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加快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放眼全球，英国、新加坡、韩国、新西兰等国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进程中，高等教育院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首尔等地，都将营造良好科创生态作为打造国际科创高地的成功钥匙。与此同时，在全球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影响、跨部门整合成本较高等背景下，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也须警惕并着力化解相关风险危机。

政策维度

制度供给和战略布局的系统构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源于单一产业突破或资本聚集，而是长期制度供给、科研组织改革与公共政策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全球经验看，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制度保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财政金融工具协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等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的制度性保障。国际科创中心普遍具备高度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英国通过国家科研和创新体系整合，将科研经费集中配置至关键战略方向。例如，依托以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艾伦·图灵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研究和伦理规范研究的协同布局，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的结合。

二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平台协同。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研设施成为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要素。新加坡在“RIE2030”战略框架下推进科研与产业发展衔接，通过加强公共科研平台建设、促进高校与企业协作、完善管理和绩效机制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三是高校制度改革和成果转化。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重要节点。一些欧美国家明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为大学技术转移和教授创业提供法律基础。这种制度设计有效打通“实验室—企业”路径。而在一些地区，有关大学通过设立跨学院研究院和创业支持平台，推动科研人员参与技术孵化，形成“科研—资本—创业”闭环机制。

四是人才政策国际化和多层次结构。科创中心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韩国首尔通过“RISE”计划，将高校学科布局与地方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同步。新西兰通过强化国家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机制，聚焦优势领域布局创新资源，强调科研投入的精准化和国际合作导向。

2

经验维度

创新生态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单一要素集聚的结果，而是在知识生产体系、资本配置机制、科研组织形态和制度执行能力等多重结构嵌合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不同区域虽路径各异，但均体现出创新生态系统化运行的共同特征。

重视知识、资本与文化的嵌合。一些国家区域模式的核心并非仅为当地企业，而是以当地高校作为策源节点的知识生产体系，依托教授创业常态化、风险投资与大学紧密关联、高度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等运行机制。同时，当地技术许可办公室助力科研成果快速实现商业化，风险资本则承接因技术不确定性产生的投资风险，使高校、资本与企业之间构建起循环反馈机制。依靠科研组织形态创新、打破学科壁垒的任务导向以及产业需求与学术探索双向互动模式，高校不仅按学科划分组织，更按“问题”划分研究单元。

强化高等教育跨区域协同创新。英国正在从单一城市创新转向区域协同。剑桥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具备深厚积累，而曼彻斯特大学在材料科学等领域形成产业化优势，两校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分工协同。伦敦知识区区域协同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划、数据和资源共享以及跨区域治理机制协调，通过空间集聚提高创新密度，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近距离互动。在更大范围内，欧洲依托欧盟统一科研框架和成员国高校网络，跨国联合团队和共享科研设施成为常态，创新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或国家，而是形成跨区域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机制。

注重高效率政策执行和全链条整合。新加坡通过长期教育科技与企业创新规划和年度预算衔接，确保战略方向连续。同时，整合教育、科研、技能培训和企业支持政策，形成高度协同体系。一些国家全球创新推进机构依托当地科研都市圈的知识资源，通过产学官合作、匹配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和产业界的需求、培育创业企业等方式来开拓新事业，持续产出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3

警惕事项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潜在风险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容易在高强度投入和快速扩张中出现结构性偏差。相关风险并非表层操作问题，而是制度逻辑和发展节奏不匹配所引发的系统性挑战。

一是投资驱动型扩张下的“规模幻觉”。在地方竞争压力下，各地往往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园区建设和基金设立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然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并非短期资本堆积即可实现。一些国家区域体系，是在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和制度演化中逐步形成的。若缺乏科研组织改革和评价制度优化，仅依赖资金扩张，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重复建设。

二是人才结构和评价机制的单一僵化。科创中心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更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与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完整链条。若政策过度强调高层次人才引进，而忽视职业教育和工程体系建设，科研成果将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同时，若科研评价仍以论文数量或短期绩效为导向，将抑制高风险原创探索，强化项目依赖型研究模式，削弱长期攻关能力。

三是区域高教协作的统筹成本。随着创新科技活动从中心向周边的扩展，高等教育跨区域甚至跨国协同治理成为关键议题。若缺乏统一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跨区域合作可能演变为重复建设和政策竞争，增加整合成本，削弱整体效率。例如，欧洲跨国创新协同的实践表明，统一资助框架虽有助于资源整合，但在成员国利益协调和政策执行层面仍面临治理成本上升和决策效率下降等挑战。

（宋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杨浩晨、李程琳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战和略研究”（CDA240262）成果之一）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05日 第09版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加快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放眼全球，英国、新加坡、韩国、新西兰等国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进程中，高等教育院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首尔等地，都将营造良好科创生态作为打造国际科创高地的成功钥匙。与此同时，在全球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影响、跨部门整合成本较高等背景下，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也须警惕并着力化解相关风险危机。

政策维度

制度供给和战略布局的系统构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源于单一产业突破或资本聚集，而是长期制度供给、科研组织改革与公共政策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全球经验看，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制度保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财政金融工具协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等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的制度性保障。国际科创中心普遍具备高度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英国通过国家科研和创新体系整合，将科研经费集中配置至关键战略方向。例如，依托以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艾伦·图灵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研究和伦理规范研究的协同布局，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的结合。

二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平台协同。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研设施成为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要素。新加坡在“RIE2030”战略框架下推进科研与产业发展衔接，通过加强公共科研平台建设、促进高校与企业协作、完善管理和绩效机制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三是高校制度改革和成果转化。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重要节点。一些欧美国家明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为大学技术转移和教授创业提供法律基础。这种制度设计有效打通“实验室—企业”路径。而在一些地区，有关大学通过设立跨学院研究院和创业支持平台，推动科研人员参与技术孵化，形成“科研—资本—创业”闭环机制。

四是人才政策国际化和多层次结构。科创中心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韩国首尔通过“RISE”计划，将高校学科布局与地方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同步。新西兰通过强化国家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机制，聚焦优势领域布局创新资源，强调科研投入的精准化和国际合作导向。

2

经验维度

创新生态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单一要素集聚的结果，而是在知识生产体系、资本配置机制、科研组织形态和制度执行能力等多重结构嵌合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不同区域虽路径各异，但均体现出创新生态系统化运行的共同特征。

重视知识、资本与文化的嵌合。一些国家区域模式的核心并非仅为当地企业，而是以当地高校作为策源节点的知识生产体系，依托教授创业常态化、风险投资与大学紧密关联、高度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等运行机制。同时，当地技术许可办公室助力科研成果快速实现商业化，风险资本则承接因技术不确定性产生的投资风险，使高校、资本与企业之间构建起循环反馈机制。依靠科研组织形态创新、打破学科壁垒的任务导向以及产业需求与学术探索双向互动模式，高校不仅按学科划分组织，更按“问题”划分研究单元。

强化高等教育跨区域协同创新。英国正在从单一城市创新转向区域协同。剑桥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具备深厚积累，而曼彻斯特大学在材料科学等领域形成产业化优势，两校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分工协同。伦敦知识区区域协同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划、数据和资源共享以及跨区域治理机制协调，通过空间集聚提高创新密度，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近距离互动。在更大范围内，欧洲依托欧盟统一科研框架和成员国高校网络，跨国联合团队和共享科研设施成为常态，创新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或国家，而是形成跨区域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机制。

注重高效率政策执行和全链条整合。新加坡通过长期教育科技与企业创新规划和年度预算衔接，确保战略方向连续。同时，整合教育、科研、技能培训和企业支持政策，形成高度协同体系。一些国家全球创新推进机构依托当地科研都市圈的知识资源，通过产学官合作、匹配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和产业界的需求、培育创业企业等方式来开拓新事业，持续产出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3

警惕事项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潜在风险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容易在高强度投入和快速扩张中出现结构性偏差。相关风险并非表层操作问题，而是制度逻辑和发展节奏不匹配所引发的系统性挑战。

一是投资驱动型扩张下的“规模幻觉”。在地方竞争压力下，各地往往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园区建设和基金设立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然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并非短期资本堆积即可实现。一些国家区域体系，是在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和制度演化中逐步形成的。若缺乏科研组织改革和评价制度优化，仅依赖资金扩张，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重复建设。

二是人才结构和评价机制的单一僵化。科创中心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更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与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完整链条。若政策过度强调高层次人才引进，而忽视职业教育和工程体系建设，科研成果将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同时，若科研评价仍以论文数量或短期绩效为导向，将抑制高风险原创探索，强化项目依赖型研究模式，削弱长期攻关能力。

三是区域高教协作的统筹成本。随着创新科技活动从中心向周边的扩展，高等教育跨区域甚至跨国协同治理成为关键议题。若缺乏统一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跨区域合作可能演变为重复建设和政策竞争，增加整合成本，削弱整体效率。例如，欧洲跨国创新协同的实践表明，统一资助框架虽有助于资源整合，但在成员国利益协调和政策执行层面仍面临治理成本上升和决策效率下降等挑战。

（宋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杨浩晨、李程琳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战和略研究”（CDA240262）成果之一）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05日 第09版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加快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放眼全球，英国、新加坡、韩国、新西兰等国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进程中，高等教育院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首尔等地，都将营造良好科创生态作为打造国际科创高地的成功钥匙。与此同时，在全球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影响、跨部门整合成本较高等背景下，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也须警惕并着力化解相关风险危机。

政策维度

制度供给和战略布局的系统构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源于单一产业突破或资本聚集，而是长期制度供给、科研组织改革与公共政策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全球经验看，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制度保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财政金融工具协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等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的制度性保障。国际科创中心普遍具备高度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英国通过国家科研和创新体系整合，将科研经费集中配置至关键战略方向。例如，依托以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艾伦·图灵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研究和伦理规范研究的协同布局，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的结合。

二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平台协同。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研设施成为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要素。新加坡在“RIE2030”战略框架下推进科研与产业发展衔接，通过加强公共科研平台建设、促进高校与企业协作、完善管理和绩效机制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三是高校制度改革和成果转化。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重要节点。一些欧美国家明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为大学技术转移和教授创业提供法律基础。这种制度设计有效打通“实验室—企业”路径。而在一些地区，有关大学通过设立跨学院研究院和创业支持平台，推动科研人员参与技术孵化，形成“科研—资本—创业”闭环机制。

四是人才政策国际化和多层次结构。科创中心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韩国首尔通过“RISE”计划，将高校学科布局与地方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同步。新西兰通过强化国家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机制，聚焦优势领域布局创新资源，强调科研投入的精准化和国际合作导向。

2

经验维度

创新生态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单一要素集聚的结果，而是在知识生产体系、资本配置机制、科研组织形态和制度执行能力等多重结构嵌合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不同区域虽路径各异，但均体现出创新生态系统化运行的共同特征。

重视知识、资本与文化的嵌合。一些国家区域模式的核心并非仅为当地企业，而是以当地高校作为策源节点的知识生产体系，依托教授创业常态化、风险投资与大学紧密关联、高度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等运行机制。同时，当地技术许可办公室助力科研成果快速实现商业化，风险资本则承接因技术不确定性产生的投资风险，使高校、资本与企业之间构建起循环反馈机制。依靠科研组织形态创新、打破学科壁垒的任务导向以及产业需求与学术探索双向互动模式，高校不仅按学科划分组织，更按“问题”划分研究单元。

强化高等教育跨区域协同创新。英国正在从单一城市创新转向区域协同。剑桥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具备深厚积累，而曼彻斯特大学在材料科学等领域形成产业化优势，两校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分工协同。伦敦知识区区域协同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划、数据和资源共享以及跨区域治理机制协调，通过空间集聚提高创新密度，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近距离互动。在更大范围内，欧洲依托欧盟统一科研框架和成员国高校网络，跨国联合团队和共享科研设施成为常态，创新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或国家，而是形成跨区域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机制。

注重高效率政策执行和全链条整合。新加坡通过长期教育科技与企业创新规划和年度预算衔接，确保战略方向连续。同时，整合教育、科研、技能培训和企业支持政策，形成高度协同体系。一些国家全球创新推进机构依托当地科研都市圈的知识资源，通过产学官合作、匹配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和产业界的需求、培育创业企业等方式来开拓新事业，持续产出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3

警惕事项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潜在风险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容易在高强度投入和快速扩张中出现结构性偏差。相关风险并非表层操作问题，而是制度逻辑和发展节奏不匹配所引发的系统性挑战。

一是投资驱动型扩张下的“规模幻觉”。在地方竞争压力下，各地往往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园区建设和基金设立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然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并非短期资本堆积即可实现。一些国家区域体系，是在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和制度演化中逐步形成的。若缺乏科研组织改革和评价制度优化，仅依赖资金扩张，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重复建设。

二是人才结构和评价机制的单一僵化。科创中心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更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与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完整链条。若政策过度强调高层次人才引进，而忽视职业教育和工程体系建设，科研成果将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同时，若科研评价仍以论文数量或短期绩效为导向，将抑制高风险原创探索，强化项目依赖型研究模式，削弱长期攻关能力。

三是区域高教协作的统筹成本。随着创新科技活动从中心向周边的扩展，高等教育跨区域甚至跨国协同治理成为关键议题。若缺乏统一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跨区域合作可能演变为重复建设和政策竞争，增加整合成本，削弱整体效率。例如，欧洲跨国创新协同的实践表明，统一资助框架虽有助于资源整合，但在成员国利益协调和政策执行层面仍面临治理成本上升和决策效率下降等挑战。

（宋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杨浩晨、李程琳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战和略研究”（CDA240262）成果之一）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05日 第09版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加快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放眼全球，英国、新加坡、韩国、新西兰等国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进程中，高等教育院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首尔等地，都将营造良好科创生态作为打造国际科创高地的成功钥匙。与此同时，在全球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影响、跨部门整合成本较高等背景下，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也须警惕并着力化解相关风险危机。

政策维度

制度供给和战略布局的系统构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源于单一产业突破或资本聚集，而是长期制度供给、科研组织改革与公共政策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全球经验看，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制度保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财政金融工具协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等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的制度性保障。国际科创中心普遍具备高度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英国通过国家科研和创新体系整合，将科研经费集中配置至关键战略方向。例如，依托以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艾伦·图灵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研究和伦理规范研究的协同布局，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的结合。

二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平台协同。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研设施成为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要素。新加坡在“RIE2030”战略框架下推进科研与产业发展衔接，通过加强公共科研平台建设、促进高校与企业协作、完善管理和绩效机制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三是高校制度改革和成果转化。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重要节点。一些欧美国家明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为大学技术转移和教授创业提供法律基础。这种制度设计有效打通“实验室—企业”路径。而在一些地区，有关大学通过设立跨学院研究院和创业支持平台，推动科研人员参与技术孵化，形成“科研—资本—创业”闭环机制。

四是人才政策国际化和多层次结构。科创中心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韩国首尔通过“RISE”计划，将高校学科布局与地方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同步。新西兰通过强化国家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机制，聚焦优势领域布局创新资源，强调科研投入的精准化和国际合作导向。

2

经验维度

创新生态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单一要素集聚的结果，而是在知识生产体系、资本配置机制、科研组织形态和制度执行能力等多重结构嵌合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不同区域虽路径各异，但均体现出创新生态系统化运行的共同特征。

重视知识、资本与文化的嵌合。一些国家区域模式的核心并非仅为当地企业，而是以当地高校作为策源节点的知识生产体系，依托教授创业常态化、风险投资与大学紧密关联、高度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等运行机制。同时，当地技术许可办公室助力科研成果快速实现商业化，风险资本则承接因技术不确定性产生的投资风险，使高校、资本与企业之间构建起循环反馈机制。依靠科研组织形态创新、打破学科壁垒的任务导向以及产业需求与学术探索双向互动模式，高校不仅按学科划分组织，更按“问题”划分研究单元。

强化高等教育跨区域协同创新。英国正在从单一城市创新转向区域协同。剑桥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具备深厚积累，而曼彻斯特大学在材料科学等领域形成产业化优势，两校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分工协同。伦敦知识区区域协同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划、数据和资源共享以及跨区域治理机制协调，通过空间集聚提高创新密度，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近距离互动。在更大范围内，欧洲依托欧盟统一科研框架和成员国高校网络，跨国联合团队和共享科研设施成为常态，创新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或国家，而是形成跨区域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机制。

注重高效率政策执行和全链条整合。新加坡通过长期教育科技与企业创新规划和年度预算衔接，确保战略方向连续。同时，整合教育、科研、技能培训和企业支持政策，形成高度协同体系。一些国家全球创新推进机构依托当地科研都市圈的知识资源，通过产学官合作、匹配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和产业界的需求、培育创业企业等方式来开拓新事业，持续产出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3

警惕事项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潜在风险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容易在高强度投入和快速扩张中出现结构性偏差。相关风险并非表层操作问题，而是制度逻辑和发展节奏不匹配所引发的系统性挑战。

一是投资驱动型扩张下的“规模幻觉”。在地方竞争压力下，各地往往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园区建设和基金设立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然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并非短期资本堆积即可实现。一些国家区域体系，是在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和制度演化中逐步形成的。若缺乏科研组织改革和评价制度优化，仅依赖资金扩张，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重复建设。

二是人才结构和评价机制的单一僵化。科创中心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更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与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完整链条。若政策过度强调高层次人才引进，而忽视职业教育和工程体系建设，科研成果将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同时，若科研评价仍以论文数量或短期绩效为导向，将抑制高风险原创探索，强化项目依赖型研究模式，削弱长期攻关能力。

三是区域高教协作的统筹成本。随着创新科技活动从中心向周边的扩展，高等教育跨区域甚至跨国协同治理成为关键议题。若缺乏统一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跨区域合作可能演变为重复建设和政策竞争，增加整合成本，削弱整体效率。例如，欧洲跨国创新协同的实践表明，统一资助框架虽有助于资源整合，但在成员国利益协调和政策执行层面仍面临治理成本上升和决策效率下降等挑战。

（宋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杨浩晨、李程琳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战和略研究”（CDA240262）成果之一）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05日 第09版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加快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放眼全球，英国、新加坡、韩国、新西兰等国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进程中，高等教育院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首尔等地，都将营造良好科创生态作为打造国际科创高地的成功钥匙。与此同时，在全球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影响、跨部门整合成本较高等背景下，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也须警惕并着力化解相关风险危机。

政策维度

制度供给和战略布局的系统构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源于单一产业突破或资本聚集，而是长期制度供给、科研组织改革与公共政策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全球经验看，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制度保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财政金融工具协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等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的制度性保障。国际科创中心普遍具备高度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英国通过国家科研和创新体系整合，将科研经费集中配置至关键战略方向。例如，依托以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艾伦·图灵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研究和伦理规范研究的协同布局，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的结合。

二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平台协同。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研设施成为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要素。新加坡在“RIE2030”战略框架下推进科研与产业发展衔接，通过加强公共科研平台建设、促进高校与企业协作、完善管理和绩效机制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三是高校制度改革和成果转化。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的重要节点。一些欧美国家明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为大学技术转移和教授创业提供法律基础。这种制度设计有效打通“实验室—企业”路径。而在一些地区，有关大学通过设立跨学院研究院和创业支持平台，推动科研人员参与技术孵化，形成“科研—资本—创业”闭环机制。

四是人才政策国际化和多层次结构。科创中心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韩国首尔通过“RISE”计划，将高校学科布局与地方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同步。新西兰通过强化国家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机制，聚焦优势领域布局创新资源，强调科研投入的精准化和国际合作导向。

2

经验维度

创新生态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并非单一要素集聚的结果，而是在知识生产体系、资本配置机制、科研组织形态和制度执行能力等多重结构嵌合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不同区域虽路径各异，但均体现出创新生态系统化运行的共同特征。

重视知识、资本与文化的嵌合。一些国家区域模式的核心并非仅为当地企业，而是以当地高校作为策源节点的知识生产体系，依托教授创业常态化、风险投资与大学紧密关联、高度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等运行机制。同时，当地技术许可办公室助力科研成果快速实现商业化，风险资本则承接因技术不确定性产生的投资风险，使高校、资本与企业之间构建起循环反馈机制。依靠科研组织形态创新、打破学科壁垒的任务导向以及产业需求与学术探索双向互动模式，高校不仅按学科划分组织，更按“问题”划分研究单元。

强化高等教育跨区域协同创新。英国正在从单一城市创新转向区域协同。剑桥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具备深厚积累，而曼彻斯特大学在材料科学等领域形成产业化优势，两校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分工协同。伦敦知识区区域协同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划、数据和资源共享以及跨区域治理机制协调，通过空间集聚提高创新密度，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近距离互动。在更大范围内，欧洲依托欧盟统一科研框架和成员国高校网络，跨国联合团队和共享科研设施成为常态，创新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或国家，而是形成跨区域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机制。

注重高效率政策执行和全链条整合。新加坡通过长期教育科技与企业创新规划和年度预算衔接，确保战略方向连续。同时，整合教育、科研、技能培训和企业支持政策，形成高度协同体系。一些国家全球创新推进机构依托当地科研都市圈的知识资源，通过产学官合作、匹配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和产业界的需求、培育创业企业等方式来开拓新事业，持续产出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3

警惕事项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潜在风险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容易在高强度投入和快速扩张中出现结构性偏差。相关风险并非表层操作问题，而是制度逻辑和发展节奏不匹配所引发的系统性挑战。

一是投资驱动型扩张下的“规模幻觉”。在地方竞争压力下，各地往往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园区建设和基金设立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然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并非短期资本堆积即可实现。一些国家区域体系，是在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和制度演化中逐步形成的。若缺乏科研组织改革和评价制度优化，仅依赖资金扩张，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重复建设。

二是人才结构和评价机制的单一僵化。科创中心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更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与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完整链条。若政策过度强调高层次人才引进，而忽视职业教育和工程体系建设，科研成果将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同时，若科研评价仍以论文数量或短期绩效为导向，将抑制高风险原创探索，强化项目依赖型研究模式，削弱长期攻关能力。

三是区域高教协作的统筹成本。随着创新科技活动从中心向周边的扩展，高等教育跨区域甚至跨国协同治理成为关键议题。若缺乏统一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跨区域合作可能演变为重复建设和政策竞争，增加整合成本，削弱整体效率。例如，欧洲跨国创新协同的实践表明，统一资助框架虽有助于资源整合，但在成员国利益协调和政策执行层面仍面临治理成本上升和决策效率下降等挑战。

（宋佳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杨浩晨、李程琳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战和略研究”（CDA240262）成果之一）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05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