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6.18–2026.3.1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战后思想史上占据了近乎无可撼动的地位。其学术影响力之大，使得德国学界在其生前便已编纂多部研究手册并撰写个人传记，这种在世时即被经典化的礼遇在当代思想家中实属罕见。随着这位思想巨擘的离去，其生平的终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凋零，更象征着由其深度批判、参与并塑造的战后世界已然落幕。

提及哈贝马斯，读者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或交往行为理论等奠基性哲学贡献。然而，对他晚年的思考，仅阅读思想史很难获得系统性的认识。虽然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在1994年退休，但作为社会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从未退隐，而是持续针对欧洲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起冲刺。话语政治的重构、后民族国家的秩序探索以及对后世俗社会的规范性反思，共同构成了他晚年最为关注的核心意图。

商谈伦理与话语政治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随着冷战落幕和两德统一，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构法治国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Faktizität und Geltung）将法律确立为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现代复杂社会的集成无法仅靠道德共识或行政强力，而必须依赖法律这一中介。商谈民主的精髓在于将民主程序转化为一种沟通权力的生产机制。在这种逻辑下，法律的正当性并不源于某种先验的权威，而是产自生活世界中无强制性的相互理解过程。当自发的公共舆论经过程序化的过滤并转化为行政指令时，法律便在系统运行与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规范性的张力。

《包容他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8年出版

这种商谈逻辑在《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中被进一步推向规范性的极致。哈贝马斯主张，任何规范的有效性都必须经受商谈原则的检视，获得所有潜在受影响者的一致同意。这一论证深刻重塑了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长期的门户之见。对他而言，人权绝非对公共意志的外部约束，而是民主商谈得以开启的构成性前提。在这种同源性框架内，公民既是法律的造物，亦是法律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互认构成了话语政治最深层的心理积淀。

话语政治的生命力依托于一种结构性的双轨民主模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嘈杂舆论构成了政治感知的探测器，而制度化的议事机构则负责对这些信息流进行法制化的精加工。这种结构设计确保了政治中心的决策能够时刻保持对边缘地带议题的敏感性。这一逻辑对多元文化的挑战能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允许不同文化身份在不牺牲普遍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参与商谈程序实现对他者的承认，进而在差异性的鸿沟之上搭建起理性的团结。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蓝江译，中信出版集团｜梦马工作室，2025年出版

然而，哈贝马斯在最新的《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结构转型与审议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中对这一理想图景越发忧虑。他观察到数字传播技术的崛起正在诱发公共领域的又一次异化，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不仅粉碎了共有的信息基石，更将传播空间切割为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半私密茧房。在这种碎片化的语境下，商谈的质量遭到了系统性剥蚀，理性辩论被情绪化的回声所取代。这种传播媒介的崩塌直接动摇了话语政治地基，因为缺乏一个统一且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任何审议民主的尝试都可能沦为空谈。

从早年的程序主义辩护到晚年的传播危机反思，哈贝马斯始终在捍卫一种关注质量而非数量的民主观。当数据平台垄断了传播权力时，如果无法在数字化语境下，重建能够支撑商谈原则和普遍化标准的沟通架构，现代法律体系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平衡将彻底瓦解。若丧失了审议的内核，民主政治将难以逃脱被简化为行政程序或纯粹选票操纵的命运。

全球化与重塑认同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剥蚀，构成了哈贝马斯晚年思考的地理重心。在《后民族星座》（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等一系列政论文集中，他详尽剖析了传统领土国家在资本运作、信息流转及跨国风险面前的无力感。当行政效能已无法在孤立的边界内维系社会契约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便遭遇了结构性的失效。这种权力的错位迫使政治行动框架必须实现功能性的抽离，转而在一种互惠依存的后民族格局中寻找新的治理支点，以应对那些早已逸出国家管控范畴的全球性变量。

《后民族结构》，[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9年出版

针对市场逻辑对民主调节机制的压制效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残酷压力下，主权国家的决策系统日益向去监管化的资本逻辑妥协。由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议程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强力约束，民主程序正面临被行政技术官僚机构架空的风险。为了重构政治行动的规范性实效，哈贝马斯强调必须在跨国维度重建制度化的政治反制力量，确保经济运作始终被锚定在由公共审议所确定的法治规范之内。

在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上，宪法爱国主义构成了重塑政治认同的一种非排他性进路。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多元社会已无法单纯依托先验的血缘纽带或宗教传统来实现整合。相反，社会凝聚力的合法性应当转向公民对民主程序及人权准则的理性认同。此种认同范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得以在共享的法律框架下共处，从而将政治忠诚从具体的民族特质升华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规范性共识。

《分裂的西方》，[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

这种由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转型，被视为实现后民族民主整合的关键环节。《分裂的西方》（Der gespaltene Westen）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成员身份的界定，将其从原生的文化归属重构为基于话语商谈的法律参与。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石不再是前政治的民族整体性，而是公民参与决策并接受约束的主观意愿。这种由族群中心主义向公民普世主义的范式演进，为妥善处理跨国移民及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严谨的法理依据，从而在包容异质性的前提下保障了社会结构的稳健。

哈贝马斯2011年出版的《论欧洲宪法》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暴露的民主赤字，则呈现了超国家治理架构的系统性缺失。在《论欧洲宪法》（Zur Verfassung Europas）中，当前的决策机制过度依赖主权国家间行政精英的闭门协商，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公民公共审议的民主内核。这样的正当性性赤字不仅稀释了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亦使欧洲在应对危机时显得非常脆弱。若一体化进程无法从当前的精英主导范式转向实质性的跨国民主治理，欧洲实验将难以抵御民粹主义浪潮的严峻挑战。

行政联邦主义的持续扩张，折射出技术治理范式对民主生命力的潜在威胁。哈贝马斯在《技术治理的诱惑》（Im Sog der Technokratie）中警告，当核心决策权向行政官僚倾斜时，实质性的政治问责机制正面临解构风险。这种借由效率之名推行的治理模式，将复杂的政治过程简化为单纯的危机管控，规避了公共商谈这一合法性源泉。这样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范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执行效能，却在根本上剥蚀了决策透明度，导致欧洲处于一种缺乏充分民意背书的准民主状态。

哈贝马斯2013年出版的《技术治理的诱惑》

构建跨国维度的公共领域，被确认为激活欧洲民主效能的必要前提。欧洲的前景取决于能否成功建构一个超越国别边界与语言障碍的沟通媒介，使各国公民能够针对共同议题展开深入的公共审议。此种沟通结构的制度化旨在消解国家间的信息壁垒，催生一种能够对决策层构成有效制衡的欧洲公共舆论。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赋能，欧洲方能从技术层面的官僚同盟演进为具有深厚社会认同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在全球秩序的宏观愿景中，国际法的宪制化代表了人类迈向永恒和平的规范性路径。如果说《分裂的西方》描绘了一种通过多边制度框架约束霸权行径的法律愿景，那么在《欧洲联盟的危机》中，这一愿景被进一步充实为一种多层次的全球规范。哈贝马斯希望在确保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层面的法治化管理，从而以制度化的规范治理取代基于实力的单纯霸权政治。

宗教根源与后世俗时代

世俗化是涂尔干和韦伯留下的经典社会学论题，而后世俗社会这一概念则标志着现代性的深度演进，其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中被界定为一种承认宗教社群在世俗化进程中依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状态。哈贝马斯认为，世俗意识必须克服对宗教的排斥性偏见，意识到宗教并非注定消亡的残余，而是蕴含着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语义资源。这种视角的转变要求世俗理性承认其自身的界限，从而在公共空间中为宗教话语预留出合法的审议席位。

《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在公共理性的运用层面，哈贝马斯强调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当承担的对等认知负担。宗教公民必须实现信仰的自我现代化，接受科学权力和世俗法治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世俗公民也应承担起不对宗教信仰持先验贬低态度的责任，将宗教观点视为可能具有理性内核的潜在真理主张。这种互惠的学习过程构成了后世俗团结的心理基础，旨在防止由于宗教与世俗阵营的极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断裂。

作为连接宗教话语与制度化政治的中介机制，翻译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中占据了程序性核心。哈贝马斯提出，在进入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决策环节之前，宗教论据必须经过某种语义转换，将其特殊的话语翻译为普遍可获取的世俗语言。这一机制不仅保护了政治体系的世俗性，也赋予了宗教内容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通过这种翻译过程，宗教的道德直觉被转化为世俗的规范性要求，从而使古老的信仰资源能够在现代民主审议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哈贝马斯最后的名山之作《也是一部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通过谱系学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理性与其宗教根源之间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他追溯了信仰与知识在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后续的轨迹，论证了现代自由意识与个人尊严等核心观念，实质上是宗教母题在漫长思想史中不断合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这种历史视角的引入旨在提醒世俗理性，其最重要的规范性资产往往源于对宗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非与之彻底割裂。

哈贝马斯2019年出版的《也是一部哲学史》

在资本与官僚逻辑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世界中，宗教仪式和传统往往承载着能够缓解道德枯竭的独特语义，这对维系公民间的团结感至关重要。针对现代社会意义匮乏的危机，哈贝马斯表达了对宗教语义潜能被过早消耗的深度忧虑。如果现代性强行剔除这些积淀深厚的意义资源，社会可能面临失去反思与批判动力的风险。因此，后世俗转向在本质上是为了在全球化挑战下守护那些能够抵御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精神源头。

在《世俗化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中，哈贝马斯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触及了世俗宪政国家是否依赖于其自身无法保障的前政治基础这一深层命题。他认为，虽然国家在法理上是自我确证的，但其运作所需的公民动机与团结情感却需要从生活世界的深层传统中吸取养分。宗教作为这些传统的有力载体，在激发公众参与及维持道德自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意味着世俗国家与其外部的精神源头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辩证关系。

哈贝马斯2005年出版的《世俗化的辩证法》

后世俗时代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社会的内部整合，亦在于跨文化沟通的潜能。哈贝马斯相信，通过对自身宗教根源的反思，西方理性能够发现其与非西方文明共有的轴心时代特征。这种对普世性根源的重新挖掘，为在全球政治中建立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的规范平台。在面对文明冲突的威胁时，后世俗理性不仅要求内部的翻译，更指向一种能够包容异质信仰经验的全球传播格局。

在批判中永存

毋庸讳言，哈贝马斯这试图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在触及具体问题总是遭遇争议，宗教社会学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发现，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语义挖掘具有显著的功利色彩，而这种试图将信仰降解为世俗道德资源的努力，实质上剥离了宗教的真实体验。而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历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则质疑他关于俄乌危机的审慎立场，指摘其过度的历史责任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对当代暴行以及受害者的集体忽视。

然而，对于一位终身将批判视为最高志业的批判理论旗手而言，这些充满火药味的交锋或许恰恰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交往的尊严并不在于达成某种永恒的终极共识，而在于能够容纳最尖锐异见的商谈过程。只要公共领域依然保有这种刺耳却真实的批判能力，只要人们还能在对他的否定中重申理性，这位启蒙精神的复兴者便足以在那场未竟的永恒对话中安然长眠。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6.18–2026.3.1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战后思想史上占据了近乎无可撼动的地位。其学术影响力之大，使得德国学界在其生前便已编纂多部研究手册并撰写个人传记，这种在世时即被经典化的礼遇在当代思想家中实属罕见。随着这位思想巨擘的离去，其生平的终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凋零，更象征着由其深度批判、参与并塑造的战后世界已然落幕。

提及哈贝马斯，读者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或交往行为理论等奠基性哲学贡献。然而，对他晚年的思考，仅阅读思想史很难获得系统性的认识。虽然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在1994年退休，但作为社会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从未退隐，而是持续针对欧洲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起冲刺。话语政治的重构、后民族国家的秩序探索以及对后世俗社会的规范性反思，共同构成了他晚年最为关注的核心意图。

商谈伦理与话语政治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随着冷战落幕和两德统一，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构法治国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Faktizität und Geltung）将法律确立为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现代复杂社会的集成无法仅靠道德共识或行政强力，而必须依赖法律这一中介。商谈民主的精髓在于将民主程序转化为一种沟通权力的生产机制。在这种逻辑下，法律的正当性并不源于某种先验的权威，而是产自生活世界中无强制性的相互理解过程。当自发的公共舆论经过程序化的过滤并转化为行政指令时，法律便在系统运行与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规范性的张力。

《包容他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8年出版

这种商谈逻辑在《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中被进一步推向规范性的极致。哈贝马斯主张，任何规范的有效性都必须经受商谈原则的检视，获得所有潜在受影响者的一致同意。这一论证深刻重塑了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长期的门户之见。对他而言，人权绝非对公共意志的外部约束，而是民主商谈得以开启的构成性前提。在这种同源性框架内，公民既是法律的造物，亦是法律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互认构成了话语政治最深层的心理积淀。

话语政治的生命力依托于一种结构性的双轨民主模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嘈杂舆论构成了政治感知的探测器，而制度化的议事机构则负责对这些信息流进行法制化的精加工。这种结构设计确保了政治中心的决策能够时刻保持对边缘地带议题的敏感性。这一逻辑对多元文化的挑战能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允许不同文化身份在不牺牲普遍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参与商谈程序实现对他者的承认，进而在差异性的鸿沟之上搭建起理性的团结。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蓝江译，中信出版集团｜梦马工作室，2025年出版

然而，哈贝马斯在最新的《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结构转型与审议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中对这一理想图景越发忧虑。他观察到数字传播技术的崛起正在诱发公共领域的又一次异化，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不仅粉碎了共有的信息基石，更将传播空间切割为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半私密茧房。在这种碎片化的语境下，商谈的质量遭到了系统性剥蚀，理性辩论被情绪化的回声所取代。这种传播媒介的崩塌直接动摇了话语政治地基，因为缺乏一个统一且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任何审议民主的尝试都可能沦为空谈。

从早年的程序主义辩护到晚年的传播危机反思，哈贝马斯始终在捍卫一种关注质量而非数量的民主观。当数据平台垄断了传播权力时，如果无法在数字化语境下，重建能够支撑商谈原则和普遍化标准的沟通架构，现代法律体系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平衡将彻底瓦解。若丧失了审议的内核，民主政治将难以逃脱被简化为行政程序或纯粹选票操纵的命运。

全球化与重塑认同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剥蚀，构成了哈贝马斯晚年思考的地理重心。在《后民族星座》（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等一系列政论文集中，他详尽剖析了传统领土国家在资本运作、信息流转及跨国风险面前的无力感。当行政效能已无法在孤立的边界内维系社会契约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便遭遇了结构性的失效。这种权力的错位迫使政治行动框架必须实现功能性的抽离，转而在一种互惠依存的后民族格局中寻找新的治理支点，以应对那些早已逸出国家管控范畴的全球性变量。

《后民族结构》，[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9年出版

针对市场逻辑对民主调节机制的压制效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残酷压力下，主权国家的决策系统日益向去监管化的资本逻辑妥协。由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议程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强力约束，民主程序正面临被行政技术官僚机构架空的风险。为了重构政治行动的规范性实效，哈贝马斯强调必须在跨国维度重建制度化的政治反制力量，确保经济运作始终被锚定在由公共审议所确定的法治规范之内。

在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上，宪法爱国主义构成了重塑政治认同的一种非排他性进路。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多元社会已无法单纯依托先验的血缘纽带或宗教传统来实现整合。相反，社会凝聚力的合法性应当转向公民对民主程序及人权准则的理性认同。此种认同范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得以在共享的法律框架下共处，从而将政治忠诚从具体的民族特质升华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规范性共识。

《分裂的西方》，[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

这种由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转型，被视为实现后民族民主整合的关键环节。《分裂的西方》（Der gespaltene Westen）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成员身份的界定，将其从原生的文化归属重构为基于话语商谈的法律参与。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石不再是前政治的民族整体性，而是公民参与决策并接受约束的主观意愿。这种由族群中心主义向公民普世主义的范式演进，为妥善处理跨国移民及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严谨的法理依据，从而在包容异质性的前提下保障了社会结构的稳健。

哈贝马斯2011年出版的《论欧洲宪法》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暴露的民主赤字，则呈现了超国家治理架构的系统性缺失。在《论欧洲宪法》（Zur Verfassung Europas）中，当前的决策机制过度依赖主权国家间行政精英的闭门协商，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公民公共审议的民主内核。这样的正当性性赤字不仅稀释了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亦使欧洲在应对危机时显得非常脆弱。若一体化进程无法从当前的精英主导范式转向实质性的跨国民主治理，欧洲实验将难以抵御民粹主义浪潮的严峻挑战。

行政联邦主义的持续扩张，折射出技术治理范式对民主生命力的潜在威胁。哈贝马斯在《技术治理的诱惑》（Im Sog der Technokratie）中警告，当核心决策权向行政官僚倾斜时，实质性的政治问责机制正面临解构风险。这种借由效率之名推行的治理模式，将复杂的政治过程简化为单纯的危机管控，规避了公共商谈这一合法性源泉。这样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范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执行效能，却在根本上剥蚀了决策透明度，导致欧洲处于一种缺乏充分民意背书的准民主状态。

哈贝马斯2013年出版的《技术治理的诱惑》

构建跨国维度的公共领域，被确认为激活欧洲民主效能的必要前提。欧洲的前景取决于能否成功建构一个超越国别边界与语言障碍的沟通媒介，使各国公民能够针对共同议题展开深入的公共审议。此种沟通结构的制度化旨在消解国家间的信息壁垒，催生一种能够对决策层构成有效制衡的欧洲公共舆论。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赋能，欧洲方能从技术层面的官僚同盟演进为具有深厚社会认同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在全球秩序的宏观愿景中，国际法的宪制化代表了人类迈向永恒和平的规范性路径。如果说《分裂的西方》描绘了一种通过多边制度框架约束霸权行径的法律愿景，那么在《欧洲联盟的危机》中，这一愿景被进一步充实为一种多层次的全球规范。哈贝马斯希望在确保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层面的法治化管理，从而以制度化的规范治理取代基于实力的单纯霸权政治。

宗教根源与后世俗时代

世俗化是涂尔干和韦伯留下的经典社会学论题，而后世俗社会这一概念则标志着现代性的深度演进，其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中被界定为一种承认宗教社群在世俗化进程中依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状态。哈贝马斯认为，世俗意识必须克服对宗教的排斥性偏见，意识到宗教并非注定消亡的残余，而是蕴含着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语义资源。这种视角的转变要求世俗理性承认其自身的界限，从而在公共空间中为宗教话语预留出合法的审议席位。

《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在公共理性的运用层面，哈贝马斯强调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当承担的对等认知负担。宗教公民必须实现信仰的自我现代化，接受科学权力和世俗法治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世俗公民也应承担起不对宗教信仰持先验贬低态度的责任，将宗教观点视为可能具有理性内核的潜在真理主张。这种互惠的学习过程构成了后世俗团结的心理基础，旨在防止由于宗教与世俗阵营的极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断裂。

作为连接宗教话语与制度化政治的中介机制，翻译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中占据了程序性核心。哈贝马斯提出，在进入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决策环节之前，宗教论据必须经过某种语义转换，将其特殊的话语翻译为普遍可获取的世俗语言。这一机制不仅保护了政治体系的世俗性，也赋予了宗教内容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通过这种翻译过程，宗教的道德直觉被转化为世俗的规范性要求，从而使古老的信仰资源能够在现代民主审议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哈贝马斯最后的名山之作《也是一部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通过谱系学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理性与其宗教根源之间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他追溯了信仰与知识在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后续的轨迹，论证了现代自由意识与个人尊严等核心观念，实质上是宗教母题在漫长思想史中不断合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这种历史视角的引入旨在提醒世俗理性，其最重要的规范性资产往往源于对宗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非与之彻底割裂。

哈贝马斯2019年出版的《也是一部哲学史》

在资本与官僚逻辑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世界中，宗教仪式和传统往往承载着能够缓解道德枯竭的独特语义，这对维系公民间的团结感至关重要。针对现代社会意义匮乏的危机，哈贝马斯表达了对宗教语义潜能被过早消耗的深度忧虑。如果现代性强行剔除这些积淀深厚的意义资源，社会可能面临失去反思与批判动力的风险。因此，后世俗转向在本质上是为了在全球化挑战下守护那些能够抵御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精神源头。

在《世俗化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中，哈贝马斯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触及了世俗宪政国家是否依赖于其自身无法保障的前政治基础这一深层命题。他认为，虽然国家在法理上是自我确证的，但其运作所需的公民动机与团结情感却需要从生活世界的深层传统中吸取养分。宗教作为这些传统的有力载体，在激发公众参与及维持道德自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意味着世俗国家与其外部的精神源头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辩证关系。

哈贝马斯2005年出版的《世俗化的辩证法》

后世俗时代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社会的内部整合，亦在于跨文化沟通的潜能。哈贝马斯相信，通过对自身宗教根源的反思，西方理性能够发现其与非西方文明共有的轴心时代特征。这种对普世性根源的重新挖掘，为在全球政治中建立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的规范平台。在面对文明冲突的威胁时，后世俗理性不仅要求内部的翻译，更指向一种能够包容异质信仰经验的全球传播格局。

在批判中永存

毋庸讳言，哈贝马斯这试图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在触及具体问题总是遭遇争议，宗教社会学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发现，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语义挖掘具有显著的功利色彩，而这种试图将信仰降解为世俗道德资源的努力，实质上剥离了宗教的真实体验。而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历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则质疑他关于俄乌危机的审慎立场，指摘其过度的历史责任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对当代暴行以及受害者的集体忽视。

然而，对于一位终身将批判视为最高志业的批判理论旗手而言，这些充满火药味的交锋或许恰恰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交往的尊严并不在于达成某种永恒的终极共识，而在于能够容纳最尖锐异见的商谈过程。只要公共领域依然保有这种刺耳却真实的批判能力，只要人们还能在对他的否定中重申理性，这位启蒙精神的复兴者便足以在那场未竟的永恒对话中安然长眠。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6.18–2026.3.1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战后思想史上占据了近乎无可撼动的地位。其学术影响力之大，使得德国学界在其生前便已编纂多部研究手册并撰写个人传记，这种在世时即被经典化的礼遇在当代思想家中实属罕见。随着这位思想巨擘的离去，其生平的终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凋零，更象征着由其深度批判、参与并塑造的战后世界已然落幕。

提及哈贝马斯，读者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或交往行为理论等奠基性哲学贡献。然而，对他晚年的思考，仅阅读思想史很难获得系统性的认识。虽然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在1994年退休，但作为社会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从未退隐，而是持续针对欧洲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起冲刺。话语政治的重构、后民族国家的秩序探索以及对后世俗社会的规范性反思，共同构成了他晚年最为关注的核心意图。

商谈伦理与话语政治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随着冷战落幕和两德统一，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构法治国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Faktizität und Geltung）将法律确立为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现代复杂社会的集成无法仅靠道德共识或行政强力，而必须依赖法律这一中介。商谈民主的精髓在于将民主程序转化为一种沟通权力的生产机制。在这种逻辑下，法律的正当性并不源于某种先验的权威，而是产自生活世界中无强制性的相互理解过程。当自发的公共舆论经过程序化的过滤并转化为行政指令时，法律便在系统运行与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规范性的张力。

《包容他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8年出版

这种商谈逻辑在《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中被进一步推向规范性的极致。哈贝马斯主张，任何规范的有效性都必须经受商谈原则的检视，获得所有潜在受影响者的一致同意。这一论证深刻重塑了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长期的门户之见。对他而言，人权绝非对公共意志的外部约束，而是民主商谈得以开启的构成性前提。在这种同源性框架内，公民既是法律的造物，亦是法律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互认构成了话语政治最深层的心理积淀。

话语政治的生命力依托于一种结构性的双轨民主模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嘈杂舆论构成了政治感知的探测器，而制度化的议事机构则负责对这些信息流进行法制化的精加工。这种结构设计确保了政治中心的决策能够时刻保持对边缘地带议题的敏感性。这一逻辑对多元文化的挑战能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允许不同文化身份在不牺牲普遍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参与商谈程序实现对他者的承认，进而在差异性的鸿沟之上搭建起理性的团结。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蓝江译，中信出版集团｜梦马工作室，2025年出版

然而，哈贝马斯在最新的《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结构转型与审议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中对这一理想图景越发忧虑。他观察到数字传播技术的崛起正在诱发公共领域的又一次异化，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不仅粉碎了共有的信息基石，更将传播空间切割为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半私密茧房。在这种碎片化的语境下，商谈的质量遭到了系统性剥蚀，理性辩论被情绪化的回声所取代。这种传播媒介的崩塌直接动摇了话语政治地基，因为缺乏一个统一且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任何审议民主的尝试都可能沦为空谈。

从早年的程序主义辩护到晚年的传播危机反思，哈贝马斯始终在捍卫一种关注质量而非数量的民主观。当数据平台垄断了传播权力时，如果无法在数字化语境下，重建能够支撑商谈原则和普遍化标准的沟通架构，现代法律体系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平衡将彻底瓦解。若丧失了审议的内核，民主政治将难以逃脱被简化为行政程序或纯粹选票操纵的命运。

全球化与重塑认同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剥蚀，构成了哈贝马斯晚年思考的地理重心。在《后民族星座》（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等一系列政论文集中，他详尽剖析了传统领土国家在资本运作、信息流转及跨国风险面前的无力感。当行政效能已无法在孤立的边界内维系社会契约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便遭遇了结构性的失效。这种权力的错位迫使政治行动框架必须实现功能性的抽离，转而在一种互惠依存的后民族格局中寻找新的治理支点，以应对那些早已逸出国家管控范畴的全球性变量。

《后民族结构》，[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9年出版

针对市场逻辑对民主调节机制的压制效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残酷压力下，主权国家的决策系统日益向去监管化的资本逻辑妥协。由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议程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强力约束，民主程序正面临被行政技术官僚机构架空的风险。为了重构政治行动的规范性实效，哈贝马斯强调必须在跨国维度重建制度化的政治反制力量，确保经济运作始终被锚定在由公共审议所确定的法治规范之内。

在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上，宪法爱国主义构成了重塑政治认同的一种非排他性进路。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多元社会已无法单纯依托先验的血缘纽带或宗教传统来实现整合。相反，社会凝聚力的合法性应当转向公民对民主程序及人权准则的理性认同。此种认同范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得以在共享的法律框架下共处，从而将政治忠诚从具体的民族特质升华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规范性共识。

《分裂的西方》，[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

这种由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转型，被视为实现后民族民主整合的关键环节。《分裂的西方》（Der gespaltene Westen）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成员身份的界定，将其从原生的文化归属重构为基于话语商谈的法律参与。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石不再是前政治的民族整体性，而是公民参与决策并接受约束的主观意愿。这种由族群中心主义向公民普世主义的范式演进，为妥善处理跨国移民及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严谨的法理依据，从而在包容异质性的前提下保障了社会结构的稳健。

哈贝马斯2011年出版的《论欧洲宪法》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暴露的民主赤字，则呈现了超国家治理架构的系统性缺失。在《论欧洲宪法》（Zur Verfassung Europas）中，当前的决策机制过度依赖主权国家间行政精英的闭门协商，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公民公共审议的民主内核。这样的正当性性赤字不仅稀释了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亦使欧洲在应对危机时显得非常脆弱。若一体化进程无法从当前的精英主导范式转向实质性的跨国民主治理，欧洲实验将难以抵御民粹主义浪潮的严峻挑战。

行政联邦主义的持续扩张，折射出技术治理范式对民主生命力的潜在威胁。哈贝马斯在《技术治理的诱惑》（Im Sog der Technokratie）中警告，当核心决策权向行政官僚倾斜时，实质性的政治问责机制正面临解构风险。这种借由效率之名推行的治理模式，将复杂的政治过程简化为单纯的危机管控，规避了公共商谈这一合法性源泉。这样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范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执行效能，却在根本上剥蚀了决策透明度，导致欧洲处于一种缺乏充分民意背书的准民主状态。

哈贝马斯2013年出版的《技术治理的诱惑》

构建跨国维度的公共领域，被确认为激活欧洲民主效能的必要前提。欧洲的前景取决于能否成功建构一个超越国别边界与语言障碍的沟通媒介，使各国公民能够针对共同议题展开深入的公共审议。此种沟通结构的制度化旨在消解国家间的信息壁垒，催生一种能够对决策层构成有效制衡的欧洲公共舆论。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赋能，欧洲方能从技术层面的官僚同盟演进为具有深厚社会认同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在全球秩序的宏观愿景中，国际法的宪制化代表了人类迈向永恒和平的规范性路径。如果说《分裂的西方》描绘了一种通过多边制度框架约束霸权行径的法律愿景，那么在《欧洲联盟的危机》中，这一愿景被进一步充实为一种多层次的全球规范。哈贝马斯希望在确保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层面的法治化管理，从而以制度化的规范治理取代基于实力的单纯霸权政治。

宗教根源与后世俗时代

世俗化是涂尔干和韦伯留下的经典社会学论题，而后世俗社会这一概念则标志着现代性的深度演进，其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中被界定为一种承认宗教社群在世俗化进程中依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状态。哈贝马斯认为，世俗意识必须克服对宗教的排斥性偏见，意识到宗教并非注定消亡的残余，而是蕴含着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语义资源。这种视角的转变要求世俗理性承认其自身的界限，从而在公共空间中为宗教话语预留出合法的审议席位。

《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在公共理性的运用层面，哈贝马斯强调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当承担的对等认知负担。宗教公民必须实现信仰的自我现代化，接受科学权力和世俗法治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世俗公民也应承担起不对宗教信仰持先验贬低态度的责任，将宗教观点视为可能具有理性内核的潜在真理主张。这种互惠的学习过程构成了后世俗团结的心理基础，旨在防止由于宗教与世俗阵营的极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断裂。

作为连接宗教话语与制度化政治的中介机制，翻译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中占据了程序性核心。哈贝马斯提出，在进入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决策环节之前，宗教论据必须经过某种语义转换，将其特殊的话语翻译为普遍可获取的世俗语言。这一机制不仅保护了政治体系的世俗性，也赋予了宗教内容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通过这种翻译过程，宗教的道德直觉被转化为世俗的规范性要求，从而使古老的信仰资源能够在现代民主审议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哈贝马斯最后的名山之作《也是一部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通过谱系学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理性与其宗教根源之间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他追溯了信仰与知识在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后续的轨迹，论证了现代自由意识与个人尊严等核心观念，实质上是宗教母题在漫长思想史中不断合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这种历史视角的引入旨在提醒世俗理性，其最重要的规范性资产往往源于对宗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非与之彻底割裂。

哈贝马斯2019年出版的《也是一部哲学史》

在资本与官僚逻辑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世界中，宗教仪式和传统往往承载着能够缓解道德枯竭的独特语义，这对维系公民间的团结感至关重要。针对现代社会意义匮乏的危机，哈贝马斯表达了对宗教语义潜能被过早消耗的深度忧虑。如果现代性强行剔除这些积淀深厚的意义资源，社会可能面临失去反思与批判动力的风险。因此，后世俗转向在本质上是为了在全球化挑战下守护那些能够抵御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精神源头。

在《世俗化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中，哈贝马斯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触及了世俗宪政国家是否依赖于其自身无法保障的前政治基础这一深层命题。他认为，虽然国家在法理上是自我确证的，但其运作所需的公民动机与团结情感却需要从生活世界的深层传统中吸取养分。宗教作为这些传统的有力载体，在激发公众参与及维持道德自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意味着世俗国家与其外部的精神源头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辩证关系。

哈贝马斯2005年出版的《世俗化的辩证法》

后世俗时代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社会的内部整合，亦在于跨文化沟通的潜能。哈贝马斯相信，通过对自身宗教根源的反思，西方理性能够发现其与非西方文明共有的轴心时代特征。这种对普世性根源的重新挖掘，为在全球政治中建立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的规范平台。在面对文明冲突的威胁时，后世俗理性不仅要求内部的翻译，更指向一种能够包容异质信仰经验的全球传播格局。

在批判中永存

毋庸讳言，哈贝马斯这试图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在触及具体问题总是遭遇争议，宗教社会学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发现，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语义挖掘具有显著的功利色彩，而这种试图将信仰降解为世俗道德资源的努力，实质上剥离了宗教的真实体验。而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历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则质疑他关于俄乌危机的审慎立场，指摘其过度的历史责任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对当代暴行以及受害者的集体忽视。

然而，对于一位终身将批判视为最高志业的批判理论旗手而言，这些充满火药味的交锋或许恰恰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交往的尊严并不在于达成某种永恒的终极共识，而在于能够容纳最尖锐异见的商谈过程。只要公共领域依然保有这种刺耳却真实的批判能力，只要人们还能在对他的否定中重申理性，这位启蒙精神的复兴者便足以在那场未竟的永恒对话中安然长眠。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6.18–2026.3.1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战后思想史上占据了近乎无可撼动的地位。其学术影响力之大，使得德国学界在其生前便已编纂多部研究手册并撰写个人传记，这种在世时即被经典化的礼遇在当代思想家中实属罕见。随着这位思想巨擘的离去，其生平的终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凋零，更象征着由其深度批判、参与并塑造的战后世界已然落幕。

提及哈贝马斯，读者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或交往行为理论等奠基性哲学贡献。然而，对他晚年的思考，仅阅读思想史很难获得系统性的认识。虽然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在1994年退休，但作为社会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从未退隐，而是持续针对欧洲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起冲刺。话语政治的重构、后民族国家的秩序探索以及对后世俗社会的规范性反思，共同构成了他晚年最为关注的核心意图。

商谈伦理与话语政治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随着冷战落幕和两德统一，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构法治国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Faktizität und Geltung）将法律确立为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现代复杂社会的集成无法仅靠道德共识或行政强力，而必须依赖法律这一中介。商谈民主的精髓在于将民主程序转化为一种沟通权力的生产机制。在这种逻辑下，法律的正当性并不源于某种先验的权威，而是产自生活世界中无强制性的相互理解过程。当自发的公共舆论经过程序化的过滤并转化为行政指令时，法律便在系统运行与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规范性的张力。

《包容他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8年出版

这种商谈逻辑在《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中被进一步推向规范性的极致。哈贝马斯主张，任何规范的有效性都必须经受商谈原则的检视，获得所有潜在受影响者的一致同意。这一论证深刻重塑了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长期的门户之见。对他而言，人权绝非对公共意志的外部约束，而是民主商谈得以开启的构成性前提。在这种同源性框架内，公民既是法律的造物，亦是法律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互认构成了话语政治最深层的心理积淀。

话语政治的生命力依托于一种结构性的双轨民主模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嘈杂舆论构成了政治感知的探测器，而制度化的议事机构则负责对这些信息流进行法制化的精加工。这种结构设计确保了政治中心的决策能够时刻保持对边缘地带议题的敏感性。这一逻辑对多元文化的挑战能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允许不同文化身份在不牺牲普遍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参与商谈程序实现对他者的承认，进而在差异性的鸿沟之上搭建起理性的团结。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蓝江译，中信出版集团｜梦马工作室，2025年出版

然而，哈贝马斯在最新的《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结构转型与审议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中对这一理想图景越发忧虑。他观察到数字传播技术的崛起正在诱发公共领域的又一次异化，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不仅粉碎了共有的信息基石，更将传播空间切割为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半私密茧房。在这种碎片化的语境下，商谈的质量遭到了系统性剥蚀，理性辩论被情绪化的回声所取代。这种传播媒介的崩塌直接动摇了话语政治地基，因为缺乏一个统一且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任何审议民主的尝试都可能沦为空谈。

从早年的程序主义辩护到晚年的传播危机反思，哈贝马斯始终在捍卫一种关注质量而非数量的民主观。当数据平台垄断了传播权力时，如果无法在数字化语境下，重建能够支撑商谈原则和普遍化标准的沟通架构，现代法律体系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平衡将彻底瓦解。若丧失了审议的内核，民主政治将难以逃脱被简化为行政程序或纯粹选票操纵的命运。

全球化与重塑认同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剥蚀，构成了哈贝马斯晚年思考的地理重心。在《后民族星座》（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等一系列政论文集中，他详尽剖析了传统领土国家在资本运作、信息流转及跨国风险面前的无力感。当行政效能已无法在孤立的边界内维系社会契约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便遭遇了结构性的失效。这种权力的错位迫使政治行动框架必须实现功能性的抽离，转而在一种互惠依存的后民族格局中寻找新的治理支点，以应对那些早已逸出国家管控范畴的全球性变量。

《后民族结构》，[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9年出版

针对市场逻辑对民主调节机制的压制效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残酷压力下，主权国家的决策系统日益向去监管化的资本逻辑妥协。由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议程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强力约束，民主程序正面临被行政技术官僚机构架空的风险。为了重构政治行动的规范性实效，哈贝马斯强调必须在跨国维度重建制度化的政治反制力量，确保经济运作始终被锚定在由公共审议所确定的法治规范之内。

在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上，宪法爱国主义构成了重塑政治认同的一种非排他性进路。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多元社会已无法单纯依托先验的血缘纽带或宗教传统来实现整合。相反，社会凝聚力的合法性应当转向公民对民主程序及人权准则的理性认同。此种认同范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得以在共享的法律框架下共处，从而将政治忠诚从具体的民族特质升华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规范性共识。

《分裂的西方》，[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

这种由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转型，被视为实现后民族民主整合的关键环节。《分裂的西方》（Der gespaltene Westen）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成员身份的界定，将其从原生的文化归属重构为基于话语商谈的法律参与。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石不再是前政治的民族整体性，而是公民参与决策并接受约束的主观意愿。这种由族群中心主义向公民普世主义的范式演进，为妥善处理跨国移民及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严谨的法理依据，从而在包容异质性的前提下保障了社会结构的稳健。

哈贝马斯2011年出版的《论欧洲宪法》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暴露的民主赤字，则呈现了超国家治理架构的系统性缺失。在《论欧洲宪法》（Zur Verfassung Europas）中，当前的决策机制过度依赖主权国家间行政精英的闭门协商，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公民公共审议的民主内核。这样的正当性性赤字不仅稀释了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亦使欧洲在应对危机时显得非常脆弱。若一体化进程无法从当前的精英主导范式转向实质性的跨国民主治理，欧洲实验将难以抵御民粹主义浪潮的严峻挑战。

行政联邦主义的持续扩张，折射出技术治理范式对民主生命力的潜在威胁。哈贝马斯在《技术治理的诱惑》（Im Sog der Technokratie）中警告，当核心决策权向行政官僚倾斜时，实质性的政治问责机制正面临解构风险。这种借由效率之名推行的治理模式，将复杂的政治过程简化为单纯的危机管控，规避了公共商谈这一合法性源泉。这样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范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执行效能，却在根本上剥蚀了决策透明度，导致欧洲处于一种缺乏充分民意背书的准民主状态。

哈贝马斯2013年出版的《技术治理的诱惑》

构建跨国维度的公共领域，被确认为激活欧洲民主效能的必要前提。欧洲的前景取决于能否成功建构一个超越国别边界与语言障碍的沟通媒介，使各国公民能够针对共同议题展开深入的公共审议。此种沟通结构的制度化旨在消解国家间的信息壁垒，催生一种能够对决策层构成有效制衡的欧洲公共舆论。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赋能，欧洲方能从技术层面的官僚同盟演进为具有深厚社会认同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在全球秩序的宏观愿景中，国际法的宪制化代表了人类迈向永恒和平的规范性路径。如果说《分裂的西方》描绘了一种通过多边制度框架约束霸权行径的法律愿景，那么在《欧洲联盟的危机》中，这一愿景被进一步充实为一种多层次的全球规范。哈贝马斯希望在确保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层面的法治化管理，从而以制度化的规范治理取代基于实力的单纯霸权政治。

宗教根源与后世俗时代

世俗化是涂尔干和韦伯留下的经典社会学论题，而后世俗社会这一概念则标志着现代性的深度演进，其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中被界定为一种承认宗教社群在世俗化进程中依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状态。哈贝马斯认为，世俗意识必须克服对宗教的排斥性偏见，意识到宗教并非注定消亡的残余，而是蕴含着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语义资源。这种视角的转变要求世俗理性承认其自身的界限，从而在公共空间中为宗教话语预留出合法的审议席位。

《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在公共理性的运用层面，哈贝马斯强调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当承担的对等认知负担。宗教公民必须实现信仰的自我现代化，接受科学权力和世俗法治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世俗公民也应承担起不对宗教信仰持先验贬低态度的责任，将宗教观点视为可能具有理性内核的潜在真理主张。这种互惠的学习过程构成了后世俗团结的心理基础，旨在防止由于宗教与世俗阵营的极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断裂。

作为连接宗教话语与制度化政治的中介机制，翻译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中占据了程序性核心。哈贝马斯提出，在进入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决策环节之前，宗教论据必须经过某种语义转换，将其特殊的话语翻译为普遍可获取的世俗语言。这一机制不仅保护了政治体系的世俗性，也赋予了宗教内容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通过这种翻译过程，宗教的道德直觉被转化为世俗的规范性要求，从而使古老的信仰资源能够在现代民主审议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哈贝马斯最后的名山之作《也是一部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通过谱系学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理性与其宗教根源之间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他追溯了信仰与知识在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后续的轨迹，论证了现代自由意识与个人尊严等核心观念，实质上是宗教母题在漫长思想史中不断合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这种历史视角的引入旨在提醒世俗理性，其最重要的规范性资产往往源于对宗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非与之彻底割裂。

哈贝马斯2019年出版的《也是一部哲学史》

在资本与官僚逻辑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世界中，宗教仪式和传统往往承载着能够缓解道德枯竭的独特语义，这对维系公民间的团结感至关重要。针对现代社会意义匮乏的危机，哈贝马斯表达了对宗教语义潜能被过早消耗的深度忧虑。如果现代性强行剔除这些积淀深厚的意义资源，社会可能面临失去反思与批判动力的风险。因此，后世俗转向在本质上是为了在全球化挑战下守护那些能够抵御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精神源头。

在《世俗化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中，哈贝马斯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触及了世俗宪政国家是否依赖于其自身无法保障的前政治基础这一深层命题。他认为，虽然国家在法理上是自我确证的，但其运作所需的公民动机与团结情感却需要从生活世界的深层传统中吸取养分。宗教作为这些传统的有力载体，在激发公众参与及维持道德自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意味着世俗国家与其外部的精神源头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辩证关系。

哈贝马斯2005年出版的《世俗化的辩证法》

后世俗时代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社会的内部整合，亦在于跨文化沟通的潜能。哈贝马斯相信，通过对自身宗教根源的反思，西方理性能够发现其与非西方文明共有的轴心时代特征。这种对普世性根源的重新挖掘，为在全球政治中建立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的规范平台。在面对文明冲突的威胁时，后世俗理性不仅要求内部的翻译，更指向一种能够包容异质信仰经验的全球传播格局。

在批判中永存

毋庸讳言，哈贝马斯这试图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在触及具体问题总是遭遇争议，宗教社会学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发现，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语义挖掘具有显著的功利色彩，而这种试图将信仰降解为世俗道德资源的努力，实质上剥离了宗教的真实体验。而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历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则质疑他关于俄乌危机的审慎立场，指摘其过度的历史责任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对当代暴行以及受害者的集体忽视。

然而，对于一位终身将批判视为最高志业的批判理论旗手而言，这些充满火药味的交锋或许恰恰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交往的尊严并不在于达成某种永恒的终极共识，而在于能够容纳最尖锐异见的商谈过程。只要公共领域依然保有这种刺耳却真实的批判能力，只要人们还能在对他的否定中重申理性，这位启蒙精神的复兴者便足以在那场未竟的永恒对话中安然长眠。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6.18–2026.3.1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战后思想史上占据了近乎无可撼动的地位。其学术影响力之大，使得德国学界在其生前便已编纂多部研究手册并撰写个人传记，这种在世时即被经典化的礼遇在当代思想家中实属罕见。随着这位思想巨擘的离去，其生平的终结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凋零，更象征着由其深度批判、参与并塑造的战后世界已然落幕。

提及哈贝马斯，读者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或交往行为理论等奠基性哲学贡献。然而，对他晚年的思考，仅阅读思想史很难获得系统性的认识。虽然大学教授哈贝马斯在1994年退休，但作为社会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从未退隐，而是持续针对欧洲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发起冲刺。话语政治的重构、后民族国家的秩序探索以及对后世俗社会的规范性反思，共同构成了他晚年最为关注的核心意图。

商谈伦理与话语政治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随着冷战落幕和两德统一，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构法治国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Faktizität und Geltung）将法律确立为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现代复杂社会的集成无法仅靠道德共识或行政强力，而必须依赖法律这一中介。商谈民主的精髓在于将民主程序转化为一种沟通权力的生产机制。在这种逻辑下，法律的正当性并不源于某种先验的权威，而是产自生活世界中无强制性的相互理解过程。当自发的公共舆论经过程序化的过滤并转化为行政指令时，法律便在系统运行与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规范性的张力。

《包容他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8年出版

这种商谈逻辑在《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中被进一步推向规范性的极致。哈贝马斯主张，任何规范的有效性都必须经受商谈原则的检视，获得所有潜在受影响者的一致同意。这一论证深刻重塑了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长期的门户之见。对他而言，人权绝非对公共意志的外部约束，而是民主商谈得以开启的构成性前提。在这种同源性框架内，公民既是法律的造物，亦是法律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互认构成了话语政治最深层的心理积淀。

话语政治的生命力依托于一种结构性的双轨民主模型。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嘈杂舆论构成了政治感知的探测器，而制度化的议事机构则负责对这些信息流进行法制化的精加工。这种结构设计确保了政治中心的决策能够时刻保持对边缘地带议题的敏感性。这一逻辑对多元文化的挑战能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允许不同文化身份在不牺牲普遍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参与商谈程序实现对他者的承认，进而在差异性的鸿沟之上搭建起理性的团结。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蓝江译，中信出版集团｜梦马工作室，2025年出版

然而，哈贝马斯在最新的《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结构转型与审议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中对这一理想图景越发忧虑。他观察到数字传播技术的崛起正在诱发公共领域的又一次异化，社交媒体的算法逻辑不仅粉碎了共有的信息基石，更将传播空间切割为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半私密茧房。在这种碎片化的语境下，商谈的质量遭到了系统性剥蚀，理性辩论被情绪化的回声所取代。这种传播媒介的崩塌直接动摇了话语政治地基，因为缺乏一个统一且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任何审议民主的尝试都可能沦为空谈。

从早年的程序主义辩护到晚年的传播危机反思，哈贝马斯始终在捍卫一种关注质量而非数量的民主观。当数据平台垄断了传播权力时，如果无法在数字化语境下，重建能够支撑商谈原则和普遍化标准的沟通架构，现代法律体系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平衡将彻底瓦解。若丧失了审议的内核，民主政治将难以逃脱被简化为行政程序或纯粹选票操纵的命运。

全球化与重塑认同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剥蚀，构成了哈贝马斯晚年思考的地理重心。在《后民族星座》（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等一系列政论文集中，他详尽剖析了传统领土国家在资本运作、信息流转及跨国风险面前的无力感。当行政效能已无法在孤立的边界内维系社会契约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便遭遇了结构性的失效。这种权力的错位迫使政治行动框架必须实现功能性的抽离，转而在一种互惠依存的后民族格局中寻找新的治理支点，以应对那些早已逸出国家管控范畴的全球性变量。

《后民族结构》，[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19年出版

针对市场逻辑对民主调节机制的压制效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残酷压力下，主权国家的决策系统日益向去监管化的资本逻辑妥协。由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议程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强力约束，民主程序正面临被行政技术官僚机构架空的风险。为了重构政治行动的规范性实效，哈贝马斯强调必须在跨国维度重建制度化的政治反制力量，确保经济运作始终被锚定在由公共审议所确定的法治规范之内。

在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上，宪法爱国主义构成了重塑政治认同的一种非排他性进路。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多元社会已无法单纯依托先验的血缘纽带或宗教传统来实现整合。相反，社会凝聚力的合法性应当转向公民对民主程序及人权准则的理性认同。此种认同范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得以在共享的法律框架下共处，从而将政治忠诚从具体的民族特质升华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规范性共识。

《分裂的西方》，[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

这种由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转型，被视为实现后民族民主整合的关键环节。《分裂的西方》（Der gespaltene Westen）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成员身份的界定，将其从原生的文化归属重构为基于话语商谈的法律参与。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石不再是前政治的民族整体性，而是公民参与决策并接受约束的主观意愿。这种由族群中心主义向公民普世主义的范式演进，为妥善处理跨国移民及多元文化冲突提供了严谨的法理依据，从而在包容异质性的前提下保障了社会结构的稳健。

哈贝马斯2011年出版的《论欧洲宪法》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暴露的民主赤字，则呈现了超国家治理架构的系统性缺失。在《论欧洲宪法》（Zur Verfassung Europas）中，当前的决策机制过度依赖主权国家间行政精英的闭门协商，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公民公共审议的民主内核。这样的正当性性赤字不仅稀释了公众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亦使欧洲在应对危机时显得非常脆弱。若一体化进程无法从当前的精英主导范式转向实质性的跨国民主治理，欧洲实验将难以抵御民粹主义浪潮的严峻挑战。

行政联邦主义的持续扩张，折射出技术治理范式对民主生命力的潜在威胁。哈贝马斯在《技术治理的诱惑》（Im Sog der Technokratie）中警告，当核心决策权向行政官僚倾斜时，实质性的政治问责机制正面临解构风险。这种借由效率之名推行的治理模式，将复杂的政治过程简化为单纯的危机管控，规避了公共商谈这一合法性源泉。这样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范式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执行效能，却在根本上剥蚀了决策透明度，导致欧洲处于一种缺乏充分民意背书的准民主状态。

哈贝马斯2013年出版的《技术治理的诱惑》

构建跨国维度的公共领域，被确认为激活欧洲民主效能的必要前提。欧洲的前景取决于能否成功建构一个超越国别边界与语言障碍的沟通媒介，使各国公民能够针对共同议题展开深入的公共审议。此种沟通结构的制度化旨在消解国家间的信息壁垒，催生一种能够对决策层构成有效制衡的欧洲公共舆论。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赋能，欧洲方能从技术层面的官僚同盟演进为具有深厚社会认同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在全球秩序的宏观愿景中，国际法的宪制化代表了人类迈向永恒和平的规范性路径。如果说《分裂的西方》描绘了一种通过多边制度框架约束霸权行径的法律愿景，那么在《欧洲联盟的危机》中，这一愿景被进一步充实为一种多层次的全球规范。哈贝马斯希望在确保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层面的法治化管理，从而以制度化的规范治理取代基于实力的单纯霸权政治。

宗教根源与后世俗时代

世俗化是涂尔干和韦伯留下的经典社会学论题，而后世俗社会这一概念则标志着现代性的深度演进，其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中被界定为一种承认宗教社群在世俗化进程中依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状态。哈贝马斯认为，世俗意识必须克服对宗教的排斥性偏见，意识到宗教并非注定消亡的残余，而是蕴含着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语义资源。这种视角的转变要求世俗理性承认其自身的界限，从而在公共空间中为宗教话语预留出合法的审议席位。

《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在公共理性的运用层面，哈贝马斯强调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当承担的对等认知负担。宗教公民必须实现信仰的自我现代化，接受科学权力和世俗法治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世俗公民也应承担起不对宗教信仰持先验贬低态度的责任，将宗教观点视为可能具有理性内核的潜在真理主张。这种互惠的学习过程构成了后世俗团结的心理基础，旨在防止由于宗教与世俗阵营的极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断裂。

作为连接宗教话语与制度化政治的中介机制，翻译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中占据了程序性核心。哈贝马斯提出，在进入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决策环节之前，宗教论据必须经过某种语义转换，将其特殊的话语翻译为普遍可获取的世俗语言。这一机制不仅保护了政治体系的世俗性，也赋予了宗教内容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通过这种翻译过程，宗教的道德直觉被转化为世俗的规范性要求，从而使古老的信仰资源能够在现代民主审议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哈贝马斯最后的名山之作《也是一部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通过谱系学的方式，揭示了西方理性与其宗教根源之间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他追溯了信仰与知识在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后续的轨迹，论证了现代自由意识与个人尊严等核心观念，实质上是宗教母题在漫长思想史中不断合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这种历史视角的引入旨在提醒世俗理性，其最重要的规范性资产往往源于对宗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非与之彻底割裂。

哈贝马斯2019年出版的《也是一部哲学史》

在资本与官僚逻辑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世界中，宗教仪式和传统往往承载着能够缓解道德枯竭的独特语义，这对维系公民间的团结感至关重要。针对现代社会意义匮乏的危机，哈贝马斯表达了对宗教语义潜能被过早消耗的深度忧虑。如果现代性强行剔除这些积淀深厚的意义资源，社会可能面临失去反思与批判动力的风险。因此，后世俗转向在本质上是为了在全球化挑战下守护那些能够抵御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精神源头。

在《世俗化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Säkularisierung）中，哈贝马斯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触及了世俗宪政国家是否依赖于其自身无法保障的前政治基础这一深层命题。他认为，虽然国家在法理上是自我确证的，但其运作所需的公民动机与团结情感却需要从生活世界的深层传统中吸取养分。宗教作为这些传统的有力载体，在激发公众参与及维持道德自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意味着世俗国家与其外部的精神源头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辩证关系。

哈贝马斯2005年出版的《世俗化的辩证法》

后世俗时代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社会的内部整合，亦在于跨文化沟通的潜能。哈贝马斯相信，通过对自身宗教根源的反思，西方理性能够发现其与非西方文明共有的轴心时代特征。这种对普世性根源的重新挖掘，为在全球政治中建立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的规范平台。在面对文明冲突的威胁时，后世俗理性不仅要求内部的翻译，更指向一种能够包容异质信仰经验的全球传播格局。

在批判中永存

毋庸讳言，哈贝马斯这试图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在触及具体问题总是遭遇争议，宗教社会学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发现，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语义挖掘具有显著的功利色彩，而这种试图将信仰降解为世俗道德资源的努力，实质上剥离了宗教的真实体验。而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历史学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则质疑他关于俄乌危机的审慎立场，指摘其过度的历史责任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对当代暴行以及受害者的集体忽视。

然而，对于一位终身将批判视为最高志业的批判理论旗手而言，这些充满火药味的交锋或许恰恰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交往的尊严并不在于达成某种永恒的终极共识，而在于能够容纳最尖锐异见的商谈过程。只要公共领域依然保有这种刺耳却真实的批判能力，只要人们还能在对他的否定中重申理性，这位启蒙精神的复兴者便足以在那场未竟的永恒对话中安然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