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伊朗当交换教师的李睿误打误撞成了凤凰卫视驻外记者。20年来，她的镜头穿越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丈夫也辞去工作成为她的新闻搭档。在驻伊朗的记者圈里，李睿是个特例。得益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打下的波斯语底子，她能不通过英语，直接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

伊朗当地时间2月28日清晨，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对李睿的采访，不时被她突然接到的电话、与周围人的交谈打断，她熟练地切换中文和波斯语，常常抱歉说“我又要采访了”“我要赶紧吃东西准备连线了”。

在彻夜空袭时躲进卫生间里赶稿、在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街头抢拍，她认为，作为战地记者，“人性”是她记录的原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最近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李睿：忙得一塌糊涂。每天最早的电视节目连线在北京时间7点，在这里就是凌晨2点左右，对于只睡四五个小时的我来说，确实非常困难。第一天（指冲突爆发当天）和第二天我几乎一直在连线，北京时间下午6点、8点、10点、10点半都有节目，直到子夜12点。

这两天稍微好一点。从第四天开始，电视台调整了连线时间，我在两次连线中间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出去采访吗？

李睿：对，我还要做电视报道和写稿。现在我差不多每天给台里发四五条消息，因为战争状态下到处是新闻，而现场的画面必须由我来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外出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李睿：首先是人身安全，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因为拍摄耽误了一点时间，被安全人员控制住了。我们一直试图和对方沟通，但依然被要求删除拍到的采访。突然远处“轰”一声巨响，又开始炸了。安全人员也有点慌，确认我们删完视频，才放我们离开。那时候大概下午2点多，我和摄影师立刻往回赶。因为回去的路被炸坏，已经封锁了，我们只能绕远路一直赶，到家已经3点了。我又饿又累，这时台里同事来问是否可以发新闻了，我只好说我才刚到家，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休息也很不易吧？

李睿：实际上一开始根本没人睡得着。夜里一直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都睡不好觉。这种响声既没有规律，也没有警报。有时候你以为不会再炸了，结果马上又开始炸。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承担。这里通讯不畅，很多朋友联系不上国外的亲人，也会来找我，因为记者有专线和网络。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转达平安消息，比如我的中国朋友、外教夫人、伊朗门卫等等。我能帮的也只有这些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遇到的人们主要有哪几类反应？

李睿：害怕、焦虑是主流。我们摄影师的妻子去年六月“十二日战争”时受过刺激，在阳台上亲眼看见200米外一栋楼被导弹击中坍塌，现在一听到外面有声响就神经紧张，常常崩溃大哭。

也有很多人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究竟该打仗还是和平，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老人反而很淡定。比如摄影师的岳母，听到爆炸声也不理会，继续擦她的玻璃，顶多透过窗户往外看一眼，看看打到哪里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伊朗人还是会选择和家人躲在一起，虽然每一声爆炸都让人毛骨悚然，但只要待在一起，至少能确定身边有人陪伴。

我碰到过一个打扮得挺时尚的女孩从爆炸后的街上经过，这条街对面就是商店，她在里边工作。我问她都爆炸了你们还开门吗，她说当时爆炸的震波一下子过来，耳朵都听不见了，店里的人全吓坏了，小孩子们惊慌失措，大家都在哭。我问她那现在怎么还来上班，她说没办法，战争开始后，有些店关了，有些店还开着，她们是店员，老板让来就得硬着头皮来。“如果我不来，就付不起房租了。”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惊慌，迷茫，平静，无奈。据您观察，人们对战争又持哪些态度？

李睿：也特别复杂。我遇到的大多数当地人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很多人也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带着一点期待。有人一边害怕战争，一边认为战争是必需的，应该忍受。

也有人内心很矛盾。我刚刚碰到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看着被炸的地方就哭了。他不让我拍他，但他告诉我：“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政权，他（指哈梅内伊）被杀死了，我都很难过。”他认为伊朗人有问题应该自己解决，不能由外国人来解决。“现在这样炸，炸死的是伊朗人啊！”我能说什么呢？很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做驻外记者20多年，辗转过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您并非第一次经历动荡局势，感觉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睿：这次绝对是生死之战，从爆炸的威力就能感受出来。回顾我之前所有经历，其实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是在“十二日战争”。但这几天的强度远远超过那次。“十二日战争”使用无人机为主，最多把一栋楼炸毁几层，我几乎没见过整个大楼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但我前两天经过一个巨大的军营，原本那里有高耸的围墙、站岗的哨兵，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现在只剩下一片被铲平了的空地。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夷为平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日记里写过深夜在狭小的卫生间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处理工作的事，因为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即便发生爆炸也不会有碎玻璃伤人。这算不算近期最窘迫的经历了？

李睿：这还不算是，我习惯了哪里都能睡，躺在地上、地毯上也能睡。

我觉得最窘的是我把话筒摔了，连备用的都没有了！我那天忙中出错摔了话筒，而且不是摔一下还能用那种，是“啪”一下当场报废。我想完了，以后怎么工作？我知道原因是自己太累了。前一晚炸得厉害，没睡好，摄影师也累，我也累。我睡了五个小时就起来连线、再连线、出去、再回来。人在这样的循环里会变钝，行动和反应都慢了半拍。

我想马上去买话筒，没有找到开门的店。后来摄影师联系了卖电子器材的人，他送过来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心想下次可别再摔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殊时期，日常工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睿：以前台里对记者要求比较高，画质、声音都有一定要求，还要配上稿件。现在我有时候就把手机拍的原片直接发回去，台里的同事会帮忙做后期。原先的流程是拍摄、采访、剪辑配音、发稿传片，现在变成了“抓拍、发送、再说”，不然根本来不及。

战时状态下，速度比完整重要，一定要“快”。有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走不了了。如果觉得有危险，我会跟摄影师事先商量好，我用手机拍那边，他用摄像机拍这边，我在那里出镜，他在这里打光，快速结束。很多时候靠直觉和默契，但有时候真不知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这种高压、快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您觉得最严酷的挑战是什么？

李睿：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另外，这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管制、断网、谣言满天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不完全可靠，你很难了解到真相。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在自由受限、混乱失序的信息环境里，做尽可能准确的报道？

李睿：我会尽可能去核实，如果无法判断真假，我会谨慎引述官方的说法。不让我说的可以不说，但我不能撒谎。我会去做我觉得有意义的新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似乎特别关注普通人的故事，日记里也有很多这类记录，这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职业经历？

李睿：首先我喜欢学语言，第二我喜欢跟人交流。我喜欢看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工作时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是个男人，主动问我能不能采访他：“我的女儿要对你说句话。”他女儿就用英语给我念了一首诗，表达的是非常强硬的反抗。我都记录下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我不会用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去评判。

我愿意听别人说话，这好像无形中能让我们彼此靠近。我总跟摄影师说，不要说“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个人说话太慢了”，不要干涉别人，让他按自己的节奏讲，自然就能感受到他要说的东西。

我的爱好比较多，阅读、美食……我好像对什么都有好奇心，这对我的工作挺有帮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当记者前有没有受过新闻相关的训练？这些职业理念是发自本能，还是工作积累？

李睿：我可能是出自本能。我是学波斯语的，没学过新闻，但我会看其他好记者的报道，向他们学习。比如周轶君，她文字能力和表达能力特别强，我很佩服她。

我觉得现在做新闻门槛不高，重要的是观察力、表达力，以及天生的新闻敏锐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和周轶君在中东做战地记者时相比，今天这个职业面临什么显著的变化？不变的底线是什么？

李睿：科技发达，战争的强度变了，记者的工具也更加便利。比如我上次采访一位教授，他用的是英语，我需要整理成文字，还要翻译，如果全部人工就特别累。AI帮我省了不少力气，也省了很多时间。

战地记者的底线应该是真实。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另外，底线是不能因为立场去改变什么。我只记录眼前的东西，判断是观众的事。

有时候网上有人骂我，说我对伊朗说好话，也有人骂我诋毁伊朗。有人很介意我戴头巾。他们不明白，在这里很多官方场合必须戴头巾，不戴你都进不去，甚至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戴头巾不代表这是我的信仰。我做我本分的事——记录。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有人看到我的记录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也许我做的也不客观，但那是我眼里看到的。也许我采访的人有自己的立场，但我只是在记录这个人此时此刻的想法。

上次参加一个伊朗的媒体会议，叫我发言，我说我一直相信战地记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的原点是人性。我对人类有同情心，我是带着这个去记录的。

李睿：“十二日战争”时，我独自一人在伊朗，压力特别大。每天炮声隆隆，我很害怕，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写日记。本来只是自己记录，后来发现很多人觉得好，还被发布到网上，就一直写下来了。

李睿：我想记下的是小到一个普通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大到一个民族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些都值得被看见，不只是给伊朗人看，所有人都应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人。

2006年，在伊朗当交换教师的李睿误打误撞成了凤凰卫视驻外记者。20年来，她的镜头穿越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丈夫也辞去工作成为她的新闻搭档。在驻伊朗的记者圈里，李睿是个特例。得益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打下的波斯语底子，她能不通过英语，直接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

伊朗当地时间2月28日清晨，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对李睿的采访，不时被她突然接到的电话、与周围人的交谈打断，她熟练地切换中文和波斯语，常常抱歉说“我又要采访了”“我要赶紧吃东西准备连线了”。

在彻夜空袭时躲进卫生间里赶稿、在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街头抢拍，她认为，作为战地记者，“人性”是她记录的原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最近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李睿：忙得一塌糊涂。每天最早的电视节目连线在北京时间7点，在这里就是凌晨2点左右，对于只睡四五个小时的我来说，确实非常困难。第一天（指冲突爆发当天）和第二天我几乎一直在连线，北京时间下午6点、8点、10点、10点半都有节目，直到子夜12点。

这两天稍微好一点。从第四天开始，电视台调整了连线时间，我在两次连线中间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出去采访吗？

李睿：对，我还要做电视报道和写稿。现在我差不多每天给台里发四五条消息，因为战争状态下到处是新闻，而现场的画面必须由我来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外出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李睿：首先是人身安全，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因为拍摄耽误了一点时间，被安全人员控制住了。我们一直试图和对方沟通，但依然被要求删除拍到的采访。突然远处“轰”一声巨响，又开始炸了。安全人员也有点慌，确认我们删完视频，才放我们离开。那时候大概下午2点多，我和摄影师立刻往回赶。因为回去的路被炸坏，已经封锁了，我们只能绕远路一直赶，到家已经3点了。我又饿又累，这时台里同事来问是否可以发新闻了，我只好说我才刚到家，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休息也很不易吧？

李睿：实际上一开始根本没人睡得着。夜里一直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都睡不好觉。这种响声既没有规律，也没有警报。有时候你以为不会再炸了，结果马上又开始炸。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承担。这里通讯不畅，很多朋友联系不上国外的亲人，也会来找我，因为记者有专线和网络。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转达平安消息，比如我的中国朋友、外教夫人、伊朗门卫等等。我能帮的也只有这些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遇到的人们主要有哪几类反应？

李睿：害怕、焦虑是主流。我们摄影师的妻子去年六月“十二日战争”时受过刺激，在阳台上亲眼看见200米外一栋楼被导弹击中坍塌，现在一听到外面有声响就神经紧张，常常崩溃大哭。

也有很多人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究竟该打仗还是和平，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老人反而很淡定。比如摄影师的岳母，听到爆炸声也不理会，继续擦她的玻璃，顶多透过窗户往外看一眼，看看打到哪里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伊朗人还是会选择和家人躲在一起，虽然每一声爆炸都让人毛骨悚然，但只要待在一起，至少能确定身边有人陪伴。

我碰到过一个打扮得挺时尚的女孩从爆炸后的街上经过，这条街对面就是商店，她在里边工作。我问她都爆炸了你们还开门吗，她说当时爆炸的震波一下子过来，耳朵都听不见了，店里的人全吓坏了，小孩子们惊慌失措，大家都在哭。我问她那现在怎么还来上班，她说没办法，战争开始后，有些店关了，有些店还开着，她们是店员，老板让来就得硬着头皮来。“如果我不来，就付不起房租了。”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惊慌，迷茫，平静，无奈。据您观察，人们对战争又持哪些态度？

李睿：也特别复杂。我遇到的大多数当地人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很多人也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带着一点期待。有人一边害怕战争，一边认为战争是必需的，应该忍受。

也有人内心很矛盾。我刚刚碰到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看着被炸的地方就哭了。他不让我拍他，但他告诉我：“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政权，他（指哈梅内伊）被杀死了，我都很难过。”他认为伊朗人有问题应该自己解决，不能由外国人来解决。“现在这样炸，炸死的是伊朗人啊！”我能说什么呢？很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做驻外记者20多年，辗转过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您并非第一次经历动荡局势，感觉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睿：这次绝对是生死之战，从爆炸的威力就能感受出来。回顾我之前所有经历，其实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是在“十二日战争”。但这几天的强度远远超过那次。“十二日战争”使用无人机为主，最多把一栋楼炸毁几层，我几乎没见过整个大楼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但我前两天经过一个巨大的军营，原本那里有高耸的围墙、站岗的哨兵，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现在只剩下一片被铲平了的空地。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夷为平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日记里写过深夜在狭小的卫生间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处理工作的事，因为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即便发生爆炸也不会有碎玻璃伤人。这算不算近期最窘迫的经历了？

李睿：这还不算是，我习惯了哪里都能睡，躺在地上、地毯上也能睡。

我觉得最窘的是我把话筒摔了，连备用的都没有了！我那天忙中出错摔了话筒，而且不是摔一下还能用那种，是“啪”一下当场报废。我想完了，以后怎么工作？我知道原因是自己太累了。前一晚炸得厉害，没睡好，摄影师也累，我也累。我睡了五个小时就起来连线、再连线、出去、再回来。人在这样的循环里会变钝，行动和反应都慢了半拍。

我想马上去买话筒，没有找到开门的店。后来摄影师联系了卖电子器材的人，他送过来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心想下次可别再摔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殊时期，日常工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睿：以前台里对记者要求比较高，画质、声音都有一定要求，还要配上稿件。现在我有时候就把手机拍的原片直接发回去，台里的同事会帮忙做后期。原先的流程是拍摄、采访、剪辑配音、发稿传片，现在变成了“抓拍、发送、再说”，不然根本来不及。

战时状态下，速度比完整重要，一定要“快”。有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走不了了。如果觉得有危险，我会跟摄影师事先商量好，我用手机拍那边，他用摄像机拍这边，我在那里出镜，他在这里打光，快速结束。很多时候靠直觉和默契，但有时候真不知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这种高压、快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您觉得最严酷的挑战是什么？

李睿：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另外，这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管制、断网、谣言满天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不完全可靠，你很难了解到真相。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在自由受限、混乱失序的信息环境里，做尽可能准确的报道？

李睿：我会尽可能去核实，如果无法判断真假，我会谨慎引述官方的说法。不让我说的可以不说，但我不能撒谎。我会去做我觉得有意义的新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似乎特别关注普通人的故事，日记里也有很多这类记录，这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职业经历？

李睿：首先我喜欢学语言，第二我喜欢跟人交流。我喜欢看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工作时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是个男人，主动问我能不能采访他：“我的女儿要对你说句话。”他女儿就用英语给我念了一首诗，表达的是非常强硬的反抗。我都记录下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我不会用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去评判。

我愿意听别人说话，这好像无形中能让我们彼此靠近。我总跟摄影师说，不要说“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个人说话太慢了”，不要干涉别人，让他按自己的节奏讲，自然就能感受到他要说的东西。

我的爱好比较多，阅读、美食……我好像对什么都有好奇心，这对我的工作挺有帮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当记者前有没有受过新闻相关的训练？这些职业理念是发自本能，还是工作积累？

李睿：我可能是出自本能。我是学波斯语的，没学过新闻，但我会看其他好记者的报道，向他们学习。比如周轶君，她文字能力和表达能力特别强，我很佩服她。

我觉得现在做新闻门槛不高，重要的是观察力、表达力，以及天生的新闻敏锐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和周轶君在中东做战地记者时相比，今天这个职业面临什么显著的变化？不变的底线是什么？

李睿：科技发达，战争的强度变了，记者的工具也更加便利。比如我上次采访一位教授，他用的是英语，我需要整理成文字，还要翻译，如果全部人工就特别累。AI帮我省了不少力气，也省了很多时间。

战地记者的底线应该是真实。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另外，底线是不能因为立场去改变什么。我只记录眼前的东西，判断是观众的事。

有时候网上有人骂我，说我对伊朗说好话，也有人骂我诋毁伊朗。有人很介意我戴头巾。他们不明白，在这里很多官方场合必须戴头巾，不戴你都进不去，甚至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戴头巾不代表这是我的信仰。我做我本分的事——记录。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有人看到我的记录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也许我做的也不客观，但那是我眼里看到的。也许我采访的人有自己的立场，但我只是在记录这个人此时此刻的想法。

上次参加一个伊朗的媒体会议，叫我发言，我说我一直相信战地记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的原点是人性。我对人类有同情心，我是带着这个去记录的。

李睿：“十二日战争”时，我独自一人在伊朗，压力特别大。每天炮声隆隆，我很害怕，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写日记。本来只是自己记录，后来发现很多人觉得好，还被发布到网上，就一直写下来了。

李睿：我想记下的是小到一个普通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大到一个民族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些都值得被看见，不只是给伊朗人看，所有人都应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人。

2006年，在伊朗当交换教师的李睿误打误撞成了凤凰卫视驻外记者。20年来，她的镜头穿越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丈夫也辞去工作成为她的新闻搭档。在驻伊朗的记者圈里，李睿是个特例。得益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打下的波斯语底子，她能不通过英语，直接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

伊朗当地时间2月28日清晨，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对李睿的采访，不时被她突然接到的电话、与周围人的交谈打断，她熟练地切换中文和波斯语，常常抱歉说“我又要采访了”“我要赶紧吃东西准备连线了”。

在彻夜空袭时躲进卫生间里赶稿、在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街头抢拍，她认为，作为战地记者，“人性”是她记录的原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最近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李睿：忙得一塌糊涂。每天最早的电视节目连线在北京时间7点，在这里就是凌晨2点左右，对于只睡四五个小时的我来说，确实非常困难。第一天（指冲突爆发当天）和第二天我几乎一直在连线，北京时间下午6点、8点、10点、10点半都有节目，直到子夜12点。

这两天稍微好一点。从第四天开始，电视台调整了连线时间，我在两次连线中间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出去采访吗？

李睿：对，我还要做电视报道和写稿。现在我差不多每天给台里发四五条消息，因为战争状态下到处是新闻，而现场的画面必须由我来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外出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李睿：首先是人身安全，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因为拍摄耽误了一点时间，被安全人员控制住了。我们一直试图和对方沟通，但依然被要求删除拍到的采访。突然远处“轰”一声巨响，又开始炸了。安全人员也有点慌，确认我们删完视频，才放我们离开。那时候大概下午2点多，我和摄影师立刻往回赶。因为回去的路被炸坏，已经封锁了，我们只能绕远路一直赶，到家已经3点了。我又饿又累，这时台里同事来问是否可以发新闻了，我只好说我才刚到家，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休息也很不易吧？

李睿：实际上一开始根本没人睡得着。夜里一直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都睡不好觉。这种响声既没有规律，也没有警报。有时候你以为不会再炸了，结果马上又开始炸。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承担。这里通讯不畅，很多朋友联系不上国外的亲人，也会来找我，因为记者有专线和网络。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转达平安消息，比如我的中国朋友、外教夫人、伊朗门卫等等。我能帮的也只有这些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遇到的人们主要有哪几类反应？

李睿：害怕、焦虑是主流。我们摄影师的妻子去年六月“十二日战争”时受过刺激，在阳台上亲眼看见200米外一栋楼被导弹击中坍塌，现在一听到外面有声响就神经紧张，常常崩溃大哭。

也有很多人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究竟该打仗还是和平，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老人反而很淡定。比如摄影师的岳母，听到爆炸声也不理会，继续擦她的玻璃，顶多透过窗户往外看一眼，看看打到哪里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伊朗人还是会选择和家人躲在一起，虽然每一声爆炸都让人毛骨悚然，但只要待在一起，至少能确定身边有人陪伴。

我碰到过一个打扮得挺时尚的女孩从爆炸后的街上经过，这条街对面就是商店，她在里边工作。我问她都爆炸了你们还开门吗，她说当时爆炸的震波一下子过来，耳朵都听不见了，店里的人全吓坏了，小孩子们惊慌失措，大家都在哭。我问她那现在怎么还来上班，她说没办法，战争开始后，有些店关了，有些店还开着，她们是店员，老板让来就得硬着头皮来。“如果我不来，就付不起房租了。”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惊慌，迷茫，平静，无奈。据您观察，人们对战争又持哪些态度？

李睿：也特别复杂。我遇到的大多数当地人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很多人也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带着一点期待。有人一边害怕战争，一边认为战争是必需的，应该忍受。

也有人内心很矛盾。我刚刚碰到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看着被炸的地方就哭了。他不让我拍他，但他告诉我：“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政权，他（指哈梅内伊）被杀死了，我都很难过。”他认为伊朗人有问题应该自己解决，不能由外国人来解决。“现在这样炸，炸死的是伊朗人啊！”我能说什么呢？很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做驻外记者20多年，辗转过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您并非第一次经历动荡局势，感觉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睿：这次绝对是生死之战，从爆炸的威力就能感受出来。回顾我之前所有经历，其实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是在“十二日战争”。但这几天的强度远远超过那次。“十二日战争”使用无人机为主，最多把一栋楼炸毁几层，我几乎没见过整个大楼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但我前两天经过一个巨大的军营，原本那里有高耸的围墙、站岗的哨兵，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现在只剩下一片被铲平了的空地。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夷为平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日记里写过深夜在狭小的卫生间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处理工作的事，因为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即便发生爆炸也不会有碎玻璃伤人。这算不算近期最窘迫的经历了？

李睿：这还不算是，我习惯了哪里都能睡，躺在地上、地毯上也能睡。

我觉得最窘的是我把话筒摔了，连备用的都没有了！我那天忙中出错摔了话筒，而且不是摔一下还能用那种，是“啪”一下当场报废。我想完了，以后怎么工作？我知道原因是自己太累了。前一晚炸得厉害，没睡好，摄影师也累，我也累。我睡了五个小时就起来连线、再连线、出去、再回来。人在这样的循环里会变钝，行动和反应都慢了半拍。

我想马上去买话筒，没有找到开门的店。后来摄影师联系了卖电子器材的人，他送过来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心想下次可别再摔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殊时期，日常工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睿：以前台里对记者要求比较高，画质、声音都有一定要求，还要配上稿件。现在我有时候就把手机拍的原片直接发回去，台里的同事会帮忙做后期。原先的流程是拍摄、采访、剪辑配音、发稿传片，现在变成了“抓拍、发送、再说”，不然根本来不及。

战时状态下，速度比完整重要，一定要“快”。有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走不了了。如果觉得有危险，我会跟摄影师事先商量好，我用手机拍那边，他用摄像机拍这边，我在那里出镜，他在这里打光，快速结束。很多时候靠直觉和默契，但有时候真不知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这种高压、快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您觉得最严酷的挑战是什么？

李睿：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另外，这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管制、断网、谣言满天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不完全可靠，你很难了解到真相。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在自由受限、混乱失序的信息环境里，做尽可能准确的报道？

李睿：我会尽可能去核实，如果无法判断真假，我会谨慎引述官方的说法。不让我说的可以不说，但我不能撒谎。我会去做我觉得有意义的新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似乎特别关注普通人的故事，日记里也有很多这类记录，这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职业经历？

李睿：首先我喜欢学语言，第二我喜欢跟人交流。我喜欢看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工作时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是个男人，主动问我能不能采访他：“我的女儿要对你说句话。”他女儿就用英语给我念了一首诗，表达的是非常强硬的反抗。我都记录下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我不会用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去评判。

我愿意听别人说话，这好像无形中能让我们彼此靠近。我总跟摄影师说，不要说“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个人说话太慢了”，不要干涉别人，让他按自己的节奏讲，自然就能感受到他要说的东西。

我的爱好比较多，阅读、美食……我好像对什么都有好奇心，这对我的工作挺有帮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当记者前有没有受过新闻相关的训练？这些职业理念是发自本能，还是工作积累？

李睿：我可能是出自本能。我是学波斯语的，没学过新闻，但我会看其他好记者的报道，向他们学习。比如周轶君，她文字能力和表达能力特别强，我很佩服她。

我觉得现在做新闻门槛不高，重要的是观察力、表达力，以及天生的新闻敏锐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和周轶君在中东做战地记者时相比，今天这个职业面临什么显著的变化？不变的底线是什么？

李睿：科技发达，战争的强度变了，记者的工具也更加便利。比如我上次采访一位教授，他用的是英语，我需要整理成文字，还要翻译，如果全部人工就特别累。AI帮我省了不少力气，也省了很多时间。

战地记者的底线应该是真实。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另外，底线是不能因为立场去改变什么。我只记录眼前的东西，判断是观众的事。

有时候网上有人骂我，说我对伊朗说好话，也有人骂我诋毁伊朗。有人很介意我戴头巾。他们不明白，在这里很多官方场合必须戴头巾，不戴你都进不去，甚至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戴头巾不代表这是我的信仰。我做我本分的事——记录。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有人看到我的记录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也许我做的也不客观，但那是我眼里看到的。也许我采访的人有自己的立场，但我只是在记录这个人此时此刻的想法。

上次参加一个伊朗的媒体会议，叫我发言，我说我一直相信战地记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的原点是人性。我对人类有同情心，我是带着这个去记录的。

李睿：“十二日战争”时，我独自一人在伊朗，压力特别大。每天炮声隆隆，我很害怕，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写日记。本来只是自己记录，后来发现很多人觉得好，还被发布到网上，就一直写下来了。

李睿：我想记下的是小到一个普通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大到一个民族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些都值得被看见，不只是给伊朗人看，所有人都应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人。

2006年，在伊朗当交换教师的李睿误打误撞成了凤凰卫视驻外记者。20年来，她的镜头穿越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丈夫也辞去工作成为她的新闻搭档。在驻伊朗的记者圈里，李睿是个特例。得益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打下的波斯语底子，她能不通过英语，直接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

伊朗当地时间2月28日清晨，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对李睿的采访，不时被她突然接到的电话、与周围人的交谈打断，她熟练地切换中文和波斯语，常常抱歉说“我又要采访了”“我要赶紧吃东西准备连线了”。

在彻夜空袭时躲进卫生间里赶稿、在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街头抢拍，她认为，作为战地记者，“人性”是她记录的原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最近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李睿：忙得一塌糊涂。每天最早的电视节目连线在北京时间7点，在这里就是凌晨2点左右，对于只睡四五个小时的我来说，确实非常困难。第一天（指冲突爆发当天）和第二天我几乎一直在连线，北京时间下午6点、8点、10点、10点半都有节目，直到子夜12点。

这两天稍微好一点。从第四天开始，电视台调整了连线时间，我在两次连线中间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出去采访吗？

李睿：对，我还要做电视报道和写稿。现在我差不多每天给台里发四五条消息，因为战争状态下到处是新闻，而现场的画面必须由我来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外出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李睿：首先是人身安全，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因为拍摄耽误了一点时间，被安全人员控制住了。我们一直试图和对方沟通，但依然被要求删除拍到的采访。突然远处“轰”一声巨响，又开始炸了。安全人员也有点慌，确认我们删完视频，才放我们离开。那时候大概下午2点多，我和摄影师立刻往回赶。因为回去的路被炸坏，已经封锁了，我们只能绕远路一直赶，到家已经3点了。我又饿又累，这时台里同事来问是否可以发新闻了，我只好说我才刚到家，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休息也很不易吧？

李睿：实际上一开始根本没人睡得着。夜里一直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都睡不好觉。这种响声既没有规律，也没有警报。有时候你以为不会再炸了，结果马上又开始炸。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承担。这里通讯不畅，很多朋友联系不上国外的亲人，也会来找我，因为记者有专线和网络。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转达平安消息，比如我的中国朋友、外教夫人、伊朗门卫等等。我能帮的也只有这些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遇到的人们主要有哪几类反应？

李睿：害怕、焦虑是主流。我们摄影师的妻子去年六月“十二日战争”时受过刺激，在阳台上亲眼看见200米外一栋楼被导弹击中坍塌，现在一听到外面有声响就神经紧张，常常崩溃大哭。

也有很多人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究竟该打仗还是和平，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老人反而很淡定。比如摄影师的岳母，听到爆炸声也不理会，继续擦她的玻璃，顶多透过窗户往外看一眼，看看打到哪里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伊朗人还是会选择和家人躲在一起，虽然每一声爆炸都让人毛骨悚然，但只要待在一起，至少能确定身边有人陪伴。

我碰到过一个打扮得挺时尚的女孩从爆炸后的街上经过，这条街对面就是商店，她在里边工作。我问她都爆炸了你们还开门吗，她说当时爆炸的震波一下子过来，耳朵都听不见了，店里的人全吓坏了，小孩子们惊慌失措，大家都在哭。我问她那现在怎么还来上班，她说没办法，战争开始后，有些店关了，有些店还开着，她们是店员，老板让来就得硬着头皮来。“如果我不来，就付不起房租了。”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惊慌，迷茫，平静，无奈。据您观察，人们对战争又持哪些态度？

李睿：也特别复杂。我遇到的大多数当地人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很多人也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带着一点期待。有人一边害怕战争，一边认为战争是必需的，应该忍受。

也有人内心很矛盾。我刚刚碰到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看着被炸的地方就哭了。他不让我拍他，但他告诉我：“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政权，他（指哈梅内伊）被杀死了，我都很难过。”他认为伊朗人有问题应该自己解决，不能由外国人来解决。“现在这样炸，炸死的是伊朗人啊！”我能说什么呢？很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做驻外记者20多年，辗转过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您并非第一次经历动荡局势，感觉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睿：这次绝对是生死之战，从爆炸的威力就能感受出来。回顾我之前所有经历，其实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是在“十二日战争”。但这几天的强度远远超过那次。“十二日战争”使用无人机为主，最多把一栋楼炸毁几层，我几乎没见过整个大楼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但我前两天经过一个巨大的军营，原本那里有高耸的围墙、站岗的哨兵，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现在只剩下一片被铲平了的空地。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夷为平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日记里写过深夜在狭小的卫生间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处理工作的事，因为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即便发生爆炸也不会有碎玻璃伤人。这算不算近期最窘迫的经历了？

李睿：这还不算是，我习惯了哪里都能睡，躺在地上、地毯上也能睡。

我觉得最窘的是我把话筒摔了，连备用的都没有了！我那天忙中出错摔了话筒，而且不是摔一下还能用那种，是“啪”一下当场报废。我想完了，以后怎么工作？我知道原因是自己太累了。前一晚炸得厉害，没睡好，摄影师也累，我也累。我睡了五个小时就起来连线、再连线、出去、再回来。人在这样的循环里会变钝，行动和反应都慢了半拍。

我想马上去买话筒，没有找到开门的店。后来摄影师联系了卖电子器材的人，他送过来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心想下次可别再摔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殊时期，日常工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睿：以前台里对记者要求比较高，画质、声音都有一定要求，还要配上稿件。现在我有时候就把手机拍的原片直接发回去，台里的同事会帮忙做后期。原先的流程是拍摄、采访、剪辑配音、发稿传片，现在变成了“抓拍、发送、再说”，不然根本来不及。

战时状态下，速度比完整重要，一定要“快”。有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走不了了。如果觉得有危险，我会跟摄影师事先商量好，我用手机拍那边，他用摄像机拍这边，我在那里出镜，他在这里打光，快速结束。很多时候靠直觉和默契，但有时候真不知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这种高压、快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您觉得最严酷的挑战是什么？

李睿：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另外，这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管制、断网、谣言满天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不完全可靠，你很难了解到真相。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在自由受限、混乱失序的信息环境里，做尽可能准确的报道？

李睿：我会尽可能去核实，如果无法判断真假，我会谨慎引述官方的说法。不让我说的可以不说，但我不能撒谎。我会去做我觉得有意义的新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似乎特别关注普通人的故事，日记里也有很多这类记录，这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职业经历？

李睿：首先我喜欢学语言，第二我喜欢跟人交流。我喜欢看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工作时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是个男人，主动问我能不能采访他：“我的女儿要对你说句话。”他女儿就用英语给我念了一首诗，表达的是非常强硬的反抗。我都记录下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我不会用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去评判。

我愿意听别人说话，这好像无形中能让我们彼此靠近。我总跟摄影师说，不要说“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个人说话太慢了”，不要干涉别人，让他按自己的节奏讲，自然就能感受到他要说的东西。

我的爱好比较多，阅读、美食……我好像对什么都有好奇心，这对我的工作挺有帮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当记者前有没有受过新闻相关的训练？这些职业理念是发自本能，还是工作积累？

李睿：我可能是出自本能。我是学波斯语的，没学过新闻，但我会看其他好记者的报道，向他们学习。比如周轶君，她文字能力和表达能力特别强，我很佩服她。

我觉得现在做新闻门槛不高，重要的是观察力、表达力，以及天生的新闻敏锐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和周轶君在中东做战地记者时相比，今天这个职业面临什么显著的变化？不变的底线是什么？

李睿：科技发达，战争的强度变了，记者的工具也更加便利。比如我上次采访一位教授，他用的是英语，我需要整理成文字，还要翻译，如果全部人工就特别累。AI帮我省了不少力气，也省了很多时间。

战地记者的底线应该是真实。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另外，底线是不能因为立场去改变什么。我只记录眼前的东西，判断是观众的事。

有时候网上有人骂我，说我对伊朗说好话，也有人骂我诋毁伊朗。有人很介意我戴头巾。他们不明白，在这里很多官方场合必须戴头巾，不戴你都进不去，甚至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戴头巾不代表这是我的信仰。我做我本分的事——记录。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有人看到我的记录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也许我做的也不客观，但那是我眼里看到的。也许我采访的人有自己的立场，但我只是在记录这个人此时此刻的想法。

上次参加一个伊朗的媒体会议，叫我发言，我说我一直相信战地记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的原点是人性。我对人类有同情心，我是带着这个去记录的。

李睿：“十二日战争”时，我独自一人在伊朗，压力特别大。每天炮声隆隆，我很害怕，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写日记。本来只是自己记录，后来发现很多人觉得好，还被发布到网上，就一直写下来了。

李睿：我想记下的是小到一个普通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大到一个民族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些都值得被看见，不只是给伊朗人看，所有人都应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人。

2006年，在伊朗当交换教师的李睿误打误撞成了凤凰卫视驻外记者。20年来，她的镜头穿越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丈夫也辞去工作成为她的新闻搭档。在驻伊朗的记者圈里，李睿是个特例。得益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打下的波斯语底子，她能不通过英语，直接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

伊朗当地时间2月28日清晨，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对李睿的采访，不时被她突然接到的电话、与周围人的交谈打断，她熟练地切换中文和波斯语，常常抱歉说“我又要采访了”“我要赶紧吃东西准备连线了”。

在彻夜空袭时躲进卫生间里赶稿、在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街头抢拍，她认为，作为战地记者，“人性”是她记录的原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最近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李睿：忙得一塌糊涂。每天最早的电视节目连线在北京时间7点，在这里就是凌晨2点左右，对于只睡四五个小时的我来说，确实非常困难。第一天（指冲突爆发当天）和第二天我几乎一直在连线，北京时间下午6点、8点、10点、10点半都有节目，直到子夜12点。

这两天稍微好一点。从第四天开始，电视台调整了连线时间，我在两次连线中间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出去采访吗？

李睿：对，我还要做电视报道和写稿。现在我差不多每天给台里发四五条消息，因为战争状态下到处是新闻，而现场的画面必须由我来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外出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李睿：首先是人身安全，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因为拍摄耽误了一点时间，被安全人员控制住了。我们一直试图和对方沟通，但依然被要求删除拍到的采访。突然远处“轰”一声巨响，又开始炸了。安全人员也有点慌，确认我们删完视频，才放我们离开。那时候大概下午2点多，我和摄影师立刻往回赶。因为回去的路被炸坏，已经封锁了，我们只能绕远路一直赶，到家已经3点了。我又饿又累，这时台里同事来问是否可以发新闻了，我只好说我才刚到家，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休息也很不易吧？

李睿：实际上一开始根本没人睡得着。夜里一直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都睡不好觉。这种响声既没有规律，也没有警报。有时候你以为不会再炸了，结果马上又开始炸。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承担。这里通讯不畅，很多朋友联系不上国外的亲人，也会来找我，因为记者有专线和网络。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转达平安消息，比如我的中国朋友、外教夫人、伊朗门卫等等。我能帮的也只有这些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遇到的人们主要有哪几类反应？

李睿：害怕、焦虑是主流。我们摄影师的妻子去年六月“十二日战争”时受过刺激，在阳台上亲眼看见200米外一栋楼被导弹击中坍塌，现在一听到外面有声响就神经紧张，常常崩溃大哭。

也有很多人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究竟该打仗还是和平，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老人反而很淡定。比如摄影师的岳母，听到爆炸声也不理会，继续擦她的玻璃，顶多透过窗户往外看一眼，看看打到哪里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伊朗人还是会选择和家人躲在一起，虽然每一声爆炸都让人毛骨悚然，但只要待在一起，至少能确定身边有人陪伴。

我碰到过一个打扮得挺时尚的女孩从爆炸后的街上经过，这条街对面就是商店，她在里边工作。我问她都爆炸了你们还开门吗，她说当时爆炸的震波一下子过来，耳朵都听不见了，店里的人全吓坏了，小孩子们惊慌失措，大家都在哭。我问她那现在怎么还来上班，她说没办法，战争开始后，有些店关了，有些店还开着，她们是店员，老板让来就得硬着头皮来。“如果我不来，就付不起房租了。”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惊慌，迷茫，平静，无奈。据您观察，人们对战争又持哪些态度？

李睿：也特别复杂。我遇到的大多数当地人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很多人也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带着一点期待。有人一边害怕战争，一边认为战争是必需的，应该忍受。

也有人内心很矛盾。我刚刚碰到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看着被炸的地方就哭了。他不让我拍他，但他告诉我：“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政权，他（指哈梅内伊）被杀死了，我都很难过。”他认为伊朗人有问题应该自己解决，不能由外国人来解决。“现在这样炸，炸死的是伊朗人啊！”我能说什么呢？很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做驻外记者20多年，辗转过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利比亚，您并非第一次经历动荡局势，感觉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睿：这次绝对是生死之战，从爆炸的威力就能感受出来。回顾我之前所有经历，其实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是在“十二日战争”。但这几天的强度远远超过那次。“十二日战争”使用无人机为主，最多把一栋楼炸毁几层，我几乎没见过整个大楼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但我前两天经过一个巨大的军营，原本那里有高耸的围墙、站岗的哨兵，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现在只剩下一片被铲平了的空地。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夷为平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日记里写过深夜在狭小的卫生间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处理工作的事，因为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即便发生爆炸也不会有碎玻璃伤人。这算不算近期最窘迫的经历了？

李睿：这还不算是，我习惯了哪里都能睡，躺在地上、地毯上也能睡。

我觉得最窘的是我把话筒摔了，连备用的都没有了！我那天忙中出错摔了话筒，而且不是摔一下还能用那种，是“啪”一下当场报废。我想完了，以后怎么工作？我知道原因是自己太累了。前一晚炸得厉害，没睡好，摄影师也累，我也累。我睡了五个小时就起来连线、再连线、出去、再回来。人在这样的循环里会变钝，行动和反应都慢了半拍。

我想马上去买话筒，没有找到开门的店。后来摄影师联系了卖电子器材的人，他送过来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心想下次可别再摔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特殊时期，日常工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睿：以前台里对记者要求比较高，画质、声音都有一定要求，还要配上稿件。现在我有时候就把手机拍的原片直接发回去，台里的同事会帮忙做后期。原先的流程是拍摄、采访、剪辑配音、发稿传片，现在变成了“抓拍、发送、再说”，不然根本来不及。

战时状态下，速度比完整重要，一定要“快”。有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走不了了。如果觉得有危险，我会跟摄影师事先商量好，我用手机拍那边，他用摄像机拍这边，我在那里出镜，他在这里打光，快速结束。很多时候靠直觉和默契，但有时候真不知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这种高压、快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您觉得最严酷的挑战是什么？

李睿：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另外，这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管制、断网、谣言满天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不完全可靠，你很难了解到真相。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在自由受限、混乱失序的信息环境里，做尽可能准确的报道？

李睿：我会尽可能去核实，如果无法判断真假，我会谨慎引述官方的说法。不让我说的可以不说，但我不能撒谎。我会去做我觉得有意义的新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似乎特别关注普通人的故事，日记里也有很多这类记录，这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职业经历？

李睿：首先我喜欢学语言，第二我喜欢跟人交流。我喜欢看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工作时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是个男人，主动问我能不能采访他：“我的女儿要对你说句话。”他女儿就用英语给我念了一首诗，表达的是非常强硬的反抗。我都记录下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我不会用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去评判。

我愿意听别人说话，这好像无形中能让我们彼此靠近。我总跟摄影师说，不要说“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个人说话太慢了”，不要干涉别人，让他按自己的节奏讲，自然就能感受到他要说的东西。

我的爱好比较多，阅读、美食……我好像对什么都有好奇心，这对我的工作挺有帮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当记者前有没有受过新闻相关的训练？这些职业理念是发自本能，还是工作积累？

李睿：我可能是出自本能。我是学波斯语的，没学过新闻，但我会看其他好记者的报道，向他们学习。比如周轶君，她文字能力和表达能力特别强，我很佩服她。

我觉得现在做新闻门槛不高，重要的是观察力、表达力，以及天生的新闻敏锐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和周轶君在中东做战地记者时相比，今天这个职业面临什么显著的变化？不变的底线是什么？

李睿：科技发达，战争的强度变了，记者的工具也更加便利。比如我上次采访一位教授，他用的是英语，我需要整理成文字，还要翻译，如果全部人工就特别累。AI帮我省了不少力气，也省了很多时间。

战地记者的底线应该是真实。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另外，底线是不能因为立场去改变什么。我只记录眼前的东西，判断是观众的事。

有时候网上有人骂我，说我对伊朗说好话，也有人骂我诋毁伊朗。有人很介意我戴头巾。他们不明白，在这里很多官方场合必须戴头巾，不戴你都进不去，甚至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戴头巾不代表这是我的信仰。我做我本分的事——记录。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有人看到我的记录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也许我做的也不客观，但那是我眼里看到的。也许我采访的人有自己的立场，但我只是在记录这个人此时此刻的想法。

上次参加一个伊朗的媒体会议，叫我发言，我说我一直相信战地记者是一个记录者，我们的原点是人性。我对人类有同情心，我是带着这个去记录的。

李睿：“十二日战争”时，我独自一人在伊朗，压力特别大。每天炮声隆隆，我很害怕，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写日记。本来只是自己记录，后来发现很多人觉得好，还被发布到网上，就一直写下来了。

李睿：我想记下的是小到一个普通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大到一个民族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些都值得被看见，不只是给伊朗人看，所有人都应该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人。