收压岁钱。父母每年都要嘱咐小孩：人家给钱可不能直接拿着，要说已经大了，不要了。别杵在那里等人家给压腰钱，吃完饭看到大人收拾要回家了，赶快往外走。可是小孩怎么会那么配合呢？毕竟压岁钱是此行最大的目的，通常以衣服、鞋子不好穿等为由，磨磨蹭蹭等着长辈给压岁钱。

妹妹五虚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二姨家拜年，吃过午饭，闲聊一会儿，大约下午三点，父母准备起身回家。二姨赶快掏出准备好的压岁钱给我和妹妹。经过大人间的一通“撕吧”，我们还是各自收到了压岁钱，便开始穿外衣准备离开。这时，二姨发现少了一个人，妹妹不见了。一个三周岁半的小孩转眼间能去哪里？大家分头到各房间去找。打开厨房的门，发现妹妹蹲在灶坑前，正在认真数钱，小小的身影写满了专注和渴望。

“撕吧”，是东北特有的文化。在给和收压岁钱过程中，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要给，但另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不要收。给的一方通常以“是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为由，再加肢体动作，非要硬塞；收的一方一定要说，孩子都大了，不用给，加上更激烈的肢体动作。孩子也要捂住口袋，或者说自己大了，不要了，或者躲到一边，远远看着大人们“撕吧”，不能轻易接着压岁钱就对了。然而，这里的孩子可能也就四五岁。也就是说，我大舅爷给我四元压岁钱时，一定是不需要太拒绝的，只需客套下就好，以后孩子就大了，需要“撕吧”了。不懂“撕吧”文化的人，可能以为二人在打架，而且是很激烈的那种。但作为东北孩子，只有经过了“撕吧”拿到的压岁钱才是完满的、满足的、内心充盈的，如打了胜仗的士兵，否则索然无味。

“撕吧”是东北人重情义、讲面子的社交文化。它既是对对方心意的尊重与回应，也是一种“以不计金钱为个人形象包裹”的人际交往方式。通过这种形式化的推让，双方都传递了“我不在乎这点钱”和“我领你的情”的信号，强化了亲情。

东北的压岁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金额大。除上面我大舅爷的压岁钱有史可考外，1986年春节，我收到二叔的压岁钱是二十元，因为那年去大舅家，只收到大舅妈给的五元钱，差距太大，回家时，一路不开心，嘴巴撅得老高，跟妈妈说再也不来了。其实，那时候的压岁钱，两元是通常标准，大舅妈给的五元已经不少了。后来的五十、一百、二百、五百，现在通常情况下是千元左右，甚至更多。也许与北京、上海不能比，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压岁钱金额一定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在过去，通常可以收压岁钱的只有孩子。但怎么定义孩子？未满18岁的一定是孩子；如果满了18岁，仍然在上学的还是孩子；过了18岁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没有结婚的还是孩子；到现在，无论多大，有父母、长辈在，都能收到压岁钱，包括我。

按照传统习俗，除孩子外，能收到压岁钱的还有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要到两方亲戚家拜年、认门。新的家庭组成了，承载着新的希望，亲戚们祝福新婚夫妇可以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压岁钱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生活不宽裕的时代，压岁钱是亲戚间互相照拂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方过得困难，另一方生活条件好一些，就会在给孩子压岁钱时多给一些。名义上是给孩子的，其实是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接济生活。有时怕收的一方不肯收，还会趁其不注意，提前放在孩子棉袄兜里。送出了大门再嘱咐说：压岁钱在兜里，别掉了。收钱一方的大人虽然也会言语推辞，但更理解这是一种善意的帮助，把情谊记在心里，暖意涌上心头。

现在的孩子，虽然日常并不缺钱花，但对压岁钱仍然心心念念期盼。女儿今年已经早早开始预算她能收到多少压岁钱了，因为她现在对自己的压岁钱拥有完整的支配权。

有盼头是年的味道，问声过年好是年的味道，“撕吧”是年的味道，领压岁钱是年的味道，藏在压岁钱里的温暖是年的味道。说到底，年味儿就是中国家庭乃至宗族间浓浓的人情味儿。

时光荏苒，虽说年俗永远在变（比如现在多是手机发红包抢红包），但藏在压岁钱里的年味儿和人情味儿，却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它是长辈对晚辈的深切期望与祝福，是家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纽带，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彰显与传承。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前两天，我妈在翻找过年包饺子的专用硬币时，竟然找到了大舅爷在我出生后第一个春节送的压岁钱——崭新的18张两角钱。爸爸说应该是20张，1962年发行的，花掉了两张。大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脾气温和、和蔼可亲，九十岁高寿才安详离开人世。虽然没有逃掉小孩子压岁钱被“没收”的传统，但能在四十几年后首次见到大舅爷的心意，幸福四溢，思绪万千，顿觉已入中年的自己仍是孩童。

压岁钱是全国的统称，在我们大连被称为“压腰钱”。大连人多数是从山东胶东闯关东的后代，我的祖籍便是山东登州府，大连也是胶东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东北地区。除夕白天换上新衣服，过了午夜，及春节期间第一次见到长辈，送上“过年好”的祝福，可以收到压腰钱。因为布兜在腰处，收到压腰钱，是“一年兜里有钱花”的意思。给小孩子压腰钱，还有辟邪驱鬼，保佑平安的寓意。

小时候我通常在除夕半夜前便睡着了，初一早晨缓缓醒来，还未睁开眼睛，手便摸向枕头下，当触碰到红包时，兴奋得睁开眼睛，爷爷通常也没起床，在炕的那一头，先问爷爷过年好；奶奶闻声而来，再问奶奶过年好。

年初一开始，从宗亲、外戚到妻亲，差不多初十前是走亲戚的高潮。小孩子的期盼只有两件事：吃好吃的、收压岁钱。父母每年都要嘱咐小孩：人家给钱可不能直接拿着，要说已经大了，不要了。别杵在那里等人家给压腰钱，吃完饭看到大人收拾要回家了，赶快往外走。可是小孩怎么会那么配合呢？毕竟压岁钱是此行最大的目的，通常以衣服、鞋子不好穿等为由，磨磨蹭蹭等着长辈给压岁钱。

妹妹五虚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二姨家拜年，吃过午饭，闲聊一会儿，大约下午三点，父母准备起身回家。二姨赶快掏出准备好的压岁钱给我和妹妹。经过大人间的一通“撕吧”，我们还是各自收到了压岁钱，便开始穿外衣准备离开。这时，二姨发现少了一个人，妹妹不见了。一个三周岁半的小孩转眼间能去哪里？大家分头到各房间去找。打开厨房的门，发现妹妹蹲在灶坑前，正在认真数钱，小小的身影写满了专注和渴望。

“撕吧”，是东北特有的文化。在给和收压岁钱过程中，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要给，但另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不要收。给的一方通常以“是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为由，再加肢体动作，非要硬塞；收的一方一定要说，孩子都大了，不用给，加上更激烈的肢体动作。孩子也要捂住口袋，或者说自己大了，不要了，或者躲到一边，远远看着大人们“撕吧”，不能轻易接着压岁钱就对了。然而，这里的孩子可能也就四五岁。也就是说，我大舅爷给我四元压岁钱时，一定是不需要太拒绝的，只需客套下就好，以后孩子就大了，需要“撕吧”了。不懂“撕吧”文化的人，可能以为二人在打架，而且是很激烈的那种。但作为东北孩子，只有经过了“撕吧”拿到的压岁钱才是完满的、满足的、内心充盈的，如打了胜仗的士兵，否则索然无味。

“撕吧”是东北人重情义、讲面子的社交文化。它既是对对方心意的尊重与回应，也是一种“以不计金钱为个人形象包裹”的人际交往方式。通过这种形式化的推让，双方都传递了“我不在乎这点钱”和“我领你的情”的信号，强化了亲情。

东北的压岁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金额大。除上面我大舅爷的压岁钱有史可考外，1986年春节，我收到二叔的压岁钱是二十元，因为那年去大舅家，只收到大舅妈给的五元钱，差距太大，回家时，一路不开心，嘴巴撅得老高，跟妈妈说再也不来了。其实，那时候的压岁钱，两元是通常标准，大舅妈给的五元已经不少了。后来的五十、一百、二百、五百，现在通常情况下是千元左右，甚至更多。也许与北京、上海不能比，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压岁钱金额一定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在过去，通常可以收压岁钱的只有孩子。但怎么定义孩子？未满18岁的一定是孩子；如果满了18岁，仍然在上学的还是孩子；过了18岁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没有结婚的还是孩子；到现在，无论多大，有父母、长辈在，都能收到压岁钱，包括我。

按照传统习俗，除孩子外，能收到压岁钱的还有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要到两方亲戚家拜年、认门。新的家庭组成了，承载着新的希望，亲戚们祝福新婚夫妇可以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压岁钱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生活不宽裕的时代，压岁钱是亲戚间互相照拂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方过得困难，另一方生活条件好一些，就会在给孩子压岁钱时多给一些。名义上是给孩子的，其实是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接济生活。有时怕收的一方不肯收，还会趁其不注意，提前放在孩子棉袄兜里。送出了大门再嘱咐说：压岁钱在兜里，别掉了。收钱一方的大人虽然也会言语推辞，但更理解这是一种善意的帮助，把情谊记在心里，暖意涌上心头。

现在的孩子，虽然日常并不缺钱花，但对压岁钱仍然心心念念期盼。女儿今年已经早早开始预算她能收到多少压岁钱了，因为她现在对自己的压岁钱拥有完整的支配权。

有盼头是年的味道，问声过年好是年的味道，“撕吧”是年的味道，领压岁钱是年的味道，藏在压岁钱里的温暖是年的味道。说到底，年味儿就是中国家庭乃至宗族间浓浓的人情味儿。

时光荏苒，虽说年俗永远在变（比如现在多是手机发红包抢红包），但藏在压岁钱里的年味儿和人情味儿，却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它是长辈对晚辈的深切期望与祝福，是家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纽带，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彰显与传承。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前两天，我妈在翻找过年包饺子的专用硬币时，竟然找到了大舅爷在我出生后第一个春节送的压岁钱——崭新的18张两角钱。爸爸说应该是20张，1962年发行的，花掉了两张。大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脾气温和、和蔼可亲，九十岁高寿才安详离开人世。虽然没有逃掉小孩子压岁钱被“没收”的传统，但能在四十几年后首次见到大舅爷的心意，幸福四溢，思绪万千，顿觉已入中年的自己仍是孩童。

压岁钱是全国的统称，在我们大连被称为“压腰钱”。大连人多数是从山东胶东闯关东的后代，我的祖籍便是山东登州府，大连也是胶东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东北地区。除夕白天换上新衣服，过了午夜，及春节期间第一次见到长辈，送上“过年好”的祝福，可以收到压腰钱。因为布兜在腰处，收到压腰钱，是“一年兜里有钱花”的意思。给小孩子压腰钱，还有辟邪驱鬼，保佑平安的寓意。

小时候我通常在除夕半夜前便睡着了，初一早晨缓缓醒来，还未睁开眼睛，手便摸向枕头下，当触碰到红包时，兴奋得睁开眼睛，爷爷通常也没起床，在炕的那一头，先问爷爷过年好；奶奶闻声而来，再问奶奶过年好。

年初一开始，从宗亲、外戚到妻亲，差不多初十前是走亲戚的高潮。小孩子的期盼只有两件事：吃好吃的、收压岁钱。父母每年都要嘱咐小孩：人家给钱可不能直接拿着，要说已经大了，不要了。别杵在那里等人家给压腰钱，吃完饭看到大人收拾要回家了，赶快往外走。可是小孩怎么会那么配合呢？毕竟压岁钱是此行最大的目的，通常以衣服、鞋子不好穿等为由，磨磨蹭蹭等着长辈给压岁钱。

妹妹五虚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二姨家拜年，吃过午饭，闲聊一会儿，大约下午三点，父母准备起身回家。二姨赶快掏出准备好的压岁钱给我和妹妹。经过大人间的一通“撕吧”，我们还是各自收到了压岁钱，便开始穿外衣准备离开。这时，二姨发现少了一个人，妹妹不见了。一个三周岁半的小孩转眼间能去哪里？大家分头到各房间去找。打开厨房的门，发现妹妹蹲在灶坑前，正在认真数钱，小小的身影写满了专注和渴望。

“撕吧”，是东北特有的文化。在给和收压岁钱过程中，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要给，但另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不要收。给的一方通常以“是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为由，再加肢体动作，非要硬塞；收的一方一定要说，孩子都大了，不用给，加上更激烈的肢体动作。孩子也要捂住口袋，或者说自己大了，不要了，或者躲到一边，远远看着大人们“撕吧”，不能轻易接着压岁钱就对了。然而，这里的孩子可能也就四五岁。也就是说，我大舅爷给我四元压岁钱时，一定是不需要太拒绝的，只需客套下就好，以后孩子就大了，需要“撕吧”了。不懂“撕吧”文化的人，可能以为二人在打架，而且是很激烈的那种。但作为东北孩子，只有经过了“撕吧”拿到的压岁钱才是完满的、满足的、内心充盈的，如打了胜仗的士兵，否则索然无味。

“撕吧”是东北人重情义、讲面子的社交文化。它既是对对方心意的尊重与回应，也是一种“以不计金钱为个人形象包裹”的人际交往方式。通过这种形式化的推让，双方都传递了“我不在乎这点钱”和“我领你的情”的信号，强化了亲情。

东北的压岁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金额大。除上面我大舅爷的压岁钱有史可考外，1986年春节，我收到二叔的压岁钱是二十元，因为那年去大舅家，只收到大舅妈给的五元钱，差距太大，回家时，一路不开心，嘴巴撅得老高，跟妈妈说再也不来了。其实，那时候的压岁钱，两元是通常标准，大舅妈给的五元已经不少了。后来的五十、一百、二百、五百，现在通常情况下是千元左右，甚至更多。也许与北京、上海不能比，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压岁钱金额一定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在过去，通常可以收压岁钱的只有孩子。但怎么定义孩子？未满18岁的一定是孩子；如果满了18岁，仍然在上学的还是孩子；过了18岁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没有结婚的还是孩子；到现在，无论多大，有父母、长辈在，都能收到压岁钱，包括我。

按照传统习俗，除孩子外，能收到压岁钱的还有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要到两方亲戚家拜年、认门。新的家庭组成了，承载着新的希望，亲戚们祝福新婚夫妇可以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压岁钱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生活不宽裕的时代，压岁钱是亲戚间互相照拂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方过得困难，另一方生活条件好一些，就会在给孩子压岁钱时多给一些。名义上是给孩子的，其实是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接济生活。有时怕收的一方不肯收，还会趁其不注意，提前放在孩子棉袄兜里。送出了大门再嘱咐说：压岁钱在兜里，别掉了。收钱一方的大人虽然也会言语推辞，但更理解这是一种善意的帮助，把情谊记在心里，暖意涌上心头。

现在的孩子，虽然日常并不缺钱花，但对压岁钱仍然心心念念期盼。女儿今年已经早早开始预算她能收到多少压岁钱了，因为她现在对自己的压岁钱拥有完整的支配权。

有盼头是年的味道，问声过年好是年的味道，“撕吧”是年的味道，领压岁钱是年的味道，藏在压岁钱里的温暖是年的味道。说到底，年味儿就是中国家庭乃至宗族间浓浓的人情味儿。

时光荏苒，虽说年俗永远在变（比如现在多是手机发红包抢红包），但藏在压岁钱里的年味儿和人情味儿，却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它是长辈对晚辈的深切期望与祝福，是家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纽带，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彰显与传承。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前两天，我妈在翻找过年包饺子的专用硬币时，竟然找到了大舅爷在我出生后第一个春节送的压岁钱——崭新的18张两角钱。爸爸说应该是20张，1962年发行的，花掉了两张。大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脾气温和、和蔼可亲，九十岁高寿才安详离开人世。虽然没有逃掉小孩子压岁钱被“没收”的传统，但能在四十几年后首次见到大舅爷的心意，幸福四溢，思绪万千，顿觉已入中年的自己仍是孩童。

压岁钱是全国的统称，在我们大连被称为“压腰钱”。大连人多数是从山东胶东闯关东的后代，我的祖籍便是山东登州府，大连也是胶东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东北地区。除夕白天换上新衣服，过了午夜，及春节期间第一次见到长辈，送上“过年好”的祝福，可以收到压腰钱。因为布兜在腰处，收到压腰钱，是“一年兜里有钱花”的意思。给小孩子压腰钱，还有辟邪驱鬼，保佑平安的寓意。

小时候我通常在除夕半夜前便睡着了，初一早晨缓缓醒来，还未睁开眼睛，手便摸向枕头下，当触碰到红包时，兴奋得睁开眼睛，爷爷通常也没起床，在炕的那一头，先问爷爷过年好；奶奶闻声而来，再问奶奶过年好。

年初一开始，从宗亲、外戚到妻亲，差不多初十前是走亲戚的高潮。小孩子的期盼只有两件事：吃好吃的、收压岁钱。父母每年都要嘱咐小孩：人家给钱可不能直接拿着，要说已经大了，不要了。别杵在那里等人家给压腰钱，吃完饭看到大人收拾要回家了，赶快往外走。可是小孩怎么会那么配合呢？毕竟压岁钱是此行最大的目的，通常以衣服、鞋子不好穿等为由，磨磨蹭蹭等着长辈给压岁钱。

妹妹五虚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二姨家拜年，吃过午饭，闲聊一会儿，大约下午三点，父母准备起身回家。二姨赶快掏出准备好的压岁钱给我和妹妹。经过大人间的一通“撕吧”，我们还是各自收到了压岁钱，便开始穿外衣准备离开。这时，二姨发现少了一个人，妹妹不见了。一个三周岁半的小孩转眼间能去哪里？大家分头到各房间去找。打开厨房的门，发现妹妹蹲在灶坑前，正在认真数钱，小小的身影写满了专注和渴望。

“撕吧”，是东北特有的文化。在给和收压岁钱过程中，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要给，但另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不要收。给的一方通常以“是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为由，再加肢体动作，非要硬塞；收的一方一定要说，孩子都大了，不用给，加上更激烈的肢体动作。孩子也要捂住口袋，或者说自己大了，不要了，或者躲到一边，远远看着大人们“撕吧”，不能轻易接着压岁钱就对了。然而，这里的孩子可能也就四五岁。也就是说，我大舅爷给我四元压岁钱时，一定是不需要太拒绝的，只需客套下就好，以后孩子就大了，需要“撕吧”了。不懂“撕吧”文化的人，可能以为二人在打架，而且是很激烈的那种。但作为东北孩子，只有经过了“撕吧”拿到的压岁钱才是完满的、满足的、内心充盈的，如打了胜仗的士兵，否则索然无味。

“撕吧”是东北人重情义、讲面子的社交文化。它既是对对方心意的尊重与回应，也是一种“以不计金钱为个人形象包裹”的人际交往方式。通过这种形式化的推让，双方都传递了“我不在乎这点钱”和“我领你的情”的信号，强化了亲情。

东北的压岁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金额大。除上面我大舅爷的压岁钱有史可考外，1986年春节，我收到二叔的压岁钱是二十元，因为那年去大舅家，只收到大舅妈给的五元钱，差距太大，回家时，一路不开心，嘴巴撅得老高，跟妈妈说再也不来了。其实，那时候的压岁钱，两元是通常标准，大舅妈给的五元已经不少了。后来的五十、一百、二百、五百，现在通常情况下是千元左右，甚至更多。也许与北京、上海不能比，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压岁钱金额一定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在过去，通常可以收压岁钱的只有孩子。但怎么定义孩子？未满18岁的一定是孩子；如果满了18岁，仍然在上学的还是孩子；过了18岁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没有结婚的还是孩子；到现在，无论多大，有父母、长辈在，都能收到压岁钱，包括我。

按照传统习俗，除孩子外，能收到压岁钱的还有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要到两方亲戚家拜年、认门。新的家庭组成了，承载着新的希望，亲戚们祝福新婚夫妇可以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压岁钱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生活不宽裕的时代，压岁钱是亲戚间互相照拂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方过得困难，另一方生活条件好一些，就会在给孩子压岁钱时多给一些。名义上是给孩子的，其实是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接济生活。有时怕收的一方不肯收，还会趁其不注意，提前放在孩子棉袄兜里。送出了大门再嘱咐说：压岁钱在兜里，别掉了。收钱一方的大人虽然也会言语推辞，但更理解这是一种善意的帮助，把情谊记在心里，暖意涌上心头。

现在的孩子，虽然日常并不缺钱花，但对压岁钱仍然心心念念期盼。女儿今年已经早早开始预算她能收到多少压岁钱了，因为她现在对自己的压岁钱拥有完整的支配权。

有盼头是年的味道，问声过年好是年的味道，“撕吧”是年的味道，领压岁钱是年的味道，藏在压岁钱里的温暖是年的味道。说到底，年味儿就是中国家庭乃至宗族间浓浓的人情味儿。

时光荏苒，虽说年俗永远在变（比如现在多是手机发红包抢红包），但藏在压岁钱里的年味儿和人情味儿，却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它是长辈对晚辈的深切期望与祝福，是家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纽带，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彰显与传承。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前两天，我妈在翻找过年包饺子的专用硬币时，竟然找到了大舅爷在我出生后第一个春节送的压岁钱——崭新的18张两角钱。爸爸说应该是20张，1962年发行的，花掉了两张。大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脾气温和、和蔼可亲，九十岁高寿才安详离开人世。虽然没有逃掉小孩子压岁钱被“没收”的传统，但能在四十几年后首次见到大舅爷的心意，幸福四溢，思绪万千，顿觉已入中年的自己仍是孩童。

压岁钱是全国的统称，在我们大连被称为“压腰钱”。大连人多数是从山东胶东闯关东的后代，我的祖籍便是山东登州府，大连也是胶东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东北地区。除夕白天换上新衣服，过了午夜，及春节期间第一次见到长辈，送上“过年好”的祝福，可以收到压腰钱。因为布兜在腰处，收到压腰钱，是“一年兜里有钱花”的意思。给小孩子压腰钱，还有辟邪驱鬼，保佑平安的寓意。

小时候我通常在除夕半夜前便睡着了，初一早晨缓缓醒来，还未睁开眼睛，手便摸向枕头下，当触碰到红包时，兴奋得睁开眼睛，爷爷通常也没起床，在炕的那一头，先问爷爷过年好；奶奶闻声而来，再问奶奶过年好。

年初一开始，从宗亲、外戚到妻亲，差不多初十前是走亲戚的高潮。小孩子的期盼只有两件事：吃好吃的、收压岁钱。父母每年都要嘱咐小孩：人家给钱可不能直接拿着，要说已经大了，不要了。别杵在那里等人家给压腰钱，吃完饭看到大人收拾要回家了，赶快往外走。可是小孩怎么会那么配合呢？毕竟压岁钱是此行最大的目的，通常以衣服、鞋子不好穿等为由，磨磨蹭蹭等着长辈给压岁钱。

妹妹五虚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二姨家拜年，吃过午饭，闲聊一会儿，大约下午三点，父母准备起身回家。二姨赶快掏出准备好的压岁钱给我和妹妹。经过大人间的一通“撕吧”，我们还是各自收到了压岁钱，便开始穿外衣准备离开。这时，二姨发现少了一个人，妹妹不见了。一个三周岁半的小孩转眼间能去哪里？大家分头到各房间去找。打开厨房的门，发现妹妹蹲在灶坑前，正在认真数钱，小小的身影写满了专注和渴望。

“撕吧”，是东北特有的文化。在给和收压岁钱过程中，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要给，但另一方一定要非常诚心不要收。给的一方通常以“是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为由，再加肢体动作，非要硬塞；收的一方一定要说，孩子都大了，不用给，加上更激烈的肢体动作。孩子也要捂住口袋，或者说自己大了，不要了，或者躲到一边，远远看着大人们“撕吧”，不能轻易接着压岁钱就对了。然而，这里的孩子可能也就四五岁。也就是说，我大舅爷给我四元压岁钱时，一定是不需要太拒绝的，只需客套下就好，以后孩子就大了，需要“撕吧”了。不懂“撕吧”文化的人，可能以为二人在打架，而且是很激烈的那种。但作为东北孩子，只有经过了“撕吧”拿到的压岁钱才是完满的、满足的、内心充盈的，如打了胜仗的士兵，否则索然无味。

“撕吧”是东北人重情义、讲面子的社交文化。它既是对对方心意的尊重与回应，也是一种“以不计金钱为个人形象包裹”的人际交往方式。通过这种形式化的推让，双方都传递了“我不在乎这点钱”和“我领你的情”的信号，强化了亲情。

东北的压岁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金额大。除上面我大舅爷的压岁钱有史可考外，1986年春节，我收到二叔的压岁钱是二十元，因为那年去大舅家，只收到大舅妈给的五元钱，差距太大，回家时，一路不开心，嘴巴撅得老高，跟妈妈说再也不来了。其实，那时候的压岁钱，两元是通常标准，大舅妈给的五元已经不少了。后来的五十、一百、二百、五百，现在通常情况下是千元左右，甚至更多。也许与北京、上海不能比，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压岁钱金额一定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

在过去，通常可以收压岁钱的只有孩子。但怎么定义孩子？未满18岁的一定是孩子；如果满了18岁，仍然在上学的还是孩子；过了18岁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没有结婚的还是孩子；到现在，无论多大，有父母、长辈在，都能收到压岁钱，包括我。

按照传统习俗，除孩子外，能收到压岁钱的还有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要到两方亲戚家拜年、认门。新的家庭组成了，承载着新的希望，亲戚们祝福新婚夫妇可以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压岁钱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生活不宽裕的时代，压岁钱是亲戚间互相照拂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方过得困难，另一方生活条件好一些，就会在给孩子压岁钱时多给一些。名义上是给孩子的，其实是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接济生活。有时怕收的一方不肯收，还会趁其不注意，提前放在孩子棉袄兜里。送出了大门再嘱咐说：压岁钱在兜里，别掉了。收钱一方的大人虽然也会言语推辞，但更理解这是一种善意的帮助，把情谊记在心里，暖意涌上心头。

现在的孩子，虽然日常并不缺钱花，但对压岁钱仍然心心念念期盼。女儿今年已经早早开始预算她能收到多少压岁钱了，因为她现在对自己的压岁钱拥有完整的支配权。

有盼头是年的味道，问声过年好是年的味道，“撕吧”是年的味道，领压岁钱是年的味道，藏在压岁钱里的温暖是年的味道。说到底，年味儿就是中国家庭乃至宗族间浓浓的人情味儿。

时光荏苒，虽说年俗永远在变（比如现在多是手机发红包抢红包），但藏在压岁钱里的年味儿和人情味儿，却历久弥新、永不褪色。它是长辈对晚辈的深切期望与祝福，是家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纽带，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彰显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