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想到了我认识多年的两位“另类”女作家，裴爱民和姜淑梅。前者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70后”农民，后者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没上过学的89岁老人。

她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早年都错失了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并非不幸的女人，她们的生命里可能没有风花雪月，但有历经打磨的春华秋实。

最关键的，她们首先是她自己，即使生活再困顿，也没有丢失描摹世界的本能，“作家”这个标签，只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

感谢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让更多人知道：不要放弃梦想，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从“田鼠大婶”到“裴姐”

“这是你来过的村庄”“风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这两句诗一般的句子，是裴爱民在寄来的新书《田鼠大婶的画》《田鼠大婶的散文诗》上给我的题词。

“田鼠大婶”是裴爱民2011年就开始用的网名。2022年，她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出版了首本散文集《田鼠大婶的日记》。就是那时候，我们因采访结识，但一直没见过，在微信上聊了三年。

一次，她要去北京一个大学分享读书故事。她说——我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不紧张。如果让我照稿子念，我手抖得厉害。一说起来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庄稼，我就高兴，有好多他们不知道的我们土地上的事儿。虽然我文化水平没有大作家高，但是我知道啥时候种麦子，地头的苦豆啥时候开花，庄子上的人家挑哪天嫁女儿。

就凭这，我不把裴爱民看成是农民作家，她是诗人。

刚认识时，我寄了一套李娟的书给她。她激动死了，说身边可以看的书太少了。有一年，她的心情特别悲伤，我背地里听说了她遭逢亲人去世的变故，寄了一套黑塞的书给她。

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她心里好像全明白。那阵子她就看黑塞的《悉达多》度日，她说黑塞很特别，以前也看过一点，他“简单又质朴”。

后来，我还寄过一本写农事诗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集。我估摸着也能对她的味儿。

蛇年春节，裴爱民受邀上北京看春晚，我约她写个稿，同时也约了浙江余姚的“菜场女作家”陈慧。说起“踏实又朴实的陈慧啊”，裴爱民说自己“真是惭愧”。

其实那阵子，她已经开始写每首都很长的散文诗了。

去年3月，我去甘肃民勤出差，第一次见到了裴爱民。

我们年岁相仿，连脸蛋和发型都相似。她家的院子外墙上，写着田鼠大婶的名字，还有她的书和照片。“把农家日子写成诗意和浪漫”的田鼠大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

裴爱民叫上大学毕业的女儿圆圆，让她开车，拉着我去了大棚。大棚就是温室，种着一垄垄人参果，大部分已经熟了。裴爱民挑挑拣拣，摘下一个个头大的，递给我。

裴爱民的母亲花了一天时间，烧制了一锅“羊肉黄米面条”，这道美食被称作民勤人“最难解的乡愁”，也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节。

用毕，我和裴姐盘腿坐在炕上——我私底下一直管叫她裴姐，用南腔北调聊文学。她的西北口音，有些我听不懂，得互相来回好几次。我这才明白，为啥裴姐拒绝电话采访，更爱在微信上用文字表达。

她用散文一般的语言，说起从前的文学梦。干农活的空隙，她坐在阳光下，守着一垄豆苗，她就对着飞来的蝴蝶说话，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她给我看写在本子上的散文诗，已经写了七十几首，她准备写一百首。

最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民勤荒漠里采访种梭梭的当地农民，还捉到一枚“田鼠大婶”的粉丝。那位大姐叫王玉翠，她很喜欢“田鼠大婶”画的画，还每天看“田鼠大婶”的直播。

裴姐还开直播？裴姐说，每天早上醒来会开一会儿直播，卖自家的农产品，有时就对着镜头自顾自地朗读。

转眼到了秋天，裴姐拍了几张民勤沙漠的照片发来，沙漠里生长着红柳。如此广袤的沙漠，好像能听见风的吼声，我莫名想起了电影里看到过的英格兰的荒野。

裴姐在那头回复：“是的，我也会想起《呼啸山庄》。常常坐在沙梁上，听着大风呼啸，总会想起那开着低矮的石楠花的荒原。”

我们都喜欢幻想，生活再怎么摸爬滚打，也没让我们丢弃想象力。我祝她成为大西北的黑塞、中国的安徒生，或者就如她所言，为我们丰饶又沉默的大地书写或歌唱——

“一茬一茬的庄稼收了，一辈一辈的人走了，我们的土地，依旧在那儿，不言不语。”

那个花一样的老人

认识姜淑梅是2013年，报社派我去黑龙江采访这位60岁学认字、77岁出书的传奇奶奶。

采访姜奶奶愉快极了，就是唠嗑。她不会说大词，也不肯说套话，而是用民间故事里近乎口无遮拦的智慧来回答。

这种智慧也是质朴的，像姜淑梅曾经历经战乱、饱尝穷苦的人生。

那一年，她77岁，刚出版了第一本书《乱世和，穷时候》。

那一年的姜奶奶长得像那时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都是一头柔软的白发，眼睛都是深邃的，俏丽的。

姜淑梅是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杂志上出道，第一篇稿费3000多元。老太太高兴得“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在姜淑梅那里，写得好不能归功于文笔或辞藻，而是纯粹的语言。打个比方，没上过学的她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凭借天赋驾驭叙事。

姜奶奶学认字，是在老伴出车祸去世后，为了让娘有事做，女儿张爱玲开始教她。

她的写作老师也是女儿爱玲。这名字是爱玲的爸爸去上户口的路上起的。爱玲后来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苓。

姜淑梅和女儿兼老师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她不会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她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写什么，怎么写。

她坐在十二楼有窗外风景的客厅里，抱着沙发枕垫，在废纸上写。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写完了装在一个鞋盒里，等待老师批阅。有时候不用老师点评，她悟着写得不好，就重写。

不会写的字，她在纸上空出位置，等着老师来教。她不会起标题，女儿爱玲给她起，起得不好，她就摇头。

写完了自己的故事，她开始写周围人的故事。姜淑梅的老家在山东省巨野县。每年爱玲陪着，陪娘回老家“上货”。“上货”就是采风，姜淑梅挎着一个小包，手里拿记录本，还有秘密武器：录音笔。

她和人一唠嗑，就知道有没有故事。她要找的，是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是听了就能记住的故事。

爱玲说，每次听完故事，娘都留下电话，书出来了，每个采访对象都寄去，有的家族人多，就寄两本，光快递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2016年夏天的上海书展，姜淑梅带着第四本书《俺男人》，女儿爱玲带着自己的新书《咱们学生》一起来了。有记者问她：您和女儿谁写得好？姜淑梅回答：“我写得好，因为我经历多，年纪大，人家都愿意看我的。”

在《俺男人》的结尾，姜淑梅第一次写到去世的老伴——“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她笔下的那个男人——热心肠，但也爱吹牛，脑子好使，会挣钱，但也经常把家里的钱拿个精光，借别人。

姜淑梅第一次照相，是1985年女儿张爱玲考上大学，娘俩到照相馆照的。那一年，她48岁。

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好几页姜淑梅出席各种场合的照片， 美丽，优雅。过了年，老人已经虚龄九十。遥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