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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2026-03-20 14:01:05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2026-03-20 14:01:05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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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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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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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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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2026-03-20 14:01:05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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