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20日刊登题为《天生的故事高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解释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讲故事基因》的文章，作者是伊万·谢梅纽克。全文摘编如下：

当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多伦多曾经稀松平常、如今却因全球气候变化而显得异常严酷的寒冬。

这种倒退回往日气候的感觉很应景。我希望我们能深入探讨阿特伍德在她最近的自传《生命之书：某种回忆录》中记录的个人历史。具体来说，我想探究科学是如何影响这位加拿大最知名作家的生活和世界观的。

迷恋“神经元”主题

我选择从神经元开始。

正如阿特伍德提醒我的那样，这些属于她哥哥哈罗德的专业领域，他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荣休教授。

在《生命之书》中，当哈罗德在前往哈佛大学途中造访阿特伍德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公寓时，神经元的话题随之出现。

为了欢迎哈罗德，阿特伍德烤了个蛋糕，上面装饰着用巧克力糖浆画出的神经元图案。但我知道，阿特伍德对这个主题的迷恋远不止于蛋糕上的糖浆。考虑到这一点，我把话题转向阿特伍德2022年的散文集《紧迫问题》中的一篇文章。

在这本书中，她论证了讲故事乃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追踪动物并重构其行动轨迹的神经通路，是让我们天生就会讲故事的同一种认知硬件。

正如阿特伍德所写的那样，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线索可以在脑海中组织成“一系列以一群角色为中心的事件和行动”，由此距离第一位莎士比亚的雏形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关于讲故事的社会生物学观点让我想起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爱德华·威尔逊。阿特伍德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阿特伍德告诉我，她后来在2010年成为了威尔逊的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她说：“我了解关于科学的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蚁群的兴衰，非常棒，蚂蚁的部分非常棒，人类的部分就没那么棒了。”

本可成为植物学家

这与阿特伍德本人的成长经历相符。她出生在渥太华，父亲是昆虫学家。由于父亲野外工作的需要，她早年夏天都在魁北克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木屋里度过。

对于阿特伍德来说，这个环境是为亲近自然量身定制的。她写道，多种多样的生命，包括鱼、青蛙、蛇、蠕虫和其他“潮湿阴暗之处的居民”无处不在，这强化了人类只是无穷多样的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念。

作为高中生，她的生物成绩比英语好。阿特伍德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告诉我，她的未来似乎指向了科学，直到“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她说：“我选择了一条最疯狂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像我父亲喜欢说的那样，我本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

我很好奇阿特伍德是否继承了她父亲对昆虫学的偏好，并将之转化到她的作品当中。

在这里，我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因：一位富商和业余昆虫学家。这个人物在小说《吉姆爷》的中段出现，炫耀着一只稀有的蝴蝶。这种手法使得康拉德能够在一定距离以外审视人性及其缺陷。

阿特伍德坚决反对这种比较。

她说：“要想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对你的人物感同身受。把蝴蝶钉在板子上的人不太能做到感同身受。”

坚信“自然必胜”

对我来说，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的科学直觉的小说莫过于《别名格蕾丝》。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她为这部小说展开了海量的调研工作，因为当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需要加以梳理。

最终，阿特伍德致力于讲述一个与所有历史证据吻合的故事，而没有随意排除任何可能性。从本质上讲，它做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基于不完整的数据，细致考虑多种工作假设。但这意味着要让读者自己回答故事主角格蕾丝·马克斯是否犯了谋杀罪的问题。

但为什么不像虚构故事经常做的那样，直接选择一个版本？

阿特伍德说：“作为小说家，如果我知道结果，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和她的伴侣、已故的格雷姆·吉布森一直在皮利角追踪春季迁徙。后来，他们发现僻静的皮利岛甚至更有吸引力，并于1987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处避暑别墅。事实证明那是观鸟和写作的好地方，首先是《猫眼》，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是阿特伍德在岛上创作的。

皮利岛鸟类观测站是2004年成立的保护和公共教育机构，而阿特伍德是该观测站的热心发起者和支持者。

在我看来，对于一位以预言环境灾难即将降临而闻名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充满希望之举。

但阿特伍德纠正了这种印象，她并非愤世嫉俗，而是内心笃定，她已经知晓我们自从开始在非洲大草原上游荡就在书写的人类宏大故事的结局。

她告诉我，写出来很简单：“自然必胜。”（编译/葛雪蕾）

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20日刊登题为《天生的故事高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解释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讲故事基因》的文章，作者是伊万·谢梅纽克。全文摘编如下：

当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多伦多曾经稀松平常、如今却因全球气候变化而显得异常严酷的寒冬。

这种倒退回往日气候的感觉很应景。我希望我们能深入探讨阿特伍德在她最近的自传《生命之书：某种回忆录》中记录的个人历史。具体来说，我想探究科学是如何影响这位加拿大最知名作家的生活和世界观的。

迷恋“神经元”主题

我选择从神经元开始。

正如阿特伍德提醒我的那样，这些属于她哥哥哈罗德的专业领域，他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荣休教授。

在《生命之书》中，当哈罗德在前往哈佛大学途中造访阿特伍德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公寓时，神经元的话题随之出现。

为了欢迎哈罗德，阿特伍德烤了个蛋糕，上面装饰着用巧克力糖浆画出的神经元图案。但我知道，阿特伍德对这个主题的迷恋远不止于蛋糕上的糖浆。考虑到这一点，我把话题转向阿特伍德2022年的散文集《紧迫问题》中的一篇文章。

在这本书中，她论证了讲故事乃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追踪动物并重构其行动轨迹的神经通路，是让我们天生就会讲故事的同一种认知硬件。

正如阿特伍德所写的那样，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线索可以在脑海中组织成“一系列以一群角色为中心的事件和行动”，由此距离第一位莎士比亚的雏形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关于讲故事的社会生物学观点让我想起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爱德华·威尔逊。阿特伍德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阿特伍德告诉我，她后来在2010年成为了威尔逊的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她说：“我了解关于科学的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蚁群的兴衰，非常棒，蚂蚁的部分非常棒，人类的部分就没那么棒了。”

本可成为植物学家

这与阿特伍德本人的成长经历相符。她出生在渥太华，父亲是昆虫学家。由于父亲野外工作的需要，她早年夏天都在魁北克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木屋里度过。

对于阿特伍德来说，这个环境是为亲近自然量身定制的。她写道，多种多样的生命，包括鱼、青蛙、蛇、蠕虫和其他“潮湿阴暗之处的居民”无处不在，这强化了人类只是无穷多样的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念。

作为高中生，她的生物成绩比英语好。阿特伍德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告诉我，她的未来似乎指向了科学，直到“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她说：“我选择了一条最疯狂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像我父亲喜欢说的那样，我本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

我很好奇阿特伍德是否继承了她父亲对昆虫学的偏好，并将之转化到她的作品当中。

在这里，我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因：一位富商和业余昆虫学家。这个人物在小说《吉姆爷》的中段出现，炫耀着一只稀有的蝴蝶。这种手法使得康拉德能够在一定距离以外审视人性及其缺陷。

阿特伍德坚决反对这种比较。

她说：“要想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对你的人物感同身受。把蝴蝶钉在板子上的人不太能做到感同身受。”

坚信“自然必胜”

对我来说，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的科学直觉的小说莫过于《别名格蕾丝》。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她为这部小说展开了海量的调研工作，因为当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需要加以梳理。

最终，阿特伍德致力于讲述一个与所有历史证据吻合的故事，而没有随意排除任何可能性。从本质上讲，它做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基于不完整的数据，细致考虑多种工作假设。但这意味着要让读者自己回答故事主角格蕾丝·马克斯是否犯了谋杀罪的问题。

但为什么不像虚构故事经常做的那样，直接选择一个版本？

阿特伍德说：“作为小说家，如果我知道结果，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和她的伴侣、已故的格雷姆·吉布森一直在皮利角追踪春季迁徙。后来，他们发现僻静的皮利岛甚至更有吸引力，并于1987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处避暑别墅。事实证明那是观鸟和写作的好地方，首先是《猫眼》，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是阿特伍德在岛上创作的。

皮利岛鸟类观测站是2004年成立的保护和公共教育机构，而阿特伍德是该观测站的热心发起者和支持者。

在我看来，对于一位以预言环境灾难即将降临而闻名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充满希望之举。

但阿特伍德纠正了这种印象，她并非愤世嫉俗，而是内心笃定，她已经知晓我们自从开始在非洲大草原上游荡就在书写的人类宏大故事的结局。

她告诉我，写出来很简单：“自然必胜。”（编译/葛雪蕾）

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20日刊登题为《天生的故事高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解释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讲故事基因》的文章，作者是伊万·谢梅纽克。全文摘编如下：

当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多伦多曾经稀松平常、如今却因全球气候变化而显得异常严酷的寒冬。

这种倒退回往日气候的感觉很应景。我希望我们能深入探讨阿特伍德在她最近的自传《生命之书：某种回忆录》中记录的个人历史。具体来说，我想探究科学是如何影响这位加拿大最知名作家的生活和世界观的。

迷恋“神经元”主题

我选择从神经元开始。

正如阿特伍德提醒我的那样，这些属于她哥哥哈罗德的专业领域，他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荣休教授。

在《生命之书》中，当哈罗德在前往哈佛大学途中造访阿特伍德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公寓时，神经元的话题随之出现。

为了欢迎哈罗德，阿特伍德烤了个蛋糕，上面装饰着用巧克力糖浆画出的神经元图案。但我知道，阿特伍德对这个主题的迷恋远不止于蛋糕上的糖浆。考虑到这一点，我把话题转向阿特伍德2022年的散文集《紧迫问题》中的一篇文章。

在这本书中，她论证了讲故事乃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追踪动物并重构其行动轨迹的神经通路，是让我们天生就会讲故事的同一种认知硬件。

正如阿特伍德所写的那样，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线索可以在脑海中组织成“一系列以一群角色为中心的事件和行动”，由此距离第一位莎士比亚的雏形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关于讲故事的社会生物学观点让我想起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爱德华·威尔逊。阿特伍德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阿特伍德告诉我，她后来在2010年成为了威尔逊的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她说：“我了解关于科学的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蚁群的兴衰，非常棒，蚂蚁的部分非常棒，人类的部分就没那么棒了。”

本可成为植物学家

这与阿特伍德本人的成长经历相符。她出生在渥太华，父亲是昆虫学家。由于父亲野外工作的需要，她早年夏天都在魁北克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木屋里度过。

对于阿特伍德来说，这个环境是为亲近自然量身定制的。她写道，多种多样的生命，包括鱼、青蛙、蛇、蠕虫和其他“潮湿阴暗之处的居民”无处不在，这强化了人类只是无穷多样的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念。

作为高中生，她的生物成绩比英语好。阿特伍德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告诉我，她的未来似乎指向了科学，直到“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她说：“我选择了一条最疯狂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像我父亲喜欢说的那样，我本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

我很好奇阿特伍德是否继承了她父亲对昆虫学的偏好，并将之转化到她的作品当中。

在这里，我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因：一位富商和业余昆虫学家。这个人物在小说《吉姆爷》的中段出现，炫耀着一只稀有的蝴蝶。这种手法使得康拉德能够在一定距离以外审视人性及其缺陷。

阿特伍德坚决反对这种比较。

她说：“要想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对你的人物感同身受。把蝴蝶钉在板子上的人不太能做到感同身受。”

坚信“自然必胜”

对我来说，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的科学直觉的小说莫过于《别名格蕾丝》。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她为这部小说展开了海量的调研工作，因为当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需要加以梳理。

最终，阿特伍德致力于讲述一个与所有历史证据吻合的故事，而没有随意排除任何可能性。从本质上讲，它做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基于不完整的数据，细致考虑多种工作假设。但这意味着要让读者自己回答故事主角格蕾丝·马克斯是否犯了谋杀罪的问题。

但为什么不像虚构故事经常做的那样，直接选择一个版本？

阿特伍德说：“作为小说家，如果我知道结果，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和她的伴侣、已故的格雷姆·吉布森一直在皮利角追踪春季迁徙。后来，他们发现僻静的皮利岛甚至更有吸引力，并于1987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处避暑别墅。事实证明那是观鸟和写作的好地方，首先是《猫眼》，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是阿特伍德在岛上创作的。

皮利岛鸟类观测站是2004年成立的保护和公共教育机构，而阿特伍德是该观测站的热心发起者和支持者。

在我看来，对于一位以预言环境灾难即将降临而闻名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充满希望之举。

但阿特伍德纠正了这种印象，她并非愤世嫉俗，而是内心笃定，她已经知晓我们自从开始在非洲大草原上游荡就在书写的人类宏大故事的结局。

她告诉我，写出来很简单：“自然必胜。”（编译/葛雪蕾）

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20日刊登题为《天生的故事高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解释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讲故事基因》的文章，作者是伊万·谢梅纽克。全文摘编如下：

当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多伦多曾经稀松平常、如今却因全球气候变化而显得异常严酷的寒冬。

这种倒退回往日气候的感觉很应景。我希望我们能深入探讨阿特伍德在她最近的自传《生命之书：某种回忆录》中记录的个人历史。具体来说，我想探究科学是如何影响这位加拿大最知名作家的生活和世界观的。

迷恋“神经元”主题

我选择从神经元开始。

正如阿特伍德提醒我的那样，这些属于她哥哥哈罗德的专业领域，他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荣休教授。

在《生命之书》中，当哈罗德在前往哈佛大学途中造访阿特伍德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公寓时，神经元的话题随之出现。

为了欢迎哈罗德，阿特伍德烤了个蛋糕，上面装饰着用巧克力糖浆画出的神经元图案。但我知道，阿特伍德对这个主题的迷恋远不止于蛋糕上的糖浆。考虑到这一点，我把话题转向阿特伍德2022年的散文集《紧迫问题》中的一篇文章。

在这本书中，她论证了讲故事乃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追踪动物并重构其行动轨迹的神经通路，是让我们天生就会讲故事的同一种认知硬件。

正如阿特伍德所写的那样，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线索可以在脑海中组织成“一系列以一群角色为中心的事件和行动”，由此距离第一位莎士比亚的雏形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关于讲故事的社会生物学观点让我想起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爱德华·威尔逊。阿特伍德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阿特伍德告诉我，她后来在2010年成为了威尔逊的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她说：“我了解关于科学的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蚁群的兴衰，非常棒，蚂蚁的部分非常棒，人类的部分就没那么棒了。”

本可成为植物学家

这与阿特伍德本人的成长经历相符。她出生在渥太华，父亲是昆虫学家。由于父亲野外工作的需要，她早年夏天都在魁北克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木屋里度过。

对于阿特伍德来说，这个环境是为亲近自然量身定制的。她写道，多种多样的生命，包括鱼、青蛙、蛇、蠕虫和其他“潮湿阴暗之处的居民”无处不在，这强化了人类只是无穷多样的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念。

作为高中生，她的生物成绩比英语好。阿特伍德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告诉我，她的未来似乎指向了科学，直到“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她说：“我选择了一条最疯狂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像我父亲喜欢说的那样，我本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

我很好奇阿特伍德是否继承了她父亲对昆虫学的偏好，并将之转化到她的作品当中。

在这里，我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因：一位富商和业余昆虫学家。这个人物在小说《吉姆爷》的中段出现，炫耀着一只稀有的蝴蝶。这种手法使得康拉德能够在一定距离以外审视人性及其缺陷。

阿特伍德坚决反对这种比较。

她说：“要想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对你的人物感同身受。把蝴蝶钉在板子上的人不太能做到感同身受。”

坚信“自然必胜”

对我来说，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的科学直觉的小说莫过于《别名格蕾丝》。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她为这部小说展开了海量的调研工作，因为当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需要加以梳理。

最终，阿特伍德致力于讲述一个与所有历史证据吻合的故事，而没有随意排除任何可能性。从本质上讲，它做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基于不完整的数据，细致考虑多种工作假设。但这意味着要让读者自己回答故事主角格蕾丝·马克斯是否犯了谋杀罪的问题。

但为什么不像虚构故事经常做的那样，直接选择一个版本？

阿特伍德说：“作为小说家，如果我知道结果，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和她的伴侣、已故的格雷姆·吉布森一直在皮利角追踪春季迁徙。后来，他们发现僻静的皮利岛甚至更有吸引力，并于1987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处避暑别墅。事实证明那是观鸟和写作的好地方，首先是《猫眼》，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是阿特伍德在岛上创作的。

皮利岛鸟类观测站是2004年成立的保护和公共教育机构，而阿特伍德是该观测站的热心发起者和支持者。

在我看来，对于一位以预言环境灾难即将降临而闻名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充满希望之举。

但阿特伍德纠正了这种印象，她并非愤世嫉俗，而是内心笃定，她已经知晓我们自从开始在非洲大草原上游荡就在书写的人类宏大故事的结局。

她告诉我，写出来很简单：“自然必胜。”（编译/葛雪蕾）

参考消息网3月4日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20日刊登题为《天生的故事高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解释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讲故事基因》的文章，作者是伊万·谢梅纽克。全文摘编如下：

当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多伦多曾经稀松平常、如今却因全球气候变化而显得异常严酷的寒冬。

这种倒退回往日气候的感觉很应景。我希望我们能深入探讨阿特伍德在她最近的自传《生命之书：某种回忆录》中记录的个人历史。具体来说，我想探究科学是如何影响这位加拿大最知名作家的生活和世界观的。

迷恋“神经元”主题

我选择从神经元开始。

正如阿特伍德提醒我的那样，这些属于她哥哥哈罗德的专业领域，他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荣休教授。

在《生命之书》中，当哈罗德在前往哈佛大学途中造访阿特伍德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公寓时，神经元的话题随之出现。

为了欢迎哈罗德，阿特伍德烤了个蛋糕，上面装饰着用巧克力糖浆画出的神经元图案。但我知道，阿特伍德对这个主题的迷恋远不止于蛋糕上的糖浆。考虑到这一点，我把话题转向阿特伍德2022年的散文集《紧迫问题》中的一篇文章。

在这本书中，她论证了讲故事乃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追踪动物并重构其行动轨迹的神经通路，是让我们天生就会讲故事的同一种认知硬件。

正如阿特伍德所写的那样，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线索可以在脑海中组织成“一系列以一群角色为中心的事件和行动”，由此距离第一位莎士比亚的雏形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关于讲故事的社会生物学观点让我想起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爱德华·威尔逊。阿特伍德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已经步入正轨。

阿特伍德告诉我，她后来在2010年成为了威尔逊的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她说：“我了解关于科学的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蚁群的兴衰，非常棒，蚂蚁的部分非常棒，人类的部分就没那么棒了。”

本可成为植物学家

这与阿特伍德本人的成长经历相符。她出生在渥太华，父亲是昆虫学家。由于父亲野外工作的需要，她早年夏天都在魁北克西北部的一个偏僻小木屋里度过。

对于阿特伍德来说，这个环境是为亲近自然量身定制的。她写道，多种多样的生命，包括鱼、青蛙、蛇、蠕虫和其他“潮湿阴暗之处的居民”无处不在，这强化了人类只是无穷多样的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念。

作为高中生，她的生物成绩比英语好。阿特伍德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告诉我，她的未来似乎指向了科学，直到“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她说：“我选择了一条最疯狂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不然的话，就像我父亲喜欢说的那样，我本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

我很好奇阿特伍德是否继承了她父亲对昆虫学的偏好，并将之转化到她的作品当中。

在这里，我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因：一位富商和业余昆虫学家。这个人物在小说《吉姆爷》的中段出现，炫耀着一只稀有的蝴蝶。这种手法使得康拉德能够在一定距离以外审视人性及其缺陷。

阿特伍德坚决反对这种比较。

她说：“要想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对你的人物感同身受。把蝴蝶钉在板子上的人不太能做到感同身受。”

坚信“自然必胜”

对我来说，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的科学直觉的小说莫过于《别名格蕾丝》。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她为这部小说展开了海量的调研工作，因为当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需要加以梳理。

最终，阿特伍德致力于讲述一个与所有历史证据吻合的故事，而没有随意排除任何可能性。从本质上讲，它做的是科学家的工作：基于不完整的数据，细致考虑多种工作假设。但这意味着要让读者自己回答故事主角格蕾丝·马克斯是否犯了谋杀罪的问题。

但为什么不像虚构故事经常做的那样，直接选择一个版本？

阿特伍德说：“作为小说家，如果我知道结果，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和她的伴侣、已故的格雷姆·吉布森一直在皮利角追踪春季迁徙。后来，他们发现僻静的皮利岛甚至更有吸引力，并于1987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处避暑别墅。事实证明那是观鸟和写作的好地方，首先是《猫眼》，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是阿特伍德在岛上创作的。

皮利岛鸟类观测站是2004年成立的保护和公共教育机构，而阿特伍德是该观测站的热心发起者和支持者。

在我看来，对于一位以预言环境灾难即将降临而闻名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充满希望之举。

但阿特伍德纠正了这种印象，她并非愤世嫉俗，而是内心笃定，她已经知晓我们自从开始在非洲大草原上游荡就在书写的人类宏大故事的结局。

她告诉我，写出来很简单：“自然必胜。”（编译/葛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